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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涛党籍的决定
(石涛)
1959.05.05
石涛，男，五十四岁，家庭开药铺兼医，本人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曾在北洋军阀第一混成旅、伪湖北宪兵传习所、伪第四混成旅等部任班长、上尉书记长。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当小学教员。一九三七年经朱大鹏(我党党员)介绍参加国民党二十九军任军训团第三大队上尉军需长。一九三八年到延安青训班学习，结业后到山东临、郯、费、峄四县边区工作，同年五月入党。入党后，曾任苏鲁支队营教导员，临沂青抗大队政委，邳县县委书记，鲁南三地委武装部长，华东党校大队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任长宁区区长，区委副书记、区委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三月调任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副书记。
石涛在长宁区任职期间，有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一)一九五七年春上海有些基层单位在“闹事”的时候，他(当时任长宁区委第一书记)破坏市委“稳定基层”的指示，完全放弃领导，致使长宁区“闹事”蔓延到六十多个基层单位，造成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在大鸣大放前后，他违背区委的决议，连继组织了大小二十七次会议(其中石涛亲自主持的有九次)，积极煽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他曾多次在党外人士会议上说：“大家要有医生对病人治病的精神，该打针的必须打针，该开刀的就必须开刀，不要管‘病人’叫和哭。”在科技人员座谈会上，又说：“有些公方厂长对科技人员缺少支持，使科技人员心灰意冷，英雄无用武之地，象小媳妇一样不敢讲话”，“党和行政只重视工人的建议，不重视技术人员的建议”，鼓动他们“要有坚持真理的斗争性，勇敢斗争”。并向到会的人保证：“(1)小组发言不记录姓名；(2)大会发言不查发言稿；(3)决不打击报复。”
(二)在市委宣传会议时期，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他支持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说：“党的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党员提拔太多了”，认为“发言越来越激烈是难免的”，“都是我们自己不好，如果早改，就没有这些话了。”积极为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辩护。当柯庆施同志指示党员不发言后，石涛的态度仍未改变。
(三)在组织上，石涛有一套反党的组织路线与干部路线。他在长宁区工作时期，有意识地把一些隐瞒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尚未得到改造的分子，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他并利用这些人实行家长式的统治，维护其领导“威信”，排挤打击好同志，弄的邪气猖獗，正气不振，造成党员成分与领导成分的严重不纯。此外，在肃反运动和批示处理案件中，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破坏了党的肃反政策，该捕不捕，该判不判，袒护和放纵了一批反革命和坏分子。
(四)石涛的反党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整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据。他经常说：“人有共性，应一视同仁”，“阶级是可以改造的”；在所有制的问题解决后，“资产阶级不仅不对抗了，而且还怕跟不上去”，“只要给他好处，就能调动他的积极性”。主张“真有知识的人，不管他进步不进步，我们都要团结”，并说：“苏联有的军事教员经常骂共产党，但苏联还是重用他”，来证实他自己观点的“正确”。他还主张：“在党内来说，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其他人则不一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可以创造新的主义。”在这种反动的论调支配下，他在统战工作中卑躬屈膝、只统不战，在一九五六年秋，长宁区一届四次人代会上，职工代表揭发资本家把工人殴打得吐血的违法行为时，石涛不仅不支持，反而在大会总结时批评职工代表说：“今天发言有缺点，主观片面，态度有些激动，言语有些刺激，影响统战”，并向资产阶级赔礼道歉，请求“原谅”。石涛上述一系列的反党罪行在市委扩大会上被揭发后，他拒不进行检查。经过反复揭发斗争，始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态度极不老实，自始至终不愿检查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动机，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不同意区委对他的结论。
以上实事，充分说明石涛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所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青年时代参加了军阀军队，受过一套反动的教育和训练，沾染了反动的思想、作风。抗战初期虽然参加了革命，但长期以来，他的反动立场、观点并未根本改变；同时他还存在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对党不满(解放初期因未发到蚊帐，竟用国民党旗作帐顶，以泄私愤)。因此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就得意忘形，积极煽动、支持、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党真面目。为了纯洁巩固党的组织，经区委讨论决定，开除石涛的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工作，由十一级降为十四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