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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北省委转发省委调查组关于整风整社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
1961.10.16; 鄂发[61]361号
武汉、黄石市委、各地（市）县委：
现将省委驻麻城县闵集公社调查组写的一件“有关整风整社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转发你们。其中反映了过去“五风”所带来的后果，也反映了贯彻“六十条”以后出现的新气象和遗留问题，对今后整风整社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供给各级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的参考。请把你们的整风整社试点的初步经验，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经验，挑选一两分，寄给省委农业生产办公室。
有关整风整社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
闵集公社还没有经过深入的反五风整风运动，只是去年冬季作为“面上的”的单位扫了一下。今年四月份被省、地、县委选作贯彻六十条的重点，收效显著。这个公社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只有耕地一亩），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受水旱灾害的威胁比较小，粮食自给有余，盛产棉花，1957年平均每人出售皮棉50斤。这几年来，虽然五风也给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算好的。1959年和1960年粮食产量分别比1957年降低17%和9%，棉花和油料则减产一半以上。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成，粮食产量可望达到或超过57年，棉花可望达到57年的60%左右。
为了研究整风整社的问题，我们在第四、第六和原东方红大队（贯彻六十条以后分为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大队）分别就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和组织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查，同时和社队干部就过去几年来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教训举行几次座谈。现在将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意见，根据报告如后：
一、五风在政治上造成的后果
（1）得罪了不少群众，损伤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这几年来，乱罚、乱斗、抄家、拆房子、挖祖坟、夺饭碗以及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都深深地伤了群众的感情，使群众感到生命财产失去了保障。
六大队共286户，据不完全的统计，自57年冬到60年，被斗被罚的共达116人，贫农和中农中40%的户挨过斗争。至于被夺饭碗的就更多，59年在三河水利工地上一次被夺饭碗的就达102人。在历次社会主义和总路线教育运动中，最使群众感到不近情理的是：先是反反复复地动员大家大鸣大话，回过头来大整大斗。
四大队58年以来有98户（占全大队总户数的37%）的房屋（402间）被折光了。58年10月，为办万亩丰产畈和搞集中居民点，在县委的直接指挥下，一个晚上就把包括三个生产队、83户、346间房屋的一个湾子全部拆光了。快过春节的时候，十几个被拆了房屋的妇女跑到大队支部书记吴修道家里大吵大闹，要把溜粪板挂他的大门上，经吴和其他大队干部叩头作揖才勉强安定下来。六大队一人中农骂领导拆房子的干部说：“我和他今世无冤无仇，是前世欠了他家的债，杀了他家的人，放了他家的火！”
58年年底由反瞒产发展到抄家。60年春天在这里开展所谓“五兑现”（公物还家兑现，家禽家畜吃了庄稼兑现，超支兑现，定工吃饭、旷工拿钱兑现，小偷小摸兑现）运动也发展成了抄家运动。六大队社员王荣恩养了一对兔子，兑现时，说他的兔子吃了队里的麦子，估计是五斗，又说五斗麦子种下去可以收多少，用这样“滚雪球”的方法一算总共是几百元，结果把他家里的公债8元，绸裤一条、汗衫一件、棺材一口都“兑”走了。
在土地大平整大连片当中，大部分坟墓都挖掉了。六大队八生产队社员林小舟的父亲、母亲、哥哥的坟都挖掉了，骨头也没有找到。他说：“一想起来就难过。”这个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陈有宗临死时把干部请到床前，拜托说：“请你把我埋深一点，要在我上面种庄稼不碍事才行。”
（2）挫伤了不少干部，损害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四大队自58年下半年至60年下半年这段时间内，当过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队长的，除大队的一个保管和一个粮管员以外，都挨过斗争或者受过处分。在受处分的人当中，有极少数的确是罪所应得，但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斗争、处理是不适当的，在方式方法上尤其是流于草率、粗暴。大队支部书记吴修道同志被斗十次以上，60年一年内就三次被斗争、被撤职、被处以“劳改”：第一次是说他没有办好食堂；第二次是因为这个大队有几块稻田断水和稗子比较多；第三次是远征到乘马区开荒时，因为他这个大队的社员为了提高工效，放火烧了山上的野草。58年10月，因为他对拆房子的事提出一点意见（建议缓拆一下，好让群众把东西搬出来），就被当时管理区主任一拳打得昏过去了。吴修道同志是土改时扎下来的根子，立场坚定，工作一贯积极负责。有一次他挨斗后，地主董湖浩对他说：“修道，支部书记有啥当头，你干死也出不了头的！”他当即严词斥责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甘心情愿。你只能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准你乱说乱动！”这个大队的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和大部分生产队长也都是很好的同志，也大都是因为没有能够完成上边瞎提出来的任务、没有服从瞎指挥，而三番五次地被斗争、被撤职。
对干部斗争、乱处分，不计道理，不讲方式，严重地破坏了上下级之间正常的关系，使干部感到“心寒”，也使群众感到“心寒”。吴修道被整得几次想自杀，他说：“一想到自杀对不起党，才又转过心来。”有的干部说，这几年来“象走黑路一样，时时刻刻怕滑倒，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的说，“见了上级就象老鼠见了猫一样，心里只打战”。有的一接到开会的通知，就提心吊胆，到了会场找暗处坐，尽量不引人注意。有的干部被撤职后，亲属邻居都来“道喜”。有的人被选上了干部，死了不干。
足以发人深省的是，有的生产队长被上级宣布撤职后，群众还是让他当“暗队长”，“明队长”则只管开会。
（3）消弱了阶级队伍，增加了思想上组织上的涣散和混乱。
四大队和六大队的干部队伍是比较纯洁的，东方红大队的问题就比较多。这个大队土改时组长以上干部34名，其中贫农31名，占90%强。到今年春季分队以前，在55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中，贫农30名（占56%），中农22名（占40%），还混进了两名地方和一名漏网地主，并且有些人虽然名义上是贫农或中农，而实际上政治历史是有问题的，其中包括蒋军排长、谍报组长、老甲长等，这些人干了不少坏事。土改时期的34名干部，现在继续当干部的仅9人，其余25名中有13名是最近几年来被错误地撤换或排挤下去的。
由于干部队伍中混入了一批不纯的分子，由于有不少的好干部被整下去了或者被整得抬不起头来，由于对基本群众（包括干部）乱斗乱罚，用对敌斗争、非法斗争的办法对待基本群众，因而就混淆了敌我界线，打乱了阶级队伍的阵营，伤害了贫雇农的阶级感情。贫雇农反映说,这几年来他们感到失去了依靠。贫雇农和好干部挨斗挨整，地主和富农看笑话，幸灾乐祸，有些并且开始翘尾巴了。
这几年来造成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地消弱了，党的组织松懈了。四大队、六大队的党支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是处于一般散沙的状态。常年没有组织生活，没有对党员的经常教育，只是简单地要他们“带头”。党员和群众平常的思想问题没有人管，而什么运动一来，就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整一通。有些人入党时抱了满腔热情，入党后就懊悔。有些原来很积极的党员逐渐消沉了。有些经过长期考验应该吸收入党的人没有吸收，反之，有些不够党员条件、甚至出身成分或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仅仅因其所谓“听话”或一时一事的表现而被拉进了党内。
由于这几年来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模糊了群众对党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不是加强了，而是消弱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
（4）搞坏了干部作风，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
根据对六大队58年至60年期间任职的52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摸底，强迫命令、打骂过群众的44人，有贪污行为的23人，至于多吃多占则人人有之。
这几年来，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及有关党员管理和干部管理的一套制度都搞乱了，党内个人专断独行的作风大大地发展起来了，民主空气大大地薄弱了。同一级组织，书记就擅自撤副书记的职，对行政领导擅自处以劳动改造。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二、贯彻六十条以后出现的新气象和新问题
群众把六十条叫做“定心丸”、“救命符”，说它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他们说，过去几年是“破棉絮包着脑壳往前闯”，现在总算闯到了一个出头之日。他们总结今年的形势是“政策节节好，思想节节好，生产节节好，生活节节好”； “毛主席的政策一来就人畜兴旺了”。他们说现在的心情是“瘦肉下挂面，口口合味”。的确，贯彻六十条以来，这里的生产、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情绪都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这是基本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过去留下来的老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同时在这个转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1）群众的心情是比较舒畅了，但是疙瘩还没有完全消除，政治热情还没有完全恢复。
挨过斗争辩论的人，还有冤气，要求把话讲清楚。他们说：“我们不是要以报还报，但是，鼓不打不响，理不讲不明，总要分清个是非”。在一次贫农座谈会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好心办了错事。前几年的错误是大面积的，现在的好政策也是大面积的。我们这些人要靠共产党、毛主席的。过去的事，说清楚了，还有啥意见！”
许多人不愿意开会，开会不愿发言，不得不发言时，先要问清楚：“说得说不得？说了算不算犯错误、算不算犯法？”社员群众在一起时议论纷纷，干部一去就“熄火”了。
带有普遍性的“舆论”是：“政策是好，就是怕变。”不少人还是在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对粮食问题尤其是担心。各个生产大队原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再多卖一点群众也愿意，他们就是怕没有“底”，怕连每月三十斤口粮也保不住。
对当前的经济生活大部分人能够体谅，同其他地区一比甚至很满意。但是也有一部分中农和少数贫农十分不满。
（2）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去掉，同时也普遍感到“跟不上形势”。
过去挨整比较多的好干部现在感到出了头，感到“眼睛亮了”，“头脑清醒了”，但是也还有冤气。过去几年挨整最多、被“落后”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四大队干部，有些人就打算干到年终为止。他们说：“今年政策好，好好地干一年，争口气，看究竟谁是谁非？谁是英雄好汉？”
基层干部的命令主义作风是大大地减少了，但是许多人还没有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们说：“政策是好了，就是工作难做了。”六大队一生产队队长李自明说：“59年一天吃四两米，办食堂，工作比现在还好做些。”因为现在强迫命令的一套不行了，遇事要同群众商量，又没有学会怎么商量。上面发下来的“规定”、“讨论纪要之类”的东西很多，基层干部弄不清楚，这也是使他们感到“跟不上形势”的一个原因。
特此化作风和瞎指挥风都大大地减少了，但是都还没有根除。特殊化作风，在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主要是多记工分，在公社一级的干部则还存在私分布票、走后门等现象。今年公社干部共私分机动布票（作红白喜事补助之用的）一百十一多尺，公社党委书记王昌祺同志就分得二十几尺，前不久商店到了四条呢裤子（每条只收一尺布票）他一个就从后门买走两条。对生产的瞎指挥风，我们感到主要是来自公社以上；不敢领导、放弃领导的现象也有，但这主要是在生产队的干部。
（3）由于过去几年工作中的错误，生产和生活水平的降低，由于目前正处在转弯的过程中，自由市场的开放，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现在在思想上也就出现了新的混乱，社会主义好不好，集体生产有没有优越性，似乎都不能肯定了。有的人说：“一听说共产主义就害怕。”
在谈到加强生产责任制时，相当普遍的一种意见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征购任务到户。”
自由市场的吸引力很大。贩点蔬菜或坛坛罐罐，一天赚个十几元是常事。六大队有一个中农阴历七月十五贩了一担钱纸，赚了八十多元，使许多人看了眼红。根据对六大队一生产队的摸底，有将近30%的中农和20%的贫农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心向自己，不顾集体”倾向；应该交公的肥料不交；经常不出工，干集体的活就叫有病，干起私活来浑身是劲，今年派人上水利工地特别困难，工资完全归已，家里照记工分另加补贴，仍然是谁都不想去。
六大队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干部不想干，认为当干部“划不来”。
三、对今后整风整社运动的一些意见
根据上述情况，毫无疑问必须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通过整风整社运动，进一步贯彻六十条；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特别是树立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纯洁和健全组织，特别是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恢复和提高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发扬民主，加强团结；使之真正能够出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能够在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得到巩固。
关于整风整社的方法，干部也是留恋57年以前。他们说，那时不管是上党校、集训还是开整风会，真正能够提高觉悟，解决思想问题，整风后总是“一身轻”。58年以后不同了。一听说整风就准备挨斗、撤职，整风后不是解决了思想问题，而是增加了思想问题。对今年整风整社的方法有以下几条意见：
（1）层层集训，层层交心，层层帮助、层层提高。方法主要是：学习文件，回忆对比，谈心交心，总结经验教训，划清是非界线（包括“平反”）。
（2）除真正的敌人以外，对一切干部都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自我教育为主。作为领导掌握来说，不但组织处理要宽，思想批判也要力求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近情近理。对不脱产的干部尤其应当循循善诱，上级更多担担子。
（3）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提高干部。首先是提高干部，除非那个地方的组织真正烂了，一般应当在提高干部的基础上，由当地干部自己去发动群众，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解铃还是系铃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同志和同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主要是靠当事者双方自己去解决，主要的方法就是谈心、交心。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由上边派几个得力的人去帮助一下是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任务是应当是仅仅限于“帮助”（帮助当地党组织研究整风整社的方法，帮助当地干部提高认识，帮助当地干部发动群众，必要的时候还应当帮助当地干部作些解释，挑挑担子），而不是去加压力，去当“解放军”（真正组织烂了的地方当然例外）。总之，整风整社也要避免包办代替，对群众不能恩赐，对干部也不能靠压服。
（4）共产风退赔和平反的问题。从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几个大队的情况看来，在退赔方面群众最主要的要求是解决房子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一下解决，但是必须积极地分期分批解决。
这里曾经错误地斗争、撤职过不少干部，但是以后大部分又都复职了，现在主要的是要把话说清楚，分清是非。群众被错斗、错罚了的，也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场合下，由主要负责人诚诚恳恳地赔礼道歉。
这里曾经是县委的重点。有些干部的撤换、房子的拆毁和对生产的瞎指挥是直接出自县委的同志，现在干部和群众谈起来也还是有些意见。因此，在这个地方就特别需要县委的同志亲自来担担子。
（5）把整风整社、进一步贯彻六十条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防止重犯平均主义、消灭“小自由”和斗争群众的错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方面是实事求是地向干部和群众说明过去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另外一方面是要使他们清楚的看到这些缺点和错误已经克服和正在克服；一方面要向他们说明因天灾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而造成的当前的困难，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困难是一定可以克服的，使他们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提高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6）最根本的是要加强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我们痛切地感到，党委可以少管一点具体的生产技术问题，这类问题放手一点不要紧，但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党的建设工作迫切地需要大大地加强，狠狠地抓紧，这是真正要命的事。
已发：武汉、黄石市委，各地(市)县委，省委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党组，农业厅、局分党组。共印1,500分。
来源：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文书科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印发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