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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向中央的报告
1959.12.02

北京市党员干部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并走向深入。市委于10月14日召开了市属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对这个运动作了动员和部署。确定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认真揭发和批判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右倾言论和右倾活动，并且通过这次整风运动，肃清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内的影响。这次整风运动首先在全市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1.6万余人中进行。由于这些党员干部在国庆节以前已经深入地讨论过中央关于反对彭、黄、张、周①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决议，阶级觉悟大为提高，为这次整风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运动一开始，即短兵相接，进行检查、揭发和批判。到11月底为止，在1.6万余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中，已经发现重点批判对象949人，占参加整风运动总人数的6%（在这些重点批准对象中大约有不到5%的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点批判对象中13级以上的干部有183人，占同类干部1969人的9.3%。其中：市人民委员会正副局长11人，占同类干部135人的8.1%。高等院校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院长23人，占同类干部167的13.8%。大厂矿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厂长20人，占同类干部262人的7.6%。区委、县委正副书记5人，占同类干部83的6%。当前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约有60%的单位，运动搞得比较好。这些单位，领导决心大，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提高了对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认识，迅速展开了揭发和批判，找出了重点，斗争日益深入；有的单位虽然没有重点，但是认真检查思想和工作，同样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约有37%的单位，基本上发动了群众，但是思想发动还不够充分，揭发和自我检查还不够深透。约有3%的单位，运动搞得不好，正在督促纠正。

这次整风运动揭发出来的材料充分证明，党员确实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下

一、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高速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党内有些同志代表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以及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堕落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例如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第一副书记×××，系统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在负责指导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共同组成的河北藁城、河南鲁山、信阳人民公社调查组时，打着“科学研究”、“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的幌子，背着两校党委、私自篡改调查工作方针，不去阐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是专找岔子，布置调查组专门搜集工作中个别的、暂时的、已经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的缺点和问题，加以夸大和渲染，攻击说“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他野心勃勃，自以为既有马列主义理论，又掌握了人民公社大量的实际材料，妄想总结1958年的“教训”，纠正中央的“偏向”，作出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又如四十中校长、支部书记×××同志，一贯对党不满，今年春节曾回家乡湖北黄梅探望，回北京后，又散布了许多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言论，把农村描述成漆黑一团。他说：“对农村抱的希望很大，回去一看凉半截”，“有些贫农骂共产党把人折磨死”，“农民到处骂中央、毛主席，领导上不仅不看这些，反说农民有富农思想。”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有一些人对党的根本方针政策有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加以反对。在工业生产管理上，有些人反对大搞群众运动，主张“管理工厂的根本办法就是对工人实际自上而下的制约和物质奖励相结合”，认为工人群众没有文化技术，不会有什么创造，大搞群众运动只能把生产搞乱、搞糟，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产品质量下降。在教育工作上，有些人反对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认为学生参加劳动以后，“教学质量降低了”，“学校秩序搞乱了”，“只能培养通才，不能培养专才”。农业大学、林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三个院校中，有四个正副校长都对中央关于农林院校学生下放参加劳动一年的指示有严重抵触情绪，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大学副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他在今年1月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林院校长会议上，带着鼓动其他学校，要求结束学生下放。他公开诬蔑说“农民没有什么可学的，劳动模范讲课讲两小时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劳动多了会使人向简单劳动者转化，只能动手，不能动脑。”他的严重右倾思想，还表现在几年以来一直走的是资产阶级专家路线，忽视培养新生力量。在向苏联专家学习上，也是先让老教授去学，再向青年教师传授，结果并没有很好地学到苏联先进的科学知识，妨碍了新生力量的成长。

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存在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共产主义大协作两条道路的斗争。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党委第一书记××同志就有严重的唯我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他企图垄断尖端科学研究工作，一鸣惊人，对于兄弟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派来进修或参观的人（经过审查了的），多方留难。实际上走着美国研究火箭的资本主义竞争的道路，严重地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跃进。去年研究火箭的兄弟学校和有关单位到航空学院学习经验、索取资料，他就严厉批评有关干部说：“什么东西都往外拿，你们那么共产主义呀！”去年该院在东北试验发射火箭时，他不准同时在那里试验火箭的北京工业学院和一一二厂的人员参观。一机部党组曾主张航空学院和有关单位协作研究人造卫生，××同志也不同意，要求单干。对外校进修教师不是“一视同仁”，他指示教研室的同志搞两套讲义和资料，“技术精湛的留为已用，普通的给别人”，甚至有时不让外校的进修教师听苏联专家的答疑。另外，××同志对统一招生计划也不服从，违反中央指示，擅自派干部直接到各地中学进行宣传活动，指示他们“层层下钻，多种方式，逐步深入，适可而止，不要被他们束缚住。”并且用欺上压下办法，多抽毕业生留校工作。去年12月中央指示各校不得私自抽调学生以后，××同志还指示学生科长少报四、五年级学生201人，今年又指示干部处少报教师113人，学生科长不同意这种错误做法，就被调换工作。

三、部分行政、工会、共青团的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一根本原则，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或持反对态度。他们对于党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很不满意，抱怨市委管多了，区委管多了。他们否认企业中党的领导作用，说“行政对党委负责，党委对行政负什么责？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认为行政领导干部的讲话稿经过党委讨论修改，自己就成了“喇叭筒”。他们埋怨“党委包办了行政工作”，“干涉了他们的内政”，叫喊“党委吃得开，行政吃不开”，总想和党委“划个道道”，分权而治。他们在自己领导的部门中，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向群众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鼓动和利用群众或民主人士的名义，向党施加压力，作为反对党的决议的借口。有的甚至组织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工矿企业已经确定的141个重点批判对象中，有34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错误。在工矿企业的部分行政领导干部中，“一长制”的思想还有相当的影响。如北京热电厂副厂长黎克同志经常说：“工厂党组织是做思想工作的，行政号召，党委保证。”“党委管多了，不要什么事都找党委。”她不在家时，保卫科长找党委书记反映情况，她就说：“保卫工作不要净找党委反映，要跟我谈。”她还批评化学分场主任，你为什么向党委反映人事配备问题，不向厂长反映？她认为党委不该向科室直接布置工作，要布置必须通过她。

四、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部门中，揭发出一批具有反党思想的“党内专家”。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的资产阶级专家已经臭了，不敢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了，这些反党的“党内专家”就出来代表资产阶级，向党争夺领导权，主张“党内专家治校”，重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政治挂帅是说空话，靠政治造不出电子计算机来”的老调。他们自恃有资本，以特殊党员自居，看不起党组织，看不起政治工作，看不起群众，反对群众运动，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党内专家”有三种人：一种是新入党的老专家，自认是带着“业务”入股的；一种是转业的老干部，在掌握了业务知识以后，思想蜕化了；比较多的一种是解放后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以后并没有得到改造，一旦有了一技之长，有了一点本钱，就翘尾巴，反对党的领导。例如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放射化学分析教研室主任孙亦梁同志，1949年在北大毕业，曾去苏联学习尖端科学，他认为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把学校搞乱了搞糟了；他认为党委书记和总支书记是搞政治的，不懂业务，支部书记是他的学生，都不配领导他，学校应该由他这样的“党内专家”领导。他还说：“我是带业务来的，应当受到党的重视。”北京大学讲师以上的党员教师135人中，有31人是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党内专家”。他们在党外摆党员架子，在党内摆教授、专家架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对青年的腐蚀作用很大，也严重障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五、在农村中，有些干部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除了严重阻挠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外，还留恋小生产者的“自由”日子，强调分级管理，忽视统一领导，强调小自由，忽视大集体，分散集体经济事业，削弱人民公社的经济力量。对中央提出的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只强调自愿的一面。如延庆、平谷等县有些人民公社成批地解散公共食堂，他们在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时，以代表农民利益为名，实际上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跟国家讨价还价，叫喊“农产品价格低了，工业品价格高了，种地不合算”，“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农民多得两个钱有什么不好”。有的干部竟擅自决定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情和支持农民不按国家规定价格私自出售农产品的活动。

六、有些干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革命意志衰退，消极疲沓，斤斤计较名利地位，长期不做工作。这种干部在工业系统的141个重点批判对象中有53人，占37.6%。这部分干部中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工作、积极战斗的，但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就以为革命到头了，不想再前进了。如北京钢厂保卫科长，他嫌北京钢厂“又脏又累”，并曾托人帮助想当电影院或饭庄经理。在参观了定陵“地下宫殿”以后，竟相到那里去工作，认为那里“人少事少，不费脑子”可以延年益寿。还有一部分人，满足于现在的地位和生活，他们的哲学是典型的反动的中庸主义。在工作中不负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怕多管事遭灾惹祸，怕工作紧张，怕艰苦，说什么“现在的艰苦，比战争时期的残酷还难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李舟，这次自我检查出对总路线、人民公社有六不满意。他继承了封建士大夫和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衣钵，形成了一整套腐朽的人生观。他的反动的中庸主义的八个特点是：第一，谨小慎微；第二，不愿做领导干部；第三，少来往少联系；第四，知足主义；第五，安于现状；第六，不上不下；第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第八，享乐主义。他认为：“对待事物能将就的将就，能维持的维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撒手时且撒手，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爹娘做马牛。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站在中间就可以了，因为向上是费劲的，向下是难堪的，于是就选择一个既不费劲、又不难堪，倒也说得过去的中间状态”。“并且党的口号也是抓住两头，带动中间，这说明中间状态是承认了的既成事实，向来对中间是团结、争取、带动，既不遭受打击，也不遭人嫉妒。这不虽很惬意吗。”他认为人生一世就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因此衣食住行、娱乐消遣，也要和工作按比例有计划地安排，不要一味地强求艰苦。另外一部分人则欲望还没有满足，认为他们自己对革命的“投资”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因此就居功自傲、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达不到目的，就认为党对不起他，对党不满，不做工作。例如原通州市委第二书记石硅，总认为“官小、级别低”，多次为生活补助大哭大闹，从1956年起借口有病长期不做工作。这种例子很多。

七、此外，还发现一批阶级异己分子和漏网右派。例如北京石油学院揭发出了以党委常委×××为首的漏网右派集团。又如通州区副区长×××就是一贯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他在区人委包庇、拉拢、重用了一批历史反革命分子、土匪、坏分子，把通州区当做自己的地盘，经常散布“党委权力大，人委权力小”，“人委说话不如狗放屁”等反党谬论。他利用各种机会整通州区委，几次主使区民政科副科长高瑞芝（群众）带着一伙人，以检查卫生为名，到区委机关百般刁难，说“×区长的指示，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并指使给区委机关插白旗，还恶毒地攻击说“只准区委放火，不准别人点灯”。他在担任通州市长的期间，在市人代会通过党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时，他竟举手反对。

从这次整风运动情况来看，北京市党内绝大多数17级以上的干部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思想是健康的，干劲是足的，右倾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是极少数，即使在上边所说的重点批判对象中也是很少数。比较多的是在大风浪中站不住脚，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根本问题发生了动摇，或者在某些问题上有严重的错误认识。他们经过思想批判，一般都愿意改正错误，接受改造，是可以改好的。除了阶级异己分子以外，即使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般只要认识错误，有改造的决心，经过同志们的批判，也是可以留在党内改造的。

现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运动的发展也是健康的，并且已经对生产和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例如工业产值8月份为5.3亿元，9月份为6.6亿元，10月份上升到7.1亿元，11月份又上升到8.27亿元。凡是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干部积极性高涨，干劲更足，许多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推不动的工作，现在一下都解决了。党内团结加强了，领导干部水平也有了提高。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使运动进一步深入，并且提高每个人的思想理论水平。为此，必须抓紧当前整风运动的有利形势，继续加强领导。

一、加强对整风运动的思想领导。搞好整风运动的关键，首先是使参加学习的干部深刻地理解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运动中揭发出的材料证明，资产阶级思想通过一些共产党员干部的头脑，在各个方面阻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不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就不能顺利地执行。为了深入地进行这场思想斗争，必须以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抓住路线、政策、立场等大事大非的问题，放手发动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驳倒这些右倾思想。通过思想斗争，既要教育有错误思想的本人，也要提高干部的共产主义觉悟水平。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有错误思想的人已经低头认错，思想批判就可以结束了，是不对的。

为了使思想批判能够深入地、有领导地进行，各单位要依靠经过考验的有战斗力的同志，组织专门的思想工作小组，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系统地进行问题分类和思想排队，进行有准备的思想批判。鉴于过去历次运动，到最后学习文件系统提高思想阶段，往往由于忙于新的工作任务，学习计划不能很好地实现。我们准备这次把思想批判时间适当放长，把思想批判和学习文件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文件中获得思想批判的武器，通过思想批判，加深对文件的领会。边批判，边学习文件，边检查工作，边改进工作。对于某些重要的问题，还可以采取大辩论的方式。总之，必须把思想批判搞深搞透，决不草率收兵。

二、继续抓紧党内领导干部的整风。现在参加整风的，都是17级以上的干部，各单位首先以13级以上的领导骨干为重点。今后一个时期，还要坚持这个方针。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首先，只要领导干部真正解决了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掌握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坚定地树立起对总路线的信心，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必定能够高速度地发展。其次，如果现在整风运动的面扩大了，领导干部忙于领导运动，就会放松了自我检查，使领导干部避开了这一场严重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在领导干部的整风运动没有搞深搞透以前，决不把运动推向一般干部，更不推向党外。

三、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把整风运动全面地推向前进。目前全市整风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除了要推广先进单位发动群众的经验以外，还应当把先进单位揭发出来的典型的右倾思想，介绍给工作性质相同的部门，展开讨论和检查，如在高等学校普遍展开对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党内专家，“红与专”，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协作等问题的讨论；在工矿企业，讨论党委的领导和一长制，工业管理上要不要搞群众运动，今年生产上的小马鞍形的教训等问题。现在全市还有3%的落后单位，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或者是对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或者是本身有右倾言论和右倾活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对于这些落后单位，一定要自上而下地进行检查，直至改组运动的领导核心，或是并入领导较强的单位进行整风；同时要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坚决克服温情主义和自由主义。

四、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党内斗争原则。运动一开始我们就强调指出，领导要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造成反右倾斗争的声势，展开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领导上不要急于戴帽子，不要采取简单粗暴的斗争方式，不要过早地做组织处理。在运动深入开展以后又指出，要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批判时，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同时允许被批判的人进行辩论，总之，要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思想批判会以多开小会、中会为宜，一般不开大会。对重点批判对象，在适当的时候要用个别谈话的方式，以耐心的、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对于揭发出来的材料，要及时核对清楚，抓住本质的问题开展思想批判，防止不核对事实、不研究分析论点，把思想批判简单化的做法。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