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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贯彻执行郑州会议毛主席指示的报告
1959.03.10
中央并主席：
郑州会议结束，即由舒同同志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先作扼要的传达讨论，随即于本月五日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省常委都参加），作为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的准备。地、市、县委书记会议，除地市县委第一书记外，并吸收地市县委管农业的书记、农村工作部长，省直各部委、各党组以及军队军党委的负责人参加。首先由舒同同志传达郑州会议的精神，主席的指示和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接着以地市为单位划分若干小组进行讨论，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专门召开有地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讨论，这个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已于本月9日上午进行总结，宣告结束。按事先的计划，每个地（市）县委各去一个管农业的书记或农村工作部长，以便掌握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和闹粮地区一部分真正缺粮户和插花灾区的粮食供应工作，同时把各县正在召开的以继续完成购销任务为中心的那个会议同当前贯彻郑州会议的准备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六级干部会议已于昨日（9日）开始。根据主席指示精神，共集中了13900多人（其中有省直干部700余人，军队团以上干部400余人，连参加听报告的共2000余人），一般是每个公社有6人：社党委第一书记一人，两个管理区（一穷一富)的总支书记，两个生产队（一穷一富)的支部书记，再加上派下去帮助整社的工作组组长。历城县则吸收了全县的生产队支部书记和群众中的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这就不是六级，而是七级了。在各地、市、县出席会议11118人中，观潮派、算账派约为1130人（因到会人数较多，难以精确统计)。在昨日的大会上，已由舒同同志作了传达报告，今日由各地作辅导性讲解，以后即准备分小组集中鸣放3天，让他们把所有意见和问题全部摆出来，不怕大乱，不让一个人把意见保留回去。不过早辩论，一定要先放后收，把问题搞深搞透。整个会议的时间预计为10天，争取18日以前结束。会议结束以后，地县级不再开会，即由现在六级干部及工作组长一齐下去帮助公社开会（部分除外)，未到会的地县干部也尽可能组织到公社去听报告，并参加整社工作。省委还准备开一次电话会议，以资配合。这样就可能更快地并且更深透地贯彻主席的指示。
现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情况简报如下：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共同一致的反映是，听了主席的指示，找到了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根本关键。我省农村的情况，像中央和毛主席的分析估计一样：1958年粮、棉、花生确实是一个空前的丰收，粮食总产量按比较保守的核定数字是766．1亿（包括大豆35．2亿斤，棉花800万担，花生34亿斤。这样的收成，日子应该是很好过的。可是，一方面应该征购的征购不起来（粮食任务75亿斤，只完成66亿斤；棉花任务550万担，只完成400万担；花生任务7亿斤，只完成了3亿斤)，一方面在春节以前即有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所谓粮食不够吃、食堂停伙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的确实是因灾减产（大约15％—20％)，但往往是灾区倒还比较稳定，丰产区闹的最厉害（如菏泽地区)，穷队叫的少，富队叫的多。春节以后，各地都注意到结合征购工作和安排生活，摸底找原因，开始发现有不少地方是生产队瞒产藏粮私分。对于这种现象，一般地都认识到是在分配政策上平均主义，粮食上的大调动引起的，并未认识到是由于忽视了生产队的所有制的结果。我们虽曾采取若干措施，如分配上照顾奖励生产较好的队，制订奖励条例，在闹粮的地方暂停征购，全面安排生活，停止大调动，着重解决平均主义，强调了生产队作为一级，以及一再组织“复收”等措施，但都未收到显著的效果。这次听了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才感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道路。有的同志说：“过去感到‘背个扣’，但抓不住问题的本质，解不开这个扣，听了报告之后，本质找到了，扣也解开了，心里也亮堂了”。
大家一致感到：由于忽视生产队的所有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在粮食、棉花、花生的问题上，还表现在：当前生产积极性虽一再实行政治挂帅，思想教育，总是不如去年那样实在有力，动员一下，鼓几天劲。过几天还得再动员，牲口农具无人爱惜的现象也很突出：全省耕畜比去年同期约减少5％左右；农具损坏一般约在30％左右，有的地方在40％以上；博山区钢铁社有一个生产队，将80多头猪放在坡里不管，两个月以后收割庄稼发现这“野猪群”；也有的地方丢了不少大车牲口，找不着主人。大家深切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也只有从所有制问题上来考虑，才能求得比较彻底的解决。
不少同志检查，所以发生公社统得过多，“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主要是有一种赶快实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有的同志这样说：“过去认为要搞共产主义嘛，就越大越公越好，权力越集中越好。”其结果是：哪里统得厉害，哪里的生产队就越分散，哪里的平均主义就越厉害，哪里闹粮的风潮越厉害。单县原来是想全县一社，统一分配，粮食一律归国库，哪里有粮食就向外调。全县粮食丰收，但是，几乎是全县闹没有粮食吃。范县是亩产较高的县，可是由于坚持全县一社，什么东西都向县里调，粮食产量越报越少，亩产600多斤都定不下来，按各队报的数字，亩产只剩下300多斤，据说生活能安排到麦收的食堂只占50％。过去由于对这样的问题，没有从生产队的所有制问题上来考虑，多看成是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多是所谓“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开条子到处调粮，调不动即查仓过秤，查不出就扣上“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大帽子），以致越弄越紧张，越弄粮食越少。
省委过去也曾发现上述情况，是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所造成的，对范县等县的全县一社大统一也曾不只一次地提出过意见（寿张县即在这时纠正了一县一社的做法），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也一再介绍“一把钥匙，一张告示，一把楼梯”的办法，即解决平均分配的思想问题，宣布政策，超产奖励；对隐瞒产量的由领导检讨大调动不对，帮助干部下楼。但没有考虑到这个带根本性质的体制问题，也即当前矛盾的主导方面，因而总是解决不彻底，转变很慢。在主席上月底来济视察工作时，指示我们要从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虽曾按主席的指示精神向下布置：粮食、棉花、花生收购工作中贯彻谁卖归谁的政策。可是由于我们对所有制的问题认识不深刻，以致下面转不过弯来。有的县的负责干部，思想上是一直接受不了。不少县在来省开会前，已在家开四级干部会议，搞粮食、棉花、花生收购，准备既贯彻省委布置的精神，又同时贯彻反本位主义的办法。来省听了传达主席的指示以后，思想上才豁然开朗，纷纷打电话回去，停止反本位主义的做法。
参加会议的同志由于认识提高了，也列举了不少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主席指示的英明正确。菏泽县正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由于接到本县来省开会同志的电话，初步贯彻了主席指示的精神，各生产队就报出隐瞒粮食1．5亿斤，高唐县开始收购棉花时，每天收购量最高达200万斤，以后因为卖了棉花只给个纸条不给钱，收购量下降到每天二、三十斤，贯彻省委会议谁卖归谁，现钱交易精神后，日收量最高达到500万斤。临沂市李官庄乡，1956年平均亩产156斤，1957年受灾亩产143斤，国家供应136万斤，1958年亩产1300斤，总产8000万斤，交售粮食440万斤，也出现粮紧，查库结果，全社只余400万斤粮食，有41个队“缺粮”，由于实行了三统（统一征购、统一分公共积累，按照统一标准扣留生产费用）、三放（口粮、工资、一部分副业小型工业）办法，各队报出现有粮食2600万斤。宁阳县全县养猪最高达到20万头，因实行无偿调拨，降到12万头，改为70％归队，30％归社，现又发展到十七八万头。
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一致表示拥护主席的指示，但分析起对主席指示接受的程度则有深浅不同，一般是：像单县、范县这样统得厉害的地方，下面顶抗较大，已深感原来的做法行不通了，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听了主席指示，犹如“柳暗花明又一村”，接受较快，体会较深，但个别的也有点卸包袱的思想成份；有的县由于统得比较差，当前的情况比较稳定，或者由于队的干部尚未参加会议，不满的意见尚未反映出来，对主席指示的重要性就体会得不够深切。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反映出一些认识模糊或错误的思想，基本上是不愿放手，不愿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如益都县委第一书记田振三同志说：“我看以生产队为基础是倒退了”；莒县县委合作部长徐立乾说：“承认队的所有制是否改变了公社的性质”；临清市委合作部长尹瑞贞说：“我看群众不愿多种地那是生产管理问题，实行包工包产就解决了。如果说越下放的狠了越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这样是否说大集体又不好了呢，小集体又好了呢？一家一户制更好了呢？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胶县县委合作部长说：“瞒产问题过去就有，不是1958年才有”，意思就是说：当前瞒产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有好几个地区都反映，县的合作部长们，似乎比较“左”一点。另外，在讨论过程中，还反映出一些思想顾虑，归纳起来，大概有下面的八怕：一，怕再发生像过去合作化中曾发生过的右倾；二，怕助长本位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三，怕不好因地种植发展多种经济；四，怕管理体制一有变动影响当前生产；五，怕大协作集中种的小麦不好分配；六，怕今后种的粮食拿不出来；七，怕旧账不好算；八，怕观潮派、算账派翘尾巴，地富反坏乘机破坏。上述这些错误认识和思想顾虑，在舒同同志总结报告中，曾专门作了分析和说明，一般反映已获得进一步解决，我们认为：要彻底解决，有待于六级干部会上通过社队干部鸣放，将现实问题和下面的意见充分暴露出来，展开辩论。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管理体制的讨论中，争论比较多的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另外，还提出了不少问题，如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各占多少为宜？公社今后统哪些，放哪些？工农业的比重多大为宜？劳动力如何适当安排分配？在一般不算老账的原则下，那些必须算的账如何算法？今年的小麦如何分配？公社的干部编制如何适当？脱产干部太多如何控制？队级干部如何加强？今后如何扶持穷队发展生产？红专学校、农业中学如何办？按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原则的公社财务管理制度如何建立？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已指定专人，分工具体研究，拟定规章草案，以便提交六级干部会议讨论通过。
关于正在进行的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容再续报。
来源：山东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