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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纪录稿）
毛泽东
1961.01.18
(1961年1月18日下午)
今天是全会的最后一天，是工作会议的继续。工作会议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开了二十天，为全会作了准备，因此全会开得比较顺利。
我想讲一点，还是上次工作会议讲过的，就是调查研究问题。其他问题也讲一点。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那个时期曾经强调过要加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做的较好。这十一年比较差了。什么原因？民主革命时期犯过错误路线的陈独秀、王明、罗章龙、张国焘、高岗，他们都是不做调查研究的。三次“左”倾路线也是不作调查研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革命要采取什么战略策略？长期没有解决。所以，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战争都损失很大。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有正确的时候，有错误的时候，革命力量损失很大。遵义会议后，经过整风，“七大”解决了历史问题，作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团结了全党（在这以前基本上就团结了全党）。王明路线经过了两三年时间问题得到了解决，抗战八年积蓄了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和蒋介石作战对全国情况比较清楚，那时比较单纯，革命那一套比较熟悉。历史上有几次错误路线，干部有了比较，我们就能教育全党，政策易于接受，所以容易取得全国胜利。１９４９年全国胜利之后，问题复杂了，也作了调查研究，但比较少，不甚摸底。比如：农村中反革命复辟、地主复辟，挂共产党之名、行封建之实，出了许多乱子，我们不甚了解。最近才摸得比较清楚。凡是三类县、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复辟有关，这笔账挂在他们名下，是有理由的，是客观存在。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整人民。死官僚主义者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糊里糊涂的人。打进来拉出去的反革命分子利用了我们的死官僚主义者和糊里糊涂的人，进行反革命报复。粮食问题，有的省５９年本来只有２４０亿斤，但估的很高，经过核实还说有４５０亿斤高到比实际差不多多一倍。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使用。高指标是春季的事，高估产是秋季的事。这件事摸清楚是在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事情总是走向反面。因为你不调查研究，事情不切合实际，所以说走向反面——低标准、瓜菜代，现在过秤入仓，由不实际走向实际，合乎情况，这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两条腿走路，工农业并举，讲了五年了。农轻重在庐山会议也讲过，去年没有实行，今年可能实行，因为计划中有了，可能变为现实，现在只有一个月不到，还要看一看。
对反革命队伍也是缺乏调查研究。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后，我们说中国会不会出？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在城市中放出了几十个小匈牙利，资产阶级右派搞了四十万。农村也搞了一下，没有料到现在农村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反革命篡夺农村基层政权，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是没有料到的。“八大”提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说生产关系是进步的，生产力是落后的，以后要改，现在还未改。现在看，基本矛盾是两条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矛盾，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情况要明，决心要大，方法要对。乱刮“共产风”就是情况不明。庐山会议非反右不可。反右以后“共产风”没有反彻底，再加上一个是急于过渡到社有制，一个是好几件“大办”，大办工业、水利、交通、土铁路、养猪，大办是一大成绩，不能抹杀，其中大办工业就搞到１，８００万吨钢，但“大办”刮了“共产风”。还有反革命、死官僚分子、糊里糊涂的人。有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其他都讲不出来。这是幸运，还有一个；可能有的省连一个都没有。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了：有３０％的县、社、队，他就不刮“共产风”，刮了马上就收场；中间是５０％；坏的是２０％。有些问题过去我们也没讲清楚，有些问题是过去讲了的，不如这次十二条吃得开。郑州会议决议、上海会议十八条。只灵了几个月，就不灵了。我们的干部水平是不高的，所以这方面容易出问题。庐山会议打乱了反“左”（少奇：是强迫我们反右的），反左尚未彻底，但党内来了一股右风，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国内的右派相呼应，向我们进攻，非反不可。去年一年中央很多同志以很大精力对付国际问题。一月上海、二月杭州、三月上海、六月上海、七、八月北戴河，九月北京、十月两党会议、起草委员，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中央顾那一头去了，忙于应付国际问题，没时间顾及国内问题，可能影响地方工作。我们对国际问题，情况比较明，决心大，方法对。赫鲁晓夫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开布加勒斯特会议？这是六月份的事；七月又开中央全会，写出决议发到支部，攻击中国党；大反华，撤专家，停止友好报，搞边界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办呢？是很害怕我们的三篇文章，怕混不下去。小平同志说，他们估计错误，以为一压我们就会屈服。这两方面原因都有。我们对赫的“三无”那一套（无军队、无武器、无战争），并不怕它，印它１５万到２０万本，给１３万干部每人一本让他看看，我们并不怕那一套修正主义，对铁托也如此，我们并不怕他的修正主义，赫说我们闹宗派，小平同志说什么是宗派？谁组织的？对付谁？纲领是什么？他们先不答复，后来答复说是三篇文章。三篇文章不是我们自己说写的好，外国同志都感到写得好。为什么他们急急忙忙搞那一套（四手），整我们？因为赫需要，加上估计错误想压扁我们，但未压扁。我们有专家研究赫的修正主义。 我们对国内问题也要如同对国际问题一样，聚精会神，团结工人阶级，团结农民的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一切中农都要团结。但依靠贫农、下中农大多数，对付死官僚主义者和两种反革命分子。三类社、队组织贫农、下中农委员会暂时代替社、队委员会。我们也要有专门人研究国内问题。
８１国会议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上把反华风潮打下去了。反华有几种：帝国主义的头是美国；民族主义国家的头是印度尼赫鲁；修正主义的头是南斯拉夫铁托，兄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头是“光头”。斗争还会有起伏。不会一下通通解决，有它的社会根源。各国有；我国也有组织不纯，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经过整风，应该注意把党内组织搞得比较纯洁。绝大多数人能够代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不能剥夺劳动人民，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必须坚决退赔。这是最根本的原则，丝毫不能让步的。
工业方面，今年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战线，工业方面要保持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系的生产建设（铁、钢、木材、煤、铁路）。全国一盘棋，今年只搞一本账，不要二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不要省、地、县、社各有各的账，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过秤入仓，不是“四高”而是低标准、瓜菜代；坚决彻底退赔，不许可不退不赔；坚决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纠正五风。城市中先试点两个月后，搞出个文件来，城市比农村不同。
今年计划看起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去年钢计划１，８４０，完成１，８７０，今年是１９００，有人提议今年仍搞１，８４０，不要增加，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１，０５０——１，２００万吨，早已完成了。今后两年在质量方面跃，不在数量方面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讲坏话，让他们去讲，他们讲坏话对我们好，不怕他们讲跃进夸台了。我们搞质量、品种、规格、配套成龙，填平补齐，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日本去年搞了２，２２０万吨钢，英国是２，４００万吨。再有七年（６７年）我们总会赶上英国。可能超过。至于能否赶上西德？它有３，４００万吨，我们缺乏经验，还要看一看，不能肯定。我们虽然十一年了，但缺乏经验。我们搞战争革命、阶级斗争比较有经验，搞工业、经济建设缺乏经验，我对外国人就是这样讲的。找到规律要经过反复证明，只是希望不要象搞革命那样长，革命２８年才成功，２８年不算长，有些党比我们还长尚未取得胜利。经济建设是否搞２０年，已搞了１１年，还有９年。总之，凡是不认识的事，总是没办法改造的。
还要鼓干劲。这次会要鼓干劲。不要过几个月我们又要开一次鼓干劲的会。两种可能：一是不泄气，二是可能泄气。不要老搞计划，老算计划的数目字，回去要到实际中去调查研究，实际地干，实事求是地做好工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有人说我们只讲好省，不讲多快了。我们要多搞些粮食，搞品种、规格也是多快好省。
最后，团结问题。要中央委员会团结起来，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去年中央委员会有少数同志犯了错误，跟那些少数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团结起来，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错误人人皆有，但有长短大小，性质不同、数质量不同，不要因为犯了错误抬不起头来。有些同志职务降低了，降低些有好处。个别同志去学习去了，如彭德怀，他写了一封信，有进步，应欢迎。在中央、地方工作的同志犯了错误的欢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去改正。２７个省区，其中有三个省情况比较严重，他们这些领导同志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无论甘肃、河南、山东情况比较明了，情况开始好转，信阳我们夺回了政权，甘肃也开始好转。每个省总会烂掉一些县、社、队，比例不同，有的２０％，有的不到，有的超过。人民解放军不是粮食问题，为什么他们有一万个单位烂掉４００个？军队甚至军事工业，领导权落在敌人手里。城市工厂、公社也可能有一部分领导权在敌人手中，不在我们手中。敌人要消除，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也好。这些人合起来不过百分之几，９０％以上是好人或者是好人对情况不清楚。过去不清楚，为什么不清楚呢？因为时间还短。为什么大革命失败？为什么９０％苏区失掉？为什么万里长征？就是因为情况不明，各地要办训练班，今冬明春各一次，训练社、队干部，把政策讲清楚，不然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懂得三级所有，那个问题就大了。中央下放了八千名干部搞整风整社，项羽的江南八千子弟兵。中央、省、地、县大多数是可靠的。这是合乎实际的，如果大多数不可靠，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都要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要团结他。杀人不能多，要少，要谨慎。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掉，从前肃反也杀多过，是地方性的，你能说就是斯大林犯错误我们就不犯吗？不过我们是局部的。延安时决定，干部反革命不杀一个，不开杀戒，否则你杀他也杀，干部中的反革命不要杀，干部杀不得，潘汉年绝对不能杀，不开杀戒。社会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还是要杀一些。中央委员犯错误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不是杀不杀的问题，斯大林杀，赫比较文明，采取开除中央委员会的办法。赫为什么要开除他们？赫向我说了老实话，我今年六十岁了，不开除自己不安。我们不学斯大林，也不学赫鲁晓夫，我们留在中委工作。我们准备出一本书叫做“不怕鬼”。
要同国际团结，同苏联团结，同骂过我们的团结。不管他们在８１国会议之后还在宣传老一套，不管他们怎样骂我们，让他们骂，我们还是要采取团结的方针。等待他们觉悟。共产党人不怕人骂（有人插话，共产党不挨骂不称其为共产党），国民党骂了我们多少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他们不是骂我们五条吗？对违犯马列主义的东西不管是谁必须批判。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马列主义中国化、尼赫鲁反华越久越好、ＸＸＸ。马列主义中国化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马列主义根本相同，枝叶不同。杨柳与松柏不同，杨柳这二株与那一株不同，同一棵柳树这一枝与那一枝也不同。各国历史条件、社会情况不同。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注意普遍真理，没有具体调查研究。
希望１９６１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为调查研究年。今天讲话的题目就是调查研究。如赞成就实行。调查要在实践中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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