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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2.08.09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李××揭露邓子恢的五个报告中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统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O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受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O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象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象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的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以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要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克思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陶铸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则。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说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要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改革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O年大跃进。六O年开始搞十二条，六一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力压弱劳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付酬，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那个能办到？

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项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做得好，象军事、外交。有些部门象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么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到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