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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录稿）
1962.01.30
[元月三十日下午]
今天，我讲几句话。就是讲这几点：这次会议的方法，民主集中制；我们应该联合哪些阶级，改造哪些阶级；关于认识世界，认识客观环境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问题。
第一，这次会议的方法。这次会议有几千人。我们开始起草了一个报告初稿，这主要是少奇、小平、伯达、胡绳、吴冷西、田家英等他们几位同志的主张，以后印出了一个初稿，我还没有看完。他们同我谈了一下，我建议不先开中央任何会议，先发到所有同志手里，请提意见，请大家讨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多，有各方面的，有各地方的，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中央各部门。只有他们才比较了解问题。而我们中央的常委、书记处、政治局，一不种地，二不做工；一不是农民，二不是工人，三不做生意，农业、工业、商业都不懂，没有干过。也不是基层干部，也不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也不是部长、厂矿长。我们高高在上，是没有知识的人，像我这样的人。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由你们组成书记处、常委和政治局呢？我们也有一点知识，马列主义多少懂一点，工业、农业多少懂一点。讲工业不是我，工业是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懂一点；农业我多少懂一点，商业少奇同志比较懂一点，其余包括我在内一窍不懂。所以，先把报告初稿发下去，请大家提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果然大家议论纷纷，提了一大堆意见。然后组织了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由各大区的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制成了、少奇同志这个书面报告。我讲的是方法问题。如果没有同志们的意见，第二稿报告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中，才一、二章改动很大，全是你们的功劳，没有你们，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评价第二稿比较好。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而采取过去的方法，一个报告，经过讨论，举手通过，不可能有这样好。当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人民代表大会也许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该参与，先把报告发下去提意见。这个方法请同志们也采取一下试试看。当然，省、地、县不可能开二十天以上的会，但可以开几天的。你们工作忙，回去不要再开会了，省、地、县三级都在，有什么问题在这里就谈。不是所有会议都普遍来用这个方法，我们这次总结十二年工作，特别总结四年的工作，大家意见分歧，采取这种方法比较好，这种方法叫做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第二，关于民主集中制。我再说几句。有些同志，老革命了，三八式的，不管什么式，几十年老革命也好，对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问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那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怕群众的呢？不像话了。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怕群众揭自己的底，自己不揭，还怕人家揭，越怕越有鬼。我看不要怕，不要怕鬼，世界上也没有鬼，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有些省检讨了，已检讨了六、七回，一直到地委、县委的同志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他们说好了，不要再讲了。有的省很主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检查；有的一九六零年开始检查，有些省一九六一年开始检查。有的省的同志反映，他们那里开会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去年有的地方就这样办了。但是，也有的省被迫揭了盖子。河南、甘肃、青海。对个别省我们还采取了帮助。这些省不相信群众，恩赐观点，脱离群众，没有什么路线，另搞一套，中央十三条下去，他们自己也有一套（他们有十大政策，——此句未记准）。……现在已经基本上转过来了。有一个省，在去年上半年一次会上，省委作了两次检讨，下半年作了没有我不知道。就是我的故乡湖南。少奇同志也去了。这个省的工作，做的并不那么好的，现在改过来了就好了。昨天，我接到湖南华容县一个生产大队队长的来信，也讲他们那里实行了五定大包干，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已经认真执行了。这个县是与湖北交界的。……另外一些省反映，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还刚刚开始，很不普遍。我们有了错误就认真检讨，有些省的同志到现在还不检讨，还不争主动。能争上三天，或者争五天也好，当然争五天比争三天好，争三天比不争好。
我这个人没有做调查研究，少奇同志住下去了，不要学习我的坏作风，要学习少奇同志好作风。我对调查研究提倡了好多年，但近几年来没有做，一九六一年才又重新提倡。一个省委书记不深入实际，并学会作调查研究，怎样给地、县委书记作表率呢？怎样让地县委书记去作调查研究呢？林彪同志去连队两次，作了调查研究；罗瑞卿同志写了一报告，他是派人下去作调查的，也好。我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保证，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一定得下去，我今年没有机会不能去作调查研究的话，明年也要去作的。到一个地委去研究一个公社，到一个地方研究两个工厂，因为工业与农业不一样。例如机械和冶金不同，冶金和煤炭，煤炭与化工不同，化工同地质不同，地质同石油不同，同森林工业也不同。
如果没有充分民主生活，也就没有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不让别人提意见是不行的。让人提意见，真正的敞开讲话，让骂最多不就倒台，骂到不做这个工作，去做基层工作，为什么不可以呀！我曾经被迫去农村作很多时间的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当过“左”派，当过两次“左”派，所谓“左”派是括弧的左，陈独秀时和王明路线时当过“左”派，其他时间当了右派。第一次我被开除过党藉，不能过组织生活，当民主人士，他们这样待我，派我去当师长。同志们，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师长呢？没有事情做，不当师长怎么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出来了。因为当师长要讲话。至于记大过一次，调动工作这一套，是小意思。现在我想，你们撤了我的职，去当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未尝不可。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只能上不能下！有些同志为什么怕群众，怕群众讨论？为什么怕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为什么在自己的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宪法，可是不去用，不让群众说话，这是很恶劣的。……其实，同志们搞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犯了一点错误，无非是死了多少人，减产了多少粮食，减少了多少工业品，对于这些，认真检讨多少次，一次不满意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直到大家讨厌了，大家说不要检讨了，要学习广东、湖北的例子。
如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只有这一把人上手，不可能作这个总结报告，我也不可能讲这一篇话，因为你们不提出问题，我不能讲。不这样，总结经验也不行，因为没有民主，集中不起来。
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集中，什么叫集中呢？就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如果大家不了解，大家还有意见，还有气没有出，真正集中制怎样建立起来呢？不是从群众中来，不可能有好的东西，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办法到群众中去。领导机关是一个加工厂，从公社、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到中央都是这样。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可能有集中。这次会议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制定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吗？你没有民主，没有下面的东西，只有上面的估计，那不是主观主义吗？这种统一意志，统一政策是空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这样，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变成南斯拉夫，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倒退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再讲一下自我批评问题。自我批评是一个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拳头，也不能用刀枪，就是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请问：如果党内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那么如何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集中制呢？我讲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不是什么书记一个人挂帅。在一个省委、地委、县委书记一个说了算，这不好，应该认真建立集体领导，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在中央有这样的事，我讲了他们不赞成，一种是我错了他们对，一种是他们对，我不了解。所以不赞成。我不论讲得对或不对，只要他们是多数，我都得无条件服从。许多时候他们是对的，有的时候我是对的。那一个省、地、县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那叫霸王，不叫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没有民主不行。（主席讲了刘邦、项羽与范增的故事，未记上）。
现在，我们有的第一书记连封建主义的刘邦还不如，你们同项羽差不多，要灭亡的。你们看戏里头有一出“霸王别姬”吗，你们不比，总有一天，会别姬的。我为什么要讲得厉害（挖苦）一点，这样有意戳痛你们，最好你们两天、三天晚上睡不着觉，睡得着我就不高兴，就是说没有戳痛你们。这样，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复辟。不从群众中来，不走群众路线，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作调查研究，不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的方法。没有民主生活，就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没有办法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就不能集中，没有集中，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克服困难？现在要克服困难，如果我们不依靠群众，瞒住他们，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不向干部交心，不让他们充分说出意见，是不行的。我们不是讲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一九五七年讲的。去年六月十二日我在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我的错误缺点，希望传达下去。问了一些省，有的传了，很多没有传。好像我的错误缺点可以隐瞒，应该隐瞒？同志们！是不应该隐瞒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其他同志也要负责任。但第一个是我负责，谁收你当主席。在省委、地委、县委，谁叫你当第一书记？你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
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没有民主，就不能克服困难。我们现在强调集中，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才能上下通气。有一个省委书记，本来开会大家谈得很生动活泼，他一坐下来，大家就不敢讲话了，那你还坐在那里干什么，你去睡觉，让大家讲话，平时你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回避一下不是更好吗？
没有民主集中制，也不能对付反动阶级残余。现在的反动派没有一九四五年厉害了，也没有一九四九年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进攻那样厉害了，但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不可轻视。我说，我们的专政工具时时要注意，好在公安部掌握在可靠同志的手里，有个别地方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靠所谓专业工作、保密工作（如侦察、审讯），这当然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对反革命这个阶级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如果没有民主，专政能否执行呢？也是不行的，就是要靠广大群众。我们的口号，是以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出身的，工人出身的，地主出身的子弟青年，资产阶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分几部分，一部分是革命的，一部分是中间的，一部分是右翼的，我们讲的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没有民主，就不能实行专政，反动阶级残余、坏人，也不能被改造，也不能改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以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前提的，整个社会不解放，无产阶级也是不能求得解放的。如果你脱离群众，没有民主就不能实行专政，反动派不但不能改造，而且有可能复辟。没有民主，无产阶级政权就不稳，地主、资产阶级不仅不被改造，而且可能复辟。
第三，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我们要联合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只要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做叛徒，不做卖国贼，就要团结他们。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不附着在无产阶级身上，就附着在资产阶级身上，教员、教授、医生、新闻记者、作家、演员等都是知识分子。所有这几种人就可以团结90%以上的人。我们是站在90%这一边，还是站在7-8%地富反坏右这一边？（右派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的那一部分，坏人中包括劳动人民中间的坏人）我们站在地富反坏右这一边，还是站在90%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问题，到底站在那个立场上？我们要联合哪一些阶级、改造和压迫哪些阶级？我们要改造和压迫地富反坏右。我们相信，国内如此，国际上也是如此。广大群众是拥护马列主义的，不拥护修正主义。全世界人民是革命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今天没有抛弃修正主义，将来也终究会抛弃的。
第四，关于认识世界，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建党到七大共二十四年，到七大，全党统一认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办？总路线怎么定，各项政策怎么订，许多都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在座同志有参加的，也有没有参加的。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三年半的时间，经过整风，运用民主的方法，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好。我们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就是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经过那么多的时间，就有一个比较。中国经过胜利，就是北伐战争，经过失败，就是一九二七年；经过土地革命，经过胜利，然后又遭受挫折。那时不叫失败，叫挫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失败。革命力量收缩得很小，军队由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这就有了比较，究竟三十万人强，还是两万人强（这两万人包括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一方面军），不到三万人，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受到了挫折，但是比三十万人有经验，吃了苦头。如少奇同志报告中说的，我们四年时间吃了苦头，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在那个时期，经过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一个时期，根据地发展到三十万军队，三十万党员，几十万人民，遭到挫折后，缩小到两万多军队。经过两次挫折，两次大失败，两次大胜利，我们才认识了客观世界。后来，作为党的发言人、人民的发言人，曾经写了几本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问题……等）。这些只有在那时才可能产生。以前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我为什么不写呢！只有经过大风大浪，才有可能产生，有了这些比较，这才认识了客观世界。这是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认识的。因为我们熟悉这个土地、民族、社会。共产国际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好，第三个时期好，第二个时期不好。对中国的客观实际要自己来认识，不能靠外国人。
到七大二十四年，到建国二十八年，经过二十四年，全党统一，制定了符合情况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我们才自由了，由必然王国到了一个自由王国。盲目的干了那么长时间的革命，这时才认识了，开始就是不认识。如果说中央任何一个人，比如我，一开始就认识了，那是吹牛，没有那件事，你们不要信。就是懵懵懂懂，当时只知道要革命，至于革什么命，怎样革，先革什么，下一阶段怎么办等，谁晓得呀！我是不知道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经验。我和许多外国记者谈话，前年美国记者斯诺来过，我同他说，我们对政治斗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有一套办法，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干过，我们干了十一年，还是没有知识，有一点也不多，就是没有经验。他说摸摸你长远计划的底。我说什么长远计划，我就是不懂得。他说我说话比较谨慎。我说，什么谨慎，就是不懂得。蒙哥马利来中国，说：你们要有五十年时间就会了不起，就会侵略别人，在五十年以内不会侵略别人。我说，一百年、一万年也不去侵略别人。至于建设社会主义五十年不行，要一百年。你们资本主义社会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共三百六十年，就是中国的乾隆时期开始的，贾宝玉那个时候，曹雪芹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贾宝玉讲民主，有些女孩子喜欢贾宝玉，有些说他还有良心，贾宝玉反对封建，他不做官，他讲自由结婚，同情晴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西厢记也有民主气氛，不可不读。有人说：“少不看西厢，老不看三国”，这是迷信，不信那一套。少老都可看。这是一本好的文学书，我最近又看了一遍，已经多年不读了。
十二年时间分为前八年后四年，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八年和一九五八年以后的四年，现在已经初步总结了经验，反映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中，这是大家的报告。总要推出一位领袖来作报告，几千人都作报告，会一年也开不完。这个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反映在少奇同志的脑子里，又补充了一篇讲话。我们已经初步总结了经验，制定和正在制定一整套政策，正在校稿。如商业一百条，还得试行，还要修改。还有文化教育的条例，小学、中学都要有几十条，现在还未拿出来。机关工作也要搞一些条文，今年搞。
今年工、农、商、学、兵、一个政、一个党，党领导一切，所以放在最后。党是领导工农商学兵政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是先进组织，党的成分主要是工人和贫农。是无产阶级的青年队伍，有人说：我们的党变了质，好象是民族主义的党。国民党才是民族主义的党。我们不是资产阶级政党，那是黄炎培的民建会，我们不是民主同盟、工商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不是不分左中右，不是代表地富反坏右的，我们代表占人口90%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党内有一小部分人、少数人代表资产阶级，不认识这一点要吃亏。我们的党员中，80%以上是建国以后加入党的，也就是十个党员中有八个是五十年代加入党的。三八式是三十年代的党员，是老党员了。我们是二十年代建党的，从1921年到1927年，从党的成立到革命失败，当时有五万党员，现在只到七百人左右。在一千七百万党员中，有20%即三百四十万人是建国以前入党的，有一千三百六十万是建国以后入党的。特别是新党员中，那么纯我不相信。有的人挂了共产党员招牌，干的地富反坏右的勾当。彭德怀就是一个，高岗也是一个，他们是七百人中间的。
就我来说，比较认识了农业。搞农业要懂得地质学、土壤学、植物学、农业植物学，这里包括稻、麦、麻、烟等，这些我懂得不够。……生产力研究得不够，对拖拉机、化学肥料没有研究。牛粪、猪粪、人粪、尿等都看见过，但没有研究它的化学成分，我也没有试验过。要研究清楚，这一辈子不可能了，到时候，马克思就要请我了。至于工业、商业，我不懂，少奇、小平、陈云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他不调查就不讲话的。我问他这一次讲不讲话，他说过半年可以讲话。
我讲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由必然王国要有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自由王国。盲目的必然性人们认识了，就会不盲目。我们是蠢人，人家不骂我们，我们骂自己。
第五，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中国也好，苏联也好，世界上也好，90%以上的人拥护马克思主义。有人对修正主义一下不认识，总有一天会认识它的。少奇、林彪同志都讲了这个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总是要胜利的。鲁迅写阿Q这个人物，引出了这一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一方面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赵太爷也不让他革命，一方面阿Q懵懵懂懂要革命，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是一个好国家，无论那一年，我们这一辈子，和我们的后代子孙，都要学习苏联经验，不然就会犯错误。那么修正主义骂我们，我们还要学吗？我们不学习修正主义嘛！我们学习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好经验。
我赞成少奇同志讲的，我们不采取阿尔巴尼亚的办法，可以采取，也可以不采取。我们不要破裂，我们要两党谈判，开八十一个国家兄弟党会议。最近准备要登一批文章，在这个时候不要登。他们要骂，让他们骂，我们的党是挨骂惯了的。日本、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铁托、蒋介石、尼赫鲁、地富反坏右，历来骂我们的，我们不怕，我们有七千人还孤立嘛？，这七千人代表着六亿五千万人民，还孤立嘛？在延安的时候，从几百万发展到几千万、一亿人，而蒋介石那时有几亿人口。
最后讲一下，团结全党、全民的绝大多数。是不是要团结全党全民？修正主义者提出党是全民的，那么就包括地富反坏右了。我是有偏向的，我们偏于90%以上的人，除过7-8%的地富反坏右。党内要反对彭德怀、高岗这一类的代表人物，也要反对改造不过来的死官僚主义分子。反正我们有大多数。
少奇同志说过，列宁那个时候比我们孤立，布尔什维克是少数，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前夜才到占多数。什么叫多数？就是有51%的人拥护苏维埃，因此下决心可以动手。
全党同志注意要让人讲话，省、地、县、公社各级都要让人讲话，什么话都可以讲。只要不是像彭德怀、高岗组织秘密小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怕的是背后的秘密的反对派。只要不是这样一种，不是搞秘密小组织，应该叫讲，讲错了，不要处分，可以说服他，一时说不服的让他保留意见。少奇同志经常讲的，我也赞成，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曾经有过真理掌握在小数人手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这样，开始人们不信他们，特别是列宁显著。我们党也有这个经验，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总有一天，真理大白于天下。波兰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意大利伽俐略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哥白尼讲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他的书在国外出版，出版后天主教群起而攻之。伽俐略被反动派烧死，真理在他手里。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也有人反对，美国现在资产阶级怕进化论。总之，开始真理总是在少数人手里的。我们的党开始只有几十个人，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7月1日成立（其实在6月底），代表共12人在上海开会，有周佛海、陈公博，两个大汉奸，还有刘英进，此人河北人也，中国只有他见过托洛茨基（最近翻译了萨列哈诺布的书，是搞翻译的），给美国人做事情。还有张国焘，在香港，有时又跟我们暗送秋波。
还有杀人问题。不要轻易杀人，人不可不杀，也不可多杀。为什么不可不杀，如商业队伍六百万人，整风中有问题的是60万人，占十分之一，其中再严重的有六万人，用劳动改造等办法来处理，要杀的只是六万人中的几百人到一两千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叫不可不杀。但是，我们的干部不管犯什么错误，都不能杀，要保护，包括潘汉年（是反革命，原上海市副市长，C.C派），彭德怀是里通外国的修正主义。我们不学斯大林的办法。像潘汉年，现在还关在班房里，我看总有一天要放出来，让他写书嘛。胡风也放一放，何必尽关。为什么不杀？如果杀戒一开，杀了潘汉年，那么同他一样的人都得杀。延安有一个叫王实味，写了一篇野百合花，骂我们，不要杀，杀了不好，你批评他，不肯改，就让他吃饭、睡觉、拉屎三大任务，中央没有作决定，但是在行军时期保安机关自行杀了，王实味杀得很不好。动不动就杀人、杀人不好，与民主集中制不相符合。而且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我们也有帽子，如少奇同志报告中指出的分散主义，不要动不动就给戴帽子，别人不给戴，要戴让自己戴，戴几次也就取消了。我们还是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对不让人讲话的同志，我们也要谅解他们，只要他们有了自我批评，就可以了，就欢迎。如果一犯错误就不得了，政治上不得翻身，这样不好。有了自我批评，即使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于帮助他，帮助这些同志改正态度，要真正采取民主集中制。
我讲的话都不指名，你们心中有数，各项记各人的账。第一笔中央负责，中央主要是我负责；第二笔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三笔地委；第四笔县委；第五笔公社。
县委回去以后，建立集体领导，不要分片包干，要听别人批评，你们作自我批评，一两个钟头，如果不够，你们指出来，我们再来检讨，顶多不过指着骂。县一级只有几十个人，比如一百人吧，包括社长、公社书记，要引导他们建立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要让人讲话，不然，总有一天要垮下去的。主动好，先讲好，被动不好。已经被动了怎么办？也不要紧，让骂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多想一想，让他们骂，三天两晚上睡不着觉。只要检讨，就要饶人，如果能力还行的话，我建议还让他当第一书记，如果人家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今年要有诚恳的自我批评，开始建立民主集中制。
我就讲六个问题，中心是民主集中制。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