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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小北河公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灾害的历史
辽宁日报记者 李彦阁
1963.11.06

对比

辽宁省一九六○年的特大洪水，曾经以它的全部重压，倾泻在诞生不到两年的人民公社身上。许多人担心她要经受不了这个重压，但是，历史证明，人民公社经受了种种折磨，依然保持着她那旺盛的生命力，在逆境中成长、壮大。人民公社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小北河公社的历史，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小北河公社在辽阳城西一片沿河低洼的地方。整个公社夹在太子河、浑河之间，地形两头宽、中间窄，像一个酒壶。浑、太两河相距最窄的地方，只有两里多地，恰好像个壶脖。河水如果从“壶脖”这儿决口，两股洪水一汇合，当地立即变成泽国。所以群众有个口头禅：“不怕河涨水，就怕河亲嘴”。解放前，一进雨季，人人提心吊胆。那时节是“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老年人回忆解放前闹洪水的惨景：大水一决堤，顿时房倒屋塌，一片汪洋。老弱妇孺来不及逃命，不知有多少人死于洪水。那时苦就苦了穷人；地主富户手里有船，他们死不了，还趁水打劫，大发灾难财。灾后不知有多少人逃荒，景况十分悲惨。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沿河人们修河治水，先后建起长一百二十多华里、宽四五丈、高一丈四五尺的两道防洪大堤，挡住了外水，十几年来没有发生大的水灾。可是，一九六○年，来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大秋作物几乎全部冲坏，全社一万二千间房子，倒了九千多间，平地水深一丈四尺多，比历史上哪一次洪水都大。可是人心呢？并没有发毛，大家总觉着有靠头。这个靠头是什么呢？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是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社员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能够依靠集体力量，很快度过灾后的困难，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点。水灾后仅仅两年多一点，房子又重新盖了起来，还增加了二千间，而且盖得更好了；百里大堤又修了起来，比过去更高，更坚固了；物品家具又添齐了，日子比过去更兴旺更富裕，灾害的痕迹一点也没有了。今年汛期，河水虽然也几次超过警戒水位，也曾出现过险情，可是人们心里有底。他们凭着自己的经验，相信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能够战胜洪水。

第一个考验——救人

一九六○年八月五日这一天，小北河公社的人们第一次感到了组织起来跟洪水斗争的力量。这跟没组织起来以前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听听几位社员讲他们的经历：

老社员王永福对记者说：五号那天早晨，我这个老的先转移到坝上，家里还有儿子、儿媳妇和孙儿孙女十几口在收拾东西。洪水一进村，我寻思他们完了，禁不住放声哭起来。旁边有人安慰说：“不要紧，都能救出来。”我嘴没说可心里想：“这时刻，谁能去救谁呀！”王永福，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生经历过了四次大洪水。他亲眼见到解放前三次洪水夺去不少人的生命，洪水后的灾荒疾病又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那个年月，各人顾各人，谁能靠得上谁呀！可是，比前三次更大的第四次洪水，是发生在新的时代里，岂能容它恣意吞噬人的生命。出乎老人的意料，他一家十几口人全被队干部救出来了。

连日在坝上护堤的社员徐洪财，一看洪水进村，打了个冷战。他想：我这一家算完了！家里只一个老婆领着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恐怕是逃不出来了！然而，事实也跟他想的相反，他的一家也全都得了救。他说：“我万没有想到，不但孩子都得了救，连我那自行车和矿石收音机也给抢救出来啦！”

洪水冲下来的箱箱柜柜、包包裹裹，像小学生排队似的一个跟着一个往下流，却没有一个人去捞“洋财”。老人王永福看到这种情景，感慨地说：“真是世道变了，变了，船在地主手里，是打劫的船，在咱们公社集体手里，就成了救命船。”

潘家堡子二十四个男女社员，叫洪水围住了，水越涨越高。他们紧紧地胳膊挽着胳膊，二十四个人一条心，一面趟着齐胸的水向高地转移，一面呼救待援。当洪水涨到齐脖子的地方，正十分危急的时候，党支部书记蒲香德驾船赶到了，二十四个人一齐脱险。为什么二十四个人不各自逃命呢？因为他们相信集体一定会派船来营救他们。

第二个考验——度灾

洪水退去以后，人畜还都在，没有什么损失，这是值得欣慰的。可是一看庄稼，完了；房子，倒了；吃的、住的一切都成了问题。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呢？这一冬就难熬。熬过了这一冬，到来春种地，再到秋收，这一个对头年，日子有多长啊！

“大水之后，必有凶年”的老话，威胁着人们。人民公社能有力量领导社员度过灾后的困难，恢复生产么？一些阅历较深的老人，最是忧愁，他们怕这一关过不去。可是他们不知道，公社领导上正在研究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计划。很快各生产队就用抢救出来的粮食办起了食堂。同时，立即动手搜集木料，重建新房。当时正是八月中旬，天气还热，抓紧时机，水退了一露地皮就抢种上了秋菜。两个月时间，突击盖上了六千多间房子，秋风起时，社员们就住上了暖房，睡上了热炕。这么短的期间，一下子盖起了这么多的房子，真不容易。这同旧时代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社员们说：在旧社会遭了灾，穷人就算别打谱盖房子，你上哪儿去求那么多的工给你盖房子？就算人你能求齐，饭你也供不起呀！

现在人民公社可真行，盖了房子，种上秋菜，又派出去一大帮人，打柴的打柴，割草的割草，打鱼的打鱼，放牧，编织，采集山货，进城拉脚，样样都搞起来了。社员说：各路进军，当前救灾和来年生产准备都计划到了。好像公社的人多了似的，其实人还是那些人，不过是集体经济能够把人力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把大困难都分了。集体粮食快吃完了，国家的救济粮又源源运到。但是国家的粮食只能运到公社，而且是未及加工的原粮。生产队眼瞅着粮食，没有车，拉不回去。就是能拉到家，没有畜力加工，也不能吃。社员们说：要是过去单家独户，光这点困难就过不去，可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是遭了大灾，底子还是厚。缺少运输工具，马上买进两辆大汽车，可以给各生产队送粮到家，不必生产队自己运粮了。

粮食加工没有畜力怎么办呢？研究的结果，非办电不行。办电谈何容易！需要电杆、电线、变压器、电动机，要很大一笔钱。公社虽说受了重灾，过去积累的底垫还是厚的，不出半个月，就建成了一座“变电塔”，接上了电源，给四个生产大队送了电，相继建立了电力粮米加工厂，粮食加工问题解决了。

第三个考验——种地

小北河这地方历来以农业为主，其他副业所占比重较小，灾后要想翻身，关键看第二年能不能争得一个丰收。要丰收，先看你能不能适时种上地。灾区，种子、农具、牲畜，样样都感到缺乏。特别是牲畜，因为灾后缺乏饲料，比较瘦弱，能够上套使用的不过七百多头。社员张守义说：“亏得办电，搞了粮米加工厂，节省下大批牲畜；要不然，春天种地紧忙的时候，要拿出一多半牲口去推碾子拉磨，还种什么地！”根据计算，一个三百六十口人的生产队，每天推碾子拉磨，要拿出四头牲畜，才能供上吃；全社三万六千多人，每天光推碾子拉磨就要拿出四百头牲畜。不办电，这四百头加工粮米的牲畜无论如何是腾不出来的；办了电，现在能上套的七百头牲畜，虽然还少，可是一头是一头，全都可以用到耕地上去。七百头牲畜只能耕地六七万亩，还有四五万亩耕不上。怎么办？公社向国家买来了九台拖拉机，解决了耕地这个紧急问题。

在灾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社员们鼓足干劲，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到底在五月中旬，把全公社十二万亩耕地一亩不拉，全种上了，而且播种工作相当细致。这一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两万零三百五十吨，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百分之十八。在这个基础上，一九六二年又取得一个丰收。两年之间，除了大牲畜头数还没有恢复到灾前水平以外，其他都恢复并超过了灾前。灾前有房子一万二千间，多是旧房草房，现有房子一万四千间，多是新房瓦房。按人口平均收入，灾前是八十元，现在上升到一百零五元。养猪由灾前的四千头，猛增到了一万头。灾前没有电灯和收音机，现在有了电，家家户户有电灯，百分之四十的社员买了收音机。手表、自行车和衣物等生活用品的数量也都远远超过灾前。

信念

受到特大洪水灾害的小北河，依靠集体经济力量，两年就翻了身。经过两年来的亲身实践，社员们深入地认识到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优越的所在。社员们在分析灾后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原因的时候，有的说，多亏植树造林；有的说，多亏洼田洼种、抢上茬偏收了小麦和豌豆??等等。这一切为什么现在能做到，过去就做不到呢？大家找来找去，找到了老根子还是在于公社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什么这样说呢？

全公社十二万亩耕地，有两万四千多亩好地在坝外，坝外年年受涝，大水大涝，小水小涝。可是个体经济时代，以至公社化前，涝地一直也没有种上耐涝作物——稗子和青麻，照旧年年种粮谷。因为个体经济乃至小集体经济生产规模的限制，在种植计划上不得不那样安排。人们明明知道，坝外种大秋作物就是冒险，可还是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所以历来坝外地是十年九不收。公社化后，因为组织、经营规模大了，全公社范围内，只要在种植计划等方面加以调整，坝外地不种高粱、包米，改种耐涝的青麻和稗子，或者抢上茬，种小麦和豌豆；坝里保收地则不用再种稗子和青麻，全种高粱、包米。这样调整以后，就使各生产队的坝里坝外的地都能做到适地适种了。这样，小北河公社在洪水面前，对付洪涝灾害就有了三道防线：小水，有耐涝作物，坝外地过水也可以保收成，这是第一道；大水，坝外地有大部分种小麦和豌豆，洪水到来前就可以收到家，偏得上茬，这是第二道；再大的水，有百里大堤，挡住洪水，牺牲坝外，保全坝里，这是第三道。

社员们说：就往最坏处设想，再来一个特大洪水，三道防线全突破了，我们依靠集体经济仍然能够战胜灾害，继续前进。

听了社员这番话，我想：无怪乎生活在两河夹槽的土地上的社员们，面对着极其险恶的自然条件，能够有这样大的自信，对战胜洪水，充满了决心，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是组织起来的、用集体主义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公社社员。

来源： 1963年11月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