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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横山等公社干部座谈怎样对待“三同”中的艰苦问题
1964.12.24

横山公社党委书记陈星和说：去年春耕的时候，我住到五星大队一个革命干部应该如何对待“三同”中的艰苦问题？最近浙江瑞安县横山、江溪公社干部对这个问题分别作了讨论，下面是他们讨论发言的摘要：

革命战士牺牲流血都不怕

我们还能怕蹲点的艰苦吗

江溪公社党委书记黄学荣说：我们如果怕艰苦，不愿下去蹲点劳动，这不仅不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也不可能领导好阶级斗争。过去几年，我总怕艰苦，很少下队蹲点，结果工作中碰到了许多“老大难”的垟题。比如登问大队第一生产队很落后。去年我到这个队住了几个月，通过访问贫农下中农，发现这个队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一个富农从中搞鬼。他利用青年对阶级斗争的无知，拉拢队里一些青年，经常在他家里吃吃喝喝，把这个队闹得四分五裂，人心不齐。我帮助队干部，发动贫农下中农，揭露了富农的阴谋，这些青年人才觉悟过来，与富农划清了界线，齐心搞生产。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农村基层单位是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过去许多革命战士，流血牺牲都不怕，我们现在到基层去蹲点，还能怕艰苦吗？

只要和贫农下中农比一比

怕艰苦的思想就站不住了

横山公社妇女主任吴向柳说：我是去年第五生产队贫农薛文元家。头几天我觉得很不习惯，吃的是番薯粥饭，住的是低矮屋，睡的是硬板门，白天要参加劳动，晚上要开会商量工作，干得背痛腰酸。可是与贫农薛文元一比，我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劳累、辛苦。他每天起早摸黑，抢重活、拣难活，为了搞好集体生产，他不分冷热和雨雪，天天出勤干活。我想，他能长期坚持劳动，我为什么不能长期蹲点劳动呢？蹲点劳动怕累怕辛苦，这不是证明我当上干部思想变了吗？从此以后，我每天同薛文元一道，不管什么样的脏活、重活，我都争先去干。这样一来，社员们都肯同我接近了。这说明，我们革命干部只有时刻与贫农下中农在一起，在生活上、劳动上，与贫农下中农比一比。这样，怕艰苦的思想就站不住脚了。

一想到我是一个革命干部

就安下心来不怕艰苦了

四月三十日到胜利大队第三生产队老贫农周月青家“落户”的，我过去在瑞安人民银行工作，生活过得很舒服。这次组织调我到农村搞妇女工作，又要我蹲点劳动，由于我认识不足，开头几个星期，人虽在贫农家，心却在机关里，工作深入不下去，也很少参加劳动，三天两头跑回机关，碰到挑粪的人还捏着鼻子走。工作搞不好，群众意见大，许多社员看到我也不理睬。我思想很苦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可是与贫农周月青一比较，我又觉得很惭愧。他是一个普通社员，我是一个党员、革命干部。他处处不计较个人得失，天天起早摸黑为集体，事事带头干，不怕困难，不怕艰苦。而我却贪图安逸，怕劳累、怕辛苦，这象什么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呢？想到这里，我就安下心来了。他上山，我也上山，他下田，我也下田，不论轻活重活我都样样跟着去干。这一来，社员对我的看法也改变了，许多贫农下中农都主动找我反映情况，有的还请我到他家去住。从此以后，工作越来越好搞，生产也很出色。一年多的蹲点劳动，使我深刻体会到：说蹲点劳动太累、太辛苦，这根本还是世界观的问题。

越是怕苦它越是缠着你

只有和它干才能苦去甜来

横山公社手工业干事李成培说：我们横山公社是山区，过去我总认为，住在贫农下中农家里太艰苦，饭菜吃不下。因此，前几年一直蹲不下去。群众说我们是：人在横山，不知横山真面目。我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去年十二月间，我到二号大队帮助大队发展茶叶生产。同群众一起订出了建造新茶园的三年计划。还同社员一道上山开园，挑生坭。现在这个大队已造好了新茶园七十亩，松树三百五十亩，桉树六万株。社员们粗略计算一下，三年后，每户社员光林业收入就可达到三四百元。贫农社员李阿宝说：人家都说我们山区穷，山区苦，只要党来领导穷会变富，苦会变甜。贫农的话说得真好，说出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穷和苦的问题。我们越是怕穷怕苦，穷和苦越是缠住我们不放，我们革命干部只有到艰苦的地方去，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才能苦去甜来。农村建设好了，生产增加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生活改善了，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来源： 196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