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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掉资产阶级考据学的白旗
北京大学 来新夏等
1958.10.00

一九五二年，郑先生到我系前，我系的教师如王先生和杨先生就已经用考据学来教学和作研究，但还是孤立的零散的自搞一套，影响还不太大。郑先生到系以后，不但没有扭转这种不正常的风气，反而使这种风气有所增长。

什么是考据学呢？这就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从史料出发，在故纸堆里找一些无关大局的烦琐问题，就事论事的加以考证。它并不想也不可能从丰富的史料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它只是从史料里找一些有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年代、地理、人名、数目……等小问题进行烦琐的考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兴趣。这些东西本来无关大体，可有可无。然而考据学者们竟然把它们看成“真学问”“实工夫”，把主要精力消耗在这上面，而把真正的应该研究的社会发展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等重大问题丢在一边了。

例如：来先生的“关于中国近代化学家徐寿的生平”一文，费了很大力量考证徐寿的年龄、儿子的数目（三个还是两个）、译书多少（13种还是14种）、船行速度等（20里还是40里）。魏先生也曾为了考证干涉苏联十四国的国名而花费了许多时间，这些问题就是考证清楚，对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有什么帮助呢？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大问题，但到了考据大师的手里便化大为小，成了考据的对象。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郑先生曾研究过，但研究了几年，却只考证出徐一夔的“织工对”的内容反映出的时代和行业。杨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几年的结果，发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编年”一文，费了很大力气考证出某年有某本历史著作。另外一位杨先生研究均田制的结果，一直在均田制是否实行过问题上打圈子。他们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中国土地制度等重大问题究竟有什么帮助呢？有，也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抱住芝麻，丢了西瓜。假定拿他们化在考据上的工夫，真正用马列主义观点来从事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也不会没有一点贡献。可惜他们没有这样作，反而沾沾自喜，以为解决了重大问题。他们实质上是为考据而考据，用考据代替了对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在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的幌子下，施展旧本事，卖弄旧货色。

为什么这样呢？首先他们中考据学的毒太深了，和它相依为命，恋恋不舍。同时考据学也成了他们的看家本领，随身法宝。但是在解放以后，旧的那一套吃不开了，必须学点马列主义，必须选些重大问题作科学研究。他们也念马列主义书籍，也想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历史上的问题。但由于立场观点没有改变，由于对考据学没有批判，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是勉强的，不自觉的。而且学习的态度也不端正，把马列主义的学习业务化，想从马列主义书中去找理论根据，为自己的结论服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旧不能并立，结果是旧的排挤了新的。比方杨先生在研究均田制时，本想从理论下手，曾看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看来看去觉得用不上，最后还是走老路，从史料里用考据学方法得出了结果。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考据学的危害，用考据学的方法治历史，必然排斥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考据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是看到对于个别人物事实的考证。人们的精力时间都消耗在烦琐的考证上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脱离现实，脱离政治，钻到故纸堆中。我系普遍存在的重史料轻理论、重业务轻政治、脱离现实的歪风，同考据学的盛行正是同恶相济。

考据学对年青教师甚至中年教师的危害也很大。如来先生看了郑先生的“织工对”考证后，认为逻辑谨严，值得学习。赵先生在课堂上听了杨先生均田制的考证后说：“杨先生讲得有兴趣，我听着也有兴趣，预备将来也这样讲。”这就自然的引导他们走向考据的道路。真是“传播出去，贻害无穷”。

也许有人说：“考据学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历史上个别事实，对理解整个社会发展规律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认为使我们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考据学。考据学最多只能弄清个别片断的事实，永远不会叫我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学历史的目的是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呢？还是弄清个别事实呢？全国解放已经快十年了，我们的理论水平还很可怜，不是没有学习理论的时间，而是我们死死的抱住考据学不放，轻视了甚至排斥了对理论的学习。我们已经吃够了它的亏了，它还有什么值得称道和留恋的呢？

从这里倒可以看出，我们对考据学的危害性还认识不足，对它还含情脉脉，总想找些借口，使它合法生存下去。至于马列主义理论，那就可有可无，无关重要了。这也就使我们认识到反对考据学的斗争，是如何艰巨复杂而重要了。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考据学，马列主义历史学的旗帜便不能牢固的树立。我们要行动起来，大声疾呼：

砍掉资产阶级考据学的白旗，

为树立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而斗争！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