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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史料论的治学方法把我们引到何处去？
北京大学 梁卓生等
1958.10.00

片面强调史料，忽视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历史系主要的治学方法。这种唯史料论，在方法上必然是讲考据，钻牛角尖，在思想意识上必然是“厚古薄今”；在培养工作上必然过分强调文字工具和“自我奋斗”的重要性；在学习苏联方面，必然是不够重视，甚至认为学习苏联于学无补。

这种观点，直到最近在工作中仍有所表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我系在制定跃进计划，讨论培养规格时，大家对于“专”的问题谈得多，而且特别强调对史料和文字工具的掌握，几经研究定出了一个在理论上无可非议的规格标准：在政治上是左派，业务上是内行。可是在讨论过程中我们的思想偏重在业务内行这方面。所谓业务上内行指的是精通古代汉语，掌握一种外国语文，能够阅读原始资料。后来有人觉得这样提不够全面，又有人觉得这样提会遭受批评，才加上“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一句，以资陪衬。可见唯史料论的思想在当时是作为我们讨论的指导思想的。这种思想在我系教师中普遍存在，长期影响学生，根据学生所揭发的事实来看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郑先生在1958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的“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一文，可以说是唯史料论治学方法的典型。全文引用了101条史料，花了一万多字的篇幅，其目的不外说明一条史料。郑先生也仅能做到这一点而已。但是，这是我们治史的目的吗？不是的，我们的目的是要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这种方法只能繁琐的罗列一些史料，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事实正是如此，郑先生在1956年秋天提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报告，旁征博引，举出大批资料但无结论；而郑先生也认为自己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在正式报告时把题目也改了。当时多少人期望着郑先生对这一重大问题有所阐发，可惜郑先生讲考据钻到繁琐的资料中去了。

其它先生也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走着考据的道路。来先生看了郑先生关于“织工对”的文章以后，甚为欣赏。谈到自己在“史学”发表的关于徐寿生平的文章的时候，则欣然自喜，为的是这篇文章考证了徐寿出生年代与一般所说的差了一年，自觉颇有所获。而郑先生对此加以肯定，认为这是年代学上的重大问题。杨先生在研究班上所作的“元代括马”的报告，也是坚持考据方法的表现，而郑先生则一再推崇，并号召青年教师向杨先生学习。这是在引导我们走资产阶级的道路。

我系教师由于片面强调史料，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对教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认识不足，从而必然轻视“近代史”和“现代史”，认为“现代史”不是“历史”是“政治”。其结果必然“厚古薄今”，而资产阶级学者正是把“现代史”说成是不成学问的。另一位杨先生愿与死人打交道与鬼为朋友，这样既不会犯政治错误，又可以心安理得地钻入故纸堆中，讴歌封建文化，对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学者推崇备至，而对马列主义及现代的进步史学家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所编的“秦汉史纲要”中虽有提及但仅作为标签而已。

研究亚洲史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指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之必然灭亡，这是亚洲史教学工作中应该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亚洲史”之单独开设其理由在此。照理“亚洲史”不应该厚古薄今，但是吴先生没有这样作。吴先生在旧大学教学多年，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仍然存在。吴先生仍不免认为“古代史”才是学问，讲“古代史”才够学术味，兴趣既然在此，再加上严重的自由主义教学作风，结果必然导至用大量时间去讲自己掌握的材料，利用讲坛尽量宣扬这些脱离现实的“学问”，自己能否完成教学任务就很少放在心上（不能完成教学任务，对吴先生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无足为奇的事了）。吴先生所掌握的多半是古代及中世纪史方面的史料，吴先生在五年内准备开出的七门选修课中就有三门纯粹属于“古”的范围：“中西交通史”、“中亚上古中世纪史”、“十世纪前的中印关系”。“厚古”就不必多花时间备课，而“厚今”则材料缺乏，势必花许多时间去收集。吴先生思想上舍不得割弃自己的“老底”，结果就走上了“厚古薄今”的道路。不管怎样说，吴先生在教学中的“厚古薄今”在系里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后果。一方面贻误了同学们的学习；另一方面对其它教师也起了不应有的坏作用。

唯史料论者注重文字工具，这是当然的，这又是与“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思想息息相关的。因而在培养工作上也必然强调文字工具的重要性。我系片面强调文字工具，真是全国第一，郑先生为了要学生攻破“两座大山”，便拟定了一个新的教学计划，规定历史专业五年制的学生在第一年内全部学习语文课，以后在第二、第三学年内语文课仍占很重的分量。黎先生和王先生为了拥护这个计划，答应担任语文课的教学。我系新来的助教同志在导师的指示下都要补修语文课几成系规。在制定跃进计划时魏先生三番四次地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把外文学习订入规划。1955年我校外语系停办，部分教师暂时没有工作，当时我系不少先生想让他们转到历史系来搞历史。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文字工具，而其它条件则不加考虑。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认为有文字工具就可以搞历史，忽视了马列主义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

片面强调文字工具，主要是为了掌握资料，结果就排斥了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钻研。青年教师们的文字基础本来是不很够的，有待学习，但是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尤其急需要提高。而系里一再片面强调文字工具的重要，加上部分中老年教师存在着“文字第一”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教师只得终日啃外文、抄卡片不能自拔。但是文字工具不是短期所能精通的，史料也要经过长期积累。长期下去部分青年教师自然会脱离政治，走上资产阶级专家的道路，企图通过，“自我奋斗”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情况是危险的。

在学习苏联方面，唯史料论也起了一定的阻挠作用，世界史教研组的情况尤其如此。几年来世界史的教师存在着重史料轻理论的思想，加上右派分子雷海宗对苏联社会科学的诬蔑，他们便认为，苏联的史学著作缺乏史料，不及英美的资产阶级历史著作内容丰富，连杨先生也同意“欧美中心论”的说法，并且在讲授近代史和美国史时有所表现。其它教师认为学英文才有前途，对学习俄文兴趣不大。张先生在“人大”学习俄文，有一定基础，来“南大”后从工作出发看，俄文水平需要提高，但是他却把学习重点放在英文上。甚至下放农村后，仍然抓时间学英文；可见重文字工具影响之深真是值得引以为戒的！陈先生曾经下决心学好俄文进行翻译苏联教材，但是1954年病后却改变了学习的方向，学习英文。在目前急需学习苏联先进历史科学的情况下要求我们学好俄文，但恰恰相反。俄文没有学或者没有学好，很难阅读苏联先进的历史著作，体会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其结果就是阻挠学习苏联。中国史的部分教师们从史料出发，觉得学习苏联于学无补，认为苏联史学著作并没有涉及自己搞的那一段，甚至认为搞中国史吗，苏联还得仰仗我们，这就忽略了苏联史学著作在处理史料方法上给我们的教育意义。关于这点，我们希望中国史教研组的先生加以检查。

虽然唯史料论的治学方法只是我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从上面所谈的各个方面来看，它给工作所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希望系内各位教师对此问题多作检查，把这个旧的治学方法从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清除出去，尽快地学会用马列主义进行教学，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