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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春亭谈“遵义事件”(一)
贵州 苗春亭
1967.01.02
时间：1967年元月2日
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05室
被采访人：苗春亭(现任贵州省副省长，59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时也任此职务)
采访人：袁昌新、张再兴等
问：“遵义事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你们为什么搞高估产、高征购？58年估产多少斤59年估产多少？60年估产多少斤？
苗：58年估产120亿斤，59年估产130亿斤，60年估产60亿斤。
问：60年的340亿是谁提出来的？
苗：记不清了，这是个争取数字。
问：各年的实际产量是多少？
苗：58年是100多亿斤，59年是80多亿斤，60年是60亿斤。
问：各年的征购数字是多少？
苗：58年大概是20多亿斤，59年也是20多亿斤，25-26亿斤，最高不过28亿斤，60年是20亿左右。
问：59年冬天，“五、五、二制”是谁提出来的(“五、五、二”是当时农村粮食指标，每人每天5两谷子(十六两制)、5两代食品、2斤菜)？
苗：这个是省委，是周林提出来的。周林从四川回来，就推广这个。
问：“富裕农民”是谁提出的？“论中农”是谁写的？
苗：59年提过，我也提过，“论中农”我不了解有这么回事。
问：到底什么叫富裕农民？你们是怎样划富裕农民的？
苗：有的老的富裕农民，就是原来划的，有的新的上中农，主要搞的是些基层干部。
问：58年分配粮食指标时，各专区不同意指标这样高，苗春亭曾打电话给周林，周林说：“有右倾思想在作怪”，后来苗春亭就强行分配任务，有没有这回事？
苗；当时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右倾鼓干劲。周林回来，讲过反右倾的精神。
问：你们分配的任务高还是低？
苗：高。59年最高，征购任务最重。
问：反“常、夏、李反党集团”，是哪个干的？据说是你们的眼中钉？
苗：反“常、夏、李反党集团”，是周林从庐山回来，认为他是右倾，那个时候常颂已经死了。
问：是你们想借反右倾的名义反“常、夏、李”，还是搞些什么？
苗：事实有出入，打击面很宽，列举他们的事实有很大错误，性质也错了。这个事有个专案材料，64年“四清”平反有详细材料可查。
问：你们为什么要反“常、夏、李”？到底这些人错在哪里？
苗：要追根，就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压制民主，主要是常颂同志有不同意见。58年在花溪开会说是常颂讲过，‘社会主义改造，条条鞭都打在农民身上’，后来又说不是那样讲的。依我看常颂比较深入实际。党内不民主嘛！长期形成隔阂。
问：常颂曾经提出过一个文件，是怎么回事？
苗：省委那时开会，提出一个修改报告，后来常颂同志交给地委同志改了一下，可能有些夸大。省委认为是背着省委搞非法活动，根本焦点在于不民主。
问：59年国庆(注：应是59年初夏)，遵义发了1亿3千万斤粮食，被徐健生制止并批评了，对不对？
苗：这我清楚。
问：“四清”揭发周林两件事，(1)说周林在湄潭看见人剐树皮时说：剐树皮就是剐我周林的脸皮，剐树皮就是有反革命捣乱；(2)说过谁开我的仓，就斩断谁的爪子？
苗：他过热检查没有谈，可能说过谁开仓谁负责。
问：当时，不准动用交通沿线的粮食，只能到边远地区去调？
苗：这个事实李书波最清楚，徐健生专管粮食，他当时到兴义去了。
问：当时规定旧历年前(59年)不供应粮食，是谁规定的？
苗：大概是省委吧，那可能是我，有这个意思，粮食方面，周林、徐健生抓得多一些。
问：中央监委去过湄潭没有？赵欲樵去湄谈是在中央监委之前呢？还是在后面呢？
苗：中央监委去过湄潭，当时中央监委金兆典去的，比赵欲樵后去，赵欲樵先去。赵欲樵是60年春，大概3、4月间去的，中央监委是60年夏去的。
问：你们怎样布置赵欲樵去的？
苗：是说赵欲樵去救灾。
问：你们没有布置其他？
苗：没有，我个人保证没有布置。省委开会让赵欲樵是去对李书波帮助他工作。
问：帮助干什么？
苗：说是帮他搞工作。周林说过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要央到搞。赵欲樵去的时候，周林跟他个人谈过。
问：什么叫吃补药、吃泻药，什么叫“央到搞”？
苗：就是取消斗争，搞阶级调和。
问：你们是否布置赵欲樵控制遵义，欺骗中央监委？
苗：赵欲樵是去帮助工作的，中央监委后来来了时候，他们才对口径(在遵义宾馆)。
问：“遵义事件”是由专区负责呢还是由省委负责？
苗：由省委负责，(专区)负责错了。
问：你们为何往下推？
苗：64年我检讨了，我们没有自我表现革命精神，没有追到省委来。可是那个时候分析死了那么多人，怕干部搞乱了，因而央到搞。
问：59年灾情这么严重，你们省委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苗：吴实在三合市、桐梓，大概是59年春节发现的。
问：在这以前，你们知道吗？
苗：在以前，知道有些地方粮食紧张，那时以为是少数地方。
问：各个专区给你们反映过多少次情况？
苗：我听徐健生讲过，我不知道，在吴实发现以后，他们开会谈过这个情况，以前汇报很少。
问：当时下面反映指标高了，交不了粮，你们怎么对待的？
苗：我们对灾情估计不足，当时决定处理半斤粮，决定带着粮食下乡。
问：当时你们搞食堂现场展览，听说当场就死了3人？中央发给粮食你要了没有？
苗：我们没有要粮。我没听说当场死人，我听说知道是后来死人的。
问：《党内通信》六条下来以后，你们怎样对待？怎样贯彻执行的？
苗：按照规定发下了的。那个时候我们头脑也发热，讲了栽秧一亩要栽多少窝呀，怕农民动摇了。
问：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苗：没有采取措施，就规定了生产指标，规定了一亩要栽多少窝。
问：你们后来搞了八条，来对抗主席指示，你们说“六条是主席回韶山，听了群众意见，写这封信是应付群众的，不能全信”，说过了没有？
苗：没有说过，不会这样说的，这样太露骨了嘛！
问：庐山会议前一段，有个19条指示，周林回来后传达过没有？
苗：这个没有传达，没有个文字的19条。
问：中央关于一平二调，有个十二条，你得到了吗？
苗：得到了的，是59年春传达，反一平二调三收款。先开了大会，接着整风整社，整顿人民公社的体制。二调是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往社里调，一平是贫富平均，大家一样，三收款是银行扣钱，当时我们纠正了这个。
问：那么，牵牛拉马又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借口反牵牛拉马抵制反一平二调？
苗：反牵牛拉马是以后，是少数人，有个别人想把社里的东西拉走，反牵牛拉马是庐山会议以后根据反右倾的精神干的。
问：中央曾拨钱赔款，拨钱赔款的指标是多少，你们什么不退赔？
苗：拨了几次，开始拨得少，拨了几千万。
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体制是怎样提的？
苗：有一个文件，是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59年确实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59年春，由公社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
问：粮食、工资供给制是谁提出来的？
苗：我们也这样提，全国都是这样的。
问：当时吃饭不要钱是谁提出来的？
苗：吃饭不要钱是我提出来的。
问：当时纠正单干，中央有文件，省委的态度如何？
苗：当时没有，省委发了个文件，中心区要坚决纠，边远地区纠不了也不要勉强纠，中央没有指示(指61、62年)。
问：为什么中心区你们就要坚决纠，边远地区纠不了就算？
苗：中心区人口集中，条件好，能纠正得好，边远地区基础差，我们纠得不坚决。
问：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汪小川的“二铺调查”，是不是按周林的意见写的？大方调查是谁写的？
苗：“二铺调查”是汪小川自己写的。大方调查我们不知道，汪小川到桐梓去的。
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