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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荣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贵州 杨绍荣
1967.01.07

时间：1967年元月7日19：00-21：00

地点：贵州省供销社二楼办公室

采访人：赵安国等四人

被采访人：杨绍荣(原遵义地委副书记，现供销社副主任)

事宜：有关部门“遵义事件”前因后果及处理情况

杨绍荣同志口述：

我的工作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省里开会传达、中途叫我回去传达精神，然后来贵阳学习两个月，调贵阳，入院养病。“事件”处理一点也不知道。

当时高估产、高征购。59年上半年，李书波在花溪开地(委)书(记)会，估产35亿斤，说红薯在内还可能超过这数字。我在开粮食定产会，说连红薯只25亿斤。因同时间同在贵阳，两人报的不同，徐健生说，照书记说的办，李书波就揽下了征购10亿斤。要遵义地区拿出10亿斤征购粮，解放初生产不过12亿斤、57年18亿斤、58年22亿斤，59年定35亿斤，我说：不到这个数字。解放后有发展，也不会到30多亿斤。在单产上，我和何林有争论。何林有责任，他是第二把手。

对遵义办食堂，我提了很多意见。我说这样吃下去，公社吃完了，就要吃国家的。我说办农忙食堂，在食堂吃一顿。我对正安县委书记靳文哉说过，不能把社员的猪都集中起来。59年5月1日，我在赤水调查回地委反映，提倡集体养猪，不能把社员的、私人的集中。就放了些回去。地委开会，就我和李书波吵架。

1959年在遵义马家湾开现场会，把二十几亩水稻并到一亩地上，省里由吴肃带队，参加高产现场会。第二次是在忠庄铺，是专区的人参加。估产时，我数了谷粒，说只有每亩700斤，李书波说有几千斤，当时我拒绝参加现场会。说我右倾，泼冷水。到1960年4月12日我出院，何林还提我右倾。

1958年我发现仁怀有问题，我就没请示就指示下边说，凡要出问题(指死人)的就先发粮后请示。因57年有兴义(事件的)教训。但没掌握好，一下销了六千万斤，省里还经常批评。58年是个丰收年，可惜没收起来，是赵欲樵的罪恶。桐梓58年的稻子有的59年还没收。为什么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地委知道，就没有认真研究过。遵义的问题连治洁也跑不脱。

密植有个科学规定，当时瞎幹。有3×5(寸)、3×3(寸)、4×4(寸)的。群众没认识到，只在路边种，也不分品种，一律对待。59年并秧损失太大。在鸭溪听说还搞过“小麦分层播种”，越密越好。我和耿焕民讨论过，开会时，他不坚持原则，就我一个人说话，当急先锋，说是右倾。

1960年元月，调动工作，我去省委报到，晚上路上发现死人，是护士下乡回来反映的。我去跟周林反映，他在打麻将，根本听不进去，叫我扭回去看看。

谢富治总理来，和64年四清，都没找我参加，处理(情况)不清楚。周林、徐健生、苗春亭都是很坏的家伙，一定要揪出来。

(本文整理后未经本人审阅，仅作参考)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