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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金堂县人和人民公社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报告（摘要）
四川省委检查团温江地委分团
1959.05.03
（一）
人和公社是原来人和乡的四十一个农业社合并组成的。全社属于大山地区，有耕地一万九千五百零五亩，三千二百三十二户，一万四千零三人，该乡解放前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土匪横行，农民度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发展较快，社会秩序安定，农民生活大为改观。但是从一九五七年起，这个乡的领导被几个品质恶劣的违法分子所把持，使总支领导完全离开了党的政治路线。一九五八年春天开始，这个乡便成为他们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的黑暗世界。据不完全的统计，遭受他们非刑吊打的达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事件十余起。公社化后，公社干部中大部分有贪污拉用的行为，仅几个主要负责人，各自埋伏公款即达三万余元之多。社员沉痛的说：“土改翻了身，互助组到高级社享了福，一九五八年乡干部变了，我们硬是遭了罪了啊！”有的社员说：“我们还要第二次解放”。
（二）
人和总支被几个违法分子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操纵后，采取打击、报复、排斥、陷害等手段来压服其他的总支委员，总支十一个成员中，除了正副书记、社长三人已经烂透了外，还有五人跟着他们做坏事，只三个好，但不能起作用。
总支书记李义和，出身富裕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参加过劳动，一九五一年小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个人主义极端严重，作风非常恶劣。调任人和乡总支书记后，为了“创造奇迹”，对群众采用各种残忍手段，而对一些坏分子，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犯黄伯清（信用社主任）相依为命，他们与社长唐时海三人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黄伯清成了这个“核心”的“参谋”。党总支讨论对犯错误党员的处理和解决总支委员的思想问题，都要吸收黄参加。有的总支委员反对，李义和反斥责他们“眼光狭小，不会团结党外人士”。李还在全乡干部会上说：“黄伯清是上级派来的，谁不服从他，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五八年三月以来，在李义和的主持下人和乡通过所谓“双反”、“排类”、“评上、中、下游”等形式，发生了人命死亡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他常常公开说：“对调皮捣蛋的，斗争过火点没来头！”且向干部说：“打人要会打，要打内伤，不要打外伤。”几次骇人听闻的“打人运动”都是李义和事先在总支会议上部署的。分工由李义和同黄伯清亲自掌握七耕区的“排类”斗争，不仅打了群众，团员、干部也遭毒打。李曾蓄意霸占乡政府隔壁一个寡妇许梅秀（中农）的房屋，借口动员场镇居民下村劳动，要许搬走，许不答应，李便责令乡干部朱大林先后对其全家及其女婿进行十余次“辩论”、毒打，并没收其购粮证。许的九十多岁的母亲曾两次向李义和下跪，最恶劣的是有一次赶场时当着群众向他跪下瞌头求饶，李反骂他们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终将房子霸占。群众骂李是“活阎王”、“漏网地主”。
社长唐时海（总支委员），虽是雇农出身，但已变质，是一个打人不眨眼的人，他的“理论”是“强迫命令就是左派，‘辩论’不起来就是右倾。”他亲自掌握八耕区的“排类”斗争会，一个晚上就打了卅三人，被罚跪瓦片、板凳者更多。平常对上级党委发出的生产战斗号召置若罔闻，竟外出打鱼取药，经常到成都找他的爱人耍。生活上胡吃乱花，坐火车不买票，赊账不还，下村吃饭不给粮票不给钱。群众骂他是“估吃霸赊”的人。
信用社主任黄伯清，过去是五凤的大油粮商，“三反”中是一千二百万（旧币）的贪污犯。表面上伪装积极，内心仇视党和人民政府，常在乡干部中污蔑党的阶级政策，说“好多不该是地主的是地主了，不该是富农的是富农了，……”。他冒充共产党员到处招摇撞骗，并在李义和的庇护下，多次亲临各耕区主持“打人大会”。更可恶的是打击党员陷害好人。在公社催缴公粮入库存的会议上，分支书记邓相才因为粮食没晒干，未能按时入仓，遭到李义和的批判，黄伯清也在会上狐假虎威的帮腔，并暗地指使别人“揭发”邓是地主的“管家长年”，“社会关系有问题”，以陷害邓相才。去年全乡清产会上，黄借五耕区产量未报清楚，打击分支书记张金方，拿写着“张金方反党反社会主义，调皮、瞒产……。”的小黑板要张金方背着。他还经常冒充总支领导者，找分支书记、党员个别谈话，干部都称他为总支的“人事科长”。他为了骗取先进单位的“荣誉”，采用各种手段收刮款项作为信用社的存款，如全部扣留各农业社的存折，不让取款；不准社员取个人存款；以及乘着全乡乱打乱斗的时候，迫使社员认缴信用社股金等，以致多次骗得全县“先进单位”和“个人模范”的称号。
总支副书记庄德开是雇农出身，原来强迫命令作风相当严重，经过县委教育后有些改进。李、唐下放到该乡后，在职务、权力、待遇上与李、唐有矛盾，但在该乡所做的一切坏事情上，意见是一致的。他分工掌握三耕区的“排类”、“评上、中、下游”运动，先后打了群众四十六人，造成人命死亡事件五起。
总支委员蔡守良，是违法乱纪事件中的积极支持者。他主持七耕区的“打人会”，不论“下游”、“上游”、社员、干部都一起打，而且亲自动手打人。他并组织社员私分苞谷一千余斤。怂恿二流子、地主为他个人报私仇。
总支委员肖明金，在违法乱纪的事件中是积极执行者之一。他把被斗争过的人又集中到乡政府来，关起门进行毒打，其中一个社员险些被当场打死，一个女社员被打掉了裤子。在掌握“打人大会”时，辱骂打人不积极的干部是“同情坏人”，从别处另调党员、团员去打。
总支委员、副社长贺学珍（女），出身小商家庭，总支分配她管理青年农场，工作上不负责任，把农场搞垮后，团支部书记写大字报批评她，她便同李义和商量把团支书送进了劳训队。她贪污一百元以上，证据确凿，但本人拒不承认。
总支委员、三耕区分支书记谢正礼，在违法乱纪事件中该耕区最为严重，他亲自主持打人，估计本人有大贪污，目前尚未查账。
总支委员、副社长傅登和，虽无违法乱纪行为，但不坚持原则。据现有材料本人亦有严重的贪污。
总支委员只有三个好的。
总支副书记李荣福，贫农出身，工作积极，联系群众，虽没有坚决反对违法乱纪行为，但也没有参与作坏事。去年九月以后离乡参加铜矿工作，最近才返乡。
总支委员、八耕区分支书记叶长珍（女），工作艰苦，与群众关系好，被李、唐等斥为“右倾”。
总支委员张仲文，尚未发现违法乱纪行为，虽有少量挪用，但基本上还是好人。
人和公社的主要干部还有大量的挪用、贪污的行为。据最近揭发和证实的材料，仅李义和、唐时海、黄伯清、庄德开等私自埋伏公款共达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元。他们为了便于贪污拉用，故意不要财务制度，公社既没有总账又没有细账。公社的十四个干部全部都管钱，九人持有公款存折，仅付登和一人即有存折四个。大都是自取、自存、自批、自用，互不过问，互不干预。这次算账中，公社账目无法公布。
李义和等还依靠了一批坏分子欺压群众，只要社员犯了一点错误或他们不愿意之意，动辄就开会“辩论”，送进“劳训队”。而这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也就乘机报复打击群众，如：
坏分子李方水，生产队长，投机商人出身（一九五八还在作投机生意），去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群众对他提出了一千二百多条意见，他便借口“打小偷”、“打懒王”、“打闹粮”等，对提意见的社员进行报复。由他主持或亲自动手吊打的社员就有十五人之多，其中有十二人是贫雇农。因吊打后而死亡的即有三人。去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共青团员唐正贵因缺粮断炊，糠亦吃尽，向李请求开证明买糠，李即反诬唐闹粮，立即开会斗争进行毒打，耳被打聋。去年六月间，六十余岁的贫农唐朝福，因口粮困难，分苞谷时在地上拾了几粒被抛撒的苞谷，李即破口大骂，一脚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晨即死去。与此同时他却贪污救济粮、“转转粮”三百余斤。去年搞大兵团生产时，李方水规定迟到的不准吃饭，端起饭碗亦被打掉。曾有一天饿着肚子干活的即达十余人之多。又规定妇女出工时一律不准带小孩，一见妇女带小孩即骂“把小孩给我丢在苕窖里窖起”，或者要把小孩装到口袋里挂在树上。致使许多妇女伤心流泪。在日常工作中惯用威胁手段，欺压群众，常以“不服从领导”、“破坏生产”、“不准吃饭”、“送去劳改”等来威逼和惩罚社员。社员把他叫做“李恶霸”、“李阎王”、“黑心萝卜”。李于最近畏罪自杀后，社员仍恨之入骨，纷纷在自己的门口和路边上燃点艾火名曰“送瘟神”，口念“在世是恶人，死了是恶鬼”，有的社员在他投水的池塘里撒菜子咀咒他“永不转生”。
劳训队长张学富（党员），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被我军俘虏，一九五二年转业回乡后，在太平乡任治安委员时，亲手打过十几人。任劳训队长期间，几乎所有劳训人员都遭毒打，打死、饿死、逼死者四人。还制造了所谓“不用人打”的几种刑具。被他亲自动手毒打的劳训人员即有十一人之多。他还在劳训队大肆贪污，他每月的公开收入即在八十元以上。
第五耕区分支副书记黄新林，解放前曾当过四年土匪，解放初期参加暴乱。清匪反霸时畏惧斗争，混入志愿军部队，并隐瞒富农成分和个人历史而混入党内。他与这个耕区的委员、坏分子吴伯全是“老庚”，当土匪时就在一起，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极为凶狠，动辄就要打、骂、斗争或送去劳训。去年九月以“毒死毛猪”为名陷害李应久（李应久过去与吴伯全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致李上吊而死。孕妇曹彦珍去年从淮口买回？？子，被诬为偷窃，黄新林即组织了斗争大会，拳打足踢，打得该孕妇下身流血，致其上吊自杀，死后肠子都流出来了。
三耕区副生产组长张胜荣（转业军人），曾对有精神病的贫农唐明玉（女），进行了三次毒打，并用粪水淋在唐的头上，用铁丝链子将其双手锁起，关在屋内，约三十多天，不准送饭吃，只有她小孩偷着送点饭去维持生命，放出时双手已糜烂，生蛆，病情加据，最后死在玉米地里，其情凄惨。
违法乱纪分子李义和等，将这些作坏事的人统称之为“有干劲”能完成“任务”的“好干部”，而对于不作坏事的人，诬为“能力弱，没干劲”的干部，并遭致打骂、训斥。
（三）
李义和等进行一系列的违法乱纪事件，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去年三月，全乡召开了一次对地、富、反、坏的公判大会。会上，他们对每个被判者进行反复的毒打，大部分人被打伤，个别的变成残废。他们想通过对这些犯罪分子毒打来恐吓群众，“杀鸡给猴子看”，以推动全乡的“生产高潮”。
五月，少数农民要求解决口粮供应（当时确有个别农民缺口粮吃糠），他们在全乡搞一个所谓“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把要求供应口粮的农民都当作“浪费分子”斗，把不接受他们所提出的耕作技术和生产指标的农民当作“保守分子”斗，最后发展为人人“排类”过关的运动。总支决定全体党团员、干部、群众要自己鉴定属那一类。并规定“三类”要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类”要占人口百分之一点五，所排出的“四类分子”都采取了打、骂、罚跪等手段，强迫他们“转变态度”。唐时海到八耕区去掌握斗争“四类分子”的大会时，传达了李义和的“干部不要打，社员打两下没来头！”的指示，这样，各生产队马上打开了。一、七生产队群众不忍动手相打，唐时海就让两队互调打手，进行打骂。总支委员肖明金掌握会场时，看到有些生产队打不起来，就指斥耕区干部：“同情坏人”，并调来张家云（党员）、开明奎（团员）二人打社员刘少明。劳训队队长张学富（党员）见刘少明反抗，抓起板凳把刘的脑壳打破，血流不止。七耕区农民李昌田、张德海、徐荣宗三人，看到斗争大会到处打人，说了一句“打人怕不对吧？”话没说完，他三人也被抓起来打了三顿。这次全乡各耕区的“排类”斗争大会中被打被罚的达百人之多，第二天又把头天晚上被打的“四类分子”约五十多人集中到乡上来“训练”（受重伤、挨混打的没来），使他们向总支低头认错、承认打得对以后才允许他们回家。
借五月“双反”、“排类”运动以后，为了改变所谓“落后分子的状况”，又于六、七月间先后两次集中了二百零四人（其中有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单干户）“训练”，也采用了打、骂、跪的方法。七月中旬总支决定在全乡搞一次“一月消灭下游社员，二十天消灭下游干部”的“评游”运动，每七天评一次。“下游”社员的比例规定要达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评游”的办法是自报公议，先以小社评比，公布上、中、下游名单，然后送总支确定斗争对象。再根据总支布置，各耕区召开斗争大会。会上首先由主持会议的干部故意发问：“现在还没有转变的‘下游’怎么办？”下面的违法乱纪就喊叫“拉出来说！”各耕区立即打开了，名曰“打下游”。
八月上旬，以召开全乡工农誓师大会为名，对所谓“中游”社员、“下游”社员又进行了一次折磨。各耕区把上、中、下游的名单写在牌子上，“上游”用红纸，“中游”用绿纸，“下游”用白纸上面画些乌龟、小脚女人……。在赴会途中不准“下游”社员同“上游”社员混到一起走。在会场上又将上、中、下游社员分开座，并强制到会人员去看上、中、下游的榜，借此对群众施加压力。
誓师大会以后，总支又作出了：“二十天消灭下游”的计划。全乡各耕区创办了所谓“马列主义学校”，把被打、被斗的二百七十六名“下游”社员（其中社员二百五十一一人，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十七人，单干户八人；贫农一百二十人，中农一百五十三人，团员四人），集中在九个“马列主义学校”，提出“坚决批判中游，彻底反掉下游”，“中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下游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更大”等口号，采取批判、坦白、算细账和服劳役的办法整人。“学习”期间，妇女生病的最多，很多因修蓄水池把脚泡烂了，妇女因体力支持不下经常啼哭。总支还派治安委员背着枪看守。
在办“马列主义学校”的同时，又成立了劳训队，由坏分子张学富（党员）当队长，违法乱纪分子周天和（党员）当副队长，地主蔡厚林、刘国玉当小队长。劳训队共五十三名，除了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八人，以及两名流窜犯外，其余43人皆为中、贫农成分。大多数人是所谓“四类分子”，有的因吵嘴、骂架、小偷小摸被弄进劳训队的，有向干部提过意见而绑进去的，有因他们需要采石工具，而把石匠绑进来的，更恶劣的是为了霸占别人的妻子而把男人送进去的。在劳训队中除了三个小队长和两个会计未被吊打外，其余四十八人皆未幸免。其中被残刑逼死者四人。他们除吊打外，还造了两种名曰“不用人打”的刑具整人。一种是将受刑的人，双手或单手托起一大鹅卵石，手臂直伸，名曰“举重”，一种是将一条板凳四脚朝天，受刑者双手双足放在四条腿上，手脚直伸，腰背挺起，名曰“地崩子”，此外，他们还以饿饭来整人，吃饭时由地主小队长掌握饭瓢，有人为此而三、四天吃不着饭，在繁重的劳役中死去。
经过以上几次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全乡被吊被打的有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农民一百二十五人，富农七人，地主十七人，现管分子六人。生产组长以上干部四人，党员一人，团员二人。受害者的伤情为：打得浑身发紫，呈血丝、血块的五人；打断筋骨手杆的三人；头被打破，脚被打烂，打出血的七人；臂膀打烂的四人；眼被打瞎的二人；耳被打聋的一人；既被打又被拨粪水喂狗尿的三人。打后发生非正常死亡的共十五人。其中自杀的五人，被打后受伤致死的五人，因神经病受干部折磨而死的一人，因怕干部打骂将儿子勒死的一人。尚未查清情况的三人。在死亡的十五人中有贫农十人，下中农二人。此外，还有刎颈自杀未遂一人，因怕挨打而外逃在外的十四人以上。
这些违法乱纪事件发生后，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引起了一部分社和干部对党的政策的怀疑，使党的政治威信遭到严重损害。如贫农杨忠治说：“共产党说不打人，不骂人，现在是不是变了？”有的社员说：“共产党的政策不要去惹，少说话好一些！”群众有五怕：即“怕开会”、“怕辩论”、“所排队”、“怕劳役”、“怕挨打”。生产队长蔡学培说：“我已四十多岁了，评下游，排四类分子都不怕，就怕挨打。”
（四）
人和公社的违法乱纪事件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区委书记王明堂应负严重责任。他明知这些事件的全部过程，不但不严加制止，反而还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如该乡召开公判大会，他曾亲临参加，会上打人他不制止，甚而还同李义和一道检查“斗争”的火力够不够猛不猛，在会上并亲自指着被斗的人说：“你不说，又打起来了”，公开赞助了打风的滋长，以后，“双反”、“评游”、“马列主义学校”等计划，李义和都会在区委会上汇报过，而王明堂在区委会上竟公然说：“闹粮的和中、下游都是社会渣滓”，并对李义和的作法大加赞扬，还要太平乡对人和公社的“双反”“经验”积极推广。人和公社总支任用坏人，区委副书记唐正年曾向王明堂反映过，王置之不理，还准备把打人成性的坏分子张学富提拔作为太平乡的总支书记。王明堂对这些严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不仅不向县委报告，反而蒙蔽县委说人和公社的工作是全区做得最好的。更严重的是当县委发现人和的事件后，责令区委对人和事件进行检查，检查后，也没有向县委报告。今年春天，县监委讨论人和公社的人命事件时，王明堂还说：被整死的人都是“旧社会的残渣”。
人和公社的违法乱纪事件，个别县委委员也曾去该乡检查过。但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没有察觉该公社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没有及时纠正，亦未向县委反映。这亦是这一事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的原因之一。
来源：四川省委检查团温江地委分团，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