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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六级干部大会简报第3期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编
1959.03.10
（3月10日上午分组讨论的情况）
出席这次六级干部大会的人，昨夜基本上到齐了。除了省级机关以外，各地区来的有3800多人，其中南昌市（包括新建县和南昌县）有2400多人。观潮派共约有400多人。今天下午由邵式平同志作传达报告。听报告的除各地来的以外，还有省级和南昌市级机关干部共7000余人。
这一期简报是今天上午各地区分组讨论的情况。宜春地区今天上午是地委第一书记张国震同志向社、队干部做传达报告，没有进行讨论。南昌市因继续忙于安排公社来的干部调组工作，也没有进行讨论。其他各地区，除上饶和景德镇以外，今天上午社、队干部一般地没有参加讨论。现在还是按地区将分组讨论的记录整理如下。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干部在漫谈中，有三位公社党委书记、付书记发了言，部分同志插话。座谈时主要反映了如下几个问题：
穷富拉平，穷队喜，富队忧
本来穷队与富队的一拉平，在基层干部中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群众的抵触思想则更大，尤其是蔬菜队与农业队，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表现更为突出。新平乡党委第二书记施南春同志说：船民吴火金过去一人一年收入可以搞到500至600元，转公社后，只能分到200元左右，比转社前要减少2倍的收入，他的思想闹不通，因此，他在驾船运输时所得的实际收入不全部交给公社，自己扣下一部分，现在他家7口人除每人做一件新衣外，他自己一人一次做了6件棉衣。再如社员林松贵除了做新衣服外，还买了一块手表。公社里的理发员，对分配也有很大意见。有个理发员两夫妇（男理发女弹棉花）过去每月平均收入48元，转公社后，他评为一级只有12元，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比转公社前要减少一半（该社伙食费约6元）。另一个理发员陈士开，他的技术较高，他单干的时候，每月平均有40至50元，转公社后他被评为一级工资12元，有一次他听到广播中说到“按劳分配”原则，于是就质问社长：“我技术高，过去一个月四、五十元，现在也只评一级，一个月12元，这是按劳分配吗？”把社长问得哑口无言。
鹅湖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吴耀得同志说：过去一个手工业工人，过年时手下总有100至200元，而转公社后，不但没有钱进，还要借债。
查日融同志说：真正吃亏的是单身汉、人口少的贫农，而不是富裕中农，因为一般富裕中农家里人口较多，单身汉人口少。他又说：过去有的地方（蔬菜队）一个劳动力每年可以分得470元，有的地方只分得300元左右，转公社后，就一律拉平，过去拿470元的就要减少60％，当然会有意见，也就不愿搞好生产了。东方社有个蔬菜队长对干部说：“干部工资也有个高低，你不是说农村是逐步消灭差别吗？现在一下就消灭差别，我有意见。”
有吃亏的，就有揩油的，占便宜的社员对吃亏的社员说：“共产主义嘛，有什么穷富可分的”。
分配不合理还表现在吃油、吃猪肉、吃口粮上，油料搞得好的吃4两，搞得不好的也吃4两；猪养得多的、少的吃一样多的肉；增产多的也吃520斤粮，减产的也吃520斤粮，增产区的人问：“能不能多搞多吃，少搞少吃？”
劳动效率不高的原因
大部分同志认为，劳动效率不高，有下面几点原因：
（1）成立公社后，由于在分配制度上有些地方不够合理，如蔬菜队与农业队、手工业与农业统一拉平，有些社员吃了亏，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2）公社的管理范围太大，管不起来，生产队长和农民一条心，怕得罪人，对社员“磨洋工”也不管。有的社员说：拿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有的甚至认为：做一天也是拿一天的工资，做半天也是拿一天的工资。如桥溪生产队有一个组，组长带头10个人半天栽了50棵树，据了解是在山上打扑克。社员罗XX在高级社时劳动出勤率很高，转公社后，他们夫妇2人两个月才出勤18天，他说做多了也是帮别人的。金德颜在山里睡了三天觉，还说挑窑柴去了。
（3）没有一套完整的记工制度和账目 ，谁劳动得好坏公社不了解。
鹅湖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吴耀得说：鹅湖公社出勤率仍达95％以上，但工作效率不高。
对所有制闹不清楚
查日螎同志说：目前有部分社员对所有制还闹不清楚，有顾虑。有的社员有钱就花掉了，没有钱就向公社借，不借就吵。如社员张文选自己有50元存在银行，儿子病得很厉害，向公社说没有钱给儿子治病，他说：“儿子生病向公社借钱，要不要还，如果不还，不借就要吃亏。”许多社员都想先拿到手再说，怕以后分不到手。
还有的社员自己有钱不敢存在信用部里，而存在景市储蓄所里，怕公社没收。王金贵有700元，不存在信用部而存到景德镇市储蓄所。
有的同志不愿权力下放，耽心权力下放后（尤其是经济权）基层干部贪污。有的同志反驳了这种意见，认为群众监督比上边监督更好。
上饶地区
讨论前，彭协中同志简要地说明了这次会议精神和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后分小组进行漫谈。着重讨论了“人民公社存在些什么问题”。除县书外，公社干部也发了言。一致认为主席提出的问题是准确的，主席的指示是英明正确而且及时的。地委付书记王树衡同志说：“主席对这个问题真抓准了”。波阳县书葛凤翔同志说：“去年跃进指标下边比上边大，今年愈到下面指标愈小，原来问题是在这里（即主席的指示），我们虽然经常在乡下，也看不出问题的本质。”漫谈中反映最多的是去年分配中的问题和当前群众的思想情绪等。
据各地反映，目前群众的生产情绪，总的说来是高涨的。横峰县青板公社陈宜兴同志说：“群众家庭生活都由公社代安排了，再不要自己担忧了，可以放心生产了。特别是妇女得到彻底解放，过去不参加生产的妇女现在也打着赤脚去修水利”。人民公社整顿后，有些问题也得到解决了。
但是，也反映出一些阻碍公社发展和生产大跃进的问题，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有些人的生产劲头还不足
东乡县反映对于今年更大跃进，“公社干部紧张，队组干部怀疑，群众无所谓”。大队以下干部认为：“增产也是公社统一分，减产也是公社统一分”，因而工作被动，一切依赖公社。群众认为：“生产好粮食多也一样吃，生产差粮食少也不会饿死”。横峰公社书记张远道同志说：“社员赖英文只50来岁，去年评8分，生产劳动顶好，今年要他看牛也不干了，还说：‘政府照顾老人家’。”横峰县蓬荷公社书记徐有泉反映：“食堂吃饭一窝蜂，出工不见人，做事要三请四催”。有的说：“干不干有饭吃，到处公社化，到处有饭吃”。有的妇女借口怀孕和月经而不出勤，有个妇女没有怀孕说怀了7个月。公社有些土地生产队不接受，群众也不愿种，严峰生产队有个社员说：“种这么多干什么，累死了还不是跟别人种”特别是富队和劳动力多而人口少的户意见最大，他们认为：“干不干，四块半（指工资）”。单身汉说：“靠工资娶老婆，一辈子也莫想”。因而单身汉和劳力强负担轻的外流较多。有些贫困户和人口多而劳力少的则说：“政府政策你们反对不了！”
以公社为单位分配，群众不满
上饶市有个高级社有7000多元钱，转公社后钱给大家分了，群众不满。东乡县小璜公社六大队无粮吃，到八大队去要了2万多斤去，一个钱也没有给。东乡县东源公社二大队，为了怕甘蔗外调，就把所有甘蔗和甘蔗种也都熬了糖，私自分给了社员。瞒产现象也普遍。东乡马圩公社一个小队瞒产3万多斤。弋阳县社员黄元凯说：“1957年分到300元，自己还养了两口猪，转公社后只分到26元，我手都软了”。在群众中，对吃饭不要钱有80％——90％的人积极拥护，但有人认为反正公社包了，原来不读书的也要上学。东乡小璜公社原只有400人念书，现中有600多人上学。其中陈巩家共计8个人，有4个上学念书，其中有3个是今年去的，内有一个是24岁的大儿子也上了农业中学。普遍反映放牛的人都没有了。至于无代价征用房屋，猪、鸡集中归公社的现象也普遍。上饶县汪村公社反映，公社集中过多，社员借一、二块钱，也要到公社批条子。有些手工业工人更为不满。东乡小璜公社反映：“铁匠木匠和裁缝过去一般每月收入30——40多元，最少的也有20多元，现在除了全家吃饭外，也很少有工钱，据计算扣去全家伙食，一般收入减少30％左右。”
有些部门给公社背包袱
贵溪县反映：“人民银行收款要放‘卫星’，一次要15万元”。公社书记说：“收这多有困难”。银行干部就扣帽子说：“你的观点有问题，全国一盘棋嘛”。税务局收屠宰税也要放“卫星”，猪还没有杀，就按每人1.5斤肉计算向公社要税款。
几点疑问
“实行队为基础，各计盈亏”，穷富村的调剂就比较困难，本位主义就要多起来。东乡县有的公社党委书记说：“有钱好交换，无钱就艰难”。也有的说：“公社和大队就不能办工业了，队里劳动力就抽不出来了”。余江县大多数公社书记主张：“以大队（原高级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小队实行奖赔”。这样大队便于平衡和调剂各小队之间的悬殊和差别。余江县黄庄公社黄庄（穷村）小队长说：“以公社或大队为单位分配都可以”。余江县杨溪公社大队长说：“公社分配就不能按劳取酬，大队为单位还差不多，小队为单位就最好”。余江春涛公社书记说：“约有50％的群众主张小队为单位分配，穷村要公社分，部分队无所谓”。
过去一“平”二“调”三“收”的情况都有，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呢？有的是记了账，有的连账也没有，就是记了也没办法解决。东乡县杨家社反映：“有些村没有粮食，又无钱，但饭总是要吃，总不能饿死”。东乡县委付书记陈接福同志说：“修大型水利的民工是全县调配，有些地方根本不受益，就算结了账由受益地区给些钱，不受益地区的群众也还是吃了亏”。万年县反映：去年秋收时，组织人马到各地突击，既没记工，也无法算。类似这些问题，特别是一平二调三交款的问题，如何解决？希望省委作个具体规定。
干部、职工家庭问题。东乡县小璜公社共计6700多户，其中干部和职工家属有740多户，占11％强，他们家里虽然也有点劳动力，但是都在食堂吃饭，群众说他们是：“新五保户，成天劳动只够供养他们”。也要求要有个妥善解决办法。
抚州专区
今天上午的座谈更加深入一步，大家把主席的指示与下面情况结合起来进行检查，感到主席指示的情况千真万确。讨论中反映了如下几个问题。
不是农民自私自利
各县县委书记一致认为，目前我们与农民的关系确实有些紧张，过去曾经多次找过原因，找来找去，找到两条：一条是认为农民有资本主义自发趋势，自私自利；一条是基层干部有本位主义。听了主席指示以后才知道不是农民自私自利，乃是所有制有问题。南丰县委书记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认为解决当前紧张情况的办法是批判富队闹本位主义，要拉平，要消灭差别，于是来一个穷富队无偿调剂，结果越调剂越紧张，而农民则给我们来一个瞒产私分。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出300万斤粮食。后来采取下列办法，收到了效果：（1）从正面对群众进行阶级对比的教育；（2）以队为单位进行安排，有余者可以外卖；（3）一手交钱，一手交粮；（4）宣布干部、党、团员交出粮食一律不处分。这样做了以后，搞出1千万斤左右粮食，基本上解决了全县的粮食问题。崇仁县委付书记陈德宽同志说，过去总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私有制越少越好，没有考虑到小集体到大集体要有一个过程。1958年农业大丰收还闹粮食紧张，知道有问题，但是总从思想方面去找答案，结果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劳动力紧张
目前劳动力安排是个大问题，农业方面留的人不仅少，还都是妇女、体弱的，身强力壮的差不多都调到工业、铁路、公路、水电站等方面去了。临川县委第一书记李春瑞反映，赣抚平原工程方面用了13800多人，现在还要求加高堤挡2.5公尺，3月20日还不能完工。原来由南昌、临川两县共同搞，现在由临川一个县搞，很困难。这个工程对临川受益不多，上面拨了30万元买抽水机，哪里都买不到，请省里解决。6位县书同志都反映劳力外流现象严重，有的工矿企业招人，不要户口和粮油供应证就收，搞得很乱。临川反映永修有一农场开个汽车去招劳动力，上汽车的先给6元。特别是手工业工人因为公社不发工资或工资与农民一样拉平，外流现象更严重。有的同志说，现在这个也“上马”，那个也“上马”，“马”又喂不饱。
发展经济作物要解决的问题
临川、崇仁提出搞经济作物，特别是种棉花的农药、喷雾器、枯饼、化肥等都不能解决，不解决，种下去没有收。还有种甘蔗成本太高，临川种15000多亩，光种子成本要180万元，这笔钱公社不能解决，县里全年全部只有180万元贷款，也不能解决，要省设法解决。
要不要算旧账
资溪第一书记郑德伍提出这次新精神回去如何贯彻，如果算旧账，就不得了，搞钢铁、抢种抢收，统一调配劳力，搞不清楚；社员养的猪给了社，桌子板凳可以清理。主要是今后要贯彻等价交换，旧账不一定斤斤计较。
公共食堂和自留地问题
抚州专区崔专员说：搞公共食堂的方向是对的，但现在普遍搞，是否条件成熟？搞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动力外流，各户不能养猪。
金谿（现金溪县）县委第一书记说：以户为单位养猪，没有饲料，看来自留地一律归公，值得考虑。
吉安地区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表示同意。并反映出如下3个问题：
劳动力不够
不少县委书记反映：当前农村劳动力是一个大问题。万安县委书记说：这是一个主要矛盾，除了外流的劳动力以外，主要是地方工业和农业上的劳动力矛盾很大。太和县委书记侯吉华同志说：该县当前的农业劳动力是个很大的问题，调搞服务工作去了20％，搞工业调去了15％，其他5％，这样就去掉了40％的劳动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抽调，实际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不到原有的50％。
另外，遂川及太和二县的同志反映：井冈山垦殖场占用了他们很多的劳动力。除有组织的抽调以外，垦殖场并私自到这二县来招收人员。井冈山垦殖场通过组织在遂川县抽去了1300多名主要劳动力，另外垦殖场又擅自在该县招收去了396个劳动力，内有地主33人，富农10人，反、坏分子4人。大家要求省里从速解决井冈山劳动力的问题。此外，还反映井冈山垦殖场还常到邻近几县套购粮食，不遵守市场管理，高价收买菜蔬等。太和县委书记说：他们对井冈山垦殖场的这些不正当的做法，曾提出过多次劝告，但都被拒不接受，现在他们已拘押了1名该垦殖场来套购粮食的干部，并曾先后没收了二次该场来套购的粮食和蔬菜。同时，遂川、太和二县的同志还反映井冈山垦殖场与井冈山上的群众关系搞得很不好，群众的意见很多。由于以上原因，他们建议省委组织一个检查组到该场去检查一次。
关于大集体小自由问题
遂川县委书记高永昌同志说：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在整社中对社员原私有的小块菜园地、自养的猪和鸡等都退回了社员。社干部对这些措施抵触较大，主要怕因此会影响出工，怕肥料分散，因此当前多数公社，社员家里已自养了猪的还是少数。
关于经济核算问题
峡江县委书记崔振家同志反映：该县的公社办食堂以后粮食有些浪费，名义上定了量，实际上粮食在他仓里，又没有一个数，吃了多少算多少，个别公社用粮也不过秤，因此粮食定量贯彻不了。有些公社养的猪，想到要吃的时候就杀一个，老牛死了就吃，没有严格的经济核算手续。
九江专区
九江地区讨论较昨天更深入了一步。会中着重讨论并反映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贯彻“物资劳动、等价交换”，要不要算这八笔账：1、粮食拉平账；2、生产资料乱调账；3、生活资料归大堆账；4、付业生产归大堆账；5、无偿劳动调配账；6、属于当年产品（猪、鸡……等）充公的账；7、原高级社公共积累账；8、收款账。
在讨论中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算，但要有个范围。武甯县委书记主张算内不算外。即：公社内部的都算，公社外的（如钢铁……等）就不算。又主张算社外，算社与社，不算国家与公社。有的主张不算为好，算了，一方面会助长群众的斤斤计较思想，不利于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另一方面，光算经济账又会丢掉政治挂帅。大部分同志主张，必须算的还是要算（如粮食调剂），不必算的就不算，主要是交代清楚，引起今后的注意。但也有个别同志对算账有点耽心：一怕形成一股算账风；二怕搞乱。
二、对生产队办工厂的问题，讨论中有不同看法。都昌县委书记提出：生产队办农具厂、小型发电站，从人力、物力、财力来看，是有困难的，还是社办为好。
三、对社内穷富生产队的差别如何解决的问题。讨论中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穷富差别在短时期（3——5年）内是不能解决的。解决差别，靠国家贷款不行，压富的地区也不行。只有等待发展生产。穷富可以按生产水平留积累。
另外是不同意上面看法。他们认为解决差别，主要是靠三条办法：一是国家财力帮助；一是加强领导力量；再是积累适当。
四、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谈到粮食和付食品的紧张问题。武甯县委书记张志同志说：目前情况是比较紧张。如我县生猪生产下降了，蔬菜市场供不应求；粮食过去往外调还不大闹，今年不往外调，还闹得更利害。
五、大部分县委书记认为，这次会议贯彻下去，轰动面较大，应该注意下面几点：1、防止反冒进，否定过去的一切；2、强调等价交换，防止忽视政治挂帅；3、防止搞乱；4、要让干部知道过去哪些做错了，应该纠正，不要过多责备下面，县里要担负一些。
六、对银行部门的意见：
1、银行扣款方式不好，农民出卖农产品，不见钱就扣光了。
2、有些历年贷款，未及时搞清，一直转到现在，有的干部（过去是互助组长）转上了几百元。
赣南地区
通过讨论，大家对公社的生产、积累、分配的关系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赣南区党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刘铁英说：“过去对公社、作业区、生产队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明确，对供应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如何确定，不够明确。原来赣南是按小社进行分配的，后来也改为由公社六统一分配办法，现在看来，物质条件差，拉平是不行的。会昌县委书记杨奎全说：过去对拉平，权力过于集中等，也感到有些问题，但敢想不敢说。如以公社实行六统一分配办法，生产好、富裕的队反映吃了亏，过去靠借支吃饭的社员，今年与社员一样的分，还有零钱化，挫折了富裕队的生产积极性。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样好与不好的生产队积极性都可以发挥出来。
刘铁英同志说，在来开会之前在南康唐江召开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作业区主任、生产队长座谈会，最初没有人发言，后来听到了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大家非常高兴，发言很踊跃，争论也很热烈。他们说：“区与区、队与队之间有差别，不拉平，我们保证把生产任务层层包下来”。有的生产队说：“这样工作也好干了，生产有了奔头。”党委书记李淑英说：“过去工作上好苦闷，光叫跃进有些跃不起来，毛主席的指示一下子把群众的积极性调起来了。”对于粮食问题他们说：“我们收入多，政府就统的多，我们就瞒产；实行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多劳多得，就不打埋伏了。”在座谈中许多生产队对实行七级工资制、五定反映意见很多，他们认为应恢复过去死分活记的办法，这样生产吃些累也愿意，多劳多得。
权力过分集中
在1958年分配上，赣南地区有部分社是采用四统一或六统一的办法进行，产生了一些平均主义，挫折了部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如崇义县红旗公社左溪作业区，生产好，收入多，公社从作业区总收入中抽出11000元归公社，不敢向群众讲。该作业区支书说：“按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没有意见，照按劳分配有意见”。
有的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首先表现在领导方面。会昌县农民自己买了几部柴油机，是抗旱用的主要工具，行署决定调走一部，用坏了还叫县里修理，使100多亩田受到损失，群众有意见。会昌县大部分公社社员自留地自种的蔬菜和夏收作物，一律交归公社，因此许多社员黑夜拔芋子、挖菜，现在造成过去产菜区也没有了菜吃，农村到城市买菜。另外商业部门规定任务，预购猪、鸡、鸭等也产生了一些付作用。周田公社有一个作业区得了商业部门35000元预购金，群众怕鸡、鸭转社后归公，都杀掉了，结果不但任务没有完成，有些钱也被干部挪用或者贪污了。
粮食问题
对于粮食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各县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瞒产情况。定南天花公社召开了3天会计人员会议，即检查出20多万斤粮食。大家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还有以下几点：（1）征购任务负担不平衡，如信丰县胜利公社1957年负担40多万斤，1958年负担210万斤，增加了4倍；正平社北京作业区，300多户800多亩田，1957年负担10万斤，1958年负担18万多斤，平均每亩负担350斤。（2）权力过分集中，布置任务仓促，有的地区认为那个社生产任务完成的好，就增加任务，完不成任务的也算了，造成任务完成好的反吃了亏，先进的也不愿先进了。（3）有的地区外地人口流入现象严重，据统计大吉山常年有600多人（流动人口不在内）没有粮食关系，全南县根据3个垦殖场检查，现在有300多广东人没有带粮食关系。另外农村人口向矿山盲目流入情况也较严重，全南县过去有劳动力32000个，现在只有29000多个，宋田管理区原有28户，现只剩5户，其余都全家到矿山去了。
提出来的几个疑难问题
通过对毛主席指示的初步讨论，也提出些问题：（1）实行三级管理问题。会昌县提出：全县是由299个高级社，划成100多个作业区（即2个或3个乡1个作业区），有1000多个队，如以管理区核算单位，就太大了，若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又太小了，须要适当调整。（2）今后搞协作，根据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定有报酬，修大水利工程如何解决？（3）公社办工业劳力有规定，生产队办工业劳力怎样安排？（4）经济作物区核算单位也是队，如棉花全部不收怎么办？（5）一个月发一次工资不妥当，到秋后农民做衣服就不好解决，建议实行一季一预支，半年小发，年终全发。
省直
省农业厅、农垦厅、林业厅、水利厅和省总工会党组，3月9日晚上和10日上午分别座谈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指示英明伟大，听了传达思想开朗了，认为这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省农业厅处长陈力说：“有些公社社员出勤率不高，劳动效率低，总觉得是管理上存在问题，中央指出是所有制的问题，开始思想还接受不了，经下去摸情况，才认识到确实是这个原因。”在谈到“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时，他说：“我省也存在这种情况，但开始还认为不如别省严重，一是我省的公社规模不大，二是我们的生产大队原来就强调了以高级社为基础，三是去年分配省委强调了按原高级社进行。仔细领会主席指示精神，才认识到问题不是这样简单。”
在讨论中也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农业厅党组对“吃饭不要钱”问题，多数同志认为是好的，正确的，今后仍应贯彻执行，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实行这一制度为时过早，如水产局一科长陈XX说：“未实行这一制度前，劳少人多的，吃得差一些，零用钱紧一些；劳多人少的吃得好。实行吃饭不要钱后，对劳少人多的户在吃饭方面是提高了，但钱还是很少，对劳多人少的户，吃不如以前，钱也少得，同时劳少人多的户认为吃饭不要钱，是政府恩赐的。这两种人积极性都受影响，而且因为都吃二干一稀，粮食也有浪费。所以最好现在还是分户吃，随着生产的提高，劳少人多的户，生活也会慢慢地提高。”农林水战线有些同志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一、一大二公是中央提的，现在为什么又要分散。二、现在主要是反平均主义，其次是本位主义，如果权力下放，本位主义是不是会更多起来。三、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公社集体所有制，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四、毛主席指示是否迟了一些，这次会后，贯彻到公社、生产大队，是否会影响春耕生产。
南昌市的一件会外材料
南昌县“八一”公社曾经在3月4日到5日晚上，开了一个干部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大队队长、生产队长、统计员，包括老中农、上中农和现贫农各个阶层有代表性的干部（并有意的吸收了几个观潮派），座谈主席指示。从座谈中看出，他们十分拥护主席的指示。下面是座谈纪要：
“六多”、“六少”
八一公社成立后，紧接着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使社员生活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因而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社员劳动热情高涨，特别是人口多劳力少的困难户生产比以前更加主动积极。据板溪生产队的调查，坚决拥护这一分配办法的，生产劲头十足的占31％；基本拥护，生产积极的占50％；有意见，生产不太积极的甚至有个别反对的占19％。但是由于1958年分配制度的改变，转公社的具体问题没有妥善处理和交待清楚，加之某些干部的平均主义思想，因而引起农民的一些不满，生产上出现了一些消极情绪，具体表现是劳动出勤少，生产效率低，农活质量差。不少劳动多的户老年人和中年妇女，现在不愿上工，他们说：“我家劳动力多，老年人不参加劳动也可以赚得饭吃，是吃自己的劳动饭”。有部分老年人因为伙食部分有了保证，也不愿劳动，认为吃饭不要钱“是托毛主席的福，是吃政策饭”，因而也不积极参加生产。钱溪大队有个生产小组共19个劳动力，每天有5个不出勤。塔前一个老年人劳动很强，去年评为9分，全年做到了3千多分，今年也不参加劳动，社干部叫他生产，他当场回答说：“我有饭吃还生产干什么”。从生产效率来看，问题更大，据分析生产效率比去年降低了30％。去年八一大队社员罗何根等每天去南昌推粪二次，到莲塘推粪一次，每次推6桶，现在每天只推一次，每车4桶，社员万旺水是八级劳动，去年到南昌推粪每车8桶，今年不愿参加推粪，为了达到不做重活的目的，他自动写了一张申请书，要求降低工资级别。座谈中，大家反映有“六多”：1、学生假期休息多，参加劳动少；2、老年上街多，生产少；3、年令不大说有病的多，抢做重活少；4、小孩念书多，放牛的少；5、青年要出去的多，安心农业生产的少；6、村外粪便多，捡的人少。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1、由于1958年受灾，收入不多，工资低，社员感到劳动报酬油水不大，对工资不感兴趣，八一社最高工资每月5元，每天约1角8分，28天计算最低工资每月1元5角。2、公社是一个生产分配的单位，社员认为一个生产队搞好了生产，其他队没有搞好也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大队与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又互相怀疑，互不信任，怕自己队里多花了成本，多用了工，将来吃亏，不少干部、社员反映：“公社象鄱阳湖一样，摸不到边岸，生产好坏，只有各凭良心”。3、1958年分配和转公社中，一些具体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和交待清楚，1958年分配后对于进钱户应进的款项没有得到现金，富裕农民他们感到处处吃亏。转公社后，生产资料入社，食堂用具都没有得到现金，社员龚大客头在座谈时说：“我全家5人吃饭，4个劳动力，去年说是多劳多得，我买了一部土车子，到年终赚到1万元未分，结果粮食供给不按工分配，应进200多元，变成了只进90元，还是一笔账，转公社时，土车子又要入社，又是一笔账，当然今年做事没有劲。4、转公社后原来高级社的一套生产责任制都打乱了，新的责任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接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因而社员生产积极性也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穷富队比较
一年来，由于生产条件不同，生产管理不同，和基础不同，社员分配结果上也有所不同，穷队与富队，穷社与富社依然存在。根据蒋巷，八一，向塘，花港4个公社，53个大队，216个高级社调查分析，富队25个，占47.1％，穷队12个，占22.6％，富社100个，占46.3％，穷社73个，占33.8％。整个富队与穷队，富社与穷社经济差别悬殊极大，每人收入有相差4倍之多。如向塘公社福国大队3453人，纯收入111550元，每人平均33元。岗上大队4615人，1958年全年收入600160元，每人平均130元，每人平均收入等于福国大队4倍。蒋巷公社原河边乡高悟高级农业社1250人，纯收入43750元，每人平均35元。南新乡团结高级农业社501人，纯收入55110元，每人平均110元，相当于高塘社的3倍。花港公社原后陈社高级农业社每人平均18元4角。田坪高级农业社每人平均48元2角，相当于后陈高级农业社的2倍半。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