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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河大队“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摘录)
蚌埠地委赴凤阳县工作组
1960.11.24

地委:

根据地委指示，我们派一个8人组成的工作组，对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五风”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情况报告于后：

山河大队是由原山林、山河两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现有11个生产小队，土地25,692.7亩，2,970人，耕畜341头。解放以来，由于党的领导，产量连年提高，树木成林，牛羊成群，因此有“小江南”之称。

自1958年冬季起，这个大队的共产风就开始刮了起来，不仅始终没有得到纠正，还越刮越大，到去年春天和今年春天达到了最高峰，直到今年秋初，还在陆续地刮着。公社刮，大队刮，小队刮，小组刮，食堂也刮，其中以大队刮得风最大最凶。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自土地、耕畜、粮食、房屋、农具，小到桌椅板凳、锅碗瓢勺、鸡鸭猪鹅。据统计，公社侵占去的土地有3,512亩，耕畜58头，粮食2548斤，房屋120间，大型家具5件。大队刮生产队和社员的耕畜28头，木料119根，劳动日11,471个，资金208元，房屋114间，猪羊93头，家具7件，家具48件，大队调个人的粮食5,316斤，大队所在地的任庄子的房子20余间，全被大队占去。

三关庙生产队先后被大队调走了耕牛14头，母猪12头，木料27根，现金60元，劳动力48个，占全队整半劳力总数的30％。由于耕畜少，劳力弱，105亩秧苗只栽了45亩，其余40亩秧老掉了，少栽水稻600亩。今年春种的作物，除20亩谷子收了83斤外，100亩高梁、53亩玉米、23亩棉花，因一次未锄，颗粒无收。

前庙生产队共有土地3296亩，被公社调走320亩，公社各单位占去360亩，修铁路占去24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7％。牛被调走21头，每头牛由原来负担40亩增加到100亩。

生产队、生产小组和食堂的共产风更是一阵紧一阵，需要房子就要社员搬家，没有办公用具和炊具，就刮社员家里的东西，没有草烧，就扒社员的房子，没有菜吃，就没收社员的小园地和提社员家的咸菜坛子，就端社员家的酱豆缸。全大队33个食堂，光是今年春天扒拆社员的房子就有526间，没收了社员的小种粮5,316斤。

这个大队刮共产风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借口下，大量集中小队和社员的家畜家禽和生活资料。大队实行了五个“集中”:1、猪集中。去年大队为了办“万头猪场”，集中了小队和社员的猪125头，由于管理不善死掉一大部分，剩下的被大队几个干部分掉了。2、鸡集中。他们规定，每户社员或每个劳力，必须交2只鸡，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只，鸡翅膀上标上名字，“无名充公”，违者没收或者斗争。3、鸭子集中。去年秋天，大队在一天早上趁人不备，统一行动，突然出击，从各村各户抓去群众的鸭子350只，搞到山上集中喂养，由于天热缺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死、跑、偷、吃349只，只剩下一只鸭子还被干部偷吃掉。4、厕所集中。他们把社员的私人小厕所全部扒掉，集中起来一个庄子盖一个大厕所，有的离村较近的还能积到一些粪便，有的离庄子远的，半年都没有人去拉屎。5、山芋母子集中。今年春天，各个生产队已经开始育山芋苗了，大队下追命令，把小队已育出的山芋种全部集中到大队育苗，结果很大一部分烂掉，因苗少只栽了919亩，代圩生产队200多人，只栽山芋60亩，其中50亩栽迟了，每亩只收几十斤。

二、强调一切归公，限制社员发展正当的副业和小生产。这个大队的干部，张嘴这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闭嘴那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规定:每户只能喂一头猪、三只鸡，多了就要没收。1958年，全大队共养猪995头，今年仅有138头。大赵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到现在鸡子绝了种；代圩生产队在1958年100多户社员家家有猪，而今年全队只喂了3头糙子猪。

生姜和毛芋是山河大队的特产，群众依靠这两项收入来调济自己的生活，可是今年这里连种也绝掉了。干部的理论是:因为生姜赚钱，社员的钱多了，会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防止生姜“长出资本主义”，他们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秋天大灭生姜，一方面搜社员家里的生姜种，一方面去挖人家的生姜地。全大队仅漏掉了两棵生姜秧，被他们看见后，今年春天也给拔掉了。

社员自留地1959年春天收了一次，今年春天又收了一次。这样收了又还，还了又收，把社员搞得心神不定，无心安种，种后不管，收后不种，大部荒芜，草长半人深，社员讽刺说:“烧锅可方便了，出门就是草。”

山河大队去年午收面积只有7,700亩，而上报给公社17,000亩。今年早稻只栽900亩，上报8,900亩。任庙小队去年一亩油菜没栽，小队却上报150亩，而大队又按分配给小队的日进度指标上报为300亩。鲁滴生产队一次上报栽秧日进度是30亩，大队会计不同意，说小队会计思想右倾，调到大队检查，硬逼报为150亩。

样样实行大兵团作战，任意乱调劳力。在公社干部的影响下，山河大队的大兵团作战特别严重。从夏收夏种以来，他们组织的大兵团作战达10次之多。

大韩小组秧苗只有四指高，地又没有整出来，可是大队却硬把大赵生产队的劳力全部调来突击栽秧，结果只好把小秧起出来，栽到仅耙一交而没有犁的草棵里。今年200亩地只有90亩每亩收十几斤稻子，其余全部被草欺掉了。

夏种中，代圩生产队有8亩地已经撒上黄豆种了，刚要犁田时，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畜力全部调走。因为黄豆撒了种未犁，结果被公社的老鹅吃掉了。

大兵团作战不仅是支援单位劳力被调走，家里生产无人搞，而且被支援单位也遭到极大破坏。社员说:“大兵团来了我们愁，走了我们也是愁。大兵团来了没有烧草，要扒我们的房子，田没有整好，就把秧给我们栽到草棵里；大兵团一走我们的劳力也被调走，家里活没人干。”

在搞大兵团作战中，他们出了不少花样。例如在栽秧时为了显示有干劲，规定每人都要打号子，谁不打号子就说谁没干劲，就得吃批评。钟庄有两个小姑娘栽秧很快，就是因为不会打号子，而被清洗回家了。又搞什么标兵赛，田里一人栽秧，埂上九人喝采，等等。社员对大兵团作战的结论是:“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在“一切归公”的思想指导下，这里的一些干部竟发展到任意搜罗群众财物的地步。去年冬天(小溪河山河大队)组织了一个所谓“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一户不漏，有的户被搜多达4次。稍有不满，他们就公开宣扬:“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嘴牙是你的！”在搜查中，他们手持铁棍，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开始主要是搜查群众的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仅社员代如前一家就被搜去毛芋600斤、生姜50斤、辣椒100斤、大豆20斤、葵花籽10斤、干菜10斤。他的儿子从学校带来的2斤米和3斤山芋干也被搜去了。社员王宗坤家烙的一锅饼，被专业队看见后，一拥而上，全部吃光。社员称他们是“吃干队”。

据初步统计，山河大队的干部多吃粮食7,639斤，油141斤，吃肉1,949斤，至于鸡、鱼、蛋、烟、酒更是无法统计。大队干部到小队检查工作，从来不与社员同吃，居然派一个人背着米、面、酒、肉跟着他们跑，到哪里吃到哪里。大队长梅树岩带着政府发给病人的饼干下去检查工作，吃不了到处乱丢。社员看见后说:“怪不得我们叫大队长吃饭他不吃呢。”在群众一天只吃几两粮的时候，他还不吃白米饭，而要炊事员搞油炒饭和烙油饼给他吃。钟庄小队长李保珠曾先后六次到社员家里搜肉吃，社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地蛆”。

山河大队被干部捆绑、打骂、吊罚、扣饭、游庄的群众就有1,078人，占总人口的36.3 ％，被打死2人，逼死1个。社员王功良死后，工作组展志生叫王的老婆去燃灯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愿去，展要斗争人家。结果这个妇女走后，小孩就死了，小孩死后几天无人问，尸体被老鼠咬的不像样子。大队副书记史永明，借口寡妇王氏母女俩要外流，不给饭吃，并罚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个男社员捆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里。第二天，王氏母女俩外流后，史又把她家的三间房扒掉。工作组李多慈发现社员庙永产偷了几个山芋后，就把庙捆起来，把几斤山芋挂在庙的颈子上“游庄”。三官庙生产队团员鲁维安，从外面回家看小孩时，生产队长史家正不但一连两天不给人家饭吃，还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秫秫。后来鲁饿了，偷了半碗秫秫，史家正就把鲁绑了两天不给饭吃。不几天，鲁就病死了。

山河大队1958年有5,536人，现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个，占整个劳力的48.8％。

1958年有耕畜668头，平均每头负担土地38.5亩，今年只有341头，平均每头负担71.8亩。

全大队共有土地29,693亩，到今年夏天就抛荒11,455亩，占总田亩的44％。

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270万斤，1959年总产为181万斤，1960年总产只有115万斤。

社员的收入:1958年人均24.6元，1959年人均18.57元，而今年还要降低。

来源：1960年11月24日《关于山河大队“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见《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