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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公社马鞍生产大队进行整风整社试点情况的报告
（贵州省委调查组）
1961.07.00
七月，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凯里县凯里公社马鞍生产大队，进行了整风整社的试点。协助当地党委彻底进行了退赔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发扬了党内民主，整顿和健全了党的支部，基本上解决了前段整风整社尚未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因而，使这个大队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
马鞍生产大队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山区生产大队，有一百三十七户，五百一十九人。这里从土地改革到高级社时期，生产连年增产，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从三十来万斤猛增到四十二万多斤；烤烟年产量曾达三万余斤；耕牛一百三十头；生猪从一百五十头发展到二百多头；鸡鸭每户都喂有七、八只；田里放鱼，每户每年也可收得百把斤。一九五七年以前，这个队除每年向国家交纳和出售公余粮十五、六万斤以后，每人每年还能从社里分得五百斤左右的粮食，社员自己经营收入的粮食也有百把斤。年终分配时，多的可进百把块钱，少的户也能分得三十余元。社员们一摆起那时的生活情景，都说：“那个时候，一年到头吃穿不愁。”但是，近两三年来，由于灾情很重，再加上“共产风”一刮，生产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一逼，反右倾和反瞒产一整，弄得这个大队从一个自食有余的富队，变成了一个依靠政府救济的重灾队了。全大队七百多亩田土，丢荒的将近一半。粮食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四十二万多斤，下降到十一万五千多斤，减少了三分之二。烤烟一斤也没有了。同生产密切相关的耕牛，从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三十头，减到现在的七十二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四点六二。生猪从一九五七年的二百多头减为八头，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六。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全大队出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困难户。这些户的共同点是：劳力少，体力弱，人口多，灾难大。例如第六生产队二十一户就有九户困难户，占百分之四十三。
大刮“共产风”的结果，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给群众生产上和生活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巩固，损害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马鞍大队党支部在刮“共产风”的风潮里边，弄得前任支部书记（土改以来的老骨干）被斗争、挨打之后撤职了；党员与党员之间，互不团结，你整过来，我整过去，整来整去，整得大家都躺倒不干了，形不成核心领导。因此在群众中也造成很大的混乱。他们看到领导自己闹翻身过好日子的老骨干被整下台，新上任的干部办事又不是那么公道能干，再加上分配上的两个平均主义，有不少的人对走合作化道路失去了信心，纷纷要求分田到户和单干。为了帮助这个大队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今年春天以来，黔东南州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帮助这个大队制定了“三包一奖”的方案，及时地进行了夏季预分工作，并在春耕大忙时，组织了一百多名机关干部突击抢收抢种。群众的情绪虽然逐步稳定，但面对着当前的困难情况还是忧虑重重，对党的政策半信半疑。党支部仍然处于涣散之中。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在整风整社的试点中，着重抓住了两个问题来认真加以解决。一是通过彻底退赔来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满足群众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迫切要求。二是通过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纠正个别干部所受的错误处分，划清是非界限，进一步调动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外的团结。
（二）
马鞍大队的整风整社工作，是从选择问题最多、情况又最复杂的第五生产队为重点，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进行的。第一步，广泛宣传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党的彻底退赔政策，把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贯彻执行六十条，自己起来搞退赔。与此同时，通过民主选举，建立退赔组织。这个大队分别进行了三十八个办事公道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和社员代表，组成大队退赔委员会和各生产队的退赔小组（大队十一人，生产队三至五人），具体领导退赔工作。第二步，通过挨户调查访问，逐户逐件地清理登记平调账。切实查清谁平调的、平调的品种、数量和时间，是否已退赔，退赔得合理否，社员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在此基础上，由大队退赔委员会分工负责，以各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每户自报的平调账，经过群众逐件审查评议后，落实定案。第三步，发动群众，逐户逐件地讨论退赔原则和办法，对于平调的东西，那些要退赔实物，那些可以折价退赔，那些先退，那些后退，用什么办法退赔，什么时候退赔等等，都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并结合讨论退赔办法，及时组织实物退赔兑现。第四步，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结合挨户调查访问，对干部进行摸底排队。根据发现的问题，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对于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纠正了对干部的错误处分，以增强党内处的团结。第五步，分别召开党内外的团结大会，在党员之间、干部之间开展互相交心，解除思想顾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增强团结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健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讨论生产计划，制订秋收预分方案，开展生产备荒运动。
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兑现。马鞍大队前段的退赔工作，虽有一定成绩，但很不彻底。到今年七月上旬为止，各级和各部门在这个大队平调集体和社员个人的东西，已退赔的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群众说：“你们年年讲退赔，年年叫鸣放，不知道鸣放了多少回，登记了多少次，纸都用去了几大刀，结果是讲话（讲退赔）象打雷，要退东西象做梦。”从已退赔的情况来看，除少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退的原物或实物外，绝大部分是折价退的现金，而且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折价偏低，退得不合理，如社员文明良家一幢烤烟房，一九五八年被大队平调，只折价一元退赔；社员杨兴贵家一九五九年花二十块钱买的一个架子猪，喂了两个月被大队养猪场平调去，只退给十五元。对此群众批评说：“这是拿粑粑哄小娃娃，想应付一下了事。”另外，在前段的退赔工作中，干部一般都未认真向群众检讨认错，而且个别干部对群众的态度还很恶劣，因此虽然退了一点东西，群众的怨气仍然很大。如第五生产队社员文明光家被生产队平调二床晒席，今年春季整风整社搞退赔时，清到一床已退回，另一床下落不明，当时要求在这里帮助工作的公社干部帮助清查，这个干部不但不理，反而一凶二恶的把他骂了一顿。文明光说：“退点东西是小事，这口气实在难受，那天也忘不了。”由于前段的退赔工作，一不彻底，二不合理，三未认真向群众检讨认错，群众的怨气未消，疑虑未解，群众对党的政策半信半疑，生产积极性不高，工作推不动。
怎样彻底搞好退赔呢？马鞍大队的主要做法是：
一、坚持退赔与恢复发展生产相结合的方针，通过退赔达到恢复发展生产的目的。这个大队由于刮“共产风”的结果，造成了各种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等）的重大损失，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退赔工作必须从帮助农民恢复发展生产的观点出发，走恢复发展生产的道路，才能把退赔搞彻底。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抓住了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了以退赔实物为主，非不得已不作价退赔的原则，事实证明，群众是迫切要求退赔实物的。这欠在讨论退赔办法时，群众都不同意折价退钱，要求退赔实物，他们说：“折价退钱，有钱无市买不到东西，总不能拿着钱去当锄头搞生产用。”全大队应退赔的物资，经过群众自报公议，民主讨论确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实物来退赔。第三生产队原来有一套铸铧口的工具，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全套工具被公社商店当废铁收购去了，铧口也停止了生产，这次由公社退给铸铧口的工具一套，群众非常满意，他们说：“退得了工具，搞生产就有了着落”。第五生产队社员文尚农家一九五八年被公社商店收去铁三角一个，这次退了实物，他很感动地说：“退得了东西，气也消了，今后要好好搞生产，才能对得住党和毛主席。”因此，只有把平调的实物，一件一件地生产出来退赔给农民，才能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达到恢复发展生产的目的；同时也只有通过一件一件实物的退赔，才能消除干群之间的隔阂，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两条不是退几个钱能解决的。
第二，采取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退赔的办法，组织退赔物资的生产，而不是单纯依靠上面调拨物资搞退赔。这个大队平调的物资中，本队自己能生产的就有竹、木、石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共十八项，二百零二件，还有耕牛、猪、鱼、房屋、树木、竹子、木板等等，约占应退赔物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对这些物资大队和生产队都分别制订了生产计划，并组织了竹、木、石加工小组和确定专人负责，进行生产。采取生产一件退赔一件的办法，一般在今冬明春，个别最迟在明年年底，就可以全部退赔彻底。这样国家和集体并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使这个生产大队又快又好地把退赔工作搞彻底，同时又促进了农业、畜牧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抓住当前对发展生产关系很大，而群众又迫切要求的实物，首先组织退赔。这个大队当前影响生产最大而群众又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项，一是耕牛，这个大队耕牛很少，每头牛平均负担土地面积二十亩；二是生猪，现在每十六户平均才有一头猪，而且七个生产队中有三个队没有养猪；三是铁、竹、木农具和生活用具，全大队有三十户社员因缺乏农具和生活用具而困难很大。如第七生产队社员文正芳家两个劳力合用一把锄头；该队社员潘登保家六口人，一九五八年被公社商店强迫收去铁锅一口、铁三脚一个后，两年多来都是用三块石头支起半边破锅烧水和做饭。为了帮助群众解决当前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除从各级工厂将这个大队调去的五个劳力人事部下放外，我们从县、社、大队三级，组织了耕牛六头、母猪三头、种公猪一头、土碗二百个、铁、竹、木农具和生活用具二百零一件，及时退赔兑现。基本上满足了群众当前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大力支持了当前生产。马鞍大队通过彻底退赔，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全大队平调的四十六头生猪， 通过队有私养，按比例分成，将队分成部分所得的仔猪，用作退赔的办法，在一九六二年底即可全部退赔完。一九六三年就能使生猪生产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每户平均养猪一头半的水平。平调的四头耕牛，这次已经退赔彻底，按大队的计划，到一九六四年底就能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一百三十头耕牛的水平，农村的副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也可以通过退赔物资的生产，逐步恢复起来。目前全大队已将原来手艺较好的四个篾匠、三个木匠组成加工小组，生产为社员喜爱的各种退赔物资、这里曾停销已久的名牌货“翁牙铧口”也恢复了生产。粮食生产的恢复，大队党支书杨正廷同志很有信心地说：“六十条一贯彻，退赔一搞，群众的积极性一来，这样干下去，只要两年就可以使粮食产量达到一九五七年四十二万斤的水平”。象这样一个困难重重，受灾严重的生产大队，通过退赔和其他措施，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就可以基本上把由于共产风所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这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二、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搞退赔。一平二调“共产风”不仅影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发挥，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而且也直接侵犯了属于集体所有和农民私有的财产，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农民群众受共产风的危害最深，他们反对共产风也最坚决，纠正“共产风”的错误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动手。这个大队前段的退赔工作极不彻底，就是因为过去历次的算账、退赔，都是自上而下地包办代替，没有充分依靠群众自己起来搞退赔的结果。正如群众所说的：“你们这样搞退赔，那辈子也搞不彻底”。这次我们搒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
第一，在清理平调账时，我们采取了挨户调查访问的方法。通过全大队一百三十七户社员的挨户调查访问，不仅使我们查清了全大队几年来没有算清的平调账，而且群众十分具体地讲述了每件东西被平调的时间，是谁平调的，当时平调的情况，这些东西被平调后，使他们在生产上、生活上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们的不满情绪和要求等等。这就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被平调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造成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隔阂的重要因素。例如第六生产队社员杨再珍家有一口锅，是她的祖父在小孩时因经常生病，拜给这口锅为“继儿”后，就一生“免灾免难，长命富贵”的“保命锅”。一九五八年被公社商店强迫当废铁收购去了，几年来她一直怀恨在心，非常不满。又如第一生产队社员杨胜之家有一个祖传的打铁钻，一九五九年被管理区铁木加工厂无偿平调去了，这次他很气愤地说：“这帮人真狠心，传家接代的东西都估到拿走，这回死个‘舅子’也要他还我的那个打铁钻。”群众的这些批评和不满的实例，深刻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让群众把自己的内心话说出来，认真组织实物退赔，才能消除我们与群众的隔阂，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第二，在讨论退赔办法时，由于平调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情况又错综复杂，群众的要求也不一致。因此，对平调的东西，那些要退、那些不退，那些退实物，那些可以折价退赔，那些先退，那些后退，用什么办法退赔，什么时候退赔等等，都充分发扬民主，采取自下而上地逐户逐件反复协商的办法，由群众自己经过民主讨论决定。不是由上面划框框去套群众。只有群众自己经过民主讨论，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的退赔办法，才是公平合理的，才能使各方面都满意。例如在讨论公社商店平调的各种铁质用具的退赔办法时，我们原来认为按原收购价用斤抵斤的办法退赔（即原物收购价八分钱一斤，退赔物资也按八分钱一斤），比较简便易行。但群众说：原物有成色新旧的不同，如用斤抵斤的办法，国家吃亏，不合理。大家一致同意按原物成色新旧、实行差价找补的退赔办法，这就更加合理了。又如第一生产队社员杨六保家一九五九年被食堂砍掉自留桥一棵，约六百斤，讨论退赔办法时，起先干部提出：因生产队没有树子，折价退钱。但群众说：杨六保只有一个人，脚残废，不如由生产队帮他砍六百斤木柴，冬天烤火用，作为退赔。杨六保也当即表示同意，并说：“这太感谢众人了。”经过充分发动群众，逐项逐件地民主讨论，对平调物资，确定了具本的退赔办法。（具体退赔办法另附）
第三，首先清理和退赔平调农民个人所有部分，对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取信于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一平二调首先是使党和农民伤了感情，造成了党和农民之间的隔阂，加之历次的退赔不彻底，更加引起了农民对党的政策不信任。因此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彻底解决平调农民个人所有部分的实物的退赔。马鞍大队这次第一批兑现的物资中，退给农民个人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其余平调农民个人所有部分，除生猪外都安排在今冬明春退赔彻底。
三、为了消除农民的怨气，使农民心情舒畅，使干部受到教育，必须把经济上的彻底退赔和政治上的检讨认错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进行。马鞍大队采取了“三边”的办法，即是：边让农民发怨气，边组织实物退赔，边向群众作检讨，特别是对三十九户原来对平调意见很大的社员，都由干部登门作了检讨，对个别意见特大的社员还由原来搞平调的干部亲自上门赔礼道歉。这样做的结果，群众的怨气基本上消除了，对党的政策更加信任了，他们说：“今年夏收分配，实行了按劳分配的政策，使我们相信了六十条，这次退赔彻底，我们自己的东西也有保证了。”
（三）
在进行退赔工作的同时，通过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实事求是地对过去受批判和处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以增强党内外的团结，调动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马鞍生产大队党支部原来是一个比较健全、战斗力比较强的支部。这个支部的八个党员，其中有三个党员是土改以来的老骨干。他们干起事来是作风民主、办事勤俭，吃苦耐劳，带头生产，关心社员生活，大家齐心，亲如兄弟。凡是生产和生活上的大事，他们一般都能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原则，做到事先听取社员群众的意见，然后再作抉择。因此，这个支部能把全大队一百三十多户的社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勤劳生产。但是，大刮“共产风”的结果，把这个健全的支部也给刮散了。到一九六零年初，全支部九个党员，一个被斗争撤职了，一个因生活困难，无力再干了，一个因长期卧病不能动弹了，一个病死，一个逃跑外乡，还有两个被调进工厂，只剩下一个新任支书和一个新发展的党员会计在勉强支持门面。支部长期开不起会，工作、生产没有人抓，形不成核心领导。支部书记埋怨党员不积极，有事也不找党员去干；党员有困难找不到人解决，是非界限长时期划不清；支部不管党员，党员也不关心群众。原任支部书记杨正清同志，是贫农成分，办农会和五大任务的老积极分子，也是马鞍大队入党最早的党员，一九五二年入党后，曾任自然村长、村治安保卫主任、互助组长，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主任，高级社和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由于他在工作中能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听党的话，对坏人展开过斗争，并能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和带领群众，因此，他曾多次荣获乡、县、州的劳动模范和治安模范的光荣称号。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农村搞反瞒产和整顿农村公共食堂时，便被原翁牙管理区总支书记吴如亁等人诬赖为坏分子和贪污分子，拿来捆打、斗争之后宣布撤职了。当场打得杨正清头破血流，并打断了两根筯巴骨。大队长文启良，也是土改以来的老骨干，曾任过自然村长、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主任，为人爽直，诚恳，办事公道，领导生产也很能干，是杨正清的得力助手。但是由于大刮共产风，粮食减产，口粮降低，弄得他一家六口人病死了四个。父母和妻子都先后死了，自留地没有人种，孩子没有人带，出门连家也没有人看，再加上他自己又患肿病，生活的确很困难。每逢喊人出工生产，还要遭到别人的冷言冷语，他也挺不起腰杆再干。还有一个党员叫潘元希，贫农成分，曾任过互助组长、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副主任，公社化又被提拔为乡的公安员。他工作泼泼辣辣很能干，对坏人能进行无情的斗争，也是杨正清的得力助手。由于他曾检举过原管理区总支书记吴如亁的违法乱纪，就受到吴的打击和排斥，也被整下去了。他患肿病长期卧床不能出工，便把他的口粮标准降低（降为每天六两），还给他戴上“懒汉”的帽子。上述这三个党员，就是这亲一个一个被整下去了，因此使这个支部失去了三个得力的骨干。党支部被刮散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搞不好。前任党支部书记杨正清被撤职之后回到家中，又遭到这个大队的副队长杨正安、第五生产队队长潘启荣、副队长杨正英、生产队事务长杨正国等人的排斥。这些人本来是家门弟兄，整来整去整伤了感情。杨正清在一九五八年大搞深翻运动时，曾逼着杨正安的老母亲出工，这回杨正清被打伤之后长期卧病的不能出工，杨正安等人便给他安上“懒汉”的帽子。口粮也由原来一级标准降为二级。一九五九年放田水栽小季，杨正国田里的鱼被拿在食堂大家吃了，硬说是杨正清贪污了而罚了他四十五元，生产队的苕种被盗一百二十斤，又说是杨正清在看守时偷吃了，要罚他的钱，如不赔钱就要拆他的房子。并弄得他和老婆分居，家庭不和。总之，党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群众之间，关系都表现得很紧张，针对这些情况，究竟怎样办呢？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呢？
我们首先通过挨户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抓住了对杨正清同志所受错误处分的甄别工作，来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增强党内的团结。在揭开甄别杨正清同志受处分的盖子前，我们了解到这个支部的党员对甄别杨正清的处分问题，思想是非常混乱的。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种：一是，知道杨正清受处分是冤枉的，但是对于这几年搞政治运动的界限认识不清，不敢讲话，以为是上级批准的那里还能纠正。二是，看到杨正清本身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到底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界限划不清楚，也不敢讲。三是，本身犯有与杨正清同样的缺点，不愿涉及此事，怕联系到自己头上，认为这次调查组是否来查漏网的，是否又要处分一批人，思想很恐慌。四是，看到杨正清辛辛苦苦干了几年，结果还遭捆打、遭斗争，思想顾虑重重，怕自己有朝一日也得同样的下场，他们说：“三十夜的年猪反正也脱不了挨一刀”，不愿再干了。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放手让党员充分表示自己的意见，并根据中央有关发扬党内、党外民主和做好对过去受处分和批判的干部与党员进行甄别的指示精神，反复进行教育，解除思想顾虑，提倡说真心话。由于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大家对于如何解决杨正清同志的问题，都很关心。经过党内甄别，大家擦亮了眼睛，看清楚了杨正清同志是属于好人有点缺点，因此过去给杨正清安上的“坏分子”、“贪污分子”和“懒汉”的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他的斗争和撤职是错误的。在支部会上，上级党委派来的同志也向大家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经过支部会议热烈讨论，决定恢复杨正清同志的名誉，选举他为支部副书记，并建议大队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通过对杨正清同志的甄别，使这个已经涣散了两年的支部，又重新组织起来了。过去一直开不起会来的支部大会和支委会，最近这几次会议都开得很好，人到得很齐。七月十七日支部决定在杨正清的家里开个党员团结大会，全支部八个党员，一个个吃了饭就赶来开会。身患重病的潘元希拄着拐棍来开会，还有一个党员病得不能走路，也请人背着来参加。在会上大家都能畅所欲言，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杨正清首先向大家检讨了他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也说出了他的内心话，他说：“这几年我天天都在想，毛主席指导的党还在不在？毛主席的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只要党在，我就坚决跟着党走，党在哪里，我就和他在那里。”他并要求支部收下他交的党费。现任支部书记杨正廷也检讨了这几年对杨正清同志关心不够，工作没有做好，要大家帮助他改正。通过这次团结大会，大家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民主教育，解开了党内几年来存在的疙瘩，出现了党内生活生动活泼的局面。大家有话敢说了。现在这个支部的八个党员在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大家既有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又能团结一心积极工作了。
在正确处理了党内的矛盾以后，又进一步解决了杨正清与杨正安等人的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揭开甄别杨正清所受处分的盖子之后，大家对于过去杨正安等人对杨正清的排斥很有意见。当时在党员中有两种情绪：有些人主张把杨正安等人拿来当坏人整，撤他的职，开展对他的斗争。有些人说：杨正安等人作风虽然不好，但不是坏人，不能象以前那样，你整过来，我又整过去，弄得旧仇未解，新恨又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仔细研究了杨正安等人与杨正清产生裂痕的原因在那里？通过调查，杨正安等人所以要想方设法排斥杨正清，是因为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在原管理区总书记吴如亁所提“七岁以上八十岁以下的人都要上山下田”的错误口号下，杨正清曾强迫过杨正安的老母亲下田打谷子，在一九五九年口粮比较少的情况上，大队党支部动员一部分社员去挖蕨巴，当时杨正安的姐姐也带病去挖，结果累死在半路上。这样杨正安对杨正清便怀恨在心，才采取各种办法报复。在查明上述情况的基础上，认定这些问题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因此，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通过召开团结会、登门检讨认错等方式，来解决问题。经过教育以后，杨正安主动到杨（下缺）
来源：贵州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