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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同志最后一次向县委的书面检查”
1959.10.19
县委：
党的这次反右斗争，是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人民公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现在这一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建设高潮。我们县里也是这样。在这次全县党员骨干大会上，揭发和批判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这是是我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新起点。我痛恨我过去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衷心感谢党的教育。现将我的错误事实及产生根源彻底向党交待如下：
我的错误表现在四方面。
第一、是否定1958年我县农业的大跃进。我的这种思想在1958年秋季就有了。我当时认为：受灾严重，生产也不够平衡，产量不会大跃进。然而，由于县委领导上态度坚定，我手里也没有材料，我不愿公开反对，表面上还是提出了符合县委当时看法的产量草案，同意了县委对大跃进的肯定。思想上则已经抱着“看最后结果”的算账态度。认为县委对58年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去年冬季省里开四级干部会议，我在家召集党委书记准备产量材料时，就根本没有坚持县委肯定大跃进的态度，就低不就高。他们报多少就是多少。今年春季出现了粮食紧张，我认为是没有大跃进的证明。以后，万人大会报的只有53000万斤，经济工作会议少到49600万斤。我以为49600万斤差不多。从此，感到自己的看法有下面来的材料证实了，想以此否定大跃进。所以，在这次党委书记和县委争论产量的会议上，我都站在否定大跃进的人一边，拿出偏低的材料作证，向县委进攻，否定大跃进。并且从此以后，对干部群众讲话。我都故意不讲农业大跃进的具体成绩。
对于我县1958年的几个突出高产，我也是不相信的，以为有虚假。特别是白果建国社王乾成同志的36000斤高产，虽然我曾去看过，写过文章，是省、地、县三级验收的。但后来听人说是掇秧的时间有问题，我就信以为真。当外面有人来追问时，我也向县委进攻，并几次责难王乾成同志。正由于我对这些高产不相信，所以对高产报奖不积极。死扣凭据，审问再三，有的就拖压下来，起了极坏的压制作用。
我对于1959年的继续跃进，也是怀疑的。也认为今年灾重，虽然抗旱成绩大，但是产量只有5亿多斤。我曾专门到铁门公社看过灾情，叫喊阎河公社早、中稻不能完成全年粮食任务。该公社党委上报的安排生活的总产量只有2500万斤，是很低的。我内心以为实际情况，不会高于此数，所以没有纠正。今年抗旱全县搞的很好，高燥落后岗，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我原来都看不到这些成就，不但自己没有写这方面的材料，办公室干部向外写稿我还批评。这样，不及时公布战果鼓舞士气，实际上证实我对持续跃进信心不足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群众运动的一种压制。
第二、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怕革命，怕群众运动。首先是在县委会上讨论各项生产指标、技术措施和各种任务，多数情况我总是搬教条、算旧账，说是县委要求高了，指标喜欢低些、任务喜欢少些，一切从困难方面想的多。而在执行中，我又借“因地制宜”，违反县委的指示和决议。例如密植、几天完成某项战斗任务等有不少事情，我都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是在县委坚决贯彻总路线的时候，我在那里反对总路线。其次是很少到下面去工作或者和下面同志谈工作，很少积极鼓干劲。相反的也是算×账，要科学根据，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而大泼冷水。正如福田河公社小漆园总支书记高延发同志所批评的：“人家一股劲，你就把人家按下去了”。我和这位同志接触四次就泼了他四次冷水。去年冬季县委发动他向全县发出冬播挑战，我叫他把指标压得很低，大大减低了带头鼓劲作用。今年春季我借口要先进可靠，打电话叫城关公社把3000斤的小麦试验地牌子都拔了。闵集水稻姑娘王学堂计划1959年亩产3至5万斤的丰产经验，我嫌她没有根据，叫她只报25000斤。今年万人大会上，阎河公社规划全年粮食总产达到9000万斤，本来是力争上游的，我说他们脑子还在发热，强迫他们改为7000万斤。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我组织典型发言，审查各单位的规划，也是再三追问是否可靠。强调“做不到的不要说，不要浮夸”。还要他们检查58年的缺点，吸取教训。铁门公社冯家凉亭管理区总支书记刘大群说把晚秋作物要抓回全年粮食任务，可以搞100亩的稻场种800亩荞麦等，我都怕做不到。现在实施都已超过。今年抗旱修渠时，阎河党委书记王学良向群众宣布第二天十二点钟以前要放水，我也批评他要求太高，对群众态度不好。所有这些，说明了我向许多同志泼过冷水，也起了不少的泄劲坏作用，实际上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了。也正因为我有右倾，所以1957年在许家乡、1958年以后到阎河帮助工作，工作都做的很坏。
大搞群众运动，是党的优良传统。可是我过去对待群众运动却不是满腔热情，而是资产阶级老爷似的态度。去年有些高产经验，如晚粳掇秧失败了一些，我就有很大的埋怨情绪。大办钢铁开始时，我以为对农业生产有影响，有过不满。县委东木会议批判后才纠正了这个错误思想。我平时在工作中，总是喜欢平平稳稳的，把大动员大集中看成是形式主义，挑剔缺点加以责难。可是对坏人坏事，例如阎河整党会上，甘本荣等思想很坏，党委要求大会斗争，我就不叫大会斗。就是已经斗的两个也不狠，怕过火。1957年在许家工作时，对于坏分子的破坏，我也没有及时组织斗争。这说明了我由于思想右倾，便对坏人坏事仇恨不深，缺乏革命斗争的彻底性。
第三、反对县委的集体领导，反对第一书记，恶毒向党进攻。如前所述，在平时，由于我右倾保守，在县委根据总路线精神提出任务、贯彻和执行时，我就有许多事是反对县委领导的，以为县委不是实事求是。自己高明，不是和县委一条心。不是自觉地坚决地贯彻县委的决议。特别是在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7年的产量上，我不仅反对，而且向县委和县委第一书记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在几次县委与于一些公社党委书记争论的关键时刻，我拿出材料作反证。尤其是1957年的55000万斤总产量，本来我是参加了研究，并且举了手的，但是我内心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下面报的只5亿斤左右。既然不承认就应该改过来，才是实事求是。所以，当中一党委书记魏杏华等向县委第一书记打翻案时，我积极支持，并拿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口粮材料作证明，想把55000斤改过来。显然，我这样做不仅是否定了57年的成绩，更是破坏县委和县委第一书记的威信，抬高我自己。
除了上述进攻以外，平时，当下面反映情况请示工作的时候，我往往以“实事求是”回答，想在中间当“好人”。并且利用机会吹嘘自己。去年腊月叫阎河抢种了一点小麦，就宣扬自己做的好。今年三月底粮食紧张时，县委及时给阎河拨了粮食，我竟无耻的说这是我对阎河人民的一番心意。同时背地舆论县委主要成员。认为县委吴书记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估计的过高；赵书记好拉蛮；李克成太骄傲；陈县长也好拉蛮。并且感到经济部门的手续限制得太严了，我在家解决生产资料问题太不方便。这实际上是我想抓权。我对于县委机关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很少抓思想教育，只强调抓好业务，实际上也是反对政治挂帅，搞的业务挂帅。以致办公室干部工作态度傲慢，思想右倾，个人主义严重，工作质量效率都低。
第四、对于人民公社，本来应该积极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的，但是我却不是这样。我往往对上级指示中“允许”的方面很感兴趣，而不是坚决执行所提倡的方面。例如对公共食堂，我就是消极领会“自愿参加”的。夏收后，我也认为粮食不多，回家吃有好处。那一段很少总结积极办食堂的的经验。相反，在电话联系时，片面强调“自愿”。还介绍中一晏店安排回家吃的作法，起了消极作用。我还积极主张把粮食统购任务分配到生产小队。这个意见被县委否决之后，我又写进以县委名义起草的“十定”草案中去。以致地委为此事批评县委。这件事我应负责。主要是我认为这样能发挥生产小队的积极性。实际上这是削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使国家任务难以完成的。今年春季，白果李学文在夫子河按每天工分供给粮食，实际上是强制群众劳动，我竟以为这是好经验，很快跟几个公社党委介绍了。幸亏向吴书记汇报后，吴书记及时纠正了。我对这感兴趣，反映了我对群众的不信任，显然这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此外，在确定生产队向公社上交提存的比例问题方面，我也是在规定的负担内就低不就高。
我的这些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通过这次学习，我才认识到根子是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立场问题 ，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的。
我之所以否定大跃进，就是因为我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看不到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我对大跃进不是首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满腔热情地，充分肯定成绩，而是夸大问题，缩小成绩。我看不到人民力量，完全可以使农业生产百分之几十乃至成倍地增长，教条地认为农业生产不会跃进。我还以为我手里有来自下面的材料，有根据。从这次学习才领悟过来。看事情，如果立场不对、思想方法不对，县委和大多数同志看的是抗灾成绩大，生产空前平衡，而我却看的是问题多些。这样，我就不可能正确认识问题。至于我原来的那些材料，由于是在冷空气袭击下搞起来的，显然是偏低的。搞材料也要有正确的观点，否则，虽然是来自下面的，也是不真实的。我这次学习以来反复认识以后，特别是15号的报喜大会，事实有力地回击了粉碎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我现在认识到，57年全县是有55000万斤产量的。因为57年全县粮食空前充足，生活水平很高，没有55000万斤是不会这样好的。下面统计的数字，由于思想的和技术的等等原因，是不可能统计足数的。1958年灾情那样严重，还能比前年多完成任务。今年春季一段的粮食紧张，用去年秋收后的浪费完全可以补起来。同时出现了那样多的高产，当然是大跃进了。1959年遇到70年未有的大旱，早、中稻大丰收，晚稻作物大捞了一把。与58年比较，当然是继续跃进了。粮食任务比去年提前几个月完成了，许多公社都超额了。张家畈公社全年平均稻谷单产到938斤，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我过去虽然老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实际上是看不见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之所以反对总路线，怕革新，到处泼冷水，一贯的右倾保守，根源更明显的是立场问题。首先就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没有精神准备，我把客观事物的发展看着是缓慢前进的，意识不到人民在认识客观规律之后，是可以推动建设事业向前跃进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决定作用的。我总是把客观困难估计的太大了。对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估计的太小了，迷信书本知识和自己的经验。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太缺乏革命的破旧立新胆略。自己不能敢想敢干，对别人的敢想敢干也不相信。同时，由于我没有受过苦，并且对于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也认识不清，我体会不到总路线是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看不到群众对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生活的强烈愿望，看不到这种愿望里蕴藏着无法估计的伟大力量，所以我总是觉得这要求高了，那太急了，什么事都要求“要根据”算死账，在这次学习我才意识到：我这样把客观条件绝对起来，看不到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样所谓“实事求是”，恰恰最不实事求是，而是在按自己的主张办事。把争取办得到的事不办到，降低积极性，实际上是主张少慢差费、冷冷清清的路线，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由于我担任着要害部门的工作，我的这种思想观点，已经给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我之所以反对县委领导，除了上述思想观点上的原因外，还有着个人主义野心在作怪，这当然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子。我出身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在旧社会里，我父亲先为伪军官，抗日战争以后转业当中学教员，后又当几年伪职员。我家虽然没有土地房屋、资本等财产，到处飘荡，全靠工薪收入过生活，经济情况很不稳定，但生活不苦。经济地位的这些特点，形成我思想上的患得患失、动摇软弱，总想往上爬。同时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思想感情毫无感受。1949年武汉解放时，我在伪湖北农改所当小职员，接管后被留用，只有工作，母子两人的生活才有着落。最初，我是以这样的动机来参加了革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脑子里也有了一些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思想。但是由于自我思想改造不够，旧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仍然存在，并且渐渐抬头，想往上爬。一方面工作中伪装积极艰苦（实际不艰苦），并且圆满历史中的关键问题。我在1942年在恩施小龙潭读初中时，那年12 岁多，第一次集体参加过三青团。1945年我15岁的时候在恩施金子墉读高农时，由同班同学黄业威介绍，第二次参加三青团。在读二年级时办过叫“农声”的壁报。我写过反党文章。这个问题我长期未交待，伪装历史清白，以取得领导的信任。另一方面，利用机会反对领导，抬高自己。正由于有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我把个人与组织关系搞反了，我自以为是。有些思想在会上不谈，事后不遵守集体决议，打翻案。连自己同意了的也推翻。有些问题我觉得县委不是实事求是，以为自己高明，不能自觉地服从和坚决执行决议，不是积极维护县委的威信，而是拆台，以抬高自己。这些事情说明，我过去是很虚伪的，既使用两面手法，又当面硬抵，两种都有。完全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当革命的绊脚石，做了国内外敌人攻击党的内应。当然，我从内心讲，我的这种个人野心，还没有想到马上要反掉哪一位负责人、夺取什么职位。但是，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必然会更严重的反党，并彻底烧毁我自己。
感谢党这一次把我的这些臭东西都挖出来了，这是我政治生命上的一次新生。现在我找到了改造的方向，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我向党保证：我能够这样做。因为我在党的教育下，我有着热爱党的事业的一颗心。过去这颗心被资产阶级迷住了，这次党的阳光，把心上的臭东西照出来了。今后，我一定再不辜负党的教育，树立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树立敢想敢干的革命胆略，自觉服从那个集体，服从领导，维护党的威信，掌握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运动。我以我的行动来证明上述决心。请求党给我处分。也给我改造的机会。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