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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卿所犯错误事实材料
中共商城县委
1960.08.28
一、弄虚作假，隐瞒错误，欺骗领导。
王汉卿对上级领导一贯地抱着一种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不择手段的欺骗组织，欺哄领导，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炫耀自己成绩，隐瞒自己错误，骗取荣誉，以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1960年元月分，公安局普查人口时，上报1959年我县死亡人口27000多人（上报时未经王批准），王知道后，因怕领导追查责任，暴露出自己的错误，便把法院李象贤付院长叫到屋里大熊一顿说：“谁叫你们上报我县死亡2万多人，瞎啰啰，你们很好的审查审查，我县正常死亡是2～7千人，加上疫情死亡2、3千人，合计不能超过一万人，你们怎样统计的，不经县委批准随便上报，这个数字根本不合规律。”各乡党委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将2万多人压缩到11000多人，这个数字又拿给王看时，王说：：“只按9千人报。”1959年10月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参加会议1246人，其中被斗的就占262人，占参加会议人数的21%，而只叫办公室曾昭仁同志报被斗117人，少报被斗争人数145人。
王汉卿为了达到自己个人主义，骗取荣誉的目的，不惜采取打击报复和破坏党报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手段。1958年秋，县委水稻试验田实际单产1200斤，他却便叫上报单产1万斤，并动员群众给他贺丰收，因为群众吴华周说：“说实话，万斤没得，千把斤差不多。”王确生气的说：“吴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破坏县委威信。” 最后还指使张光琴发动群众辩论了他一次；58年超英人民公社建立时，实际全社只有一百多个工厂，而王汉卿确（应为却——编者）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虚夸为43000多个，水稻实产800斤，他却虚夸为2700斤。特别严重的是，王汉卿为了隐瞒自己的错误，千方百计捏造事实，欺骗领导。59年观庙死人事件发生后，中央派李处长前来检查，王汉卿向李处长汇报说：“观庙每天还有2、3百斤粮食上市，观庙的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之后，李处长亲自去观庙作了了解，根本没有粮食上市，死人事件完全属于粮食问题；59年12月大号拘留了很多人，公安局王志刚局长请示王汉卿说：“大号死人上报不上报。”王说：“有病能不叫他死吗？这是正常死亡，不报。”王志刚同志说：“不报不行了！”王汉卿当时给出歪主意说：“可以三不算：没有进大号死在路上的不算，没判刑的不算，快死了抬出来的不算。”结果按照王的这个指示，在两个月中共死了313人，只上报120人，少报193人。
王汉卿，一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1959年3月钟铺公社军人徐学付（应为富，下同——编者）同志回来探家时，发现观庙大队食堂停伙和死人问题，连两次向国务院周总理发电报反映情况，都被王汉卿扣压，地委检查组对他提出意见说：“你扣压人家电报上不对的，限制人家通信自由。”他说：“只有他通信自由，没有他通电自由。”并说：“徐学付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当时电示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余重禹同志将徐扣押送县，因徐已走，未能达到王的目的。这一问题地委已作处理。1959年12月，县人委下放干部朱本荣同志，向地委反映和揭发了钟铺公社铜山大队因生活安排不好，食堂停伙和死人的真实情况后，地委责成商城县委检查处理。当时由县长熊满银同志带领两个干部前往钟铺公社作了调查，回来向王汇报说：“情况反映的有出入。”王说：“整材料斗争他。”结果把朱本荣同志斗争了两次。
王经常对待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是喜人奉承，打击批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1958年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工作时，背着照相机带着一个与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女干部张光琴游山玩水，社员李士芳对他俩批评说“活像二流子”时，他叫生产队长王砚成，了解他的历史，批评、辩论他，除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外，并专门召开40多名的团员大会对李士芳（系共青团员）进行了辩论。群众对李士芳反映说：“你真是个傻大姐。”1959年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当时国营农场场长赵汝城提了一个意见说：“王书记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王听了后大发皮（应为脾——编者）气，当场组织与会同志们斗争了张汝城。在斗争中，王对赵指责说：“你是怀疑派！你与右派上呼下应，你说县委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难道县委不喜欢社会主义吗？想把社会主义搞坏吗？这就是右派思想，这就是对待总路线问题。”斗后赵痛哭流涕。
王汉卿不仅对下级干部如此，而且对上级干部也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骄傲自大，唯我独尊。1959年9月王与县委张崑山书记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芦（应为庐——编者）山会议精神），有意攻击张念仲书记说：“今年我们县的秧栽迟了半个月”（因插秧时王到武汉治病，全面工作由张念仲书记负责），“张念仲对粮食是右倾”，并对张崑山同志拉拢说：“上石桥你在那里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张念仲去后年年完不成了。”张崑山同志驳斥说：“这里有实际问题呀！近两年严重旱灾。”没有达到王在会议上共同攻击张念仲同志的目的，王当时很不高兴，从此，王就处处对张不满，找理由打击报复。如1959年12月17日，长竹园生活安排现场会议后，张崑山同志向王反映疫情，要求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时，王斥责带挖苦的说：“你五尺长的个子，揹张嘴，光会要粮食。”在1958年大办钢铁时，商城土法炼钢现场会议上，地委路书记问张崑山同志：“达权店公社木炭多不多！”张说：“一年也烧不完。”又问：“钢铁数字有没有虚报，是统计还是估计！”张说：“有估计数。”而王向路书记假报说：“木炭现在就没有了。”
路书记当时批评了王汉卿，因此在大会总结时，王拍桌子打板凳的污蔑张崑山书记假报钢铁数字说：“县委书记连斤和吨就分不清，把斤当吨报，说达权店木炭一年也烧不完，从今后你每天给我250吨铁，少一吨给我写个检讨过来。”并自足的说：“我是第一书记，你是书记处书记。那就听我70%，听你30%，你勤说啦。”
王汉卿对同志们的反映的真实问题，不是冷静头脑，分析研究，采取措施，而是声言厉色，批评指责、讽刺打击。1959年11月县委库立成书记和县妇联主任蔡正芳同志，反映鲢鱼山和田元大队食堂停伙和死人问题，王都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断的批评说：“有右倾思想的人，是办不好事的。”并质问说：“你们认为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右倾思想解决了，就有粮食了。”
1958年12月，县委农工部付部长曾厚仁同志，因向王反映农村粮食紧张情况，他经常在大会上批评说：“你是老右倾，是要粮干部，组织干部斗争你。”并对张畈大队一个干部向他要粮时威胁说：“要粮就不能要党员，要党员就不能要粮食。”由于他一贯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达权店公社党委书记陈明凤同志反映说：“我对王汉卿同志有三不敢：不敢向他反映真实情况，不敢向他报真实数字，开会不敢先发言，俺们党委书记都是看脸色行事。”
二、抗拒上级领导，破坏党的政策。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利用自己职权，经常对抗上级的决定和指示，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完满无缺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给党在政策上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
1、不执行中央指示。 1959年春张念仲同志开会回来，传达贯彻中央三级所有制精神时，王汉卿否认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说：“三级所有制不一定符合我县具体情况。”由于他这种错误思想指导，在他所住的何店公社，把95个高级社，共划了38个生产大队，违背了中央以高级社为基础的原则。
2、隐瞒和分散国家统一调拨的物资，拒不执行全国一盘棋方针。（1）58年大炼钢铁时，地委决定调我县热电篓20个，王汉卿知道后，指示钢铁厂将此物资隐藏在县委机关里；（2）1959年地委决定调我县四个鼓风机（在信阳未运回），当时县长熊满银向王作了汇报，王说：“鸡巴！什么都是一盘棋，你马上派汽车给我运回来。”后来地委追查责任时，王确把它推到商业局采购员丁冠的头上，丁冤枉的写了检讨后抱头大哭一场；（3）1959年为了保证重点建设，地区计委和商业局决定上调我县五金器材，王汉卿知道后，指责县长熊满银说：“你怎么搞的，谁叫你都搁那放着，谁叫你不向下分呢？”结果分散了价值20多万元的五金器材没有上调。
3、破坏党的统购统销和物资管理政策。59年春他随便打个白条子 没拿粮票叫通讯员小彭到面粉加工厂去买了75斤的面，因不合乎手续，没经局长批准不卖，没有买着，他张嘴就骂道：“你娘的屁，你粮食局长还能管住我了。结果又去一趟没给粮票买了四斤；1959年冬，王汉卿叫把木炭（白灰系管理物资）送几汽车给县委会，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同志（当时商业局党委书记）说：“我们任务120万斤，没有完成，这是中央管理物资，不能买了，别机有意见。”他骂道：“妈的，管理能管到县委头上来了。”结果又叫达权店竹园送来两汽车； 1960年7月，王汉卿从信阳来商城接小孩时，利用原有职权，不给布票，强制营业员，硬叫卖给蓝卡机（应为咔叽——编者）布20尺，临走时对营业员培荣说：“你们局长姓啥？叫你们局长批一下。”结果局长没批准，布票也未给。
4、不执行上级指示和决定。1958年地委组织部通知牛保印任中共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列为张念仲书记之后，县委组织部杨允绩拿着通知去请示王汉卿是否向下发通知，王说：“不通知。”杨允绩同志说：“张念仲、牛保印书记，谁前谁后，地委有规定。”王说：“什么谁前谁后，影响工作，影响团结。”结果谁前谁后没通知。1959年为了保证重点工程施工，省决定抽调我县民工支援，县长熊满银同意给400人，以后熊向王汇报后，王大熊而特熊说：“不经我的同意，谁叫你给的。”熊说：“上级有指示。”王说：“有指示怎么样！可以不执行。”
三、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
王汉卿自己的生活却一贯的饱食终日，吃吃喝喝，逍遥玩乐，放荡不羁，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和死活。 1959年冬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有的同志反映下边死亡死人问题，他说：“死了就死了，死了少一个吃饭的，又能节约500斤粮食。”1959年11月7日，县委张崑山书记由公社回县专门向他汇报上石桥公社的观音山、回龙2个大队的疫情，已病63人，死10人，他集中精力的看“小说”，不加理睬。在张崑山书记连续追问下，他脸一红，把桌子一拍说：“死人是常见的，不要大惊小怪，中国人这么多，不死往那里堆呀！” 1959年冬王汉卿对兵役局付政委郭增耀同志说：“老余（余重禹县委委员兼钟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打电话来，说：‘钟铺公社群众又有病了，食堂停伙了，又死人了。’”当时郭增耀同志（县委常委）很着急得问他说：“那怎么办呢？”王说：“我在电话上已经告诉他了，有病给医治，死了抬去埋掉。”
由于王汉卿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对待群众的生命，所以他对别人反映下面因缺粮食而造成的食堂停伙，群众生病和死人的惨痛事件，抱着置之不理、批评指责，训斥，仇视的态度，如60年元月中旬，县委张崑山书记从上石桥回县途中碰见两个死人，其中有一个衣服被别人给剥的光光的，到县后就立即向他汇报说：“超英公社疫情也很严重，路上死人没人埋。”他生气的指责说：“你扯蛋，多管闲事，你搞的怪好吗？”并说：“你说死多了是光荣事怎的。”1959年县委姚秉衡书记向他汇报上石桥公社两个大队死了370多人，连说三遍，他只看“小说”，不加理睬。1959年12月有检察院检察长焦希明同志向他汇报上石桥路上死了5个人，没人埋，想请他想个办法，他说：“想啥办法，谁能阻住不叫他死。”1959年11月17日在电话会议上，县委张昆山书记向他汇报说上石桥南司、观音山、回龙三个大队的疫情，其中王老湾、塘角2个生产队已病36人，在7天中已死6人，他不仅不设法解决，反而质问说：“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否与粮食有关？”并批评说：“就是你的指导思想问题，认为上石桥没粮食。”（实际上就是没有粮食了）1959年冬县长熊满银同志向他汇报说：“据反映何店公社青山大队食堂停伙半个月的时间还死的有人。”他不断（应为但——编者）不解决，反而大批评说：“我不相信，观关于粮食问题我早就查（应为察——编者）觉了，你有右倾，你的观点有毛病！ 57年你就扎下根子了，你是站在富裕农民立场上，找地委要粮，要来后给我写检讨。”（以后未写）。1959年11月28号县委张念仲书记在上石桥公社双铺管理区调查，因没粮食吃就死3600多人，29日在电话上向王作了汇报，他不相信说：“是真的吗？”张念仲书记当时说与粮食有关，叫他向地委汇报，他不愿意汇报。张念仲书记说：“你要不好说，就说我在下面调查汇报的，地委要叫去汇报，我去。”结果他不向地委汇报。1959年10月3日晚，县委农工部付部长曾厚仁同志和中央下放干部董如江同志向他汇报说：“卜店大队支书芦永明反映峡口大队一天死40多人，他说：“那（应加小——编者）子！是反右派漏网的，思想坏的很，是个坏分子，你们怎么听他的反应呢？”结果峡口大队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死了1100多人。1959年12月县委张昆山书记在电话会议上向他汇报说：“上石桥没有粮食了，生活不好安排。”他说：“张昆山，你不能过于相信上石桥党委。”结果问题不给解决，造成死人的严重后果，破坏了生产。
王汉卿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表现是多方面的。再于1959年11月中旬，因农村食堂大部分断粮，很多社员把自生的小孩到处乱摔，于是城关街道天天皆有，该镇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同志先后四次向王汇报，他不解决，当第3次向他汇报大街上摔17个小孩后，他说：“这是思想问题，是富裕农民破坏，不要大惊小怪。”最后戴云霞同志拿着小孩的地址和名字又向他汇报时，他当时提出三条错误办法：（1）小孩谁要给谁；（2）知道地址的，那里小孩，送到那里去；（3）注意抓住送小孩的大人进行处理。对抓住二个送小孩的人，都被王责令送进了大号，结果不到几天就死去一个，释放一个。由于在王汉卿的这种错误指使下，城关镇党委先后拾养了78个小孩中死去13个，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粮食工作上表现也较为突出。1959年冬季，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生产救灾时他说：“救啥灾，商城那有灾。”1959年反瞒产时，首先强迫干部假报粮食数字，事后验收时，他采取一种特殊的手段，在党委书记电话会议上说：“凡是报出来的粮食都有，不再验收了，要就地作抵社员口粮。”不仅如此，同时，地委去年11月分通知不准再搞反瞒产运动，而王汉卿在去年2月正是粮食紧张，食堂停伙和死人最严重的时候，他亲自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召开万人大会大搞反瞒产运动，住队干部王玉珍同志向他反映说：“燎原大队没有粮食了，食堂停伙了；死人问题很严重。”蒋文中（住队干部）为了反瞒产逼死了两个人（徐管珍、梅庆昌），他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在大会上说：“燎原大队粮食多的恨，可以吃几个月，几年，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不搞反瞒产了。”散会回来普遍大搞反瞒产运动，20天内就斗争干、群347人，死4人，伤2人，造成该大队83个食堂，有66个停伙，死了1001人，糟踏家畜150头。严重的破坏了党与群众关系，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王汉卿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还表现在人民来信上。1959年，有武汉军区付司令员李庭希同志给王汉卿来信说：“商城芦家畈大队，很多群众给他去信，反映了粮食问题。”（因为那是他家乡）。并对王汉卿提出三条意见：（1）县委要很好讨论一下粮食问题；（2）把农村食堂整顿一下；（3）领导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而王汉卿在这一问题上，不但不理，将信件私自扣了起来。1959年11月底，地委几次转来人民来信反映商城粮食问题和死人问题，而王汉卿曾多次说：“现在告阴状的人不少。”咒骂群众，压制批评。
王汉卿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特别严重的表现在南司、上石桥和长竹园这三次会议上。他在这三次会议上错误的估计了59年的丰收形势，高估产量，否认了有些队、组因灾减产的实际情况。他不仅在这三次会议上，而且在很多大会、小会上多次的这样讲：“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今年大丰收，下边粮食多的很，问题主要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观点问题，谁要动摇这一点，就要犯严重错误。”正因为他是这个指导思想，所以他在粮食工作中，始终是采取了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大搞反瞒产的方法，一直到疫情和死亡情况严重的时候，县委书记处书记、委员、下级干部、群众多次向他反映死人情况，他始终还是坚持他的错误立场。
去年11月29号在南司常委会议上，张崑山书记汇报了上石桥工作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1）干部思想情况，从乡党委委员看，突出的被疫情、死人吓倒了；（2）生活安排不下去；（3）死人情况很严重，光双铺一个管理区死1120人。张念仲书记在会议上汇报全公社死人3612 个，这个情况很严重。 王汉卿不仅没有以此引起高度重视，认真的进行分析情况，研究采取正确措施，反而当场毫无一点根据批判了张昆山书记，说：“对形势认识有错误，90%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对张念仲书记汇报的死人数字有怀疑，王认为：死人不埋，这是主要的；有个别干部不纯多报死人；根本问题是敌人破坏。并且说：“在过去打仗死了半个连，多大一片啊！说死这么多人，怎么没见到有多少新坟呢”。因此，在这个会议上，他的结论是：“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比较多的，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粮食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施放散布手段，上石桥的粮不管从那一方面比较和算账，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当前的斗争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敌人抓住这个最能迷惑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议最后决定决定向地委写报告，如实地反映情况。结果在写这个报告中，王汉卿不叫按会议上汇报的3600多个死人数字。他说：“这次会议上的数字有出入，不准确。可按上石桥乡党委报告（常委会前送来的）上的2200多个死人数字上报。”并将报告中写有一条向地委要粮食的问题（是当时在家几个县委讨论通过的），指责办公室陈主任说：“你怎么写这一条，叫我就不写它。”
关于南司常委会议王汉卿同志对粮食工作和疫情死人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 判断，并将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印发到各公社党委、县直机关支部，致使食堂停伙死人问题越发展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于12月10号在上石桥公社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张念仲、熊满银、祝海亭等同志详细地汇报了上石桥、何店、钟铺公社的食堂停伙，死人问题和生产搞不起来等严重情况，在这个会议上，本来因该正视问题，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迅速的解决实际问题，而王汉卿确坚持他的错误立场说：“根据大家汇报，钟铺、何店、上石桥三个公社安排一个月需600万斤大米，现在包不下来。”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就提出了三个方案：（1）拿一部分粮食，搞1、2个大队，抛砖引玉；（2）不管是思想问题，实际问题，统统先安排半个月，认真作好工作；（3）再顶它三、五天，看看情况是什么样。不管采取那种办法，县委是没有粮食，需要请示地委解决。到会五个常委，有三个不同意顶下去的办法，张念仲书记发言说：“顶的办法我不同意，再顶下去疫情还要发展，死人还会更多。”“顶与不顶” 是当时会议上争论的交（应为焦——编者）点，王汉卿最后结论说：“我的基本意见，再顶十天。”这个会议仍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动员全党全民大搞反瞒产运动，来解决安排生活问题。因此，他在这个会议上的结论仍然是：“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安排好生活，开展政治攻势，进行两条道路斗争，打击敌人破坏活动。”
特别严重的是12月17号，王汉卿亲自主持在长竹园公社召开了粮食现场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的目的是证实下边粮食还多的很，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因此，在这个会上，采取了算大帐的办法，对公社、大队分配了“工作量”，以空头指标进行安排生活。张崑山书记在会上如实地反映了上石桥公社的情况说：“上石桥的情况不好，浮肿病还在发展，死人严重，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王汉卿手指着张崑山书记批评说：“你就没有办一点好事，你的指导思想，就是伸手要粮食。”在长竹园回来后，张崑山书记又找王反映：“下面死亡情况怪严重，要设法解决。”王毫无人道的批评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有我王汉卿，你不要大惊小怪。”这次会议的根本错误是：王汉卿拿长竹园的情况（好情况）来作为证实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的依据，进一步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搞反瞒产运动。所以他在总结上特别强调提出：“继续搞重点，创造经验，债款现场会议，使先进经验全面开花。”因此，致使全县食堂停伙和死人情况越发展越严重。
四、，独断专行，破坏集体领导。
王汉卿同志一贯自命不凡，以当代英雄自居，狂妄自大，毫不谦虚谨慎，工作中独断专行，把自己驾凌于组织之上。
1959年7月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王汉卿提出安排上石桥公社几个少数民族子弟的工作问题，县委张念仲书记提出情况不清，暂时不能安排的正确意见时，王说：“我说安排就安排，非安排不行，是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
1958年秋生猪上调时王汉卿与会计宋文华说：“不准上调。”县委书记处书记焦福贞同志原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批准县委机关上调两口肥猪，他对会计宋文华说：“你们卖猪到底是我说的算，还是他说的算。”
1958年冬，地委路书记指示，新蔡、商城两个县钢铁厂联合办公，事后办公室同志，正在研究具体如何联合办公问题，王在办公室看到说：“这个问题把县委决议推翻了。”
1959年冬，县委研究提原达权店学校校长张殿文同志任文教局局长，还没批下来，王为了显示个人威威（应为信——编者），就对张本人说：“老张跟我一块回城去，就调回到文教局去了。”破坏了集体领导。
五、丧失无产阶级立场。
王汉卿，平时对他顺从的和有“感情”的人，进行拉拉扯扯，一至（应为直——编者）包庇县委办公室秘书王鹏举系地主成分（有国民党嫌疑），曾在1948年至1949年任伪127军电台，准尉译电员付官，入党时一直隐瞒，直到57年才被查出，定为普通反革命。在整风中又被划为中右分子。在处理时整风办公室县委机关党支部意见开除党籍。当时整风书记牛保印也同意了，但请示王汉卿时他说：“问题弄出来了，领导知道了，就算了，不要开除他的党籍，留在党内有好处。”结果只给他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1958年王汉卿在何店公社廖原大队工作时，不住贫农家里，住一个国民党员，当过伪班长的王砚成家。57年10月在整党时，工作组提议说：“王砚成是国民党员，伪班长，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王汉卿还批评别人说：“你别胡啰啰，他怎么是国民党员呢？取消不算。”直到王走后，王砚成的预备党员才被取消。
1957年和反革命分子妹妹，右派分子老婆，公开反党的张光琴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群众中造下极不良的影响。
1959年整风反右时，原县委书记处书记牛保印犯了严重右倾错误和腐败堕落错误，在斗争时他不积极，在斗争高潮中他泼冷水说：“要有新的意见就提，没有新的意见不再提了。”别人揭发牛保印反动言行时，他说：“老牛应该没说吧。”揭发牛保印折（应为拆——编者）毁新机器时，他说：“如果是技术革新，还要提倡。”斗争后他对牛保印说：“你主要是悲观情绪，别的还有啥呢？”
1957年至1960年4月，王汉卿先后两次雇佣曾任伪职12年士兵、班长、上士谍报员等重大历史问题的徐鹄春老婆给自己小孩当保姆。徐在49年解放后混入革命内部，曾三次被开除，在城关镇监督劳动，但徐以探亲为名于60年4月向王汉卿请假逃往新疆至今未回。并于今年7月王在接其回到信阳去的同时，又去派驻（应为出——编者）所（商城）将徐的户口、粮食转到新疆去了。
六、贪图安逸，生活腐化，玩弄女性，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就滋长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欲熏心，工作中怕艰苦，求安逸，生活腐化堕落。据59年11月、12月正当粮食紧张阶段死人最严重的时候，3个月中只下去5次，其中三次是为了开会，有时虽然下去了，也是坐着汽车早出晚回。如去年11月29日县委开常委会他不感羞耻的说：“我原计划到上石桥公社观音山大队去搞反瞒产重点，要去搞几天，搞不出粮食来，非得几个月，所以我不去。”在此会议上张崑山书记三次提出让他到南司附近地方看看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却官气十足的说：“没什么看头，不去。”并经常对同志们说：“我是抓原则问题的，具体工作，书记都各有分工，我是不管。”这完全是一种高高在上，处处考虑个人得失的资产阶级的工作作风。
王汉卿在生活上十分特殊，他到群众食堂不是与群众同桌共餐，而是单做饭吃，在机关也高于别的书记一等。常吃八种饭，无荤不下肚。他有三不吃：吃肉不吃肥的；吃鸡不吃皮；味不好不吃。去年到汉口治病，一个7月通讯员就给送102斤粮票，吃不了，还送给女护士几十斤（他自己给的）。常在机关吃饭时说：“我一天连四两粮票也吃不完，跟你们一块我活吃亏。”
除此，王汉卿还以第一书记的职权，用公款购买贵重高级药品和食物，来满足自己私欲，进行挥霍浪费。他屋内经常不断高级果子、好糖、牛奶、葡萄糖等。1958年7月至1959年7月因病修养时，大肆挥霍浪费，不经县委研究和上级批准，私自派三个干部到上海、北京等六个大城市购买高等人参1218元。据58年8月不完全统计，共吃葡萄糖粉32瓶，计洋72.9元，脑力体质甲40瓶，计款45元，炼乳32元。总计1368.9元，全部叫公家报销。
1958年他到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工作时，带着炊事员，明着是住“三同”，实际上是独特的小伙。在过正月15时，把县委机关的鸡、鱼、鸭、肉、成蒸笼的往何店抬。县委机关干部经常反映说：“王书记吃的是小伙的小伙。”
王汉卿，以吃喝为重的特点，已为下边同志所掌握，1959年秋季，他去伏山公社、长竹园和达权店公社检查工作时，都炸红芋园子给他吃（因为都知道他好吃这一样），到伏山时，因红芋园子不焦，没有洋糖，兑的红糖汤不吃，公社为了他吃顿红芋园子，又现派一个人进城，往返120多里给他买回白糖他才吃。
王汉卿，由于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处处考虑个人得失，时刻考虑个人利益。调到地委工作后，说地委房子少，自己住的房子不好，要求到小单位工作。下到鸡公山工作时，在群众食堂吃饭，不与群众同吃共餐，经常单做饭吃。工作不深入，经常看小说，打扑克。在商城时公用通讯员成了他的私有，到县直机关时，较通讯员在面前跟着，提着茶瓶子，拿着板凳，走在大街上叫通讯员给他点火吃烟，看电影时，通讯员给他抱着板凳，拿着茶瓶。群众反映极坏。
王汉卿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表现在淫乱放荡，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上。
王汉卿，自1948年调商城工作以来，不顾党的影响，用流氓手段，先后玩弄妇女5人，特别在1957年与原县共青团女干部张光琴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在群众中造下很坏的影响。
七、骄傲自大，目无组织，谩骂领导，配合领导威信。
王汉卿的唯我独尊，认为自己有才有能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谩骂领导是狗养的的。特别是近几年来表现的更为严重、突出。1958年中央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时，省委、地委的同志给筹备会议，叫办公室郑家旺同志买了一个桌面子，他知道后批评说：“谁叫你们买的，不管省、地委来的这处长，那处长，到了商城，统统都由商城县委领导，不管什么东西，都统统由我来管。”
县委张念仲书记1959年在省委开会回来，传达六级干部会议精神时，王连说三遍：“省委规定政策，不一定正确。”张念仲书记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时，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1959年地委王书记张书记和地监委邱书记来我县检查工作时，他就很不尊重的叫“王达夫书记”、“老邱”等，地委张书记参观时他借故有病，回来睡觉，不陪同参观，也不配同吃饭，自己单吃小伙。
特别严重的是诬蔑谩骂领导。他说：“地委王达夫书记好睡觉，石书记吊事不谈，说话不算话。”地委组织部长“老梁”、张专员叫“老张”。
1958年省委杨书记在现场会上总结和王汉卿的发言，打印时（应该先打省委杨书记的），他叫先打他的，后打杨书记的。
他经常听电话报告时，只听地委路书记的，其他地委书记电话报告他不听，叫别人听。1959年一次听地委电话报告时，他满不在乎的吃着烧鸡喝着酒，边听报告。
1956年调级时，常委研究调他为14级，在他自己审查时，自己私自改为13级，以后没通过。
省委商业厅瞧厅长在1958年刚下放到商城后，王吹嘘的向瞧厅长说：“路宪文同志在商城当县委书记时，我当县委宣传部长，后当县委付书记（实际是他在长竹园当区长）。”
58年中央在商城召开土法炼钢现场会议时，王汉卿陪同省委赵书记和夏耘付部长参观，胡晓同志跟中央、省委负责同志前走了，而王把胡拉过来批评说：“你怎么到处乱跑，不跟着我！”会中有些问题，中央冶金部夏耘付部长提出要研究，王汉卿叫通讯员去喊夏部长到他那里来研究。这样骄傲自大，目无领导，谩骂领导，按一个共产党员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来说是极其错误的。总起来说，也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八、态度蛮横，作风恶劣。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已为天下第一，为所欲为，对上级对抗，对下级更不顾影响的进行侮辱、训斥。1958年7月26日王汉卿作夏收夏种广播报告，因县报社没发表消息，王当时对文教部付部长宋保恒同志说：“报社干啥吃的，去封他的门！”当晚报社负责人向王作了检讨，并把王的广播稿全部发表才算了事。
59年反瞒产时，由于上石桥、何店两个公社打不上去，王在电话会议上对两公社党委书记说：“你们没能力，可以写申请，不能当（党委书记）就叫别人当。”
开口就乱骂通讯员“妈的”，小子，开出你。”1959年有一次小郑给陈彬书记端一盆洗脸水，王看见了就大发雷霆的说：“放下，小子，开除你！ ”非叫小郑把水盆放下，先给他弄水不可，使小郑吓的大哭。因生活问题与陈彬、吴（此处字迹不清——编者）祥两个书记不团结，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九、品质极端败坏，抢占他人财物。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只有见到别人有一样好的东西，想方设法搞到手，其手段是以旧换新，以破换好，少给或不给钱等方式，先后占换派克金笔两只，毛毯一床，皮鞋一双，毛线围巾一条，好裤料7尺，手枪两支，在外吃饭不给钱等。58年王汉卿在省开党代会时吃的10元伙食费还是熊县长给的，当时熊县长和他开玩笑说：“王书记，你不拿钱我替你垫了。”而他还以县委第一书记的架子把熊县长大训一顿。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