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
郫县县委第一书记高义禄
1960.12.01
(1960年12月1日上午;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期工作会议第二阶段大会发言之二)
省委，同志们：
经过这几天学习讨论中央的紧急指示信、省委的三十八条规定和其它有关方面的文件，使我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来检查过去两年的工作中，自1958年秋前农村实现人民公社以来，在党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党的政策，思想方法片面，工作要求脱离实际，关于过渡，急于求成，推广的东西主观愿望方面的东西考虑得多，客观可能方面的东西考虑得少，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糊涂思想和错误作法，以致在一部分公社和管区，长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等问题，使全县两年的分配工作不落实，并且打乱了这部分公社以管区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向省委和同志们作一初步检查：
全县总的情况初步排队摸底是，18个公社120个营区中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公社化后曾经刮过“共产风”，但去年夏季全县万人大会算账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或者有一小部分还在刮，但是这些地方生产年年发展，收入年年增加，象这类公社有5个，占27．8％，管区有51个，占41．66％；第二类是公社化以后曾经刮过“共产风”，但到去年万人大会算账以后，一部分区队停止下来了，一部分区队仍在继续刮，从总的来看，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属于一般水平，象这类公社有8个，占44．4％，管区有54个，占28．34％，第三类是从始至终一直在刮“共产风”，而且年年纠正，年年刮，越刮越多越严重，从总的来看，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般都不好，象这类公社有5个，占27．8％，管区有36个占30％。两年这些地方的“共产风”大刮数十次，小刮无计其数，几乎月月在刮，天天在刮。这些共产风，大部分出自县委。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有关机关，下至田间作业小组，逐级都有。刮的东西，大至土地房屋，小至撮箕扫把，种类达百余种。省市两级有52个单位和各社协作，据初步了解划走的土地800多亩，调走的毛猪14多支，木料920斤多。县级机关共20几个单位，没有一个不乘共产风之机，揩公社管区和生产队的油，全县各单位光是平调红光公社的物资和现金初步算账就达150多万元，刮共产风中影响最大，破坏最凶的是以下几方面：
（1）并区并队并食堂，大动所有制。郫县历来高级社的规模就是比较大的，公社化后，我们想抓大辫子，减少单位，便于领导，提出了“百户一队，四户一区”的要求，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公社本来规模就较大的区队进行了合并，两年内大并三次，而且越并越大，甚至有个别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7个村，1100多户一万亩以上土地。最大的食堂竟以管区为单位，吃饭人口达14200多人，吃顿饭来回走七八里路远。合并区队、食堂以后，算账不彻底或根本不算账，因此，并一次就要打乱一次所有制，也就要发生一次思想上大混乱，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合并以后许多干部弄不清自己的家底，看不清自己的边界，认不清自己的社员，社员相互之间也不认识。由于人人怕变，生产责任制很难确立起来。野猪野牛的现象这些地方也经常出现，影响所及，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区队也动荡不安，耽心那一天吧把它吃掉，不积极生产，不积极搞家务。
（2）要求过急，盲目搞大全民所有制。经过我们同意，全县各个公社都搞了一个直属管区，由公社直接核算，借直属为名又来一平二调并亲自加码，搞了一个又一个。晨光公社11个管区就直属了7个，实际是想朝公社所有制过渡，在更大范围内共产，这些被直属的管区，生产消极，其结果公社管区管不了，管理区也放弃了领导，造成了两头失马，有的社变成了落后管区。有的公社虽然直属管区不多，但影响很大，其它没有被直属的也经常提心吊胆，耽心被公社直属，共掉他们的财产，也消极怠工。一部分公社为了提前过渡，也大搞平调，扩大社有经济，普遍是浮报收入，多向管区提取公共积累，有的则要啥拿啥，一竿到底往下分摊任务。如红光公社办咸菜厂，规定每户交一个肥鸡，八户人献一口缸子。新民公社条件不成熟，就急忙宣布社有制，公社要共区队的产，区队则打公社的小算盘，第一管区有的粮食最多，怕公社共掉，七天内就多开支三万多斤粮食。这个管区的第二生产队，存有二千多斤泥豆种子也怕共掉，偷偷碾来吃了，却要公社给他们解决种子。在宣布社有制以前，全社各个生产队不仅油盐不缺，蔬菜吃不完，还有现金存款，宣布社有制以后，一切依赖公社，向公社要菜吃，每个月还要贴补二千多元钱的油盐钱。由于搞的不好，对左邻右舍亦有波动。
（3）大办红专校大搞平调。为了搞高产量，每个管区都办了红专校，一般调了七八十个劳动力，四五百亩耕地，全县初步统计办红专校抽调劳动力一万来个，土地六万亩，耕牛、农具、生猪、房屋等也随着大调动，完全打乱了生产队的“四固定”，削弱了生产队的劳动力，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有一部分红专校成员不纯，生产资料不足，生产搞得很不好，甚至有的产量不如一般生产队的产量。
（4）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我县有八条大路，都是县委、公社党委和管区的指挥路，以点带面，这本来是一个好的领导方法，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叫指挥田，需要的肥料和劳动力比一般地区多得多，怎样解决这个矛盾没有具体研究，因而一到下边就打乱下边“四固定”：使三包一奖无法落实，流于形式，实际造成了只抓点，丢开面，搞了指挥田，放掉了大面积高产。问题最大的是成郫路。今年二月县委一个同志在农业厅开会回来，传达规划的丰产路，要向金牛坝看齐，不是向生产看齐。问题是县委丰产路、指挥路写了一个通知，规定在十天内的时间（从2月20日到2月底止），把公路两旁各一华里宽地界内的房屋全部搬迁，拆毁的房料归管区所有，拆掉的房子化零为整，搞百户大院，有些听话的管区很快就把房子拆了，红光公社红光管区把公路两旁八华里长，一华里宽，二千多亩田面积上两个队的180多间房屋拆毁，当柴烧了卖了，被拆毁的房子的社员都搬到别队去住，而别队又搞大居民点，将食堂集中，又拆毁一些房子做了食堂的柴火，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毁房子一万二千多间，因此，赞成一部分社员住房拥挤，有的三姓人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还要关拦鸡鸭，搞的又窄又脏又臭，他们不满地说：“出门喜欢过门悲”。在拆房子中，有的干部根本不同房主商量，私自拨锁开门，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倾刻间就把社员一座好房变成一堆废料。有些外出人员归来找不见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房屋、家具，十分伤心。还有的经常搬家成了游民，搬家多的一年竟达七次，一月竟达到三次，群众反映：“象这样东进西调，屁股坐不热窝，谁能够安心生产”。在搞园田化中，我们曾提出“百亩一块大田，千亩一块大田，成方成园，四方渠道，四路通车，田块种常青树和花果树，想的可真美，虽然只搞了极少数，但是引起了这些地方乱调劳动力，大拆房屋，大砍林盘，进而发展到管区搞花栗园，大量占用地和劳力，并且乱抢社员的花木栗树，不付报酬，又是一场破坏，红光管区搞花栗园等占用和浪费的土地与劳动力，可能生产全管区社员一年口粮。
（5）搞四化，大平调，大破坏，我们县委曾提出三年内实现机械化的口号，这个方面是对的，问题是要求过急，而且方法不对。每搞一个化运动，就要乱平乱调，也就是来一次大破坏。如搞牵引机、插秧机、修电站，就乱调木料，乱砍树子。搞养猪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就收社员的锅打烂当废铁，倒铁轨，修轻便铁路，就打破社界，乱砍树子，修水电站就乱调劳动力、资金和砖瓦，现在群众就怕我们搞规划，他们说：“你们越化得多，我们越损失大。”
（6）大兵团作战，打破“四固定”破坏三包一奖。从58年秋季以来，每到农忙时都以管区为单位搞大兵团作战，轮番生产，不计报酬。有的甚至男女分别集中住宿每天逐队轮换生产，不管所在队当天生产活路是否做完，第二天又调到别队生产。吃饭是走到那里吃到那里，出工迟，收工早，窝工浪费的劳动力难以详计，有的大兵团作战甚至带上托儿组一起移动，大人前面走，小人后面跟了一串串。这样一来生产队根本无法实行“四固定”，无法安排生产，三包一奖也成了一句空话，根本无从发挥生产队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造成队与队之间生产上很大差别，因此，也出现了生产队穿空换班的现象。
（7）收锅和收见缝插针，这是社员群众最生气的两件事，虽然这都是下面自发搞的，但是我们制止不力，影响很宽，对社员的触动也很大。收锅从59年冬季在个别公社里就搞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大力制止，以后在去年二月间在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上，红光管区主任木青荣，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管区掌握粮食宰资本主义尾巴，断绝社员后路必须收锅的经验，当时我掌握全场，没有批评，也没有表示赞同，但是由此以后有的公社就搞开了，连夜突击收锅，他们说：红光管区是县委重点，他们都收了锅，我们也收得。”太平、永兴两个公社把没收社员的锅全部打烂，当成废铁，倒了土铁轨。红光管区没收社员的锅后社员们无法烧水、洗脸，有些妇女披头散发，满脸污黑，而轻信收社员锅的管区支部书记侯孝明却规定不洗脸不准进食堂，逼着妇女和小孩都到冰冷的水沟里去洗刷，引起了不少社员生病。收锅后社员没锅搞小自由，把洗脸盆、吊壶和其他盆盆罐罐都拿出来当锅用，花样翻新，怪象百出，群众一边做吃的，一边咒骂干部，在收锅中有些手脚不干净的干部和坏分子，乘火打劫，大揩其油，把自己的小锅掉换社员的大锅，把自己的烂锅掉换社员的好锅，并且有的乘机剿社员的家，见啥拿啥，捉鸡捉鸭，有些社员的泡菜、盐蛋、盐巴和海椒全部没收，人人自危，搞的人心大乱，谁敢不服从，干部拿的，就要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给你戴上一连串的帽子，什么资本主义分子、右倾分子等等，而且还要教育别人一顿，说什么现在是共产主义了，是无产阶级，啥子是你的我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都是集体的，没有个人等等，搞的群众有苦说不出来，敢怒而不敢言。更叫社员生气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管区年年收社员的见缝插针，每到种的时候，干部都宣传谁种谁收，而到收的时候，干部把自己的先收了，然后对社员实行“你种我收”，提出先吃社员，后吃集体等口号，无条件地将社员见缝插针的瓜菜全部收完。而且有的地方竟年年如是，季季如是，社员只得干脆不种，宁愿把地荒着。而有一些管区恰恰是在食堂生活不正常，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收去社员的锅和社员见缝插针。大集体保不住，走小自由也保不住，逼得社员有些走头无路，生活频于绝境，造成一些疾病和死亡。有些品质不好的干部，借收见缝插针为名，乱拿社员的东西，红光管区原七队队长张速革，挨户搜查，捉鸡捉鸭，拿同志大吃大喝，并拿走社员的泡菜、海椒、麻皮，还洋洋得意对别人说，老子吃是要吃的，检讨是要检讨的，今天吃了，明天检讨都没关系。这个第五队有个社员，为了报复干部收家的作法，专门捉了一条活蛇放到米坛子里，有一天干部又去他家收家，伸手进坛子里摸粮食，就差点被蛇咬了一口，可见社员们当时不满到什么程度。由于一些干部不钻党的政策，乱调乱干和违法乱纪，造成社员思想上恐慌，人心不安，怕自己的小家有被共产了，也争相拆房子和卖家具。社员之间互相乱拿乱占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有的把自己的房子拆成废料卖掉，搬到别人的房子里去住，他们说：“现在只有身上穿的和吃到肚子里的是自己的以外，其他都是公社的，有的说：把东西振光了好当工人，成无产阶级，住洋居民点。由于公社各级乱拿没收社员的东西，影响社员也不爱护公共财物，例如红光管区中心食堂，县上给他们买了一千多个瓷盆瓷盘瓷碗和几百个白碗，在开饭的时候，仅管有两个公社党委副书记一个把前门，一个把后门，但是仍然几乎被社员拿光，以后，县上又帮买了六百多个大红碗， 不久又掉了三分之一。
与共产风相继而来的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而且由来已久，普遍而又严重。很多单位借浮夸风刮共产风，比如，公社按虚报收入计算分配，向管区 提留公共积累，就是这个一回了，因为只有说得多，东西才刮得多，说得少，东西也就刮得少，这是公社干部几手，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秘密，我县浮夸风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产量年年虚报，卫星天天上天，其结果两年决算分配不落实，社员的口粮和毛猪饲料不落实，社员分到一堆数字拿不到手，大大伤害积极性，严重的是少数个别管区当安排社员口粮落到最低限度以下的时候，就出了问题，生产放弃，社员外流，疾病增多，发生不正常死亡。浮夸虚报首先是从产量上开始而后扩张到生产上各个方面，从种到收，都有所谓“神仙数字。”“跃进数字”，生产进度浮夸，生产质量浮夸，有的发展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有的平均每亩下肥几十万斤，有报增种面积超过们的实有成绩几倍的，总之，有的干部不作艰苦工作，专门在数字上赛跑。今年大春中红光管区支部书记侯孝明很早就给县委报秧子全部栽完，薅完了，而收完谷子的时候，一检查却有一半的秧子根本未薅过头道。六月上旬他给县上汇报未栽播面积只有一千二百亩，县上派去劳动力支援他不要，而栽了一个多月以后到七月中旬他给县委汇报还有一千多亩，结果派人去检查，还有两千多亩未栽，而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打早稻了。此风不杀不得了，否则，工作不辩真假，偿罚不明，真正的经验被埋没了，缺点错误被掩盖了，上下不通气，领导不落实，群众难以监督干部，领导难以检查和安排工作，同时助长了一些干部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长此下去，一些好干部将被这种风气毁坏。
干部特殊化。在我县一部分公社特别是共产风浮夸风严重的公社是比较突出的，其中少数干部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他们乘“共产风”之机大揩群众的油，大吃大喝，而且他们不作艰苦工作，好逸恶劳，弄虚作假，浮报虚夸，欺下瞒上，在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掩羞下，为非作歹，本人不劳动或少劳动，家属不上第一线，吃饭开小灶，“群众定量，干部尽量”，他们的孩子都优先进管区办的全托儿所，享受到刮共产风来的优厚待遇。有的甚至浮报人口冒领口粮，营私舞弊。红光管区食堂浮报了17．5％的人口，今年内浮报人口多领国家粮食十三万多斤，布票990多丈，清油810多斤，这个管区有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和事务长，即冒领了百分之二十几的人口的口粮，工资、布票和油票，搞特殊化和贪污盗窃挥霍浪费了，其中一个事务长就贪污了90个人的油票，新民公社三管区九队队长，私人有一个服务员，早上给他端洗脸水，晚上给他端洗脚水，每天给他端饭到寝室，每天伙食费开支五角以上，永厂三管区有一个兵痞出身的队长吃了社员和食堂几十支鸡，一千多个鸡蛋，和公社一级干部中，有少数闹特殊、脱离群众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属太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聂德春，除经常大办酒席外，个人生活中每天有三大，即“大前门、大曲酒、大胡豆”，擅自办文工团修礼堂花了二万多元，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红光管区支部书记侯孝明，在今春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一方面强迫收社员的锅和见缝插针，致使一部分贫苦群众走头无路，四处外流，而另一方面却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有酒有肉，要鸡捉鸡，要鱼捉鱼，规定各队死了的牛都要送到干部食堂，几个干部吃的牛肉即达二百多斤，一个社员食堂过年杀了一支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几百个社员只吃了五十多斤，二队死了一支羊，也被干部食堂拿去，吃不赢变成一堆臭肉，群众伤心地说：“干部食堂酒肉臭，社员食堂喝清汤”，侯孝明还借口招待客人大办酒席，几个月时间内由管理区开支所谓招待费900多元，他不但漠视群众疾苦，不关心群众死活，而且动辄打骂群众、罚跪、扣饭、扯耳朵……群众对他很气愤，给他取了几个绰号，叫他“侯爷”“侯刮鼻”“侯代召”。
由于以上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等严重问题长期存在，未获得根本解决，以致打乱了这一部分公社以管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地方水稻亩产一般比57年减少20—30％，问题特别严重的管理区，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征购年年拖欠，负债年年增加，口粮国家年年供应，耕牛毛猪农具等遭到大破坏，各方面都大伤元气，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恢复过来的。刮共产风、浮夸风较严重的红光管区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管区水稻亩产58年为六百多斤（以支代收503斤），59年降为500多斤（以支代收458斤）今年又降为4百多斤（管区实际掌握328斤）。交售国家征购去年完成了308万斤，今年只完成190万斤，去年负债六万多元，今年负债十四万多元，每户平均150多元，而且到明年春耕以前还要贷一大笔款子才能过去得了，去年国家供应粮食三十五万多斤，今年供应55万多斤，而且到明年夏收以前至少还要国家供应30万斤，耕牛公社化时有90头，现有62头，减少31％，毛猪公社化时有2200多头，现有1140头，减少50％，现有主要农具都比公社化时减少，计犁减少35％，耙减少25．4％，拌桶减少52％，打谷机减少44％，围子减少48．4％，风车减少44．5％，罗匡减少74．8％，晒席减少88．4％，此外，还发生一部分劳动力生病和死亡。由于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致使今年的生产很差，大春中有将近10％的水田荒芜，栽种的6040亩水稻，有4千多亩违误农时，其中有一千六百多亩应栽中稻而栽成了晚稻，有三千亩左右根本未薅过秧，野草丛生与禾苗争茂，水稻平均每亩掌握起来的产量才328斤。当然这样的管理区不是很多，但也不只一个两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也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应当永远记取。
为什么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干部的“浮夸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和制止呢？
从“共产风”来讲，公社化初期，由于对人民公社的政策还不够了解，误认为公社建立后各个管理区和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误认为高级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因而发生“一平二调三收款”，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错误，这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959年算账会议以后，中央和省委有了明文规定，地委也发了许多指示，仍然一再刮“共产风”呢？这主要是我们对中央、省委和地委的一系列指示，没有认真的很好的学习，严肃对待，由于没有认真的学习和钻研中央和省委指示，因此领会指示精神上也有偏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即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我们总认为这是就全国范围说的，对自己的情况则作了不适当的过高估计，认为郫县的条件好，自然条件优越，生产基础也不错，机械化又有了初步的基础，便认为郫县是属于过渡较快的前一类型地区，即三、四年内可以完成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对农业机械化，也认为只需要三五年内即可实现，由于我们县委的指导思想是这样，因此从上而下的各种措施，如搞社有制试点，搞直属管理区，搞“四化”规划，搞大地园林化等等都由此而产生，我们不切实际的总想跑快点，想把明天才做的事情今天办完，想把逐步走完的过程一步走完，想把将来才实现的事情今天实现，不懂得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总要有一个过程。人民公社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巩固发展中，在从小集体转变到大集体，从集体所有制转变到全民所有制中，也要有一个过程。人民公社刚从高级社转变过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这些问题，需要时间也更需要作很多工作才能解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现阶段人民公社以管理区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但是我们全然没有理会这些，总想跑在前面，群众批评我们不切实际要求过急是“站起来，垫起脚，还要搭梯子”，而我们还不自觉。本来，按照公社化后群众高涨的生产热情，如果我们踏踏实实地按照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办事，群众的生产热情是会更加高涨的，情况是会更加良好的，但是我们却贪早贪快，结果是弄巧成拙，欲速则不达，损害了公社三级所有制，损伤了群众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力。红光公社是县委的重点，现在看来，这个重点生产已经掉了队。
由于对党的政策未很好学习，对“共产风”的危害性也认识不深，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界限不清，分不清那些是“共产风”，认识不到在管理区范围内调动劳力、土地、耕牛，就是刮“共产风”，更没有认识到维护公社三级所有制生产就能上升，破坏它生产就要遭到破坏，另外，在考虑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带有片面性，象搞丰产路、搞规划等等，这些都是好事情，问题是不加考虑，说干就干，既没有一套对各项实际问题的处理办法，也没有和下面的干部群众商量，搞丰产路要集中那样多的肥料和劳动力，从那里来？会不会削弱其它田规划，需用多少时间完成，如何完成？这些都没有很好考虑，结果下面却产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错误。我们也派过工作组去改造落后，在这些地方也搞过整风、三反等一系列运动，但却没抓住问题本质，都没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看到农具等无人管理遭到破坏就只认为是生产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到群众生产不积极，只认为是思想教育工作差，而看不到所有制上出了问题。
从全县来讲，“共产风”之所以一直没有“杀住”，责任主要在县委，因为大的好几次“共产风”都是从县委布置吹下去的，领导机关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基层是有重大影响的。某些东西，即便我们没有提出乱调人力、耕畜、物资，但要它搞起来，就必然要打乱三级所有制，对刮“共产风”中某些作法的错误有些是我们不认识的，下面自发搞的，我们认识到并了解的就都纠正了，凡不认识或虽认识但官僚主义不够了解的则未纠正，而纠正中也未雷厉风行下决心，搞抽搞透，因此，这股风边纠边刮边刮边纠一直刮。地委曾经多次多次教导我们，头脑要冷心要热，冲天干劲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创造性要和纪律性结合起来，而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则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强，只凭心血来潮，想当然办事，不请示又不报告，以致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深刻的沉痛教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浮夸风”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也同“共产风”一祥，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浮夸风的结果，第一给生产带来损失，使分配不能落实，群众生活安排受影响，没有栽秧的可以报成栽秧了，没有下肥的可以报成下肥了，没有薅秧可以报成薅秧，结果产量不高，产量没产那么多又可以改为产那么多，最后分配不落实，群众生活安排受影响。
第二、在一切工作上使领导失去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判断，因此指导工作必然发生错误。
第三、埋没了真正的成绩和经验，掩盖了真正的缺点和错误，甚至造成在某种情况下，把好的变成坏的去批判，把坏的当成好的去表扬。
第四、在群众中使党的政治威信蒙受损失。
我们痛心的是：长久以来对“浮夸风”的严重危害性一直认识不足，对全县干部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浮夸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制止和纠正。
为什么长久以来“浮夸风”一直没有得到制止和纠正呢？首先是我们有个人主义，我们由于自满而对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的情况总是从好的方面估计的多，喜欢听好的，工作也浮飘起来，从58年产量开始，领导上就没有揭开盖子，具体落实，下面当然不敢揭盖子，所以浮夸成风，有时我们虽也感到下面报的多了有虚假现象，但自己又未下辛苦去调查研究，澄清真象，所以底子一直不清，说不清楚到什么程度才比较真实，领导不落下去，揭开盖子，因此“浮夸风”就仍然吹，虽然到59年底我们落了一下，但现在看来并未落到底，所以下面仍然在落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不加怕批评，怕说右倾，怕说减了产，所以此风由来已久，之所以没有“杀住”，关键在于我们县委，我们县委即不实事求是，下面就可想而知。这股风越刮越宽影响越大，后来，才越看到其危害，要收拾已经造成了损失，已经成风，而且有的干部就借浮夸风大刮共产风，甚至进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五九年我们的征购超额完成了，生活也安排了，自以为情况很好，不知道下面还埋有炸弹，产量有虚假，买了过头粮，生活安排并未落实，结果给群众造成了思想混乱，给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
经过这一次学习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指示，我们深刻地感到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我们将继续反复地认真地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通过学习领会指示精神，提高自己的觉悟，进一步继续用指示精神检查我们的错误，并决心坚决改正这些错误，保证将中央和省委指示不折不扣地、认真地坚决贯彻下去，把“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彻底纠正，把整风整社运动搞好，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把生产突上去，争取明年的大丰收。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