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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委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七十八人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
1960.03.10


(3月10日电话)


七、八两日,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揭发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核实材料,采取了小会攻心与大会批判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对重点人进行了深挖和系统的批判斗争,犯有严重错误的七十八人,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已基本低头认罪。陇阳公社付主任邓正邦二十三个问题,已承认了二十个,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对提出保卫县委、保卫席书记的活动,在三次检查中都不承认,最后在十二个支部书记的对证下才交待了。

这些重点除了严重的违法乱纪外,他们千方百计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陇川公社党委书记张运丰,当席道隆提出以产定工以后,他立即在大银生产队搞了试验田,又创造了牲口归小队,口粮以小队分配等十二个具体规定。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在石滩生产队重点具体搞出了定土地、定产量、定牲畜、定农具、定工分的五定到户。华岭公社党委书记毛根山总结了以产定工可以解决队与队矛盾的十二大优越性,将(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个核算单位化为六十九个,并召开党团员大会,命令解散食堂,因党委委员张正江不同意时,他大发雷霆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连这么点责任都负不了,还起什么作用呢?”陇阳公社党委书记张必文在群众会上说:“食堂迟散一天,不知道多少人头落地”。他立即召开干部会,下令解散了七十二个食堂,一百另四个幼儿园。到处为席道隆吹嘘,说:“席书记的理论水平高,干劲大,人民日报登什么他干什么,他还有错的。”碧玉公社付主任邓云山一天召开几次电话会议,下令解散食堂。什川公社党委书记席希政在山庄生产队佛几坪小队重点试办了牲口分散喂养的经验,并在全社推广,结果死亡牲口一百四十一头。陇阳公社党委付书记李生云总结了牲口分到户的三个好处:第一,节约草;第二,省人力;第三,能多积肥。他对席道隆、张峰的反动纲领的每条规定都是忠心耿耿的贯彻,到处传播:“五张布告是马列主义在通渭的具体化”。他要干部逐条逐句的背诵,并认真贯彻。他向张峰表示说:“张书记,我和你是一条心,至死也同你站在一条线。”受到张峰的欢迎,张峰在电话上表扬,说:“李生云立场坚定,观点明确,和县委是一条心。”

为了彻底贯彻席、张反动纲领,他们又从组织路线上,拉进了一小撮地富反坏等不纯份子,混入干部队伍。常河公社党委付书记刘聪任用地主丁茂春、陈国玺当队会计,伪党团骨干份子刘国祥当教员,把伪保长杨海清任队长。陇阳公社付主任,邓正邦把黄家滩生产队长张魁华(党员)划为“冒尖”人物在大会进行斗争,又提拔兵痞张儿珍当小队长。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任用曹俊祥(青年军、青红帮、三青团、老上中农)当会计;任用历史反革命份子陈景祥当教员。城关公社主任杨青英(陈景义的老婆)在城关居民委员会安插向占苗(伪准尉,国民党员,大烟贩子)委范民(大烟贩子)、杨玉文(女二流子)魏玉祥(开除革命队伍的贪污份子)等当干部。城关大队支部书记张浩(席道隆的亲信)任用惯偷周成尧当队长,地主份子常克仁管理付业,伪保长张景信当生产队长、王海如(开除出革命队伍的违法乱纪份子)当会计员、蒋成英(反革命份子)当会计。第三铺公社付书记张启明吸收姚明元,魏士亭(都是伪保长,国民党员)。他们把这些人称为红旗干部;相反的,他们把一贯忠于党的积极份子则一再打击,更恶毒地是他们和社会上的五类份子勾结一起,利用合法职权进行破坏,通过万人斗争会,搜粮队,大搞破坏。华岭党委书记毛根山亲自主持斗争六十八人,其中基本群众二十一人,党员三人,团员一人。斗争后死了十人,外流十七人。什川公社党委委员阎义祥、李永德在大搜查中提出:“反复扫荡”,“普遍搜查”,“挖地三尺”。丁成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搜查十次以上的三十户,三至六次的九十三户。什川公社党委书记席希政派专人在大路上挡人,挡住一个扣压一个,扣压后不给饭吃,硬饿死了六人。

通过这次会议,不仅挖出了各公社领导核心的严重问题,而且使大多数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线,提高了政治觉悟,鼓起了干劲。


 通渭县委
1960年3月10日
汇报人:丁玉川

批印人:原宪文

已印发:各常委、秘书长、办公厅、农村部、组织部、监委、反右倾整风办公室。  共印29份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一九六○年三月十一日印发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