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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情况的初步检查报告
1961.12.31
我县在党的领导下，有三面红旗的指引，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业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很快，农村人民公社在各方面都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因我们在公社化以后，执行政策不全面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套制度没有跟上；今年犯有包产到户右倾倒退的单干活动严重；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1961年灾情调查附表），致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今年粮食只收7,340万斤（掌握产量），生猪下降为19,714只，病人上升到38,662人，死亡达21,625人。在全县37个公社中，落后公社占19个，这19个公社共213个大队，其中落后大队的占60%左右。最近我们在省委和地委工作的帮助下，初步作了一些检查，认识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一、粮食产量以1958年总产作为100，1959年总产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三万斤，减少37.3%；1960年总产16,503万斤，比1958年更减少47.3%；今年只产7,340万斤，比1958年减少了四倍多。征购任务今年开初分配7,300万斤，后减5次，实际只完成2,540万斤。（由于粮食逐年减产、耕牛、生猪也随之下降，其中生猪1959年圈存165,000头，60年下降到1万多头，今年略有回升，但也只有19,714只）。今年粮食总产7,34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留种和饲料外，平均每人约有口粮100斤。一部分落后地区从9月份起已经国家供应了476.5万斤。城北公社六大队，有1015人，今年总产68,426.5斤，除留种10,915斤外，口粮早已吃完，群众反映说：“丢下镰刀就饿饭”。由于生产下降、生活安排不下去，供应面也宽，明年小春产新以前，需要国家陆续供应的有430个大队，占全县现有430个大队的100%，1962年1月1日到5月15日止，农村需要国家供应粮食2,321万斤。
二、在部份落后地区，由于粮食减产，加上右倾倒退和投机倒把严重，粮食掌握很差，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因而病情蔓延，发生了较大量死亡现象。这些地区的群众和少数干部情绪很不安定。
（1）在全县农村的333,113人中，据初步统计，现有病人38,662人（肿病22,173人，妇女病16,489人）。城东公社12大队，2,312户，7,835人，9月上旬只有肿病人154人，由于生活安排的不好，再加抢治不够及时，截至12月15日止，病人便上升到829人，占总人数的10.6%，较前增加了五倍多；在这些病人中，有劳动力的726人，占87.5%。
（2）1959年特别是后半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这年死亡8,276人，占总人口的1.96%；1960年肿病一度上升到16,000多人，死亡20,657人，占总人口的4.11%，今年人口出生率最低，仅占总人口的0.64%，仅1月至12月31日即死亡21,625人，占总人口的5.53%。最严重的河边区四个公社44,165人，今年1月至12月15日即死亡3,632人，占总人口的8.37%，其中全劳死亡651人，半劳力死亡721人，合计占评级劳动力的5.1%。尤其严重的是该区福禄公社，全社2,921户、10,778人，就死亡1,064人，占9.82%（其中：主要劳动力死 512人、老年死480人、小孩死72人）。该社二大队308户，1080人，即死亡182人，占16.8%；其中全家死绝的5户（均是贫农），大人全部死光，只剩下小孩的10户，计留孤儿13人。又如城东公社璧泉大队一生产队，108人，今年死亡高达29人，占26.7%。在这种情况下人心不安，悲观情绪极为严重。
（3）包产到户严重的地区，单干已形成思潮，投机倒把严重。据最近三级干部会议上的了解，全县420个大队中，有包产到户的306个大队，占70.6%，2,457个生产队中，有包产到户的1,453个生产队，占59%。丁家公社13个脱产干部中，有7个搞单干，其中5个又搞投机倒把。公社党委副书记袁贵廷，套购棉纱织布2匹，高价出售；私自拉去公社临产母猪一只，所生小猪每斤卖8元，每头还要粮食5斤，侵占集体土地6挑种菜。文书王定明、勾结奸商、偷盖公社印信，每张白条50元，初步了解该公社投机贩卖营业额在3万元以上的有3个。
（4）在问题严重的地方，人口外流。早嫁和丢儿弃女的不正常现象不断发现。仅据福禄公社二大队了解：外流潼南、贵州等地逃荒的即有66人，占总人口（1,080人）的6.11%。因生活所迫，发生早婚的6起；有夫之妇而重嫁的3起；丢儿弃女的3起，该大队转业军人余世昌，因肿病长期住院不能搞生产，其妻安永碧便在婆婆夏素清的诱骗下逃往潼南另嫁男人。随后又被夏素清骗走妇女5人前往潼南嫁人找饭吃；另有女孩何光明、李大明，年仅13、14岁，因生活所迫而提早结婚（类似情况还有4人）。
（5）发生卖衣物、卖家具的情况也较严重。据城东公社的塘弯、大堰、大旺三个大队的调查了解：塘弯大队166户，出卖生活生产资料的即有93户，占总户数的58.5%，其中：贫农68户，中农10户，地主2户，其他13户，计卖被盖54床，蚊帐34套，棉衣51件，棉袄11条，其他衣物家具352件，房屋33间，农具20件。大堰大队235户，卖东西的127户，占54%。大旺大队高家院子16户，原来养鸡、鸭78只，现在一只也没有了。又在城南公社医院102个病人中了解：卖东西的68人，占入院总病人的64%；其中卖被子12床，蚊帐8套，衣物87件，家具35件。卖东西的原因，有的是卖了东西换粮、换菜来充饥；也有的是趁高价卖去旧的换新的；有的是好吃懒做，将衣物卖后大吃大喝；也有的社员弃农经商，卖东西做本钱，这样搞的市场混乱，而且也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
（6）落后地区的社会秩序也较混乱，偷盗现象不断发生。河边四个公社的分销店均先后发生奖售粮、现金等物被盗。据县公安局统计：9月至12月15日即发生盗窃、抢劫案62起。其中盗杀耕牛的就有21起；从作案的163人中了解，除贯资、坏分子和其他不纯份子外，农民就有92人，占作案人数的60%。
三、在这些落后地区不少群众的思想情绪不安定，就是少数干部的情绪也不安定。城东12大队的支书当中，就有4个公开申请不干；有5个感到工作压头，畏难叫苦；如华龙大队支部书记罗万成，原来工作一贯表现积极，生肿病后情绪悲观地说：“这次怕跑不脱，不知还活得出来不啊！”。石堡大队支书严朝银不愿干工作，他说：“我自己都顾不了，还干啥哟！等他们来干两天”。大堰大队队长晏朝木也表示：“群众走，我也走，把生命保住要紧！”在全县脱产干部当中，已跑回家的区级干部2人，外流回家不干工作的县、区、公社级干部63人。这些干部有的家庭富裕，在暂时困难面前，就动摇不愿革命。如芋荷弯煤厂书记王杰，家庭富裕，喂有鸡鸭几十只，县委书记、部长等多次前去动员教育，但他仍拒不回返工作岗位，表示不要党员，当一辈子农民，还说：“要我回去，除非拿逮捕证来”。但也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爱人生病、小孩多，而个人又不够坚定，认为困难无法解决而回去的。
总之，从1959年以来，我县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工作落后，1959年小春虽好，但浪费太大，致使在小春收割前，使出现缺粮现象。随之病人增多，影响到大春生产。1960年雨水正常，但因我们工作上又犯了瞎指挥，延误了栽插季节，使粮食减产，征购任务完不成，七月初便出现了拨“空心粮”的严重错误，接着而来的是病人多（16,000多人），死人多（全年死亡2万人）；劳动力减弱、部分田土荒芜，今年天干严重，减产很多，这是落后的一方面，但其造成落后的原因，经我们初步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严重，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首先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动摇了社会主义方向，把农民引向单干倒退，因而出现争耕牛、农具，侵占集体土地，搞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其次，严重地破坏了集体生产，削弱了战胜灾荒的力量，生产搞不好，大量荒田荒土，产量下降，国家和集体都掌握不起来粮食，因而社员生活更加困难；第三，基层组织涣散，党、团组织战斗力不强，部分干部热衷于单干，消极工作，甚至躺下不干工作，放去生产领导，使集体生产遭到严重的损失。这是造成我县落后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犯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干部中过多的，不适当的进行了反瞒产斗争，挫伤了部份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如兴修水利，除大多数能为农业服务以外，但也有的中途停工，或建成后利用率很低。浪费了土地、劳力、耕畜、农具，毁坏了群众的房屋，使靠近这些水库地区的群众在生产上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影响了生产；同时又由于我们对民工生活安排不好，以及少数人的违法乱纪，在民工中产生了不应有的死亡，单八塘区参加修水库的民工就病死500多人。反瞒产斗争、县里召开过5,000人（实到3,000多人）的大会，批判斗争了一批干部。城东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240人，因反瞒产受处分的有15人，占6.15%，有的地区还要严重，这就大大损害了干部的积极性。此外，我们对贯彻生猪政策不够，加上不适当的大办养猪坊，又造成了生猪大量下降，生产上的瞎指挥也很严重。如1960年10月大搞积肥运动，限期交任务，要求全县行动一个样，这样主观主义的要求，使得下面完不成任务，有些地方便出现了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如有的搞假肥堆，有的甚至把已下田的肥料拿起来，专门堆在公路两旁作样子。另外，浮夸也很严重。如1959年提出粮食10亿斤，向下布置“亩产双千斤”，结果粮食只产19713万斤。但是，加上菜蔬向上报总产46,000万斤。对征购任务层层加码。有的大队甚至增加到6次之多。对上述一系列的错误，虽然在去年的整风整社中进行了纠正，但纠正得很不彻底，如退赔，才处理了30%多。此外，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也依然严重的存在。农民群众的心情还不舒畅，对党的政策应有的信任还没有得到恢复。这样，就无法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
三、我们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缺乏认真研究，往往布置多检查少。如决算分配，1958年以来分配不够好，1960年算了帐，但只公布兑现了一部份。于是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集体占社员，一是社员占集体。如临江公社的踏水大队225户，940人，大队应补社员的65户，1399元，社员应补大队的209户，9671元。该收的不能收，该补的未补出，就向国家贷款，大队集体贷13,293元，社员个人贷1,254元，同时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一套管理制度也没有建立，这样“干不干三顿饭”的平均主义就产生了。有的趁集市贸易开放，便大搞个人副业或发放私人手工业。由于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上存在着若干严重问题，该兑现的没有兑现，使有些群众说我们政策爱变，没有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在群众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我们在工作上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在严重的旱灾情况下，我们没有认真的贯彻省委指示的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去积极的领导群众战胜灾害，千方百计的安排好群众生活，把病情和大量死亡适时的停止下来，对严重的病情、死亡重视不够，了解不够，及时向上级作系统的反映也不够，措施不力，以致造成了病情蔓延，大量死亡，给党在政治上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另方面表现在我们对下情了解不够，作风不民主，命令主义作风严重。忽视因时、因地制宜，五九年、六零年盲目放冬水田，扩大小春种植面积，为了追求形式主义，小春一律搞条播，栽秧拉绳索，结果花工大，延误季节，很、粗食减收。对党员、干部教育不够，不适当的处分了一些干部，致使下情不能上达，没有充分的调动起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工作被动，领导上感到很吃力，落后面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总之，从领导上检查，我们感到问题很多，教训十分沉痛。[下缺]
来源：四川省民政厅农救处、省人委、本厅关于自然灾害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8日-12月13日)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