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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江口县茶交公社党员、干部甄别工作总结
1962.00.00
江口县茶交公社，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建党，一九五四年成立了支部；现有四个支部，四十名党员。这些支部根子扎得正，党员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领导骨干。从入党时间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有四人（转业军人），占百分之十；土地改革时期入党的有十三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互助合作时期入党的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五；公社化后入党的五人，占百分之十二点五。出身成分：有雇农八人，占百分之二十；贫农二十人，占百分之五十；下中农二人，占百分之五；中农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其他一人，占百分之二点五。党支部建立后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党的组织生活、民主生活一直是正常、严格而活泼的；党员对党的事业，一直是热情的，在各项运动中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完成了党的各项任务。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后，由于执行党的政策和各项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加上少数领导人员的违法乱纪，使一些党员遭到了粗暴的、是非不分的斗争和处分；支部处于瘫痪状态。全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整风整社时为止共批判、斗争和处分了党员十九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占现有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其中批判、斗争七人，受党纪处分的十二人（警告三人，撤职六人，留党察看一人，开除党籍二人）。他们被批判、斗争和处分的情况是：
（1）“右倾”。原茶交大队支局甑启洪，一九六零年因石家寨生产队食堂断粮，他批准挖了一百多斤洋芋，被认为“同情富裕农民闹粮”；管理区向公社（现在的区）汇报劳动出勤率时，虚报出工三千五百人（全管理区总人口才三千零七十人），他揭露后被批判为右倾，管理区规定他一天一回报，他两、三天才报一次，说他看不起领导。因此受到撤职、管制生产的处分。象这样被批判、处分的共有五人。
（2）“瞒产”。原茶交大队大队长徐世豪，一九六零年谷子还未熟时，被管理区逼报完成一百五十万斤公余粮的任务，最后，实际只收了一百四十二万斤，全部上交还不够任务数，管理区反说他“瞒产”，被斗争后撤消了大队长职务。类似这种情况被批判和处分的有四人。
（3）“反对办食堂”。凯土大队原大队长吴治修，一九六零年管理区叫他将相隔三、四华里的和平、瓦寨两个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他不表态，被说成“反对食堂”，遭到反省撤职。
（4）“破坏猪场”。原管理区副主任杨胜方，一九五九年被派修建管理区猪场，限期五天完工。由于时间过急，猪场没修好，完工后又倒塌，管理区总支书记即加以“有意破坏猪场”的罪名，将他开除回家。
（5）“贪污”。原敬老院院长曾树云有贪污嫌疑，但未查出根据，一九六一年却被特别集训、扣留了衣服被子等，至今未全部退还。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两人。
（6）“打骂群众，逼死人命”。原茶交大队副大队长黎子亭，被一个三青团员诬告打死一人，逼死一人，打残废一人，去年整风整社中，被斗争，开除党籍。属于这种情况的也有两人。对这些党员干部的处理，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管理区书记的个人决定，口头宣布，无任何手续。经过甄别，除两名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外，对十三名党员的批判、处分完全错了，对四名党员的批判、处分大部分错了，各占被批判、处分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和二十一，二者共占百分之十九点四。
上述问题，引起了党员干部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不少党员怀疑，这几年党员不象党章上说的了，说：“党员不如群众”，“当党员背时”，“当党员戴过”，“伤万年心”。他们在工作上怕带“红胡子”（怕得罪人）；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去，纠正，怕遭人恨，将来又挨斗争。说“过去喊我们下茅房都干，现在是老鼠子缝屁眼，遭一个怕一个”；“黄狗遭碓打，见到磨搭勾都怕了”。凯土大队的十一个党员，除两个刚下放回来的以外，其余九个中有八个都怕担任职务，支书也找不到人当。这就削弱了党对实际工作的领导，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的党员说：“过去是党领导群众，现在是群众领导党。”被错误处理的党员，竟成了一些落后群众讽刺的对象，喻为“积极工作的下场”，连地主也敢指着党员的鼻子骂“你们也会有今天”，使这些党员无法抬头。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这个公社初步甄别了十二个人，占应甄别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二，对增强党内团结和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做得还很不彻底，一是应甄别的还有七人未进行甄别，占应甄别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其中，有三人是只要充分听取本人申诉，经过支部全体党员讨论，就可做出结论的；二是已甄别的人中，由于一般是采取专案的方法进行，没有充分听取本人意见；甄别结果应该平反的，又只是在少数（下缺）
来源：贵州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