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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罪恶交代
原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 张念仲
1962.03.29
在张畈大队搞反瞒产是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上石桥公社召开的干部会议(八十四人),开完后,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到张畈,一个到龙堂,我当时回县委开一次会议。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双铺管理区去的.我到张畈大队时,有一天没有吃上饭,回到张畈大队办公室,叫肖德金给我们作饭吃,肖德金说没有米了,我说有菜作点也可以,他说菜也没有了,我又说我们有米票,到双铺买点也行,他没有去,就把他的粮食拿出来了,他给我们作了一顿饭,我们吃的有一斤多米,后来我对同志们说过,你们看支书,也和我们斗争起来了,有粮食放着不给我们吃,这斗争的多尖锐呢?
当时，我在双卜管理区，说过根据鸡公山的经验，只要我们顶的住，就战胜资本主义思想，就能够动员出粮食来，我没有提出过顶几天的问题。在双铺开干部会时，有的干部提过他们吃顿干饭，我答复过可以，你们有米票就吃顿吧，我没有叫干部趁开会吃饱回去顶。
我有一次在张畈大队住，商业局的通讯员给下放的干部送米、栗（应为粟——编者）和钱去到张畈大队，给我带了一包点心，一块冰糖，我问通讯员是那里的，他说姚书记说你病了，叫我给你带来的，我说我没有病啦，谁说我病了，这点心和冰糖我们几个人在张畈就吃了，我没有叫商业局给我买过糕点吃。
在张畈搞反瞒产中的违法乱纪问题。有一次在小组会上李超同志向我汇报过一次王培化打骂群众，说她打了群众一个把（应为巴——编者）掌，还骂群众。我当时对李超说：“开小组会批评斗争她，我说非处分她不可。”可是因为当时她病了，没有处分她，小组里也未有斗争她，后来我也没有追问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彭光起住到余传道家里，不给余传道饭吃，还叫他到别的生产队去生产。这个问题是在一次小组碰头会上彭光起汇报时说的，他说他今天没有叫余传道吃饭，叫到别的队去生产了，我当时说那还行，你不给他饭吃，还叫他去生产，他说余传道粮食不够，我说你越是这样搞越紧，他越不拿，我又说他到底有没有粮食呢？彭光起说有。朱德田也接着说：“他到余传道生产队去了几次了解，他们集体瞒的粮食到现在没有拿出来，粮食是肯定有，他还说我们在观庙音山（应为观音山——编者）搞就是这样，支部书记斗了几天几夜才拿出粮食来，还有很多的布都是贪污的。我接直（应为着——编者注）说，你们在观音山时二十一个党员斗去了十九个，干部普遍斗了一遍，也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我说不能按观音山的办法办，那不行。我对彭光起说他得给他饭吃，不给饭吃不行，彭光起说他有粮食不拿出来真气死我，当时我没有加以严格的制止。
对富裕中农的斗争方式是斗深、斗透、斗臭、斗到底，斗死了埋了。这话我也说了。刘守信斗争张（应加畈——编者）大队的付一田，我确实是不知道。
关于不叫吃的问题，我确实没有说过，只是我初到双卜时，同志们汇报说，过去瞒产私分粮食的，现在有粮食吃，过去没有搞瞒产私分的，现在也没有粮食吃，顶不住，说胆大的群众偷着杀牛杀猪，偷东西，也能过得了，就是老实群众没有饭吃，顶不住，又有浮肿病，我当时考虑这个问题是个实际问题，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先拿出一部分粮食来恢复食堂，安定群众的情绪，解决干部和群众们的顶牛问题，因为同志向他汇报粮食，这两个大队过去搞了几次挨户翻群众的家，现在有粮食也不敢拿出来，拿出来怕斗争，看样子三、五天的时间是动员不出粮食来。所以我当时就主张拿出部分粮食来（六、七万斤，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这部分粮食，是按每个大队的人数平均分配的，我记得张畈和龙堂大队比别的大队还多分了一点，对不叫那些人吃这些粮食，我确实没有说过。因为拿这些粮食当时县委不知道，所以我对同志们说这部分粮食是借给大队的，今后搞了来粮食来再还给政府。
大双卜完小斗争余传道和芦百臣的问题，到会的党员和干部约有一百多人，开始是动员他们两个，过去瞒产私分的粮食拿出来，这时我没有在屋里，在屋外。到后来我听着屋里推拉的声音，我就进屋了，一看正在你推我拉的斗争芦百臣呢，把芦百臣推在地下坐着，不敢起来，我进去后，和同志们摆了摆手，说叫他休息休息，说着我把芦百臣抚（应为扶——编者）坐到板凳上，我对芦百臣说你有粮食拿出来就行了吗（应为嘛——编者），何必挨这样的斗争呢？你是要命呢还是要粮食呢？难道说有粮食不拿出来就不要命了吗？当时芦百臣对我说，张书记现在我没有粮食了，过去有粮早就拿出来，现在没有。当时我没有说就算了，我对同志们说：叫他休息一会，这时我就出来了。出了屋到外边和何善普和宋保衡说：我们这样斗争不好，我们在跟前，就这样斗，如果我们不在跟前，该怎样斗争呢？他们说那群众起来，在斗争中也免不了过点火。这就这样算了，我没有加以严格的批评纠正，这种违法乱纪的行动，这就吃饭了，吃饭后各大队的党员和干部都回大队了。这次的违法乱纪我没有在严格的制止，只是在屋里和同志们摆了摆手，出来对何善普与宋保卫说下，我们不敢这样斗争就算完了。
关于张国喜吃人肉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初到双卜（十一月二十七日），张贵和朱德田对我谈过这个问题。王志刚同志从张畈回来对我说，张畈大队张国喜在大路上挑着小孩的心肝、肺，宣传说好吃的很，想的很，影响很坏，群众从那里过都看着他，我问王志刚他是什么成份、过去干什么？王志刚说是老富裕中农，过去当过几年甲长，我接着说，这时纯粹的破坏、造谣，非法办他不可。这时朱德田说：“我问他母亲和弟弟，他说他们家里昨天吃的不是人肉，吃的是兔子肉，别听他瞎说”。王志刚说，他们吃的是人肉。当时我批评王志刚说，你也迷信吗？你当局长的脑子里清醒一点，我还说我自古以来也没听说吃这东西，（？？？原文不清）一个小孩放到锅里煮了，我们的干部到他家叫他吃，他怎样也没有吃，这也是向我们斗争的方式，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要迷信。我对王志刚说，他真吃了怎么办呢？我接着说，你也相信他吃吗？，他不会吃的，因为这不是人吃的东西。你要去讲他吃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不吃，因为这不是人吃的东西，另一个是他咬着牙吃，因为他是存心破坏，他就是咬着牙吃了，他一定会吐出来，因为这不是人吃的东西。我就这样避着王志刚到张畈大队叫张国喜吃人肉。王志刚回来对我说，他叫他吃了，吃完后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吐出来了。王志刚说，我叫他吃，他不吃，他母亲说吃的是兔子肉，他母亲和他弟弟都走了，就是一个人吃了，他吃完吐了，以后群众都骂他不是人，说他今后还瞎说不瞎说。我说你叫他吃他不吃就算了，证明他是造谣破坏就行了。什么时候把张国喜逮捕的，我的确不知道。
关于我批捕案子的问题，有时法院把案件给我送来，叫我审查签字，政法部门的同志到我那里以后，把情况说一下，政法党组和三长的意见书后，有当时签字的，有的又在我那里放，两天后我再签字叫他们拿走的，我签字同意党组的案件多；批多少我不很清楚。我记得案情杀牛的多是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还有过去的伪人员。
水库决口的事件是这样的，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七日，我们正在开县委扩大会议，地委张书记和省商业厅长睢福增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下午六点多钟的时候天下了大雨，八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办公室开会，这个时候，不下大雨了，下小细雨。刚要开会，我给水库打电话，问水的情况，水库的同志说现在山水还没有下来呢，水还没有涨，我说什么时候山水下来呢，他说山上的水下来得四个小时，我问山上水下来后水库怎样，他说从现在不下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水面离坝顶有多高，他说二公尺多。我又说，他们去好好守住大坝，可不能出问题，干部要带头把民工动员起来守住大坝，他说好，这时我把电话机子放下了，回到办公室还是继续开会。时间不大一会，水库打来电话，电话是我接的，说山上的水下来了，水库的水在涨，我问涨多少，他说每小时计算涨一公寸五左右，我说你们把民工动员起来没有，水库的干部（名字我不清楚）说山上的水下来了，他说我们干部都出去了（原文重复——编者），民工也动员起来了，都在大坝上呢。我又问水离大坝顶还有多高，他说一公尺七到坝顶。我说你们干部要带头守住坝，把防汛器材都准备好，干部决不能离开大坝，不能麻痹，他又说我们的干部都出去了，民工也动员起来了，守着大坝哩，我对他们说可要守好，决不能叫它出问题，出了问题可不得了，有问题给家打个电话。他说好，这样把电话机放下了，我回到办公室，把这个情况对大家谈了以后，还是接着开会，这时就有九点钟了，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水库里打来电话，这次电话先是熊满银接的，我随后也到电话机子跟前，只听熊满银说每小时涨两公寸，水面离大坝顶一公尺五寸，我这时从熊满银手里把电话机子接过问水库的情况，他说现在水涨的很快，每小时涨两公寸，水面离大坝顶有一公尺五寸。我问他水库的涵洞开了没有，他说开着呢，我说开的大不大，他说现开到底了，水过的很大，这时我和熊满银把机子放下，又回办公室开会。走到办公室门口，戴云霞对我说，张书记，水库放下水来了，河边上的菜准淹了，我动员群众把河边上的菜扒了好不好，我说可以。我们回到办公室，我向张书记、睢厅长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谈了谈水库的情况，我说下这次大雨对我们县来说是一是福，一个是祸，福是这次雨下的大，把山里的木材放下来了，能完成一万立方米木材的任务，祸是怕我们的水库发生问题。正说着呢，熊满银对我说，我到水库去看看好不好，我对张书记说，叫熊县长到水库看去，看看情况到底怎样，张书记说好去看看吧。熊满银走前我和他商量说，你去带着几个干部当你的助手，你从粮食局带着麻袋，商业局的防汛器材也带着，到了后，你看一看能不能从东侧边搞一个临时的移洪道，因为东侧是山下边是石头，能顶一阵，熊满银说好，到了再看吧。我说你到了很快给家打个电话，他说好。这时不到十分钟，熊满银走后，我们还是开会，在十点钟左右的时间， 我要水库找熊满银问水库的情况，没有找着，说到大坝去了，我叫水库接电话找他回来说一下水库的情况，他说好，就去找。我又回到办公室开会，到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又要他，他又没有在，接电话的和我说水涨的很快，每小时涨二公寸，大坝顶离水面只有一尺到一尺三了，会不开了，我去看看好不好，张书记说好，不开了就算了，这时候散会了，我收拾一下文件，对张书记说，你在，我去水库看看，他说好，你去吧，我说你在我屋里别动，我什么时候要你，什么时候有，你就在屋里坐着，千万别动，他说好，你放心吧，我又说，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怎样的情况，你听我通知。丁章希说我帮助你看电话，我出了办公室以后，你叫别人去不好吗，你在家里，我说陈书记在家，可以我去看看，我又说我心里总有一些放不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张书记说好吧，你去吧，张书记回到屋里休息去了，我去水库，走到张书记屋里问张书记还有什么只是没有，张书记说没有什么指示，你到了以后看情况不好，就通知南关靠河边的群众是不是转移一下，我说，我到了以后看情况怎样再通知家里。说这样我和通讯员小葛就走了，这时有十一点半钟，我走时还下着下雨，我没有到水库办公室，直接到了大坝，我刚上大坝，电话杆子就被牛冲倒了，电灯也灭了。我在大坝上碰见熊满银，当时我的态度是对他不好的，我批评他说，水已经从大坝上过了，你为什么不给家里打电话，我又说这完了，商关城全城都没有了。这时的水，已从大坝顶上过有二十三公尺宽了，我批评熊满银时，我看他也不说话，也很难过，我也没有再向下说，我想从大坝上过来，给家里打电话，可是这时大坝上的水流的已经过不来人了，我们手拉着手怎样也过不来，怎样办呢？没有我回转过去跑到高中给家打电话，电话是陈书记接的，我对陈书记说大坝上已经过水了，动员机关干部和市民，一部分来水库抢险，一部分动员群众搬家。抢险的人来，必须带麻袋和其他的防汛设备的东西。陈书记问我，县委会搬不搬，我说县委会也要搬，我还说越快越好，他说我们马上就分头动员。这样就把电话机子放下了，我又回到了大坝，这时二点钟不到。我回到大坝后问熊满银，民工都到哪里去了，当时熊满银没有说话，水库的干部对我说，民工的衣服都淋湿了，肚子也饿了，熊县长来了每个民工半斤米回去作饭吃了，我说这样的情况，还批粮食作饭去吃，我说快喊他们去，干部去的时间很大了一会就快来了。我们正谈这个问题时，张昆山就来到了大坝上了，他一看也急了，对我说，我再去给家里打个电话去吧，我说，好，你再去催他们一下，叫他们快动员群众搬家，说着张昆山就到高中去了，到高中电话还没有打完，我也随后到了高中，这时高中的电线杆子也被水冲倒了，电话也不通了。这时河里的水涨大了，也过不来人了，我和同志们就在河那边动员高中学生转移。到十八日的上午七、八点钟，才和熊满银、张昆山、小葛我们回到城里。关于戴云霞请示我叫群众搬家，和陈书记请示，我叫下游群众转移的问题，我确实是记不清了，那时没有一个人和我提出叫群众搬家或转移的问题。报死人数的问题，一九六0年四月份全县就我知道死人就有两万六、七千人（这个数字是各公社统计的）。
我四月去到省委去开六级干部会议，我没有走以前，在地委开的各县委的县委书记会议，地委给省委写了浮肿病死人数问题的报告，叫各县回去也给地委写关于浮肿病（应加死——编者）人问题的报告。我从地委回到县后，接着就去省开六级干部会，我走以前对陈书记说，给地委写浮肿病死人的问题的报告，我说写好了你好好的看一看，原则精神按地委的报告写就行了，死人的数填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在家的县委再讨论一下，写完后打完文件送地委。五月份给地委写死人问题的报告问题，我记不很清楚了，我记得有这样一回事，从省委开六级干部会议回来统计，给地委写过一次报告，这次报告是光报的浮肿病人的数，其他的死人数字没有报，是不是这一次。可能是这一次。阮坐到省委开会去，阮坐回来时我说：他在会上向省委报死人两万八千人，我当时对阮坐说，你报的这个数字你有什么根据，我说省委办公统计的数是两万六千多人，六0年分公安局向公安处报死人数字时，我记得是公安局的死人数字三万一千多人，粮食局和县委统计的数字是两万八千人，我和公安局的干部（名子我记不清的了）说要和粮食局的数字对对，结果是按粮食局的数字报的，我就没有和焦希明谈过向上级汇报死人问题。六0年五月份，何店的党委办公室向县委报死人一万多点，我知道后，在电话上问杨功时，你们报的这个死人的数字，你审查了没有，你们公社怎死这些，他说我也看看，没有很好的研究，我说全县数你们公社死的多，他说，我们再审查一下。关于下马河群众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干部作风和灾情的问题时，信转回来交给了我，叫我处理，我对下马河的驻队部欧其彬说，下马河有人给上级去信，反映干部作风和灾情，我还说这种情况是不想完成公余粮任务，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我还叫他们回去检查一下，到底这信是谁写的。
来源：河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