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胡德仕的自我检查
原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孙铺公社党委书记 胡德仕
1962.05.25
（一）在粮食方面：浮夸，否认了59年大旱80天，受自然灾害袭击，认为是丰收，把彭新公社单产订（应为定——编者）为619斤（而实际上只有400斤）。由于提高了产量，购了群众的过头粮，造成彭新饿死人。59年秋县委分配彭新公社公余粮任务1400万斤，由于我当时缺乏坚（应为艰——编者）苦深入的作风，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对下边的情况心中没数，又加上工作方法简单粗糙，没有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致使彭新饿死人。59年秋县委分配彭新公社公余粮任务1400万斤，由于我当时缺乏坚苦深入的作风，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对下边的情况心中没数，又加上工作方法简单粗糙，没有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致使把公社人力物力畜力集中起来投入送粮，结果完成了1600万斤，超额200万斤，后来经党委研究作为公社自筹粮主。后来全县任务完成80%左右就进展不动，许文波召开电话会议，号召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完成任务的要争起（应为取——编者）多卖，我在电话会上两次上报再卖1550万斤，这时粮食已购透底了，再往下分配任务完不成，结果没有办法，只得用公社的自筹粮卖了145万斤。由于彭新公社多卖了145万斤粮食，县委在彭新召开 一次现场会议，许文波在此会议上表扬了彭新，因此付书记毕家得在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接着县里召开了万人大会又奖给彭新一面红旗，从此我就带上了思想包袱，当时自己错误认为，红旗公社一切工作都要主动，只要县委一布置，我就积极贯彻执行，只顾完成任务，不顾群众生活，一直造成彭新公社饿死人。
（二）由于粮食购透了底，生活无法安排，就进行反瞒产，组织现场参观，如公社徐仍江在鲁台大队，采取大搬家的办法，搜查群众的粮食，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表扬了徐仍江的办法很好，并组织300余人去参观，我就拿此便在会上大讲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是假象还是真象，又说农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很多。说没有粮食是否认59年大丰收，并在大礼堂开会时指着谷堆子说，这不是粮食是什么，说没有粮食是敌人造谣，是敌人破坏，富裕农民叫喊，同时教育干部，要认清形势，大讲59年大丰收，依靠贫农召开座谈会进行回忆对比；由于给到会干部贯彻了反动毒素，就造成了下面干部大搜大查，使下面形成了一种混乱局面，造成人口外留，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伤亡。59年12(月)上旬我积极执行了许文波的指示，把预备党员集中到落后队去搞反瞒产。江榜大队（当时我认为很落后），粮食工作打不上去，就抽25个党员到江榜去搞反瞒产，当时有徐仁江代（应为带——编者）领，没去之前我对他们讲，这次下去，对每个党员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这次下去两个任务：（1）把下边粮动员出来，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2）是把生产搞好。啥时候完不成认为啥时不能回来。有一条不准逃跑回家。由于当时只是考虑完成任务，而没有交待政策，使徐仍江在江榜搞违法乱纪。如干部陈光谈说，猪厂厂长谢明友被打了，当时我说，你别瞎说，尚部长还在那里检查去了，还说猪厂的猪都搞死光了，能不是打的是坏人把？我当时对此问题没有很好的分析认识这是违法乱纪行为，而且还没有严加制止，又没有调查，使徐仍将在江榜打人骂人致死人命，使江榜造成一重大惨案，弄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党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口造成伤亡。59年11月份许文波的指使彭新和涩港两个公社在一起召开五类份子会议，进行反瞒产，当时有县法院付院长陈道经同志在那里负责召开的，当时陈道经叫我去讲话，我认为没有什么可讲的，陈就给我一份文件，是许文波写的，因为我要来县开会等着走，我把后边一段念了我就走了，我没有发挥，这说明我已经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运用了敌人残害了人民。
（三）封锁消息，欺骗组织：59年12月份许文波指示说：“最近省委有人来检查工作，并叫从倒座到杨店钢厂修一条能走包车的公路”，结果按许的指使完成了。第二天省委宋书记到彭新，当时彭新的情况处于食堂停伙，入口外留（应为流——编者），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死亡，这一严重的情况没有跟宋书记汇报，使宋书记不了解当时农村情况，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天夜晚鲁台水库失火，烧死21人，烧伤22人，使人命和财产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由于当时政治觉悟不高，为了个人得失怕省委知道后当面指责，错误的怕省委宋书记知道后看了心中难过，因此叫水库人员不要跟宋书记汇报，并指示叫用官（应为棺--编者注）木将烧死的人连夜壮（应为装——编者注）起，别叫宋书记看到了，叫动员家属别哭，人已经烧死了，再哭也哭不活，同时叫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要化悲（痛）为力量，还要继续鼓足干劲，因此使易红义将现场全部破坏了，隐瞒了事实，欺骗了省委，封锁消息。这就是不忠诚不老实不对党说实话，欺骗了省委。59年元月份黎文厚向上报死亡人数，大约死了1300余人，我对黎文厚说，应把正常死亡人数去掉，结果只报800余人，同时在59年元月底甘自胜上报死亡人数时，我不叫报那些（我当时数字记不清），并对甘自胜说，今后报死人数字不要乱报，汪书记、社长研究后再上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谎报了上级追查责任怕处分，这是为个人得失，不顾人民的生命，隐瞒了史诗，封锁了消息。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怕反右倾，怕斗争，明知道食堂停伙，社员吃糠吃野菜，王金朋说，应向上反映，我说咱是红旗公社咋向上要粮食。这说明只顾个人的名义，不顾群众的生命，一直造成彭新饿死人。
四）积极的贯彻许文波的反动指示，逮捕所谓杀牛犯，59年冬粮食购透底，社员无法生活，不得不杀猪宰牛来渡命，我不仅不加以分析，想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反而用专政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又一次保卫部汇报说小河大队刘XX保长杀牛、杀猪，李XX国民党员杀牛、杀猪，说李汝彬要将人送县，问你同意吧，当时我不仅同意送县，而叫王立兴在小河大队召开会议进行斗争再送走，在送走时，我又叫送到杨店街对群众讲一讲，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以免今后再杀牛，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些人是为了生活渡命而杀猪、杀牛，而认为这些人是破坏生产送乡（？）扣留，走到路上当时自杀了一人，在保卫部又死了一人，这都是我当时政策水平不高，对形势认识不足，划不清是非界线，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解决，所以造成人命伤亡，镇压了人民。
（五）59年10月，我积极贯彻县委10月份反右倾会议精神，在彭新公社广大干部会中进行反右倾斗争，斗争了万寿大队付书记陈尚古，倒座大队长彭成六、杨店大队付支书汪书念。由于我当时掌握政策不够，在会议上发生你推我扌翁，弯腰勾头违法乱纪行为，我看到时没有认识到这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即（应为既——编者）没有严加制止又没有追查责任，反而在总结会上说，汪、陈你们有资本主义思想，不坦白挨打，乡党委不负责，我不负责，由你自己负责，这样就助长了下边干部打人、骂人、逼死人命，破坏了党群关系，给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检查起来我是非常痛心，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一身（应为生——编者）难以挽回的，以致造成人口伤亡，田地荒芜，墙倒屋塌，妻儿（应为离——编者）子散，给党解放十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光辉成就被摧残，群众美满幸福生活变成了一片凄惨景象，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破坏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人力物力和财产代来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是任何人不能容忍的。
检查起来我在59年冬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检查起来有以下根源：
首先是由于我存在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计较个人得失，入伍以来，虽说也经过各种的政治运动，但在最坚苦的环境中未有很好改造自己，由于满脑子个人主义尚未得到彻底根除，处处为个人打算，光顾个人的利益，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只顾完成任务，不顾群众的生死存亡，在工作中只能受表扬，不能受批评，在工作中浮夸，报喜不报忧，例如59年粮食问题曾发生食堂停伙，群众饿死人现象，开始还敢反映情况，后来怕受批评，怕斗争，怕戴右倾帽子，对下边的严重情况也不敢向上反映，以致造成浮肿病大量发生，造成群众饿饭而死的严重恶果。
其次由于我出身是个农民，在旧社会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代着小资产阶级尾巴走向了革命阵营，在党的十余年，在党的亲切培养和教导下，虽然阶级觉悟、政治思想有所提高，但由于没有决心彻底悔改自己，经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考验，在59年在信阳事件中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不顾群众的死活，这很显然我入党的动机不纯，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了，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对党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党说瞎话，欺骗了组织，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再一方面：由于我平时不好学习，对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没有很好的坐下来研究，对党的方针政策精神一知半解，政治观念薄弱，嗅觉不灵，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坚持党的原则，在大风大浪袭击的时候就辨别不了是非界线，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把矛盾扩大化，59年冬农村断粮停伙饿死人的情况下，群众为了自己的生命杀牛、杀猪渡命，我还认为是破坏生产，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用专政的方法来对待他们，严重的违犯了党的方针政策，违犯了群众的利益。由于学习不够，对农村形势认识不足，本来大旱80多天，粮食受灾减产，我还认为是丰收，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而只顾征购，忽视了安排群众生活，不仅完成任务，而多卖了145万斤粮食，而把群众的口粮卖掉了，生活无法安排，就进行反瞒产斗争，一直造成断粮停伙，使农村饿死人，由于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党纪国法不能容忍的，我要求组织对我严加处理，才能挽回党的影响，我认为组织不论给我任何处分，我认为都是应该的，我保证没有意见。
来源：河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