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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转发王观澜同志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的报告
1956.07.22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家机关各党组：
现在将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同志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阅读。报告中的第二项“为农民算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个算法与实际税收和农民负担有某些出入，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摸底，也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和真正了解农民的经济情况，各级党委都应当进行这样的调查。地委、县委在一两个乡或者在一两个合作社内进行调查，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一两个县直接去进行典型调查，这项工作应在夏季布置，以备秋季之用。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
附：
王观澜同志的报告
中央：
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南下到江、浙，4月13日出发，5月25日回京。目的是想了解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农村情况。路经南京、上海、杭州，听取了江、渐两省及绍兴、新登两县的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以浙江省的嘉兴和临海两县为重点，深入农村工作。回来前，对绍兴、临海县委及浙江省委，上海局作了汇报。回来后，准备除向本部作一般工作情况汇报外，并向中央作以下简单报告。
一、一般感觉：两省基本情况，是良好的。农民劳动积极性普遍高涨，小麦丰收，农业合作化与春耕生产取得了重大成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达到96%左右，高级社比例都已超过60% -70%，如果以后工作做得好，大概只要今年秋冬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完成高级化。浙江去年执行“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以后，损失很大，正在蓬勃发展的合作化运动，遭到严重打击。嘉兴县农业社，由占总农户的69.5%收缩到26%，引起不少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不满和愤慨，甚至痛哭，说：“‘坚决收缩’的仇恨，三年也说不完，一世也忘不了”。浙江省委采取了严肃负责的态度，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才将这一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面扭转过来。而且转的基本上是好的、健康的。今年1、2月间展开了更迅速更广泛的发展的新形势。在接踵而来的春耕生产运动中，对粮食生产也抓得很紧。如增植高产作物、改变耕作制度、兴修水利、积土肥，推广新技术等等，都获得很大成绩。但由于运动发展的迅速和广泛，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偏差。其中主要的是缺乏全面规划，重农业轻副业及其他土特产，重粮棉轻其他农作物的片面性。或在具体措施中，许多方面过分强求统一集中，过多过早的限制了农民为改善生活的合法的各种经济活动，而伤害他们的多种副业经营的积极性。5月30日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面发展多种经济的指示；5月7日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发展副业生产的指示；5月25日上海局办公室提出关于当前蚕桑生产和养猪问题的几个意见，都是想解决这许多问题的文件。我这里不再重复。
二、为农民算一次账。“争取90%的社员，每年比前一年增加收入，10%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必须让个人吃饱，必须在个人增加收入，人民增加福利的基础上来搞国家和合作社的积累。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来搞积累”的主席的指示，在今年对于巩固和提高农业合作社和继续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都是特别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临海，我们曾为农民副业收支方面算了一次账。现在先说农业方面：临海全县人口55万7千多，水田约60万亩，地14万亩，每人约有田地1亩3分。1955年平均每亩年产量485斤，即每人全年收入630斤，除扣去农业税13%计82斤（未包括附加，下同），成本（种子、肥料等）15%计（很多地区，实际超过此数）94.5斤外，大概每人可得原粮454斤，折人民币31元8角（按每斤7分计算，下同。临海实际市价是6分2厘）。每月可得2元6角4分。今年该县计划增产15%，则每人平均可得原粮725斤，除去应交农业税13%计94斤，成本15%计108斤，公积金、公益金7%约52斤，社务支出、社干报酬等等2.5%约18斤后，每人可得原粮453斤，折人民币31元7角（比去年少1角），即每人每月农业收入仅有2元6角4分。又由于今年附加税增加，按20%计算，则应再减去25斤，则每人实得原粮428斤，折人民币29元9角6分，每人每月农业收入只是2元5角。这是一个县的一般情况。如果从浙江全省来看：按耕地2400万亩、人口2000万计算，每人平均1亩2分田地左右，去年每亩平均产量481斤，即每人全年粮食收入577斤，除去农业税、成本等等，平均每人所得比临海县还低。再就全国来说，全国耕地16亿4800万亩，农业人口5亿计算，每人约有3亩3分土地。平均亩产量255斤（一般经济作物均折主粮计算），每人每年平均可得842斤（比临海高），除去农业税及附加税166斤，成本126斤，实际收入550斤，折人民币38元5角，每人每月可得3元2角。
以上是农民在农业方面活动的收支总概况。我们计算临海县的产量时，是以增产15%计算的，事实上全国每年能平均增产一成，就很好了。据1954年材料，美国的年产量，每年只增加1.2%，亩产量则为365.9斤，日本是500斤。苏联的增产，主要部分来自扩大耕地面积。
其次是副业方面，找不到必要的材料算一次细账，但据1955年全国统计，动物饲养业产值（包括牧民的）和农家副业产值的总和，占全国农副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浙江省的比例更大，该省农业产值只占农副业总产值的64.12%，而副业和土特产产值（除去经济的农作物）却占到35%以上，但目前情况都有下降趋势。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30%-80%以上，就猪只一项情况看，问题也相当严重，据浙江省4月份统计，全省只有猪250万只，仅及今年养猪计划的一半，而且部分地区，仍有继续下降趋势。临海县去年有猪9万多只，今年4月下降到4万多只，只完成今年计划13万只的三分之一。发生副业减少原因很多：有些由于现代的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代替了农民的一部分家庭手工业和人力畜力或以畜力为动力的运输业，减少了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同时也应带来发展土特产和副业生产的有利条件）。有些由于商业收购供销部门所订的购销差价，幅度太大（商业收购供销部门一般人员过多，经营管理不善。中间流转环节过多，开支过大，成本过高。例如江苏昆山县食品公司经营生猪，仅中间流转费用即达37.5%，平均每经营一只猪要赔本1元8角5分。太兴县只经营猪的干部即有447人，超过该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的行政编制总数），使农民吃亏。有些则因缺乏资金原料或出售市场等等，而减少生活门路。
照以上材料看，农家每人每月农业收入平均只3元多，一般连副业收入，也只4元多些。因此，多数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不富裕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主席指示：“必须注意不要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要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不可抗拒的灾害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入比前1年有所增加。”这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三、几点意见：我在农村看了农民的情况，算了一次账，回来后，又读了主席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笔记及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若干问题的指示纪要。我热烈拥护提出这些问题的总方针的精神。精兵简政，勤俭建国，确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巩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关键问题。一切增加农民负担的措施，如小学经费下放等等，确须严加考虑。因此，我认为：
1、决定每年春秋两季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去视察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并且建议中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的、领导城市工作的负责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2、县以下地方工作干部力求地方化（如临海解放已经6、7年了，县一级的党政机关科、局长以上的几十个负责人中，只有一个副县长是黄岩县（邻县）人，其余都是南下干部），进一步发挥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
3、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农村生产关系基本改变后，县、区、乡的工作更复杂更繁重了，领导责任也大大加重了，党很需要大力加强县和乡的领导。照目前情况看，中央机关在精简中，除一部分青年干部转入学习外，其他许多干部（身体好的，事业心较强的，有相当地方工作能力和经验的）还可号召和征求他们自己意见下放。对于级别高的，组织上应保持其原来级别。
我这次下去摸得不深不透，不全面，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不懂得。但总觉得各面照顾，矛盾很多，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写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锻炼，确能增加才智，轮流下去，确有重大意义。这个报告，就写这几点，供中央参考，错误之处，请求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