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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安地委关于1955年7月至1959年6月全区肃反运动总结
1959.09.23
（一）
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一场不可避免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于反革命分子的存在而引起的。我区是苏区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更显得尖锐，解放后，1950年冬至1953年春的大镇反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集中地打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完成。
经过镇反运动，残余反革命分子是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打击的还不够，反革命还有。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已被消灭或将要被消灭的阶级也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1955年上半年，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蠢蠢而动。资产阶级反动派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大肆造谣破坏，农村地、富、反、坏分子又趁部分落后群众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而组织骚动暴乱；1957年夏天，当我党整风运动开展时，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向人民进攻，到处点火，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人的破坏活动是猖狂的，阶级斗争也是紧张的。
这种敌我斗争的紧张情况，当然也反映到我们机关内部来了。我们内部虽然曾经结合各项社会改革运动，进行了多次的清理工作，陆续查出和处理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清理的还不彻底，甚至还有些单位没有进行。加之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机构扩大，人员增多，某些部门在吸收人员时单纯注意业务能力，而忽视政治审查。因此，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一呼一应积极地活动起来。如1955年所破获的“中国国民党井冈山司令部”、“中国利民党”等反革命案件就足以说明了此点。为了坚决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纯洁内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当时敌人活动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提出“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反革命几个打击……”，并发布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我区内部肃反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期分批地开展起来的。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肃反运动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反革命活动的情况而开展起来的，是完全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的正义行动。
（二）
我区内部肃反运动，遵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地委的部署，于1955年7月开始，在全区党政群、工厂企业、财贸、交通、文教卫生、农林水气、基建勘探、垦殖场等各个系统的150,307人中（国家工薪人员102,599人，非工薪47,708人）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彻底的肃反斗争。整个运动是贯彻了党委领导，书记负责，全党动手和群众动员的群众路线，以调查研究为中心，同小组斗争、“和平谈判”和专门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防“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运动先后分6批进行，历时4年，运动至此，已胜利结束。
4年来的肃反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正确的成功的运动，其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巨大的，其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挖的深、搞的多、打的准、打的狠。这是我们对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总的估计。
一、查出了大批的反、坏分子，进一步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运动中查出反坏分子2,105名，占运动总人数的1.4％，由内部肃反处理的1,873名反坏分子中（外交社会镇反处理的232名），在工人中查出的反坏分子占工人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58％（下同），干部中占3.18％，高级知识分子中占6.25％，一般技术人员中占5.43％，教职员中占3.91％。按系统分：文教卫生系统较为复杂，占4.05％，党、政、群系统占1.23％，生产厂矿占0.58％，基建交通占0.94％，公私合营占1,92％，各合作组织占0.78％，其他占0.23％。从其性质看：特务559名，反动党团骨干344名，反动会道门头子6名，恶霸9名，土匪41名，汉奸12名，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503名，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20名，其他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108名，普反又是右派分子的75名，其他坏分子196名。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都是采取两面派手法，以各种美丽的“画皮”伪装起来的。在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特务组（站）长7名，伪县长2名，伪县党部书记长或相当此职的4名，伪军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人，伪军上校以上军官39名，有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167名，现行反革命组织10个，计57人。如吉安县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刘明辉，是伪徐州总司令部二处情报组长，福建南竿塘挺进站站长，曾在中美合作所受过特务专门训练，徐州解放前夕破获徐州中学“新生活”进步组织和活埋我地下党员2名。永新中学查出的伪上校军法处长颜恩湛，曾捕讯迫害我八路军战士3名，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紧张的肃反运动期间又在厕所内涂写“治国者，治国者，何致愚昧如此也，殆若引狼入室，以灭吾种族乎”的反动标语。吉安市牛奶场查出的王耀远曾任伪广东河源保安副司令，仅苏区时期在吉安市一地大肆搜捕和杀害我红军地下人员达50余人。专署农林水办公室在放排工人中查出的匪守望队排长郭大逊是有18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我苏区干部张雪贵同志，经郭捕后劈成4股，将头部用铁丝穿着游村示众，并烧毁我苏干和群众民房8栋，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运动中破获了一批正在秘密组织、图谋举行暴乱的纠合性的重大现行反革命组织。如“反共救国党”、“中国人民自卫军”、“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等10起75人和反动标语14起14人。破获的“中国人民自卫军”案，是以吉安指阳渡小学教员李裕问郭忠海为首于1953年10月组织起来的，发展成员10多名，设所谓主席、副主席和组织、宣传、财政、军事部等一套反动机构，曾多次秘密集会制订反动纲领及组织条例，搜集武器，图谋杀我乡长、社主任、夺民兵枪枝，抢劫供销社等暴乱行动计划。从破案中获得的反动纲领、关防、条章、代号、私章、志愿书等反动证件以及自制和收集隐藏起来的长枪两枝，短枪一枝等武器来看，证明敌人蓄谋已久，更严重的是，首要分子李裕问已钻进我团内窃取了支书职务。浒坑钨矿查出的以李振岳为首的逃亡反革命集团，李等于1946年在山东沂南带领还乡团袭击我民兵，杀死战士2名，捕去19名，1947年又先后杀死我党支部书记和职工会长，打伤民兵3人，逼死佃户1人，抢去群众耕牛20余头，粮食3万余斤，棉花3千余斤，光洋6百余元。沂南解放前夕，又伙同其集团分子300余人，集体逃亡出来，1951年镇反后又率领其残余分子从樟树逃到浒坑，在查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中有些是涂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分子，如永丰县铁业社敖忠辉曾先后在厕所涂写“打倒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救起中国”，“很多可歌可泣的人民好领导，被这次大风浪中的过于执所害死”等7起反共反人民的标语。这些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如不及时加以破获和肃清，那便等于在人民心腹里埋藏着定时炸弹，多么危险啊！
在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混入了我们党团组织，并且窃据了党和国家机关重要职务。据统计：钻进共产党内的51名，钻进共青团内的23名，窃据了县级以上职务的8名，区级职务的65名。如一贯伪装积极，混入党内多年并窃据了吉安建筑工程处党支部书记、人事科长的伪国防部二厅大连联络组中尉组员孙世箴。窃据我遂川县公安局、吉安公安处侦察员的伪满警长、所长，有严重罪恶民愤的日伪汉奸李村。把这些钻到我们“肝脏里”的反革命分子挖掘出来，更进一步地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
运动中不仅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坏分子，而且还查出了因为我们政策界限放宽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普通反革命分子1,045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7％，重大反革命嫌疑分子22名，这就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纯洁了革命队伍。
二、肃反运动使全体人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提高了他们识别暗藏敌人的能力和社会主义觉悟，推动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健全和建立了组织、人事、保卫制度，堵塞了漏洞。运动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运动，他们积极进行揭发检举和斗争反革命分子。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有50,575人参加了检举，收到检举材料92,464分，其中揭发检举反坏分子材料达23,317分。在这些材料中有妻子检举丈夫，儿子检举父亲等大义灭亲的动人事例。如吉安县杜勇敏检举其父亲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永丰县帅秋英检举丈夫邓寿春参加特务组织（均定案）。正由于发动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因而，促进了各项工作和生产大跃进，人们精神面貌奋发，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不少过去是落后分子，现在已是先进工作者。泰和满天红人民公社渔业队，原是一个落后队，经过肃反教育，大闹技术革命，采取矮网接高网，二网捕获鲜鱼12000余斤，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三、运动中附带弄清了22,587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建立了档案，给党组织使用和挑选干部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都是重要的。运动中还缴获了长短枪10支，子弹966发，反动证件121分。运动中还查清了一批伪敌特组织，如匪“青年救国团西北义勇总队第十九支队第二大队”，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湘赣边区工作队”，“万安情报总站”，“遂川战时情报网”等等。
这就是肃反运动的主要成绩。这些成绩对保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进行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当然，在运动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归纳起来“左”的和右的都有，“左”的主要是个别单位在斗争中使用了比较简单粗暴的办法，斗错了个别好人，捕错了一些有政治历史的好人。因而，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右，主要表现在运动初期有右倾麻痹思想，在运动后期有些单位领导有松劲，群众发动不够，有该斗不斗，该查不查，草率结案和该处不处，该判不判，重罪轻判。所有这些，在多次的复查工作中都得到了纠正。
肃反运动中所以产生“左”和右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我们在肃反斗争中所面临的敌人是隐蔽的，对这一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掌握不够所致。就其时间来说，是在运动初期或高潮时期，也有的是在运动后期，但时间短，就其性质来说，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是可以纠正和容易纠正的。事实上我们一经发现，都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及时作了纠正，并做了善后工作，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没有造成弥补不了的损失。这与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比较起来，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已。
（三）
4年来的肃反运动，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以及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体会最深的有：
一、加强党的领导。肃反斗争是一场伟大的运动，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领导。实践证明，肃反斗争只有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胜利才有可能，也才能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从地委至各县、市委、厂矿党委，都遵照了中央、省委的规定，采取措施加强了此一工作。
第一，书记负责，委员分工，形成一支坚强的肃反队伍。各级党委都按生产、肃反两不误的原则，实行内部分工，配备了两套人马，建立了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中有书记、委员2-3名，分别担任五人小组组长、副组长或专案、甄别组长、办公室主任。根据统计，全区在25个县一级五人小组中，有成员277名，其中除有一名书记具体负责外，还有专职成员135名（内县级88名）。他们在工作中亲自出马，亲临阵地，研究策略，指挥斗争。
在党委及其五人小组的领导之下，配备了与任务相适应的专职干部2,048名（内县级149名），负责肃反具体工作，他们政治可靠，斗争坚决，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第二，根据省委“块块领导，条条负责”的原则，实行了全党动员。均按战绩、系统或单位成立了领导小组，配备了相适应的专职干部或兼职干部，对敌情复杂，党组织薄弱的单位采取派进去或驻“大使”的办法，因而加强了对基层单位的肃反领导工作。
第三，肃反工作必须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行政治挂帅，不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以鼓舞士气，实现肃反工作的多快好省。一方面要组织跃进，肃反工作能否跃进，运动开始时是有过争论，有的强调肃反工作的特殊性，所谓要快就不能好，要好就不能快，实际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反映。我们从四批起，抓住了以整风、双反为纲，在运动的各个阶段以“四大”的形式批判右倾松劲情绪，整顿队伍改进工作，提高战斗力，掀起了比干劲、比钻劲、比速度、比措施、比质量的五比竞赛。从而，很多干部在工作中不辞劳苦，不畏困难，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出现了很多先进单位和模范事迹。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监督工作，经常督促检查，讨论肃反运动的规划、方针政策的贯彻和重大案件等等。
第四，肃反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我区的肃反运动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时期，在各项工作大跃进的形势下，由于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了省委“块块领导，条条负责”和统一安排，“肃反、生产两不误”的指示，根据不同单位特点采取不同方法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上班搞生产，下班搞肃反”，“晴天搞生产，雨天搞肃反”，“有机就趁，有空就钻”，“肃反干部实行一面搞生产，一面搞肃反，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苦干实干的工作作风。因此，取得了肃反、生产双丰收。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委领导，胜利才有保证，在工作中才不致迷失方向、脱离群众，才可避免“左”或右的倾向。反之对党委领导的原则不够重视，贯彻不够坚决，肃反斗争就无力，运动没有声色。这是我们4年来肃反斗争实践证明的一条客观真理。
二、肃反工作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必须大走群众路线。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挖掘反革命分子，才能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4年来的肃反斗争，在各级党委及其五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大胆地放手发动了群众，因而取得了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我们强调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走群众路线，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敌人是隐蔽的，耍两面派手法，明革命，暗破坏，混入我内部，而在我们内部又有些同志警惕性不高，有太平观念和麻痹思想，在间接上成了敌人的防空洞，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群众，他们敌我界限不清，和平共居。因此，只有反对右倾麻痹，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把这部分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彻底揭露反革命分子。
第二，为了领导群众、发动群众来搞反革命，必须让群众知道肃反斗争的意义、目的、方针政策和大致作法。因此，就必须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广泛深入地、大张旗鼓地宣传，使肃反斗争的意义和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在此，我们着重抓住了以下几点：
（1）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鼓动，是发动群众的好方法。如报纸、刊物、诗歌、漫画、电影、幻灯、戏剧等的配合，这不仅是群众易懂，且运动坚强有力，使运动有声有色的开展。
（2）“四大”的形式不仅是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能解决敌我矛盾。通过辩论可以辨明为什么要肃反，群众用大字报表示肃反的决心，批判右倾麻痹思想，因此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法。吉安县4批运动中，在永阳镇采取“四大”形式，几乎百分之百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大字报遍地都是，搞反革命几乎成为当时群众议论和行动的中心，连年高寿迈的老公公、老婆婆都行动起来了，如70岁的欧阳三、肖锡九都柱拐杖参加斗争。遂川云田圩通过“四大”形式破获了涂写反动标语案一起。
（3）开好家属会议也是促使敌人孤立，迫使敌人坦白自首的方法之一，浒坑李振岳逃亡反革命集团案，就是通过家属会议突破的。
运动，由于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和意义，因此政策深入人心，并已为群众所掌握，成了巨大无比的物质力量，群众积极起来参加揭发检举斗争反革命分子，检举材料象雪片纷飞，泰和县群众郭文裕、王贱根就是在这种高潮中自出路费，黑夜去收集材料，结果把逃亡多年的特务分子李金保挖掘出来了。
第三，掌握运动起伏规律，组织好运动3个高潮。所谓3个高潮是指在群众一般发动的基础上，组织好小组斗争、坦白检举和复查3个高潮。实践证明，在坦白检举、小组斗争的高潮后，还必须组织一次群众性的复查高潮，因为复查，它可以使运动更深入一步的开展，可以弥补运动的不足，检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查执行方针政策怎样，对敌人的打击是否狠，有否错漏，吉安县在5批肃反运动中，县委由于坚持了复查，批判了提前收兵的作法，因而又揭露出大量的问题，收到大量的材料，反坏分子由原来17名，经复查又增加18名，计35名。因此，只有坚持把一般发动和连续的把3个高潮组织好，就能狠狠地打击敌人，保证运动搞深搞透。
第四，大走群众路线，必须同专门工作紧密结合，强调作好材料的调查研究工作。因为在肃反的教育过程中，就会有人检举反革命分子，会有反革命分子自己坦白，会有历史问题的人或犯有自由主义错误的人出来交代。而这些材料的真伪必须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后才能相信，因此，就要强调作好材料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方面要搞好接受坦白检举工作，另一方面要派人出去收集材料，调查材料，为小组斗争备足粮草弹药，为结案定案弄清问题，取得充足证据材料，只有充足的材料才能战胜敌人，准狠地打击敌人。
第五，对流动性大，过于分散的水上船民、乡村小学教员、矿山民窑工人，都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集中进行教育，发动群众，因而促进了运动的广泛深入。
三、必须坚决地贯彻党中央“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是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4年来，在地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由于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方针政策，因而取得了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在斗争中我们采取了十分严肃的态度。为教育群众，擦亮群众的眼睛，我们坚持了小组斗争。对那些问题明显拒不交代的反革命分子，组织群众坚决地斗，狠狠地斗，不达到彻底肃清反革命，决不罢休。根据统计，运动中斗争了反、坏分子466名，占查出反、坏分子总数24.8％。
第二，采取了谨慎细致的态度，在分清是非轻重，弄清是非界限，防止草率从事的原则下，实行对好人坚决保护，对反革命则坚决打击。
第三，遵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我们贯彻了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的原则，以分化瓦解敌人，彻底肃清反革命。我们对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具体情节，进行了适当的处理，这就是对少数首恶、罪恶很大、抗拒交代，不杀不足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则从严惩办，这类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的计16名（内死缓5名），占0.85％；对罪恶较为严重，但尚未达到非杀不可的严重程度的反革命分子，则实行判处徒刑，劳动改造，这类反革命分子470名，占25.08％；对罪恶比较轻微，不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予逮捕，分别具体情节，给予管制、劳动教养、监督生产，这类反革命分子1,066名，占56.94％；对罪恶轻微又能真诚坦白悔过、立功赎罪的反革命分子，都免予处分，给予留用、留用察看或下放劳动，这类反革命分子计306名，占16.33％。病死和自杀已死的15名，占0.8％。从此可以看出，我们是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关于“少杀长判，少捕多管，大改造”的方针。
为了正确地贯彻中央“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运动的领导掌握、清查反革命、处理反革命关键问题上，又适时地开展了防“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4年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运动初期当群众还未发动起来，隐藏的敌人还未被揭露，在这界限不清、群众思想麻痹的情况下，往往是有右的情况，如有些单位不积极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来搞反革命，形成运动无声无色，斗争无力；但运动已进入高潮，群众已积极起来揭发检举斗争反革命，暗藏敌人又不断被揭露出来，运动声势大，火力又强，此时，有些人头脑发烧，因此产生“左”的偏向；如个别地方个别单位，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办法行事等；至运动进入结案定案和处理阶段的时候，“左”的或右的偏向也时有出现。所以我们就根据运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适时地注意了反右防“左”的斗争，一般说来在运动初期右的情况多时，我们就着重反右，提防“左”；在运动高潮时期“左”的情况较多，我们就是着重反“左”，提防右，一句话，有右的时候反右，有“左”的时候反“左”，反右中注意了防“左”，反“左”中注意了防右，其目的是为了不错不漏，正确地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同时，我们还在组织上采取了各项措施，如控制斗争面，缩小斗争范围，对肃反对象、小组斗争等问题的确定实行逐级审查，党委批准，在敌情未搞清以前未经批准不得开展斗争，对甄别定案，强调掌握政策界限，强调证据，在材料鉴别、性质认定和处理上，都实行逐级审查，党委批准；对应杀、应捕的案件都报省委或中央批准。运动后期又根据中央结束肃反运动的7条标准，组织检查验收，未经批准不得结束运动。实践证明，在运动中必须经常研究斗争形势的发展，掌握斗争规律，从斗争形势出发，掌握当紧就严，当松就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左”或右的偏向，是为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四）
总之，4年来的肃反成绩是伟大的，发展是健康的，斗争是坚决的彻底的。运动充分证明，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肃反运动的指示是英明正确的。运动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央指示，加强了党的领导，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实行了群众路线，因而比较彻底地肃清了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取得了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扫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当然，我们的运动是结束了，但这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运动而言，不是说斗争已经终结。由于阶级还没有消灭，帝国主义还存在，台湾还未解放，地、富、反、坏分子又未改造好，残余反革命分子又未完全肃清，在某种情况下，在个别地区还可能有反扑，也还有可能出现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因此，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为此，（1）必须教育群众时刻提高警惕，防范与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2）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监督改造，严防敌人的破坏；（3）新建扩建单位必须注意新吸收人员的政治审查工作，以纯洁内部，堵塞漏洞；（4）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卫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巩固肃反斗争的伟大成果。
来源：《全省各地区内部肃反运动全面总结汇集》，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办公室，195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