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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的综合报告
1950.01.07
各中央局、分局：
一月二日邓小平给中央的综合报告，现转发给你们。
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
中央：
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二十几天了，还未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性的报告。重庆解放已届一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度过，恐怕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不能摆脱被动的地位。据我们初步接触，西南问题至为复杂。
一、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今后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到后，即将重庆一二流专家组织成若干小组或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找出路，尚无任何结论。我们首先着眼于修成渝铁路和造轮船，但困难不少，即使能够实施，也只能利用现有国营重工业能力的十分之一二。所以西南的工业出路问题，绝非我们本身所能解决。刘鼎同志来渝，已获初步了解。我们商定钢铁厂尽量开工，原兵工厂继续完成半成品，其余暂时不动，等候中央派苏联专家来解决。详情当由刘鼎报告。现在五万国营职工，等着我们拿出办法，请中央派专家来。民营工业为数也多，多年以来处在生死线上，解放后更加困难，对我们期望很高，一致要求我们用贷款、供给原料、收购成品等办法予以救济。我们除了强调困难，强调自力更生，解释我党的工商业政策外，还无法作较多的处置。大的私营企业要在国营企业的携带下，才能逐步地找到出路。此外，四川盐、糖两大行业也处于危机状态中。这两个行业，关系着几百万人的生活，我们正研究适当的办法，准备收购一批糖（可以赔本）和加强盐的运销。因为干部太少，旧人员在这两部门也少，且未经改造，故工作效率很慢。
二、一九四九年川、黔两省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四川则因干部要从部队抽出，而部队又继续作战，须一月中旬或下旬才能回到工作地区，故大部分县的干部尚未派出，即或派出的县，人数也很小，故屯粮工作尚未开始。重庆的部队、机关还在买粮食吃，而地主、富农正大批卖粮，土豪劣绅则大肆盗卖公粮，以致形成粮价过低的现象。我们正督促部队迅速抽干部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能否完成预定数目，很难说有把握。中财委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问题还是主观能力太弱，我们当克服困难，完成此项任务，但接收、保管、运输的事，须由中财委或上海派一个大的机构来办理才行，我们绝无办法可想。
三、重庆金融问题的各项处置，各界尚感满意。对我们遇事同各界商议和慎重处理问题的态度，也无话可说。但我们和工商界最感苦恼的是筹码太少，银行汇兑业务都不敢办，使得出口商无法兑款回来而陷于停业。目前吸收物资的条件太好了，如果吸收一批物资、尤其是选择收购几种主要物资，可使工商业能够活动一些，可惜没有钞票不能实施。现在成都、雅安等城又占领了，三十万国民党过来的军队要饭吃，也没有票子，部队经费只能一礼拜发一次，弄得大家麻烦不堪。为了摆脱混乱和被动，已电请中财委用飞机火速送一二千亿来。如能办到，可以松一口气。
四、西南吃饭人数据近日计算，较前为多，我们自己六十万不变，接收国民党的则不止六十万，估计在七十万以上。这是因为地方团队太多，一般每县数百到一二千人，有多到一万人的，如万县。重庆接管工人职员共九万五千余人，警察及收容的散兵游勇尚未计算在内，估计吃饭人数约十二万人左右，也超过了我们估计的数字。近来一些所谓起义的部队，还在钻空子招兵买马，正设法禁止。总之，一个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法解决的问题。
五、在重庆接近一些党外人士，深深感到政府机构人选的困难。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必须在成都、昆明情形了解后，才能向中央提出。可能是起义将领、开明士绅（如熊克武），加二三流工商学界民主人士，加我们组成。这次西南问题解决得很快，少流血，少破坏，好处很多。但将来问题的处理和革命的深入，障碍一定较其他地区为多。大家都起义了，他们又都是封建代表人物，农村斗争每一步都打到他们头上，而土改方针是绝不能让步的。所以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在反霸、剿匪、合理负担，直到土改的斗争中，这是要使全区同志明白的。农村逐步深入反封建斗争，改造六七十万国民党军队和二三十万旧人员，以及整理破碎的人民经济生活，这三件大事同时压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联系起来解决。
六、西南局的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于重庆的接管。伯承[1]与各界见面最多，际春[2]兼职市军管会，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大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人少事多，考虑问题太少，这种情况在贺龙、井泉[3]诸同志来后或可改变。
注释
[1]伯承，即刘伯承。
[2]际春，即张际春。
[3]井泉，即李井泉。
来源：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二OO六年十二月出版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