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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区1949年财政工作总结 （节录）
1950.02.01

四、实行了预备粮政策，合理负担政策及各项税收政策，为保证部队进入新区之粮秣供给，依据照顾基本群众利益，保证支前任务完成并使负担公平合理的原则，普遍实行了预借粮（政权未普遍建立，正式征粮做不到，也赶不及），并制定预借粮办法。

[中略]

（一）粮食方面

1.预借粮政策：预借以地主富农和中农为对象，按其收入作标准，地主借40％至50％，富农借25％至35％，佃富农借20％，中农借10％至15％，贫农一般不借，必要时少借一点，负担面一般应达户口50％左右。入新区后，由于普遍的实行了预借粮政策，保证了粮食供给。但预借中，曾发生一些偏向，如关中各地开始借粮，曾普遍发生“抓大头”的偏向，负担面很窄，部分如三原、富平、泾阳、临潼等县，负担面皆在30％以下，最少者仅占户口5％、6％，大多老区来的干部容易犯这种错误。纠正了这种偏向后，又发生了平均摊派的偏向，不分贫富，人各一份，少数甚至发生挤小户偏向，大多新提拔干部和留用的保甲人员容易犯这种错误，产生这种错误原因，主要由于干部政策观点模糊，单纯强调完成任务，忽视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或无原则的过重打击地富，地富拿不出粮，实际影响支前任务，其次各级政府机关，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对于新干部帮助教育不够，对暂时留用的保甲人员缺乏监督指导，作风上存在强迫命令等官僚主义。

2．征粮政策，经过土改的老区——陕北及晋南的大部地区，均依据新农业税则征收，其原则：（一）负担面达到80％－90％以上。（二）负担量占总量15－20％。（三）无累进率之比例税制——即按人口，每人扣除六斗小米（九市斗麦）免征点后，以百分之二十三之比例征收。（四）以当年产量作征收标准。（五）单一的农业税制，农业以外之其他副业不计征农业税。（六）对新翻身之贫苦农户，给予适当照顾——即经群众评定，政府批准,可酌情提高其免征点至8市斗小米（12市斗麦子）。

陕北区正依据新农业税则，展开评定土地产量工作，负担情况尚难总结，晋南区，经过土地改革的大部地区，均已依据新农业税则执行，据初步了解，全区人口2,658,009，耕地面积13,631,929亩。通产9,070,094市石(麦)每人平均土地5.16亩，收入3.417石，但今年因灾情，全区估计减产达25.37％，实产仅6,723,504市石，每人平均实收入2.55石，负担公粮1,107,000市担，占总产量21.12％，每人平均负担0.5386市石（合市称83.5斤强），负担后尚余2石，依以上负担比例看来，负担略高一些，但并未影响群众生活与生产，群众一般尚无意见。

其次，在新区是依据新区征收公粮暂行办法进行征收，其原则：（一）负担量一般地区以不超过总产量15％，土地产量特丰地区，不超过20％。（二）负担面达到80％以上。（三）累进税制——即每人平均1石4斗麦起征，起征率5％，依收入多寡累进，最高率40％。（四）以土地实收益为征收标准。（五）地富土地，征收土地税与收益税合并累进征收。（六）除农业外，其他的副业不计征公粮。这一政策的实行，已使农村各阶层负担达到相当的公平合理。依据关中区六个县的材料，地主负担（包括地方附加粮）征其收入44.01％，富农35.7％，富中20.5％，中农16.29％，贫农9.5％，雇农4.8％，其他成分0.6％，各阶层总负担占其总产量16.4％。同时，负担较国民党减轻，据甘肃省材料，甘肃省在敌伪时期（1948年），全省田赋、军粮、附加共174万市石，苛什杂费260万市石，总共434万市石。解放后，全省今年公粮共征收250万市石，地方附加粮50万市石，总共300万市石，较国民党时期减134万市石。由此，我们的负担政策，已获得新区广大群众的欢迎，认为:“公道合理”，“真正是为人民办事的政府”。但征收中，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者为：（一）西北全区公粮拟征17,711,000市石，但今年因水灾，产量减少，许多地区均要求减少任务。据估计，关中区秋粮减产达30％左右，棉花减产达50％左右，但为保证粮食供给，决定各地公粮任务不得减少并尽一切力量完成分配任务。但估计有些灾情重的地区，如数完成任务尚有困难。（二）因是新区，对情况了解不够，致使各地间分配任务难免发生不适合处，产生轻重不一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对任务的完成也受到某些影响。（三）下层干部无基础，对合理负担政策还不能完全掌握，特别是执行政策中，还不能从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来完成征收，贯彻政策，产生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作风。（四）副业不计公粮，在有些地区因副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大，影响到征收任务之完成及农户间负担之合理问题，今后如何处理尚需很好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1949-1952》，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L－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