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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西南区三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几个特点和经验
1951.03.00
西南区三期土地改革运动从去年10月先后开始以来，川西第一批243个乡、川南556个乡已完成，其他地区估计3月底4月初可完成大部，一部分可能迟至四五月间或春耕以后才能完成。这一期有3800万人口，其规模较之一、二期更大，约等于两期土改人口的总合。运动是在一些新的情况下开展的，呈现着与一、二期土改有显著的不同的几个特点，并求得与发展了一、二期土改中的经验，这是我们值得重视的。
第一个特点就是地主阶级的抵抗、破坏，较之一、二期更有准备、更毒辣、更强烈。有些领导干部对这一点是估计不足或失掉锐敏感觉，虽然他们也认为地主一定要抵抗、破坏，但却忽视了地主今天的抵抗、破坏是更有准备、更毒辣、更强烈的。地主是十分精心地了解我们一、二期土改对付他们的办法，接受了一、二期地主对抗土改的经验教训，他们非常注意“知己知彼”、“随机应变”。你搞土改，他也搞“土改”，农民谓之“小土改”，实际是“假土改”。这种现象在川南是相当普遍的。比一、二期更大量地、更巧妙地分散财物，他们利用农民尚未提高阶级觉悟的机会，以封建宗族观念，“当主客”、假慈悲……等来欺骗、蒙蔽农民，为其隐藏财物。有的乡村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替地主分散隐藏财物。地主十分恶毒地威胁说：“谁说了脱不了手！”“谁说了就是我的狗腿！”有的农民因此而自杀。比一、二期更大量地疯狂地破坏财产，地主说：“我得不到，叫你们也得不到！”。川西这一期搞出粮食不多，平均每乡仅3.8万斤左右，耕牛也比一二期搞得少，每乡约为26头（一期39头，二期33头），这说明地主破坏比一、二期更甚。另外还施用金钱、粮食、什物、美人等各种手段，收买农民干部，巧妙地操纵农会，夺取领导权。非法订成分，搞假”诉苦”、假“斗争”。工作干部下达村上，他们对农民说：”工作队来了！谁敢乱说，就杀谁的头！”实行包围，封锁消息。千方百计阻挠工作同志了解情况，表面老实，扛着铲头转田坎，装腔作势。制造或利用宗派斗争，迷惑干部。不少的地方地主强夺农民武装的刀、枪砍杀农民，甚至开会时用手榴弹炸会场。大肆暗杀、放火、放毒，有地主说：“你们来土改，我就一下毒死你们！”在边沿区，许多地主逃跑或分散财产到少数民族区域，并造谣破坏，挑拨民族团结，说什么“整了汉人整彝人”，“改了汉区，改彝区”。勾结匪特、煽动少数土司、头人，组织“十人团”、“自决社”等图谋暴乱。总之，地主的破坏是无孔不入的。这一系列的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合法的非法的、直接的间接的破坏行为，都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正是这样，三期土改斗争的尖锐性、艰苦性、复杂性也就比一、二期增大了。
首先表现在：各地一般地均重视向地主展开尖锐地反违法斗争，并与镇压反革命相合，在斗争的同时，注意了策略的运用。从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干部思想上比一、二期更明确一些。川西在第一批二百余个乡中，普遍地都经过组织手续，将该捕的捕起来，组织公审，将该杀的依法处决。这样便打击了反革命及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压倒了反动气焰，给群众撑了腰，群众起来很快，有劲头，有了壮大的革命声势。在打开了局面以后，应紧紧掌握时机，乘胜追歼，灵活运用策略，分化瓦解敌人。对罪大恶极，顽抗抵赖者（一般的是大地主及部分中地主）应坚决严办。对一般不法地主只要低头认罪。按期还清赔罚，准于结案。轰起来以后，不能自满，更应深入下去。细心掌握情况，进一步摸清敌人的底。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全面了解，看准了，才能打得稳，打得狠。在斗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号召地主投降、缴械。开辟第二条战场，对敌人采取四面包围。由于策略运用好，这一期地主自杀人数比一、二期少了一半还多。川西各地随时召集富农开会，召集地主训话，召开反革命家属会议。对裹胁为匪或参加暴乱的群众，从阶级上启发教育，进行群众性的洗脸擦黑，下帽子工作。川南犍为县181个村，展开摘帽子工作，有3885人下了帽子，瓦解了20种反动组织。这就削弱了反革命和地主广大的社会基础，使之更形孤立。在与地主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中，除了广大群众诉苦、控告揭发外，打击敌人最痛、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将地主的罪恶证据摆出来。比如川北临亭县猴区乡在斗争地主胥开龙、胥连志时，将其分散的东西都陈列出来，使其迅速低头认罪，认赔1000万元。剑阁县古楼乡将地主杀害耕牛的牛皮牛骨，汉阳乡把被反革命犯杜开述杀害的武装队员的尸骨，宛田乡把地主李国怀杀害积极分子李更清的凶刀等陈列出来，不仅使敌人无法狡赖，并深深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给予从单纯经济观点出发的蛮干思想作风有力地批判。
其次表现在：随着敌人抵抗的强烈、毒辣，我们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较前期有些进步，这是决定土改成功或失败的中心关键。这一期各地对老长年、老佃户、地主家中之佣人、老妈、丫鬟等更注意，均重视落后层的突破。对于替地主隐藏财物的农民的发动，一般领导同志均明确：反分散反隐藏的斗争，不是单纯的为着搞农民隐藏的财物，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其认识地主分化农民的阴谋诡计。划清敌我界限，团结内部，孤立敌人，真正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阶级。在农民阶级觉悟提高顾虑解除的情况下，就能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自觉自愿的坦白运动。那种视群众替地主隐藏财产为“落后”，叫“狗腿”而实行强迫命令或单纯的进行检查的做法，都是非常有害的、一定失败的。各地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上，为着发动诉苦、算剥削账、挖穷根创造坚实的前提，各地均强调艰苦地深入地访穷问苦，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展开串联工作，扎正根子。同时，运用农民代表会及使用、发挥代表的力量，减少和避免干部包办代替的缺点。川西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完备的经验：会前准备充分与否，是开好代表会的前提，作出具体决定，定出工作计划步骤，组织代表分工，而工作队的成员则组织宣传检查组，主要任务是协助和检查各个代表回村，如何执行与实现代表会的决定和计划。这样包办代替现象减少，对工作团的干部教育作用很大，使其真正认识农民的领导能力与天才，更多的锻炼与培养了农村领导骨干。为接受一、二期土改后农民普遍产生“松经”“换班”思想的教训，各地均注意加强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利用各种会议有意识地联系进行，普遍地举办乡村干部轮训。川北剑阁专区普遍地采用了追悼会，地主违法破坏、分散财产的展览会，反革命证件展览会，穷富对比展览会等方式进行思想教育，收效甚好。川西在运动中，有的地方在不影响运动的开展的情况下，分批短期的轮训干部。其他如举行图片展览，放电影，组织农民代表参观工厂等。均是好的教育方法。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一期地区辽阔，山高路远，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的封建势力较强，有的山地区地主较少，群众最怕土匪，其次是野兽，再次才是地主。一个小组管十多里路宽，不少的农民住在山洞、石窑里、且是深山密林之处。一个乡开一个群众大会，群众得带干粮，晚上走路得打火把。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一般干部均发扬了革命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入群众，访穷访苦。在发动群众中，必须与生产紧密结合，使副业生产有所发展，以解决其生活迫切问题，否则，不能发动群众是脱离群众。因这些地区，产量很低，生活非常苦，有一家三人只有一条裤子。许多农民还要靠一部分副业（挖药、砍柴、挖煤、造纸、采茶等）为主，根据川西大邑山区工作经验：在分配方面，此类地区土特产较多，应适当折合分配。没收征收的土地，如达到全村耕地面积的20%可以分配，否则调剂即可。村与村距离过远，调剂土地困难，可以村为分配单位。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必须反复交代政策，慎重扣捕，因有30%以上的农民曾被迫为匪或通匪的。因而洗脸擦黑，摘帽子的工作很重要。
在工作的方式上，一般地都尽量少开大会，适时的召开乡的代表或村的干部会。多开村上小组会、家庭会，特别是多开院子会。但是必要的大会也要开。县区领导为及时掌握情况指导运动，应组织有力的检查组深入群众，检查与帮助工作，交流经验，传播战绩，鼓动士气，并酌情增设通讯人员，以便联络。得力干部应分散配备，具体分工包干领导。愈是偏僻地方愈安排强的干部，因那里的工作比普通情形还艰难些。
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一期在云南、贵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族杂居区实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的问题。根据云南内地少数民族区域的情况，在平坝很少单民族聚居区，大多系杂居区，而这些地区大多是汉族地主统治，也有回族地主统治，其他少数民族则很少。这里的少数民族大多靠给汉族地主种地，生活很苦，迫切要求土改。所以先在这些地区实行土改是可以的，必需的。云南的方针是：谨慎掌握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注意民族团结，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慎重选拔民族干部。一方面注意团结，另一方面必须进行阶级教育。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诉苦。在具体政策上：一、苗族下坝分田必须解决房屋和安家问题；二、不动富农出租部分土地。保留清真寺土地，族田由他们自己讨论处理；三、不进行反宗教、反迷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诉苦；四、回族中无地贫民，小贩不是依靠中间剥削而劳动为生的，均参加农会分田；五、回彝两族少地，要从汉族和其他民族中的地来调剂，这主要靠动员说服。回、彝两族浮财、礼服等应分给其本族农民。
以上所述的几个特点及一些经验说明：虽然我们曾有一、二期土改斗争的丰富经验，但绝不能自满麻痹，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上。而应随着变化的新情况创造新的经验，只有时时重视新情况，加以研究，才不会犯经验主义“老一套”或“走过场”的错误，而使伟大土地改革运动真正胜利的完成。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