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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统战部关于组织土地改革参观队情况的报告
1951.06.02
上海市二十个大专学校的教授、讲师、助教97人（另有13人参加宁波土改），在4月2日至15日参加了郊区土改工作。组成10队，散布本市7个郊区工作。事前，教育工会曾召集全体会议，由华东农委刘瑞龙同志、郊区农委马万杰、张耀祥同志，分别阐释郊区土改实施办法，介绍郊区土地情况，并由冯契教授介绍参加浙江土改的经验；接着，又组织了有关土改文件的学习。在党内也作了动员、布置，在工作上对他们不予任何约束，并主动帮助他们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可以参加的会议。工作过程中，与我们干部融洽无间，同时接触了实际工作，使他们极感满意。结束归来，市郊工委举行联欢座谈，交流经验，且决定回校组织传达，扩大影响。
参加土改的97名教授、讲师与助教，除了个别是中共党员和少数进步分子外，其余绝大部分是中间分子，也有部分落后分子。
通过土改的实际斗争、使参加者得到了重大的收获：
第一、明白了土改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下乡之前，教授们对农村阶级关系、封建剥削制度，不是认识不足，便是仅有抽象的了解，甚至也有为“江南无封建”所迷惑的。当他们深入农村接触实际后，才认识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的正义要求，转而拥护土改。复旦大学钟俊麟所领的队曾列举地主剥削方式不下数十种；高桥区财经学院雍文远看到农民一双袜子穿四十年，深为感动。农村的歌谣：“夏日汗水流在田里，冬天眼泪掉在家里”，已经流传于教授口中。所以，连当初准备遇到农民与地主斗得过火时出来劝解的赵震教授，参加土改后，也认为“和平分田”是不可能的，并批判了“江南无封建”是为地主掩饰罪恶的谰言。
第二、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纠正了对农民、干部的看法。徐文炳（上海医学院教授）在划分阶级的大会上，看到农民分别对待工商业者兼地主与地主，感动地说：“连农民也会掌握政策。”陈适（同济大学测量学教授）原先准备“指导”农民分地，看到他们团结互让、公平合理的分配，觉得出乎自己的意料。参加高桥区土改者，目睹农民自卫队捕获反革命分子的生动事例后说：农民的组织力量就像天罗地网。大同大学曹汉奇教授也因之体会到：“土改、肃反与抗美援朝是三位一体的爱国主义运动，抗美援朝是必然胜利的。”复旦大学全增嘏教授说：“过去到农村只看见山水、花草，这次真正看到了人。”复旦大学林同济教授也表示他在土改中发现了“新人”——农民。他还认为：“对农民只有两个字可写，就是‘可爱’！”经过半个月和工作干部的融洽接触，看到了我们干部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掌握政策，都自愧不如，进而驳斥了“上面好、下面糟”的诬蔑谰调。蔡尚思回来说：“大家要分清敌友，不能听地主的话；如认为农村干部不好，可以下乡去看看。”并表示：“回来后每饭不忘干部。”交大天主教徒章彬参加土改回来，在教内宣传农村干部的艰苦作风等，遭神甫指责，说他“遇了魔鬼”，但他仍说：“我说的都是农村实际情况。”
第三、由于上述收获，促使他们得到了初步的改造，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增强了对党领导的信仰。他们开始感到知识分子本身的空虚渺小，缺少实际知识，批判了他们过去某些唯心的、教条的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如圣约翰大学的赵震教授，回校后即订立了五年的马列主义学习计划。他们还体验到：这个伟大的土改斗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看到了党的政策的实现、党的干部的果敢，同时也给予他们偌大的教育。所以，大同大学曹汉奇教授在联欢会上表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党员在受教育，一般人民也都受到教育。”他们向我党更加靠拢了一步。参加者回到原岗位后，在工作上、行动上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如交大王绍光，参加土改前不安心做行政工作，回来后即大有改进，并表示：“农村干部抱病坚持工作，我们多干些算得什么。”光华大学李志远教授回校坦白说出曾参加过国民党。复旦大学落后助教言心哲，在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检举了反革命的亲友。
由以上各点看来，我们认为：
首先，有组织的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对其本身的改造，扩大党的影响、土改运动的开展，都是有益无害的。
其次，虽然他们最初参加动机不一，初期工作缩手缩脚，与我们干部还有一定程度的距离，但是，只要我们不采取应付敷衍的态度，而认真、诚恳地帮助他们，接触实际，并在主要问题上，适当地予以启发解释，或进行必要的批评与检讨，收效就大。此外，对待他们，在给予工作方便上，要“一视同仁”，生活上应适当照顾。
参加土改回来，应及时做好传达工作，以加强宣传教育，扩大影响，巩固收获。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