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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会关于武训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
1951.06.21
为了解武训在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曾派河北日报社三个记者到临清镇和堂邑县的柳林镇、武家庄（武家庄离柳林镇只三里）做了实地调查。调查重点是临清镇。在临清镇会同其当地干部召开了两次老年座谈会，一次教育界代表座谈会，并向不能参加座谈会的老年人做了个别访问；在堂邑县主要配合中央文化部的同志做了些个别访问。调查的对象主要是老年人（有过去的农民、地主、富农、商人），但反映材料较多，较熟悉武训者是一些七、八十岁的老秀才和个别商人（他们的成份大部分为过去的地主、富农），而一般农民对武训的事情知道的很少，印象很浅，因此，所收集到的材料与当时武训的实际情况可能尚有一定的距离。关于武训事迹，除已在报上登载，人所共知的部分，不再详细叙述外，特将这次调查的武训实际情况，报告于下：
一、 武训实际上是个什么人，与统治阶级、基本群众的实际关系如何？
武训出生于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级是自幼随母乞讨至二十岁停止扛活止，这一阶段基本上还是个劳动人民，但已带有很大的游民性。武训自幼丧父后，随母乞讨六——八年，这时期可能已养成一定的游民习气，和对地主阶级的崇拜投降思想。十四岁至二十岁扛活，这期间受剥削、受虐待、被地主造假账坑了工资等都是事实（其他倒贴春联、为不识字吃苦的事实尚未证实）。但武训对种庄稼之耕、耩、锄、耪的活并不会做，他扛活以及后来行乞中做活都是推碾、推磨、掏茅子等一般力气活。
太平军和捻军在那一带的活动也即在此时，当时声势浩大，曾杀临清富户不少，老年人都还记得。
第二阶段是武训停止扛活后的十多年乞讨生活，成为职业游民。武训提出“兴学”的口号，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本人被地主造假账所欺，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做讨要的幌子。乞讨中他兼耍玩艺，打短工。乞讨的收入很小，他积攒了一些钱就跪求地主替他放债生息，中间曾有三起被地主坑讹，因此，他就投奔更大的地主豪绅——娄峻岭、杨树芳、施善政等。
第三阶段是武训投靠大地主，做地主的奴才，并自己也成为地主高利贷者的一分子，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表扬。这是武训一生最重要的阶段，也是最长、最后的阶段。所谓“兴学”，也是在这阶段才“功成名就”的。这时期武训乞讨的成份越来越少。老年时（死前的十年间）只在临清镇要，但也不经常，这时的讨要不唯是个形式的，而且实际上已成为“幌子”。因为这时他主要的活动还是用官印募启募捐和到各处去收租、要债；同时他又常住在地主家里；生活的具体情况虽未考知，但比扛活或早期乞讨生活要强多了，最后死在地主（施善政）家里。
武训和地主阶级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他的主要的主子是杨树芳，其次是较早的娄峻岭、和后来的施善政。娄峻岭是馆陶县塔头村的大地主，他替武训放债生息，后来又将武训介绍给杨树芳。杨树芳是柳林镇大恶霸地主，其兄杨四爷是当地地主武装“民团”的团长，参加过镇压捻军，杨树芳（六爷）亦是“民团”指挥者之一。武训的财产以及办义学的经费、田产完全由杨树芳掌握，义学的一切设施实权也均由杨树芳主持，曾有人问武训“你既行乞兴学，你为什么不主事，叫别人管呢？”武训说：“咱这管不了。”实际上武训当时只是监工、买料、收租、收债和出面跪请教师而已；但这些行动也都是由杨树芳具体指使去做的。武训死后，其财产均由杨树芳所占有，武训之侄租种学田拿不起租子，被杨树芳送官坐狱，死前一天才被放出。施善政是当时临清镇四个税吏之一，而且是其中贪污勒索最甚者，在当地很有势力，群众以他的“吃绝穿绝”而形容其富。武训死前十来年在临清镇住的较多，临清镇是当时水陆码头，又有考场，来往官员与投考的地主子弟甚多，武训即依靠施善政的关系，拿了官印捐簿向他们募捐，捐得数量不少；临清御史巷义学，就是在施善政主持下办成的。武训晚年可说已根本不同一般农民乞讨了。另外，武训出外收租、收债时还兼散发迷信“善书”，账本用油布包裹，“善书”放在搭子里；“善书”的来源，一是由施善政主持的“募善会”，一是“大贤会”，这种组织都是地主阶级有意识麻醉群众的反动迷信组织。武训因不断出入于地主之门，所以又给地主们充当“媒婆”，从中得些小的赏赐，但据调查，他并没有给穷人说过媒。
又如武训虽被地主阶级所表扬，赐“乐善好施”匾额，并由巡抚张曜封为“铁秀才”之后（不用考的意思，其家至今尚存有蓝顶子，可能为封“铁秀才”时所赐），武训在起初和后来的生活中，名誉、财产、地位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地主阶级的心目中，无论何时，武训的身份仍是一个奴才。譬如武训给临清一家财主推磨，为了不让武训看见财主家的女人，叫他戴上牲口用的“捂眼”、武训戴上“捂眼”、套上夹板就推，推完后还在地上学驴打滚，以讨取财主的欢心。死在施善政家里时，施善政曾在夜晚把武训尸身偷偷弄到义学里，晚间有一学生看见武训坐在老师座位上，认为“武豆沫”好大胆子，跑去撵他，才发现了是死的（这是现在临清的一位老人，也是当时义学的一个学生说的），这同样说明了在地主子弟的学生眼中，“武豆沫”也只是一个“下人”。而武训对地主阶级呢，也自始至终是自卑自贱低声下气、诚惶诚恐地满足于奴才的地位，而且以此为荣。义学一个学生考中秀才，他就给下跪磕头；向地主乞讨得钱后也都给磕头，并说“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失义是小人。”义学开学招待教师校董时，他在一旁恭敬伺候等。他对封建统治者不但没有丝毫反抗的意思，反而认为是非常光荣的，因此，他在地主阶级的代表赠赐他“乐善好施”的匾额后，在柳林镇大抬而特抬的游街，以示夸耀。同时他在劝人输捐时也常说：“劝世人，多省查，多有自己浪费，苛待人家，何不开眼观观当今皇家；当今皇上立粥厂，遇水旱又把币银发，那些仁政、善政真令人说难说尽，夸不胜夸，人何不效法。”
武训和农民的关系，在当地调查时，凡过去是一般农民成份的，对武训都知道的很少，他们说“咱干活成天忙个不了，顾不了管他。”又说“武训外号‘哑吧脸’，跟他说话也不答理，开口就是要钱兴学。”“哑吧脸”的外号柳林、临清都有，这说明武训与一般农民关系极为疏远，尤在投靠大地主以后，见了农民不理不睬；总之，他和农民的关系已成了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的关系。
武训的学田质量都较坏，每亩地要四十斤细粮以上的租子，农民曾联合要求减租，没有成功；武训放账要三分利，人所尽知，为还不起债而致送官坐狱，甚至倾家荡产的都有。如临清镇闸口闸夫沈广泰、尹成方二人，用房产抵押借了武训十多吊钱，结果高利累积还不了，一间半土房就叫武训霸占了。临清还有一家姓陶的也叫武训占了房子。
武训和他的农民家庭关系也是很坏的，如在兴修柳林镇义学时，他胞兄也去做工，有一天散工时，有人给他开玩笑说他哥偷馒头走了，武训急忙去追，赶上后，搜查了身上没有馒头才算了事；又如武训伯母死后，叫武训回去守灵，他便说：“要我回去哭一声，就得给我一百个钱”，他并不断的说“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清老人都知道此事）。从以上事实充分的说明他不只叛变了农民阶级，而且也和他自己的农民家庭脱离了关系。”
武训所办义学，都分“蒙学”、“经学”二班（柳林镇义学最初只有“经学”班，临清御史巷义学座落在财主窝里）。上学的主要是中、小地主子弟和商人子弟，“经学”班并有一批考试不中的老学生，“蒙学”班有极少数农民子弟，也均是中农以上的成分。
此外，武训还有一些流氓无赖行为，他认了很多干娘，临清镇的老人一说就有六七个，柳林、夏津等地也都有。他说“要认一百个干娘，做一百家媒”，这些干娘倒一般的都是穷人，大多是寡妇、很“破”，都比武训年青，其中有比武训小二、三十岁的。武训认干娘的办法也是下跪磕头，并以“你没人，俺没娘”等不要脸的语言跟人家纠缠，他并给其干娘们挑水、垫圈、掏茅子白做活。现在临清有一七十多岁的寡妇杨氏，在十八、九岁时武训即认他为干娘（当时武训已五十多），隔了一年多，生了个孩子，人们都叫那孩子，“杨豆沫”，杨某成长后嫌丢人，乃去“关外”，至今无消息。
总起来说，所谓武训“行乞兴学”主要的还是地主阶级利用他们一个流氓无赖的奴才，进行沽名、发财和欺骗麻醉群众的骗局，这骗局在武训死后还继续发展。武训死后，临清义学教师王丕显（破落地主）看到“武训事业”是个发财的买卖，勾结了官僚地主韩纯一（当时韩是临清稽征局长，后为段祺瑞国会议员），吹嘘武训精神，大肆募捐，韩、王乘机贪污，大发其财。后来又有冯玉祥、韩复渠、何思源、蒋介石等一再表扬，韩复渠并拟在武训墓地大加修建，已盖了一处房，后因“七七”事变遂停工。武训的曾孙武金东据说抗日战争前曾到上海、济南模仿武训去募捐，现在他还经常到武训完小去讲武训的事迹（成份是农民）。
二、 基本群众以及各阶层人民对武训的看法
老年人够得上看见武训和听说武训具体所作所为的基本群众，对武训极看不起，说他是“疯子”、“财迷”、“豆沫”。昆仑电影公司去堂邑摄电影时（摄影队未到临清），临清有的群众说：“武训还值得拍电影？国家有钱，拍去吧！”但年轻一些的农民，对武训也有认识不清的，以柳林为较甚，因为统治阶级屡加渲染表扬、修建武训墓、武训学堂，以及武训师范、武训完小等宣传的影响，使一些落后农民说“看人家武训真行！”或说“武训办学不错！”等，尤其这次去摄电影，开了汽车，带了机器、电灯等，还给武训家一些钱，使大家对武训的认识更为模糊。
在教育界座谈会上，临清镇的小学教员和武训完小的教员，认为武训的品行不足效法，人民日报对武训卑鄙行为以及其实际效果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批判是对的；但武训办教育、是穷人，到死没有享福，他家也没沾光等还是好的，此问题尚未解决。
现在当地武训的崇拜者主要是：（1）老秀才，虽知一些武训卑鄙事，但同意过去地主阶级的表扬。（2）三、四十岁以上的教员，他们对武训实际情况知道不多，但却因封建地主阶级、军阀以及国民党对武训的表扬，受了不少影响。（3）过去曾是武训师范、武训小学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受到颂扬武训的教育，旁人称之为“武训派”（有讽刺之意）。武训完小的校长，除现任校长外，都是武训的崇拜者，竭力宣扬武训的。
三 孙瑜等赴堂邑，地方组织如何帮助供给材料，有无故意歪曲之处？
据平原省聊城地委宣传部长谈，孙瑜赴堂邑时先到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因所知材料不多，介绍他们给堂邑县长。当时省文教厅曾有人说“武训是否值得歌颂是疑问”，但未引起领导注意。堂邑县长崇拜武训，向孙瑜夸耀了武训的事迹，又介绍给孙瑜柳林一带的所谓“武训崇拜者”，孙瑜曾召请这些人开座谈会，收集材料。拍摄时堂邑的武训师范亦予合作，有些学生参加演出。总之，孙瑜他们对武训原就胸有成竹，赴堂邑去领导上未予阻止，且起一定的助长作用。
电影“武训传”对事实的歪曲是很显然的。主要是歪曲了武训的阶级本质，也就是歪曲了武训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关系。武训没有放过账，临清老年人说1875年（光绪元年）这一带没闹灾荒，光绪三年闹旱灾，也没听说武训放账，至于“低利贷款”“无息放钱”也都是没有的事。他们说“武训是个‘财迷’，一个钱看的锅盖大，他才不会放赈哩！”电影中写武训对“学而优则仕”一句话表示反对，且嘱咐学生“将来不要忘了庄稼人”！以及跪求贫苦子弟入学，他的钱被地保坑讹后，群众自动捐助他等等俱属没有之事。武训对“黄马褂”拒绝或不感兴趣也是假的，据调查那一带老年人都不知道有慈禧太后赐“黄马褂”这回事，只有“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抬了夸耀四街。娄、杨、施三家地主并非开明士绅，张举人反对武训兴学和代表农民革命的周大也不是事实。电影所掩盖的是武训放债、收租、为地主阶级服务并自己也成为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以及其他流氓无赖卑鄙下贱的各种行为。对电影“武训传”和李士钊“武训书传”的内容，临清的几个老年人说：“这是‘假武训传’，武训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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