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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局宣传部关于文艺界的三反与文艺整风开始后的初步情况简报
1952.02.00

中央宣传部按：华北局宣传部这个报告，揭露了文艺界贪图享受、腐化墮落、贪污浪费的严重情况，证明文艺界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十分严重的。各地情况大体亦如此。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坚决开展文艺界的三反运动，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清除某些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报告中所提整风后坚决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的意见是正确的。各地文联均应改变过去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和指导创作上来。在目前三反运动中，即应选派作风正派，手面干净，或虽有某些缺点而已进行比较彻底检讨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五反斗争，并给以创作任务。

自各地对文艺界整风作了传达动员之后，除平原、绥远及内蒙古未送来整风计划外，其他各地都已送来。华北一级和京、津两市公开或在党内开始进行了一段，即转入三反运动，山西从三反开始，现已转入文艺思想检查，其他各地待三反完毕后再进行文艺整风。

在三反斗争中所暴露的文艺界入城以来所受资产阶级影响和腐蚀，是很严重的。沽名钓利，求享受图安逸，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思想，迅速发展。天津文化局、文联领导干部利用行政职权，用剥削方式从戏院提成，来建立后账（文化局9800万，文联3千多万），文化局、文联等18单位已发现贪污分子58人，共贪污6千1百多万，浪费1亿5856万。中国电影公司天津办事处主任兼天津文化局电影科长潘秋（党员），初步坦白受贿280万和派克笔两枝。文化局艺术事业管理科长，前中国大戏院经理赵魁英（党员），和艺人吃吃喝喝，到处敲竹杠，和女艺人乱搞男女关系。山西太原市政府文教局文化科长魏琛（党员，已开除并逮捕），贪污受贿、勒索敲诈、入“好汉股”、倒卖金银、放高利贷和包庇反革命分子，据不完全统计，仅现款贪污即达1200万元，并组织抵抗三反，建立“君子协定”。他小孩做满月时，嫌戏院送礼太少，板着脸孔按件点过说：“你拿回去吧！”增添礼物后，则笑逐颜开说：“三番五次，实在盛意难却，收下吧！”太原戏剧界捐献飞机大炮义演，趁作“义演纪念章”机会，魏主谋贪污72万。他所负责的太原戏剧工作委员会，艺人叫他是“吃饭会”，说他是“艺人身上压着的石板的石板”。天津文联刘海坤、文艺工会张忠明及文化局、人民艺术剧院个别人员，常给旧戏班编导旧戏，并取全戏收入5％（正当的编导费不应该如此高）编导费，有时拿别人送来的剧本，经他们一修改，也索取代价。言慧珠在天津演出“洪宣娇”，阿英取编导费680万。无怪太原戏班群众对此类情形反映：“看不出他们和国民党作风有什么区别”。戏改工作油水大，能满足腐化堕落私欲，这是天津把主要力量放在旧戏改革工作的原因之一。因此，保留封建把头式的戏院经励科等制度，倚靠其中有些近乎恶霸与有政治问题的人作骨干。又如天津美协秘书长李黑和出口商王远勃（公安局谈，王是巴黎国民党支部的负责人）、广告商高风、烟草商王力及在大特务苏吉亨（已被我处决）手下任伪美协理事的于赤叶来往甚密，于在天津解放后，在广东中学讲课时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别人写的，填了毛泽东的名字。”李并将公家房让高风住和作生意，又说房少，强占了和尚庙。山西太原文化馆美术股李济远为首的文化商人封建把头小集团，利用与公家承制美术品机会，从6千万元中贪污3千万元。承制苏联模型时，转包别人从1600万元中中饱800万，并存放生息。三反中，李强硬阻止别人交代问题说：“毬，天塌下来有我顶，你们不要说，大不过是开除。”李已被逮捕。

文艺领导干部贪图安逸，丧失政治热情。平原文联副主任刘衍洲，不愿过艰苦生活，藉口文化机关招待文化人要像样点，要有“创作环境”，购沙发，布置花池、鱼池、雇工养鱼、喂小花猫，两年来只写了两篇小东西。前天津文联主任文化局长阿英，市府开会遍寻无着，最后在皇后大饭店找见时，正在言慧珠面前，改写星报记者大江所写的“言慧珠访问记”（即捧言为“湼槃凤凰”的文章）而不出席。据说毛主席访苏归来过天津，市府通知阿英去欢迎，阿英与言慧珠躺在床上抽烟，推给副局长孟波前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与河北省艺术干部学校，曾有人以录音机收录别人夫妇睡觉的声音以取乐。河北省文教厅文化处夏一平除从购买照像器材中贪污外，竟用公家的胶卷为其妻拍照半裸体像。察哈尔文教厅文艺科副科长翟翼在旧戏院工作中腐化堕落抽大烟。张家口市文教局文艺科副科长许万恒在领导实验京剧团工作中，污辱了许多女演员。

文艺界普遍存在一种资产阶级追逐名利的思想。如平原某同志竟说：“为X百万稿费而斗争。”

由于文艺的领导机构与领导人员放弃了工人阶级思想领导，放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文艺界中的不良倾向得以滋长。有的文艺组织空摆架子，如山西音协只有一人，各地剧协名存实亡（只有一两人，而且到政府工作去了）。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不领导文艺工作，挂空名，兼职很多。前平原文联主任白桦是不进行文艺工作领导的，认为文人不好相处，实在没有办法，任凭干部布置小花园、小菜园，欣赏诗人配美人，任凭干部看野史，赚编辑费，办同人刊物，变文联为“小资产阶级的自由王国”。山西文联主任力群与剧协主任洛林均身兼四职。前石家庄市文联主任桂林一身十任。北京市有庞大的业余新文艺队伍3千余人，但领导方面只满足于摊子大，把力量主要花在团结上层分子，如专家、画家、艺人上，而团结方式又是某种程度的吃吃喝喝与生活帮助，缺乏政治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天津的领导干部一意迁就，满足一些文艺干部的名誉地位要求，要局长给局长，要院长给院长，只放一些青年作者下厂，自己则热中于跑戏院、排戏码等等。因此使作家脱离生活，邪气上升，生活腐化，青年作家得不到培养。

文艺工作者进城以来，所受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严重影响，是带普遍性的。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常出错误，动摇或遗忘了工农兵的文艺方向。“说说唱唱”的稿约上写：“用人民大众的眼光，来写各种人的生活和新的变化”。只要求语言通俗，能说能唱，听得懂，认字少的看得懂，不问思想内容。文艺工作者中有一种论调，认为干部的政治学习（如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等等）与提高业务没有什么联系，学习了这些并不如学演员论、透视学、作曲法、和声学、对位法等等。因而有人说“不要整天政治政治吧，你的政治再好，也解决不了技术问题，反正政治演不出戏来”。有些人两年来没有学习过一本理论书，不看或很少看报纸。山西省文联等4个单位204个文艺干部参加政治测验，大多数不及格。因此，许多文艺作品与演出上出现了许多政治错误（如王亚平的“愤怒的火箭”，芦甸的“女难”）。在演出上只要求美观华丽，引人注目。山西总工会文工团在“王秀鸾”剧中，把日本占领区布置成“王道乐土”，山西文工团在“台岛之夜”剧中，把蒋匪帮盘踞着的台湾布置成“富丽堂皇，鸟语花香，幽静非常”。别人指出错误之后还说：“政治上错误，但技术是提高了。”作家的脱离政治已经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天津李黑在要他替“宣传手册”和“支部生活”画插图时说：“我们是作家，不能给‘宣传手册’画插图，这样会降低我们的水平。”又说：“那些不是我们应作的，我们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尤有甚者，在这次三反中，天津某有能力的老作家说：“三反不是文学的主题，因为不是形象的东西。我既不贪污，也不浪费，这样的东西我写不了。”进入城市以后，认为环境变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了，过去那种简单朴素的作法“土里土气”吃不开。山西曹克认为技术及业务学习就是学习西洋，“提高”就是“学习西洋，增加乐队的设备，思想问题可以慢慢改造，慢慢解决。”并幻想“用庞大的管弦乐队迎接‘文化高潮’的到来”。他自己检讨说：“接受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很快，而且抱着它死不放。当学习人民大众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时，实在是觉得难啦，抛弃和遗忘得也特别快。”山西文工团进城以来，只有三次下厂下乡（只一次是自动的）。山西总工会文工团崔树藩下厂见到工人的忘我劳动，站在远远地赞叹：“工人就是伟大”，当靠近机器，热得又立刻离开。有的人参加了几天的简单劳动，就写信说：“实在受不了”。提出文工团企业化之后，各地文工团错误地了解为“卖票赚钱”，说：“这是卖票呀！可比不得下厂子，千万不敢‘马虎’。”有一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作家，对群众火热斗争缺乏热情，如天津文艺领导人物提出“不写工人也可以为工人服务”的论据。也有人说：“在文联也是生活，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写作”，并提出“现在不是实践生活，而是提高生活。”于是产生种种游离于现实之外，放任轻浮歪曲现实斗争的作品，如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鲁藜诗“生活”，芦甸诗“生活是幸福的”，余晓的“生活三题。”有一些青年作家，曾在群众中写过一些朴素的作品，现在也变化了，如张明权正积极学习外国名诗的情节和“写诗百日通”以求出路。画家赵枫川过去对幻灯工作很有成绩，现在认为那是不成样的艺术，又长期不能下乡，现在只能是他自己所说的“你出政治，我出技术”。有一些从事通俗文艺工作的（如连环画），认为凡是有名誉的事（如参加盛大的会议，出国等）都不是通俗化工作的人，因而对前途怀疑。画家古一舟满足于徐悲鸿赞美他的“线条独特美”，生活枯竭，藉画报、图片作为“创作”源泉。

在文艺整风中，除暴露上述各种情况外，也暴露出许多文艺创作干部，进城后，几全部作了行政领导工作。不能或很少下厂下乡，不能抽出适当时间从事创作。这也是作品少的一个原因。山西在研究改进文艺工作时，特别感到这个问题严重。

因此，我们坚决要在文艺干部中贯彻三反运动和文艺整风，以肃清资产阶级影响，解决文艺思想问题，并明确规定各地文联的任务是在文学艺术上贯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取消那些有名无实的文协，使其合并在文联，整风后准备坚决组织作家下厂下乡，深入生活，进行写作和辅导群众文艺运动，并在创作干部与理论指导工作干部中作适当的分工。

以上是这一段运动的初步情况，是否妥当，请予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