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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向中央的报告
1955.08.04

北京市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群众运动，从7月4日开始，目前已有高等学校，市级党，政、群机关、国营大厂矿（一部分）、建筑企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及小学（教职员）等共480个单位先后实际进入群众性的剧烈的思想斗争或坦白和检举运动，参加者共11.5万人，其中干部5.7万人，学生5.2万人，勤杂人员6000人。兹将运动进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斗争首先是从高等学校学生中发动的，现坦白、检举阶段已大体结束。市级机关由于召开市党代表大会，迟至7月14日才开始发动，现在普遍对“重点人物”开展思想斗争，已斗争了平日有反动、破坏言论和行动的分子250多人。国营工矿、建筑企业干部经过典型试验，现已开始进入思想斗争。工人群众中尚未动员。凡是斗争开展了的单位，都发现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重大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或极端仇恨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反动分子。例如高等学校参加运动的5.7万人中有1300人交代了政治性问题，其中有114人是重大的政治问题，22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或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的分子；有1.19万人检举了1.8万件政治性问题，其中重大的政治问题6100件（尚待查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的现行的重大反革命嫌疑的分子220件。有的反革命分子己打人我们的“肝脏”，有的并窃据要职。如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参加过阎匪同志会的核心“基干组”，当过阎匪的专员兼保安司令，曾亲自下令处决我党党员3人，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党员，××妻妹)，自1946年起即受××领导进行特务活动，解放前在燕京大学时经常向××报告学生运动情况，解放后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以及她本人人党时，××对她均有指示。她经常向××汇报情况，并将党内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玺要传达报告的内容和有关国家机关失密现象的通报交给××。市委机关和公安局也都发现了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如市委宣传部干事×××(党员)自1946年起即同混入党内的特务分子×××（党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联系密切，×经常指示他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在各个系统中，还揭露了数量不少的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反动分子，这一类人一般都是地王、资产阶级的子女和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其中有一部分人明目张胆地、公开地进行反动活动。如市工会联合会干部××，家庭被斗争，本人也有反动身分，对我们仇视到了疯狂的程度，谩骂“共产党是特务，毛主席是特务头子”，见到党的负责干部就说：“如有手枪，我就干了他！”看见我们的工厂、铁路就说“恨不得扒掉、炸掉”，看见苏联展览馆就说“吃不住我一包黄色炸药”。另有一部分人则埋藏着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仇恨心理，伺机采取行动。如公安局干部××（党员），父被镇压，母被群众斗死，平日伪装积极，骗取了领导信任，不久之前偷走了处长的手枪，企图杀人报仇（已被逮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学校、机关甚至要害部门中，都发现了不少由上述反动分子操纵或由他们组成的反动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成员有的已不限于在一个机关，而是分布在许多机关里边，有些并有领袖、有纲领、有纪律、组织严密、活动十分猖狂。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目前已查明的即有28个反动小集团。市公安局系统内竞也发现了5个。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以反革命分子×××为首的小集团共有17人，其中，党员13人，团员2人，群众2人；反革命分子1人，家庭被镇压、历史上有问题、品质恶劣的分子6人，对党严重不满的分子10人；从出身来讲，家庭为地主，资本家者2人，伪职员3人。×××本人曾参加过国民党，三背团、阎匪同志会、一贯道，1948年混入党内，现任公安局科员、党支部委员，其父是伪县长，血债累累，被我镇压，×对我极端仇恨，曾经企图借口到广州调查材料，带着材料去香港找“出路”，市公安局劳改处也发现了两个以××（群众）、××（群众）为首的20余人组成的反动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有四条纲领：“(1)要忠实。(2)不屈不挠地斗争到底。(3)每月通信二次。(4)每半月要交换活动情况和对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他们以推翻新社

会来互相激励，如他们在通信中说：“我们被一种无形的战线连在一起，这种无形的战线，就是我们友谊的源泉，但这个友谊是包含着重大的事件，……黑暗社会快要完蛋，光明、希望的社会就要来临。”他们狂妄的声称“共产党员是我的眼中钉，非把他们搞垮不可”，并曾企图谋杀我党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等。此外，北京医学院还突破了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另有报告）。

在比较起来还算纯洁的市级领导机关和公安部门中，就发现了这样多的问题，在尚未展开斗争的文化局、市文联、人民艺术剧院（以上三单位情况很严重，所以放迟一点动手）、中等学校教职员、医院、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建筑企业、新建的厂矿当中，问题将更加严重。如北京大学200余名教授中，仅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重大嫌疑分子、一贯有反动言论的分子和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即有13人，占总数的6.5%。这些情况，说明敌情是十分严重的。看不见敌人的右倾思想，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非常危险的。但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右倾麻痹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还有个别干部依然埋头业务，不过问肃反运动，有些单位的领导，在群众起来以后，仍然表现软弱无力。对此，我们已指名批评，仍须继续用大力纠正。

二、目前开展斗争的单位，都是通过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开展思想斗争，然后进入坦白检举的。初步经验如下：

第一，思想斗争的锋芒必须明确地指向反革命分子和有反动思想、言行的分子。事实证明，凡是斗争一开始就迅速。坚决地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人物”开火的，效果就好．有些单位迟迟不向敌人开火，采取了“普遍洗澡”、“人人过关”的做法，有的要先检查领导，有的学校想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这样就容易使坏人转移斗争目标，把运动引入迷途。这些在运动开始后的错误做法，必须切实纠正，才能真正发动群众，使运动健康地发展起来。（对于流氓、贪污、盗窃等一般犯罪分子，一般地在发现了之后，暂时不作为斗争重点，只记下账来，拟待运动后期另行处理。）

思想斗争的作用主要是擦亮眼睛，暴露敌人。只要抓住有适当材料（包括平日言行）的对象，就应迅速展开斗争，在斗争中逐步地把运动引向深入。在敌情暴露的单位，开始时都首先斗争了一贯散布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分子，他们大都有民愤，斗争他们目标鲜明，容易迅速地发动群众，打下反动气焰。有不少这样的人经过斗争之后，招供出了背后指使他的更加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使斗争逐步深入。如北大西语系学生×××在1952年曾组织名为“和平委员会”的反动小集团，几年来有一系列的突出的反动言行，运动开始后，他即成为群众斗争的目标。经过小组的激烈的斗争，被迫交代同班学生×××伪装进步，虽然没有参加“和平委员会”，但实际上是该会的“政治委员”，唆使×等进行破坏活动。接着就斗争了×××，揭穿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并查出×在育英中学时即曾组织过中国青年革命进步党（可能是中统特务）。在敌情不很明显的单位，反革命分子往往隐藏在落后分子中间，不能一开始就找到准确的斗争目标，只能首先对虽未发现有一贯反动言行但也说过一些反动话的人进行批判。其中有的经过群众揭发，暴露了其为反革命分子或扯出了在他背后指使操纵的反革命分子，便组织火力有据有理地跟踪追问。有的揭发不出更多的材料，可能只是受了反动思想影响的落后分子，则应适可而止。如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最初小组重点批判的对象共有82人，到运动后期斗争的火力就逐渐集中到20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身上。少数单位开始时尚未发现敌情，只发现有的人有严重的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对党不满，反抗领导或敌我不分等情况，就应该对这种人展开思想斗争。经过斗争，有的可能只是思想错误，有的则可能就有政治问题，必须继续查究。如市委办公厅斗争了一贯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耍两面手法的×××(党员)，发现×曾有计划地偷看党内机密文件，并和某军事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的秘书经常在一起交流党内机密情况，十分可疑，现正继续追查中。有些单位有反革命嫌疑分子，但未发现有反动言论或破坏行为，应该组织力量专门进行审查，然后再决定如何办理。

第二，在斗争中必须特别注意发动群众中的落后部分，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或有反动思想的分子接触较多，反动分子的活动往往以他们为对象或者不大背着他们，因此，他们只要眼睛亮了，比较容易揭发敌情。

落后分子顾虑很多：（一）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也曾说过一些反动话、怪话，或者历史上有一些小的问题，怕我们不信任，怕受牵连；（二）怕反革命分子反咬一口。运动中已经发现不少起坏人威胁好人（仅仅是比较落后）、阻止好人揭发的事件。如北大物理系反动小集团头子×××不许小集团的落后分子×××参加运动，要他代为保存密信，并写信威胁他说：“如果出卖，定会给以报复。因此，必须对落后分子反复讲清政策、消除其顾虑、卸掉其包袱、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斗争。同时，对于坏人威胁好人破坏运动的行力必须坚决打击。

对于小集团也必须区别对待，有一类只是兴趣相投，有些调皮捣蛋行为或偶而说些怪话，并无反动活动的，不是反动小集团；另外有一类，则是以反革命分子为核心，或在其操纵下组成的，经常散布反动言论、进行反动活动，是反动的小集团，必须打击其首要分子和其中的真正反革命分子，争取与分化其一般分子特别是动摇分子和盲从分子，彻底摧毁其组织。如矿业学院机械系四年级以×××兄弟为核心的反动小集团，由于该集团中的落后分子觉悟后揭发了他们全部的反动言行，在运动中已被打垮。

一般地说，在运动初期，有一部分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落后小集团和反动小集团往往辨别不清，对这些人必须在斗争开展时，根据情况，细心地划清界限，分别釆取不同的方针。但如果在斗争尚未展开，背况尚未掌握时，就主观地教条式地划界限，必然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敌人；自然，在斗争已经展开，情况可以判明时，仍不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而一律乘热往下打，就会犯是非轻重不分和打击面过宽的错误。

第三，坦白检举运动应在思想斗争达到高潮时迅速开展，并在发动起坦白检举运动和在大体告一段落后继续深入思想斗争。对于已掌握材料而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或历史上有显著可疑情节的反革命重大嫌疑分子，应该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小组会上揭发矛盾，有理有据地跟踪追问（但不在小组会上指名追问反革命组织）。经过这样追查后，不少人被揭发了反革命的真面目，才被迫交代。如人民大学学生中的特务分子××在斗争中百般狡赖，不肯交代。为此组织了三次小组会，从他谈话中拔出矛盾，追问他：“过去同国民党远东新闻社究竞是什么关系？”问他：“怎样到南京去的，又怎样回来的？”他对许多问题都不能自圆其说。会后又立即找他谈话，他不得已在第三次会后交代了在南京以学生身分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又如人民大学学生×××（朝鲜族）伪称是朝鲜人民军战斗英雄、劳动党员，到处吹嘘英雄事迹。他在小组发言后，大家提出很多问题，如“你是英雄怎么没有见过你的勋章”，下午他就出去向朋友借了一个勋章，同志们又提出“发给勋章的机关，为什么不在你填的表上盖图章”：他无法说明，要求休会，接着个别谈话，交代出他的历史全部是伪造的。其次，群众斗争必须和专案小组的工作密切配合，“顶牛局面”即僵局必须依靠艰苦的调查对证和分析研究才能打开。高等学校由于运动期限较短，专案审查和材料的研究整理、调查对证工作未能及时跟上。有些学校在斗争开始后以至坦白检举时均未能建立专案小组，特别在专案小组中或在个别谈话时，对有些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反革命组织关系问题，不能根据材料作应有的追问查究，这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在机关中也同样存在。

三，北京市肃反斗争，按照先干部、知识分子，后国营企业工人、店员的程序，分批逐步开展，计划全市将有54万人参加。市级大部分党、政、群机关的运动预计10月底大体告一段落。区级机关计划在9月间分批开始。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均定于暑假期间搞完，搞不完的，推迟分配工作或开课日期，务期贯彻始终地清理完毕。工矿、建筑企业中的干部已于7月开始，拟于10月底结束。医院问题很多，但很多医院我们主观力量较弱，除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运动已经展开外，拟先在同仁、儿童两院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

对于国营企业工人、店员中的学习、坦白、检举运动，待国营工矿企业的干部清理大体完毕后，拟先在几个领导强的单位进行典型试验，以便在力求不妨碍生产和避免造成事故的条件下，分批逐步普遍进行。一般地须在10月间才能开始。具体部署届时另报。

特此报告，不妥之外，请中央指示。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