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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
1947.08.20,21



我们土地会议讨论报告,搞来搞去,就是要搞这件事,中心是要土改不彻底的地区要搞的彻底。怎么搞法呢?首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研究一下,这个地区,为甚么不彻底,基本上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在那里?为甚么有些地区基本上完成任务?当然是有客观的主观的原因:第一、时间很短,仅只是一年,可能有些党员、领导机关、领导团体,以致农民群众自己,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还不够,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所以,对不彻底地区的党员、党的组织和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可以原谅你们,在今年可以讲这一句话,到明年开土地会议的时候就不能讲了。时间短来不及准备,只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很好的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贫雇农联合乡村一切农民,向封建地主进行斗争,如果农民不起来,就没有坚强的队伍,如果起来了组织的不好,团结的不好,那是烂队伍,就打不了胜利仗,就是要打败仗。所以说,土地改革关键就在于农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以及很好的组织与团结起来。这一件事没有搞好,土地改革绝对不能彻底,仗也打不好,封建地主就是不能消灭。那些地区土地改革没有彻底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答复。但是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要一步一步的深入,一层一层的看透本质,不彻底的地区,为什么没有充分的发动农民群众,没有、很好组织与团结农民群众呢?群众工作为什么没有作好?原因在那里呢?这就在于地主阶级阻碍与破坏,地主阻碍农民的发动,破坏农民的发动,阻碍农民群众的组织与团结,破坏农民群众的组织与团结,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区,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力量,甚而至于还有优势,对地主阶级这个敌人,我们丝毫不能轻视。凡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区,我们领导上以至群众对解放区的地主阶级是轻视是糊里糊涂的,没有警惕,结果打了败仗,他们把土地改革破坏了阻止住了,把农民镇压下去了。这里,可以加上富农,在这些地区,富农是跟着地主一道,一方面地主阶级很聪明,很顽强,阻碍,破坏农民运动,使农民不能很好的组织、团结和发动,另一方面,我们的领导机关有动摇,官僚主义,再一方面,我们党在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方,特别严重的是在党有严重的不纯洁状态,差不多全国全解放区如此。这种严重的不纯洁,我只举三件事情:一种是地主、富农的阻碍、破坏,一种是领导上的动摇,官僚主义,一种是党内的不纯洁。由于有这样三件事情,就大大的便利了地主阶级去反对农民,破坏农民运动,就很便利,使农民去反对地主就很不方便。要充分的发动农民,要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就很不方便。由于我党内的不纯洁,领导机关的动摇,官僚主义,就方便了地主反对农民,而不方便了农民去反对地主。因为在解放区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还能阻碍和破坏农民运动,甚至能把农民运动暂时的压下去,使农民起来不了,团结不好,就是我们领导上的动摇,官僚主义和党里面的不纯洁状态所致。这样使地主阶级还有力量,还能做这一件事情,那个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基本原因(不是所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就在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农民群众没有充分的发动、组织,而且地主阶级阻碍了破坏了农民运动,我们的领导上动摇和官僚主义,党里面的不纯洁,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原因不讲了。

那么,今天在这里讲这情况是不是这样?考虑一下,恐怕不是这样?或者还多一些,还有另一个原因,提出就放手的提,提出来驳,驳不倒大概是可靠,驳倒了就是要不得,据我看是这样。这个看法怎样?放手驳,不要说我讲话,驳一下不得了,驳一下好象对领导人的面子不好,我的讲话,你们动不得,那就害死人。人家驳了,就让人家驳,你驳倒了谢谢你,这样有好处,一驳把它驳倒了,还要它干么,你没有驳倒了他驳倒了,那还不好么?如果驳不倒,那证明我就是真理。真理是驳不倒的,是真理就不怕驳,发动大家来讲这句话,真理是不怕驳的,凡是驳倒的都不是真理,这也是一个方法。有许多同志,在我那个地方问:我们怎样做工作,怎么做工作才少犯错误?我说:这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凡是提出一个指示,下一个决心,要从问题的正面想;反面想,从正面讲道理,从反面讲道理,这是列宁讲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总要从正面,反面多方面去考虑,在同志们没有讲以前,我讲一些正面的道理,同志们再去以反面的把反面的道理讲出来,反面的道理我不讲。请诸同志考虑这个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材料不多,请同志们在你们的实际工作中间去看一下,据你们的观察如何?这就是农村中间,各阶层在土地改革中间的动态,请你们去研究这个问题。同志们在报告中间,也没有说这个问题,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材料不够。就是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我们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之下,各阶级怎么样?大地主怎么样?中小地主怎么样?抗属地主怎样?地主阶级怎么样破坏,阻碍农民运动?怎么样反对土地改革?富农怎样?中农怎么样?贫雇农怎么样?就是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在土地改革中间,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在上地改革中间,没有一个阶层不表示态度的,在大革命前不允许他不表示态度,不会没有动态的,平时他可以没有。例如: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参加也是一个动态。晋察冀刘杰同志讲,有些贫雇农,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政治活动,那也是一个动态。土地改革来了,他没有态度,他不参加那就可以想到那个土地改革深入的程度怎么样了。很多部分20%—30%的贫民户口人口在土地改革中间得到很大的利益。他们不参加,据我的看法是这样:在彻底土地改革政策之下,地主坚决反对这种土地改革,拼死的反对。这是一般的讲,我们也还可以理解,因为你要消灭地主阶级,你要消灭它,地主阶级就要拼死的反对你,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讲后来地主阶级不拼命的反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把他消灭了,他为留脑袋而屈服,那是一种屈服状态,不是一种不反对状态,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的。

带封建性质的富农,在运动中间受到损失,受到了打击,他也是坚决反对土地改革的。但由于群众不清算他的家庭,不把他的全部土地清算彻底,财产也不清算彻底。农民的力量很大,地主阶级已经打垮了,这一部分富农可以早一点屈服与服从的。可以不与地主阶级联合一道来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农民。有一部分富农是坚决反对土地改革的,但是也还可以分别出一部分来,可以早点屈服,因为他们的身家财产和他那个架子没有完全打垮。地主阶级完全打垮了,富农没有完全打垮的就是带有封建性的一部分富农,他为了保护他的架子,保护他的粮食等东西,他可以坚决反对。但是他在农民胜利的条件下,在农民阵线完全巩固的条件下,在农民斗倒地主阶级的条件下,这一部分富农更可以早一点屈服,而且可以不和地主阶级一道来反对农民。其他富农,我们没有动,特别是劳动起家的新富农,我们没有动他的土地、财产,因为我们没有动他的土地和财产,他侥幸的很,我想这一部分富农可以中立。在我们的政策上可以中立这一部分富农。但是恐慌得很,害怕得很,害怕土地改革改在他的头上,他在思想上不赞成土地改革,因为没有土地改革他可以安心,有了土地改革他就不安心,为什么他要赞成呢?赞成是不会的。但是有个别的原因,他也是共产党员、老革命、很有资格,他不怕。还有劳动英雄,劳动起家的,这一部分富农一般的是这样的。

中农怎么样呢?中农的下层(下中农)和贫农一道积极的参加土地改革。据许多地方的同志讲:下中农是这样的。富裕中农中间要恐慌,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要恐慌,运动到某一个深入阶段的时候要恐慌动摇。那只有在群众坚决不侵犯中农的利益的时候,或者侵犯了已经补偿起来了,认了错了,那时候中农安下心来,特别是这一部分富裕中农安下心来了。一安心下来就和贫农站在一起和地主斗争,向封建势力斗争,并且表现的高兴,后来也分到东西,那么他表现的更高兴,觉得自己是翻身户。但是在高兴中间有这样一股味道,总觉得和贫雇农的高兴不同,有一点侥幸的味道,所以他的态度中间有些动摇,至于后来他就知道了我们的政策了,农民是坚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在地主阶级已经斗倒之后要分果实,分东西的时候他来了,这时候很积极,但是果实他分不多的时候就不满意(有些不满意),这是贫农已经坚决团结起来,到斗倒地主阶级以后的情形是这样。在贫农没有起来,地主富农在乡村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农大部分是动摇的,并且很大一部分可能跟着地主、富农,受地主富农的蒙蔽,谣言,恐吓、拉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站在地主富农这方面,这是中农。

还有一些地主富农下降的中农,还有一些中农根本就是地主富农隐蔽起来的,地主、富农他们分散了他们的财产,隐蔽在群众中间的中农里,这些人,他们也是反对土地改革的。

还有一些上升的中农,在这个问题上面,我的材料不多,同志们有很充分的材料,请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在将来讨论时研究一下。

贫雇农动态怎么样呢?他们是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要彻底的向地主斗争,而且要彻底的向富农斗争。贫农如果与下中农合在一起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恐怕我们最近统计表有这样的情绪,为了表现解放区的经济上升,农民生活很好,把中农搞的很多,恐怕有这样一个主观主义在这里,以为解放区的中农多,就表现了解放区农民生活上升了。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情形下面,很多下中农,实际上就是贫农。如果贫雇农,乡村中的工人和下中农合起来,占到乡村人口户口中间百分之几十,恐怕有50%的成分下吧?有些地方超过了50%,有些地方不具体。怎么样分阶级呢?又欠账,又不够吃,这是贫农。又欠账,又不够吃,搞一点什么事才够吃,这算是中农。不欠账,又够吃,又做一点生意,这算是富农。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讲:农民怎样分阶级?就是这样的了,够吃,又放账,这是富农。不够吃,又不放账,这是中农。不够吃,又欠了账,这是贫农。他这种分阶级的方法,我看基本上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恐怕有50%上下还多,一半以上的人口户口是贫雇农,最穷的赤贫次一点,这就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革命的主力军。贫雇农不但是土地改革的基本群众,而且革命的主力也是他,因他比中农多,如果贫雇农与下中农合起来算,如果有50%,那么中农就没有50%。主力也是他,中坚的基本的也是他。而且土地改革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他的问题,土地改革是贫雇农与下中农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也是他们起来进行的。没有他们,任何土地改革也没有,任何土地改革要比较彻底实现也是不可能的。有些地方土地改革运动不彻底,就是忽视了贫雇农的问题。忽视贫雇农的问题,就等于取消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中间的一种取消主义,实际就在这个问题上。地主阶级反对土地改革,就是那地方的封建阶级反对贫雇农,他们骂贫雇农,骂他们是二流子,骂他们残暴,搞乱了等等,一切都压在贫雇农的头上,地主阶级反对的对象就,是他们。我现在只讲这样一点,请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土地改革不彻底完成的地方,不但是忽视了贫雇农这样一个群众,而且是联合富农听他们的话,他们讲起话来总是有鬼的,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动摇,也都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土地改革中间各阶层的活动动态,也许没有明确的估计,也没有明确的思想,在进行中间,也没有明确的去注意,也没有确实的去注意,就发生了动摇,这是群众中间的情况。



我们党的情况



上面讲了,我们的党是不纯洁的,是一种严重的不纯洁状态。是不是不纯洁,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吧?!或者我们夸大了吧?!有不纯洁,但不是那样严重?!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来分析我们的党,各解放区都应该把你们那个党分析一下,看一看,研究一下,考查一下,看到底怎么样?到底是不是不纯洁,是不是严重的不纯洁,或者有个别的地方个别的落后不进步?纯洁不纯洁的问题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问题?那个地方的党已经成了地主党、富农党,或者变了质的党,蜕化了的党,或者是完全官僚化的党,这是可能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列主义的党。马克思说;经常要警惕这个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无数次的讲了,特别是列宁讲的,斯大林也讲的很多。一不警惕,党里面就不纯洁,被人家强奸了,被人家诱奸了,被人家篡夺了,被人家插进来了。所以要经常警惕这个问题,所以列宁主张在共产国际纲领二十几条条文上,规定一条,凡是公开的共产党,要加入共产国际,应该每年清一次党,凡是拥护这一条,不轻视这一条,就可以加入共产党国际,否则不能加入共产国际。

我们的党公开了的,又是掌握政权的,更需要每年清一次党,为什么呢?就是害怕党里面不纯洁。苏联十月革命到1920—1921年,原有六七十万党员,一下清洗了二十五万,清掉三分之一。所以列宁、马克思、斯大林,他们对党的纯洁性很注意,很小心,这些地方很警惕。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党,今天有很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警惕性,党内有一种不纯洁状态,程度上有分别,在个别的环节上,个别的组织上,那我们的支部,个别的区委、县委,个别变了质的,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这个问题,请同志们确确实实的讨论一下,考虑一下。这有他的历史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因,是党的领导机关对党的纯洁警惕性不够,不注意,这也是一个原因,同时我们解放区的党,大体是抗战期间建设起来的,不但党是抗战期间建设起来的,解放区也是抗战期间建设起来的,当时的环境是抗日民族战争的环境,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联合国民党蒋介石抗日,在解放区联合地主抗日,当然不是联合所有的地主,中央的方针不是联合所有的地主,而是联合开明绅士,地主中的一部分赞成民主,赞成抗日的。但是有些地方,实行起来就不是这样,只要是表示抗日的就联合,不管他开明不开明,联合国民党蒋介石抗日,联合地主抗日,党的政策是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就是削弱封建,同时又保留封建。在这样的环境下、政策之下,建设起来的党,领导上又不警惕,又不注意党的纯洁,发展党,阶级成份又不强调。现在证明了,不强调成分是错误的,过去不强调成份,现在坏事了吧!’加以强调是不是好些呢?保险要好些。不强调阶级成份和阶级教育的思想,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可能有人说,你们又联合地主,联合一切封建的人,你们又强调阶级成份,你们不是唯成份论吗?你不要说一讲成份问题,强调成份问题,就是唯成份论,如果这样,那么第一个唯成份论的就是列宁,你看列宁的书上讲的无产阶级的天性就是讲成份问题,讲知识分子的天性不好,列宁经常讲这个问题。不要怕人家讲唯成份论,以前没有强调成份是错误的,吃亏了,以后就要强调,反对“唯成份论”的错误思想的,我可以肯定这个问题,但是真的唯成份论是要反对的,现在我们党内根本没有唯成份论,相反的,不强调成份的错误是有的。抗战期间发展党员没有强调成份,也没有强调阶级教育,而且是大量的发展,很多没有经过详细审查,因为党是在这样的环境政策之下建立起来的,又没有很好的阶级教育,所以我们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成份不纯洁,党的严肃性不够,我们党在思想上组织阶级的明确性不够,从来是不够的,不只是在今天,抗日期间我们党接收了很多地主、富农及地主富农的子女加入党内来,而且是很多的,不是少数的。接收中农入党的更多,比富农还多。对接收贫农入党,有些地方根本不大注意,当然有些地方是注意了。虽然各解放区在减租减息中吸收了一大批贫雇农入党,但是在党内还是少数,除开若干乡村和若干地方以外,贫雇农在我们党内,数量上占较少数,在领导机关干部中亦占极少数,在党内没有优势,但是相反的方面,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领导机关中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机关占了优势,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在有些地方是绝大多数,有些地方是半数或半数以上,有些地方是比半数少一点。在区乡两级干部中有些地主富农成份,甚至还不是很少,在支部中,领导机关中,也不是很少,在政权机关中就更多。自实行三三制以来,根据有些地区的大概估计,地主富农出身的职员,除开事务人员,仅是公务人员,在政府的一股占80%以上,所以说,政府是三三制的,我现在有些不大相信,他到底是不是三三制?从阶级观点来看,政府现在不是三三制的,是被地主富农所占取了,人家占了80咒,这还不是被人家篡夺了。真正的三三制至少是贫雇农三分之一,中农三分之一,城市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一,要是这样才对呢。从阶级观点来看,三三制的话,参加政府的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应该是真正的中间,真正的进步,如果象地主一样,跟富农一样,那还算是什么进步中间的人士?!政府机关是这样。

此外还有一些干部,原来跟解放区地主没有甚么联系,抗战以前入党的,那时作秘密工作,跟家脱离了关系,可是这一次与家庭又联系起来了,不仅与家庭有了联系,而且亲戚朋友一大堆。此外,还有老红军,江西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他与地主有什么联系呢?但是老婆一讨,经济工作一做,三三制一搞,朋友也有了,从前没有联系,现在有了亲戚、朋友经济上的联系。听同志们讲,特别区村干部甚至我们财经机关的干部,与地主的经济联系很密切,合伙办合作社,作生意,这只是讲亲戚朋友物质的联系,别的政治思想的联系我不讲它。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很多,贫农就不多。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中农成份就接受了地主富农的影响,而不是接受贫雇农的影响,不是跟贫雇农走,而是跟地主富农走。党内也就不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反对地主,而是地主联合中农反对贫雇农。我所讲的是许多地区,不是讲一切地区,晋冀鲁豫那个地区不是这样,那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区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贫雇农在党、内就孤立了。坚持立场的党员、干部就孤立了,受到压制,受到排挤,受到打击。因此,他们就消极起来,或者跑了,离开了党。土地改革比较彻底的地区,和这个情况不同,我想关于土改比较彻底地区的这个情况,请晋冀鲁豫的同志薄一波同志讲讲。这是党内的情况。这些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和领导机关与地主富农有密切联系,甚至被地主富农所包围,被他们所利用,个别的地方,甚至被他所篡夺。但是与广大的劳动人民,特别是贫雇农就很疏远,没有什么联系。因此,贫雇农的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就难反映到我们的领导机关中来,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我们就听不到,也就不知道。而且地主富农的意见、呼声,很快的就反映到我们党内和领导机关内来。关于土地改革,地主富农就议论纷纷,听到的尽是地主富农讲话。贫雇农的意见就听不到,他们也不议论,更不纷纷。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我们的干部,领导机关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不动摇,不妥协,那是很难的,不能不动摇,除非特别坚定的,立场明确的,好的共产党员和好的干部。在这些地区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不光是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曾经有些是犯了严重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有些人在土地改革中相信地主,帮助了地主,把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压下去,破坏了,犯了这样一些错误,甚至还犯了其他的错误,这个基本原因,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就在这里。这种情况存在,我们看到了没有呢?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看到了没有呢?他们就没有看到,就是熟视无睹,天天在眼前就看不到,我们的领导干部警惕性长期被麻痹,为什么领导干部被麻痹呢?列宁,斯大林说:“一些封建是有源的”,就是与抗日时期我们党的政策联合国民党、联合地主抗日有关系,十年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引起我们许多党内甚至是领导干部对地主富农阶级警惕性麻痹,因为警惕性麻痹,对于党内这种不纯洁状态与地主阶级联系的这种状态,党内形成了熟视无睹的状态,看不见,很少警惕,或者没有警惕性。再加上官僚主义,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不反映上来,我就到下面去反映吗!中央“五四”指示怎样?这个东西是搞土地改革,你们知道没有?应该是他们反映来,我们就反映去,亲身去考察去接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党内不纯洁,他们议论不同,毛主席未做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以前,那时衬里面的党也是一样,农民要土地,地主富农就喊“糟得很”,大家议论纷纷,毛主席就无话可讲,就向湖南农民考查一下,开调查会,发现了这个东西是地主的议论。我们许多地区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就没有下去调查这一点,自己不了解下层情况,又不去考察,只听报告,单凭报告就相信,特别斗争尖锐化的时候,看报告要小心,要是地主成份的干部和贫农成分的干部做报告就不同,我们的同志就常常的听报告,有些报告常常是被曲解了的,夸大的,或者缩小,不了解下面的情况,自己也不去考察,就依据这些报告来解决问题、决定政策,认为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领导机关就容易自满,容易被包围、被利用,领导机关也就常常的被包围、被利用。这个问题在党内发生,犯错误就不可避免,他们在这种地区,没有看到党内严重的不纯洁状态,如果没有改变,党内不纯洁继续存在下去,土地改革就不能彻底。如果冒冒失失的改革,更可能造成很大的混乱状态。党内是这样的不纯洁,怎么会不搞乱呢?因此,许多地区就犯几种错误,特别是晋察冀。然而这个地方,我说你们右倾了,彻底地搞吧,就搞了十天,我也犯了错误,冒冒失失的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富农的党员,与地主富农就有密切的联系,地主富农就说:我们搞不成,你们也搞不成。很可能是这样子。我想这是党内不纯洁状态,对于地主阶级的情况,他们怎样来反对土地改革,用什么办法破坏土地改革,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我再来讲一讲。我看现在是这样;有的是明着反对我们,勾结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组织还乡团;再就是三三制人士之类的,其他的党派,象黄炎培这些人,反对我们,还有,党内,群众内部反对,这是主要的。

地主阶级和富农反对土地改革所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非常狡猾。有正面的,有经过弯子交朋友来出现的。主要的方式,是藏在党内,用群众内部的方式,来反对农民运动,他们隐藏土地财产的方法,就是分散,或者分家,出卖典当,及其许多的方式,或者真典,真卖,或者是假典假卖,用各种方式,把土地财产分散,分散以后,他们说他们是中农,说他们是贫农,隐藏在群众内部,党里面,来破坏群众运动,隐藏在党内,获得共产党员的资格,藏在机关里头,群众里头,来逃避群众运动,逃避农民斗争,保护他的财产、房屋、破坏农民运动,现在我们有些机关,党的组织,就成为地主的主要逃避所,地主在那里钻躲的,不是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机关,地主富农钻在党内,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土地改革,多年减租减息以来,就是如此,现在就更厉害,更多了。他们钻在党内,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土地改革,这不是地主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共产党代替了地主阶级,代替了地主向农民负责。而且这些地主,跑到党内,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同情者,找到了保护者。找到了同情他们的人,保护他们的人,于是他们就有机会影响很多的人,团结很多的人,鼓动很多的人,向党进攻,所以地主在农民方面,社会方面,就常常采取防御政策和进攻政策,薄:一波同志他们那个地方,曾经有三次高潮,地主进攻一次,我们整一次,把他打退了,然后彻底的进行土地改革,他们进攻的方式,就说;“农民运动左了,破坏解放区,破坏生产,你们的领导犯了错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不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是劳动者出身的,甚至是乡村的贫农就被地主所同化,我们××××经常讲这句话“有些同志,学土豪的生活”。的确有一部分他就受地主的同化,现在还不是少数,于是农民斗争来了,党内斗争来了,劳动者出身的老党员,他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有资格讲话,你们打了我的朋友,你们打了我老婆的家里,他就干涉农民,甚至把农民枪毙,这象什么样子,你还是共产党员呀!这样,地主富农,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就带进党内来,带进群众运动的内部来,地主就隐藏在党里边。农村支部里边,这一派跟那一派就互相斗争,这个村和那个村斗争,互相报复,互相反对,挑拨中农和贫农的团结,在群众内部破坏群众运动,这样,就把地主与农民斗争,带在群众运动里面来,带在群众团体里面来,地主阶级斗争带进党内来,引起党内极复杂,引起群众内部斗争的复杂性。

因此,有同志讲是党内问题,是群众内部问题。说党内问题,也是党内问题,群众内部问题,也是群众内部问题,我看不纯粹是党内问题,不纯粹是群众内部问题,是党内问题,又不是党内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地主与农民斗争,直接带到党内来,用党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地主与农民的斗争,一部分地主党员,与一部分贫雇农党员,在党内进行斗争,在党内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农民。用隐藏的、伪装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那么,这样讲来,似乎宣布了一种死刑,地主富农的党员还得了,我想在这里将地主富农成分的党员,分析一下。

我想可分几部分:第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党员,经过长征的锻炼,经过了法庭上,与敌人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考验过是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是忠实于人民的,过去曾与家断绝了联系,后来又联系上了,我想这些党员,一般的来讲,还是好的。只要把问题向他讲明白,要他留心,他们一般的是能够执行党的政策的。第二部分是抗战时期入党的,或者是“一二九”入党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不是自己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是大城市的,外省的,与他们的家庭没有什么联系,在解放区和地主阶级,也不沾亲带故,联系比较少。也经过锻炼,这些人,一般的(不是个别的)是可靠的,能够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的,这一部分也算是比较好的。第三部分就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有些自己本身是地主富农,有些是地主富农子女,他们是青年学生出身,受过科学教育。有一点科学知识。他们中间也可分开成两种;一种受命派来,他的父亲派他来的,派一个到我们这里,派一个到国民党那里,再派一个到汪精卫那里,脚踏三只船,另一种不是派来的,是反对他的家庭,反对他的父亲,或者是逃避婚姻来的,或者是自己觉悟了来的。所以本地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也可以分好多部分。还有的是:为了直接保护他的上地财产来投机,来的不是真心为了革命来的。除开这种钻入我们党内投机的,保护土地财产来的,甚至还有些和国民党保持关系的以外,一般的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学生,这样的党员,可以教育的,他们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是能够为人民进行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些人要好好教育,他们的观点和成情很多还是地主富农的观点和感情,关于这点,在领导机关部分的大知识分子的干部,大城市出来的,他们也还有些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成情。因此,在土地改革中间,在直接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中间,从他们的观点和感情来看,他们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来同情地主,反对农民,特别是当着革命直接损害他的家庭及其亲戚朋友的时候,甚至损害到他本人利益的时候,他和家庭有经济关系,他反对农民运动,这是很自然的,不奇怪的。至于到党内投机的,求保护土地财产的,他们要坚决的拼死的起来反对土地改革,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甲、对这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有些是可以教育的,思想上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不能派他去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或作负责工作,因为他的观点和感情还没有变。乙、而那些钻入党内来投机求保护土地财产的,派来的就要洗刷。这个问题要分清楚,但是分清楚相当困难,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些原则,是比较容易的,但实际上是困难的,会发生一些问题,发生一些偏差。我想将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分别清楚就不是宣布所有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的死刑,当然有一些是宣布了死刑,再不能做共产党员了,关于党内不纯洁状态,从组织成份上讲,就是如此。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更深入的阶段,今天革命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问题,就影响我们的领导者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有很大关系的。所谓工作进入到一个更深入的阶段,就是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阶段,比抗战时期深入。因为土地改革是基本问题,实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更深入,就是革命的胜利,基本上的胜利。因为我们党的工作,许多方面已经变了,有一个大的转变,在这里有同志在报告提到,下面有同志在那里争论,今天到底是阶级战争还是民族战争,这个问题,我无法详细讲,但是可以简单的讲一讲。中国革命在今天来讲,一句话,今天的战争,仍然是全民族的挽救国家危亡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战争。革命的性质,基本上没有变,今天我们党的路线,方针,仍然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基本口号没有变。土地改革是变了,以前是减租减息,也是实行土地改革,但没有贯彻下去,没有搞彻底,今天就是来贯彻下去,一直到消灭封建消灭地主阶级。贯彻土地改革,这一件事情,是不是超出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贯彻土地改革,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了呢?没有超过,是不是超出联合政府呢?没有超出,是不是超出了政协路线呢?没有超出,是不是超出了三三制呢?没有超出。贯彻土地改革,并没有超出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就要贯彻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应该是这个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所应贯彻的。可以这样说,是贯彻土地改革条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有同志说,一搞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就不是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联合政府、不是政协路线、不是三三制了。不是这样的,贯彻土地改革,还是民族统一战线,还是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的。一句话,你搞上地改革,就不要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土地改革还可不可能呢?不可能的,土地改革就搞不成。大家要知道土地改革,现在没有人反对,那个敢反对,那个敢于说中国不要土地改革,蒋介石吗?他不但不敢反对,他也叫着要搞上地改革,蒋介石宣布法令,凡在共产党地区的地主,不准收回土地,话是这样讲,事实上不是这样,可是他不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不敢反对,美国最反动的共和党最反对土地改革,可是他机关报《纽约前锋论坛报》就赞成。它偏骂国民党不搞土地改革,共产党搞了,共产党就得势了。魏特梅耶来了,他不仅不敢反对土地改革,而且要蒋介石搞,他说蒋介石“在华北搞不成,可以在长江以南搞”,解放区的地主,那一个敢反对呢?那一个敢站在台子上公开的说反对土地改革呢?他只敢说土地改革运动农民运动是好的,可是就是流氓痞子在那里搞乱了。只是反对流氓痞子,反对你们左了,不反对土地改革。当然,他对土地改革,口头上这样讲,实际上反对的,但要了解为什么口头上不反对,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反对,是合理的,政协决议有一条是实行土地改革的。最近民社党、青年党,加入政府发表的宣言,有一条纲领,也要搞上地改革,也要贯彻。我们提出来贯彻土地改革,搞统一战线,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你不来,他还是来的,而且我们的土地改革搞的愈彻底,范围愈大,全解放区全国都搞,那末统一战线、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就更快到来更快成功,被打的地主来不来,那真是求之不得。打得不彻底他不来的,你打彻底了,没有饭吃了,请他到政府里开会,到台子上讲话,他那有不来的?所以土地改革有利于统一战线,有利于联合政府,政协路线,三三制。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土地改革为什么不早搞呢?早搞就好啦!为什么今天才搞?是不是搞迟了?这个问题,据我看(中央也没有考虑)是可以早搞的,早一点搞没有坏处,有好处。在这里,可以讲一下关于取消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问题。在三六年时,为了取得国民党的抗日,作到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发动抗日战争,我们党宣布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就是停止贯彻土地改革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是对?是对的。有没有得到好处,得到了好处:得到了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有没有损失,没有损失。当时实行了土地改革的是陕甘宁边区,陕甘宁的土地,并没有给地主收回去,群众没有损失,没有缩小群众运动的规模,不但没有损失,相反的,换得了国民党抗日,换得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在上海、南京、重庆办报,以致于在乡里发动群众,没有限制了群众运动,而且发展了群众运动。但是这个问题到了四二年,中央的土地政策指示那个时候,就值得考虑了,那时候,国民党已经反动了,在国民党地区,已经不能进行多少群众运动了,但是就是在四二年,在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进行减租减息这个政策,对群众运动,也是有利的,是发动群众运动的,不是限制群众运动的。但是,四二年以后,还搞减租减息,我看就划不来了,在解放区一一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不更是啃着群众运动不能超过减租减息,超过就错了,蒋介石反动派,还是让他反动,磨擦还是磨擦,我看在四二年以后,四三年四四年的时候,在解放区就来解决土地问题,是比较好的,正确的,需要的,对革命没有损失,而且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土地改革,可以早一点实行,可以早一点贯彻,事实上过去已经实行了一些,如减租减息,主要的是负担,可是我们主观上硬说不搞,我看那时事实上已搞了,也没有什么是非,用负担加在地主身上,再来一个土地改革,就把土地搞到农民手里去了,所以说,主观上实行土地改革政策,那时时机已经到了,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五四指示这个时候,实行土地改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非实行不可的,如果在五四指示时期,再不实行,在全国范围内,再不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就犯大错误。中国共产党要犯大错误,犯历史的大错误,跟陈独秀差不多。我们有了五四指示,使我们全党中央,避免了与陈独秀犯一样的错误,那后你今天对土地改革还不执行,还不下决心,这是有些地方所不可允许的,也是类似陈独秀的那种错误,会受到损失。就是在抗日时期,在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三三制,那时候也可以实行和贯彻土地改革这一政策。那么,今天贯彻,是不是迟了,已经迟了。但是并没有破坏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三三制的政策,这一点同志们要搞清楚,不要说搞上地改革、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三三制都不要了,我们基本的方针,是没有变的。这里我简单的讲一讲当时决定五四指示时,我们是怎样想法,当时是和平要破坏,内战要爆发,和平似乎还能争取,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暂时和平的企图,但同时用极大的力量,甚至用全力准备战争,所以当时的方针,是争取和平,准备战争。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那时我们考虑过,这样搞土地改革,是不是和平不可能呢?你打下去,是不是长期和平不了呢?我们说这样搞,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帮助。不搞土地改革,和平破坏的更快,战争打的时间更长,我们也考虑过,如果实行土地改革,民主同盟象黄炎培这些人,会不会跑掉,会不会反对我们,我们说,如果不彻底搞土地改革,他们反对的更快。“五四”指示上写了,不要怕中间人士的动摇,因为你不搞土地改革,他更动摇。那时,我们已看到从日本投降之后,中国的阶级关系,有了变化,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集团,是完全反革命了,包括蒋介石在内。从前汪精卫反革命时,蒋介石还多少保留一点抗日,跟共产党还不是最后脱离,还有合作的可能,抗日以后,与共产党的合作是不可能了,这样就影响到地主阶级(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在日本投降以后反动了,反革命了,从日本投降后,这个民族矛盾去掉了,加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内部的矛盾。我们同蒋介石两个政治势力的斗争,在这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站在那一边,无疑的是站在蒋介石那一方面,解放区的地主也是站在蒋介石那一方面,日本投降之后,我们同蒋介石不打仗,地主是不是欢迎呢?我们不搞上地改革,他是不是欢迎呢?他还是欢迎蒋介石,因为你减租减息搞了多少年,整的他那样厉害,把他的土地也整掉了一部分,所以解放区的地主阶级(作为阶级来看)也是反动的,没有联合的可能了。听说山东地主阶级,表现的比较明显,日本一投降,他们就反对我们了,我看其他的解放区,也有这种现象。所以说,“五四’指示时,地主阶级,已经反动了,这时我们不搞土地改革,他也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搞土地改革,这是不是我们向地主挑衅呢?是不是我们不搞土地改革,就不反对我们,一搞上地改革,他就反对我们了呢?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是他先反对我们的,表面的是三三制,进步人士,一一其实,那些都要算,我们不要看那些东西,蒋介石一来,保管他们是欢迎蒋介石的。我们贯彻土地改革,你反对,我们不贯彻土地改革,你也反对,那我还不如贯彻土地改革好。一直贯彻下去,你也不过是反对而已,贯彻土地改革,而个别人开始反对,到后来又不反对了,因为反对的杀头,一杀他就不反对了,在游击区,也是这样,甚至我们的同志转移的时候,将物资寄存在他们那里,也有些人,还要跟着我们转移,我们坚决的反对地主、坚决的贯彻土地改革,这样可以分化地主阶级内部。当时,我们决定“五四”指示的时候,认为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贯彻很需要,为加强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削弱反动力量所需要。在军事也很有必要,为打残酷的人民爱国自卫战争,而有必要。要改变敌大我小的形势,要支持这样残酷的战争,只有实行上地改革,才能胜利,一年多来,战争的胜利与土地改革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土地改革,战争不能有这样的胜利,特别在敌后的游击战争,证明了这点,在敌后打游击战争,不是跟日本人打,而是跟蒋介石打,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就不能坚持游击战争,就不能发展游击战争,所以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许多方面来说,土地改革都是需要的,所以有一个“五四”指示。当作阶级讲,是反对整个的地主阶级,当作性质讲,是彻底消灭封建,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所以我们党革命的方针,还是民族战争的方针,一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三三制、都是没有变的。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变呢?也变了一点,阶级关系上有了变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集团、大银行家反动了,因此,革命与反革命的阵营内部,有若干的重新改组,只是阶级关系上有若干改组。统一战线变了没有呢?没有的。什么东西变了呢?就是具体的敌人变了,从前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现在日本人和汪精卫没有了,日本变成了美国,汪精卫变成了蒋介石(打日本的时候,就是蒋、汪合流),过去的汉奸卖国贼是汪精卫,现在的汉奸卖国贼是蒋介石,现在我们反对的敌人,是美国和蒋介石,具体的敌人变了。那么这个变化是不是在思想上也引起了变化呢?从前蒋介石是朋友,要联合他,现在变成了敌人,现在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不是日本兵,而是蒋介石的兵,是中国人穿着美国衣服、戴着美国帽子的蒋介石的兵,由朋友变成了敌人,敌人变了,脑筋里还是转不过来,总觉得对蒋介石不是洗脸政策,这个问题,不是还争论过吗?为什么对蒋介石不是洗脸政策呢了思想转不过来,因为有十年的影响。而美国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手法与日本不同,日本人是采取直接武装占领,这个连蒋介石也反对,美国呢?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不是美国兵,而是中国兵。美国与日本灭亡中国的方法不同,蒋介石和汪精卫也不同,蒋介石有合法的统治地位,凡是有合法观念和正统观念的人,都是跟着蒋介石走的,蒋介石的社会基础与汪精卫也不同,而这个社会基础,不仅在他的地方,甚至在我们党内,也有蒋介石的社会基础。战争的形势也变了,从前是抗日战争,国际战争,现在是国内战争,而是全民族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的战争内容,这个战争的内容,不是用国际战争形式表现出来,而是用国内形式表现出来的,今天的战争形式上是国内战争,不是国际战争,现在还没有走到国际战争那一步,将来也许可能,现在没有那个可能。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在思想上有些人难以看到,就是说,中国革命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由联合美国到反对美国,由联合蒋介石抗日到反对蒋介石,由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到国共战争,由形式上的国际战争到形式上的国内战争,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一个相反的转变。社会阶级也变了,就是地主阶级也反动了,但是不是其他的资产阶级都完全反动呢?现在还没有,××、还有在上海、南京……的同志,可以讲这个问题,在那些地方的资本家,对我们与蒋介石打仗,有些是帮助我们,同情我们的,有些是赞成蒋介石,同情蒋介石,反对我们的,也有的是中立的,双方都反对的,总之资产阶级是动摇的,不是完全反动的,只要是动摇,那我们还有联合的可能,所以统一战线还是全民族的。而这种转变虽然基本性质和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没有变,虽然仅仅是这样一点转变,但这一点转变,也是十年来所从来未有的大转变。在这个人转变的关头,一方面我们党中央没有向全党象今天这样讲清楚,另一方面我们党的许多同志,特别是那些幼稚的同志、党员,甚至包括很多有经验的老党员,除开特别坚定的外,在这个转变关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动摇、迷惑、步骤错乱、落伍和叛变,……这是任何转变关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的现象,特别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异己分子,在我们党内,使我们党内不纯洁,这种状态就更增加造成这种混乱和现象到更高程度,使这些现象更高的发展。我们从历史上看,第一次国共破裂,那也是革命的转变关头,那时也是革命的基本性质、任务、方针,没有变,只是社会阶级,曾经有了若干的转变,而那个转变是失败的转变,那时党内才好看呢,分成脱党、叛党、悲观失望的很多,党内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的跑掉了,也有一部分跑到前面去了,就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脱离了队伍。××同志讲,在革命转变的关头,大体分为三等人,好象汽车在转弯的时候一样,有些人摔到前面去了,有些坚定站在车上,有些人就睡倒在后面,而那些睡倒在后面的人,他还要捉住稳站在车上的人拖他也睡下,这种现象,是革命转变关头,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是胜利的转变,(今天我们的转变是胜利的转变)党的领导是坚强的、明确的、正确的,那么这种现象,可以大大避免,可以是转变的时候还站在车上的人,不至于没有几个了。第一次大革命一个弯转的碰掉了很多,剩在车上的,没有好多了,那时好象党内也不纯洁,以陈独秀为领导的党,有相当严重的不纯洁,过去的转变,因为陈独秀的领导不坚定、不正确,所以那是失败的转变,所以那时搞得那样。今天的转变,是正确的领导、坚强的领导,是胜利的转变,所以不会搞成象过去那样,这是有保证的,但是有若干现象要发生,是不是会发生领导机关的动摇迷惑,……到底是民族战争,对蒋介石到底是洗脸政策,还是杀头政策,对地主阶级是彻底消灭,还是怎样,慌乱的很,这种混乱现象,都来了,这时候有些要掉队落伍,有些动摇、有些叛变、有些要脱离党,你不吗他脱党他要脱党,组织上没有脱离,思想上早脱离了,象这些不可避免的现象是有的,这个问题,××同志还要讲讲。所以我就不讲了。这就是党内不纯洁,刚才讲的是组织上的不纯,思想上也不纯,党内思想上很混乱,不纯洁,领导上动摇,领导机关为什么在上地改革中有动摇呢?原因就是到了一个革命转变关头,有些问题搞不清楚,还是照几十年前的那样办,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不改变,都是和过去一样,在这时候,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在从前能够完成任务的,现在就不能完成任务了,为什么呢?就是革命斗争形式改变了,那个任务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那时候,能够完成任务,现在就不能完成任务。在军队里面,也有人讲,打内战死了不值得,他仅仅为内战形式所迷惑,他没有看到这个战争,是民族战争,是全民族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的战争。领导机关为什么动摇?我看就是三个原因;

一个是若干影响,地主阶级的影响、统一战线的影响、三三制的影响,这些影响他的动摇,一个是党的内部不纯,环境如此影响他的动摇,再一个是革命的转变了,他转不过来,发生了动摇。

因为党内有不纯洁,革命又这样一转变,思想就不纯洁了,各种各式的思想都有了。打内战觉得对蒋介石是杀头呢,还是洗脸呢?是联合呢,还是消灭呢?农民运动对不对呀?各种思想都来了,混乱的、迷糊的,所以现在党内有两条路线的存在,而且这两条路线,现在在那里进行着无情的斗争,也可以说现在全国各地党里面,都是普遍的无情的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十条路线是代表地主富农的路线,另一条是代表农民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也就是中央的路线,与非中央的路线,在许多解放区里面所存在的两条路线。中央路线,在各解放区所存在的,一个是华中,一个是晋冀鲁豫,华中的是邓子恢,晋冀鲁豫的是薄一波,这两个同志,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证明他与中央路线是相合的,也就是农民路线与贫雇农路线是相合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一条,是反对路线,坚决反对的路线,甚至在党内拼死的反对,是代表地主富农的路线,他就是反对农民运动。他说:农民运动过左了,要破坏解放区,毁灭解放区呀!破坏解放区的生产,农民残暴呀!破坏党的影响呀!我想特别是冀东,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种人,各解放区都有。我想同志们可以把这个现象讲讲,究竟地主富农谈一些什么话,他们的思想动态如何,这里有人讲:地主路线与富农路线要分开。我想:地主、富农基本上不要想都有分别的。但是现在有没有分别呢?今天解放区的地主已经不主张他的地主路线了,主张等一等,要求也不要求完全保证地主的利益了,他只要求保证到富农那样就够了,解放区的地主,已经接受富农那样一个改良主义政策了。虽然地主与富农有区别了,但是,富农那个改良政策,地主接受了。所以代表地主富农的路线,是根本反对土地改革的,如果不能反对的话,也只能在形式上面做一做形式上的改革一下,因而对地主富农的实际利益,没有损害。所以上地改革,如果要发动农民起来,要实行彻底的消灭封建的土地改革,他就起来拼死的反对,坚决的反对运动,他晓得农民运动不起来,任何土地改革没有的,如果他要公开的反对,跑到会场上反对,公开的说一句话,只好说农民运动过火了,农民运动是二流子运动,是痞子运动,破坏生产啦,破坏解放区啦,破坏革命啦,……等等这些话。甚至于这种话也不能讲了。农民运动也不能反对了,只好做假报告,假传圣旨,写假指示,假借各种名义,去拘捕,枪杀农民积极分子,或者是故意造成左的错误,侵犯中农利益,用各种各式的两面派的办法,以后其他的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来进行这些活动,一一两面派的活动。恐怕是反对到底的,以至于会武装暴动、武装叛变,这些事情,已经在村子里面进行过。如果不小心,不防备,将来也会有由地主阶级领导的武装暴动来反对土地改革,如果我们不防备,就会犯错误。我们有许多领导机关,没有看清楚这种本质,没有看清楚与党内的这种密切联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种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地主富农反对土地改革的斗争。这种本质,他们没有看清楚的,他们被一些假报告,似是而非的议论,两面派的,阳奉阴违的这些现象所迷糊,我们有些领导机关,甚至于接受了地主富农的部分意见,而采取了不可允许的调和妥协态度,向地主调和,向地主妥协的态度,曾规定了许多办法,给地主留多少地,怎么样照顾,为什么规定那许多办法呢?目的是限制农民运动。这许多照顾,是照顾村子里面的资产阶级、富农的利益,使他们不过分的受到农民群众的侵犯。而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大大的阻碍了群众运动,在我们领导机关,采取各种态度,规定这些办法之后,地主富农就乘机向群众反攻,破坏群众运动,因而地主富农,在得到我们党内领导机关调和妥协的帮助,他就能够,而且有力量,把农民运动压下去。破坏了土地改革,使土地改革不能成功。农民运动是90%以上的农民人口的运动,为什么能被地主富农反对掉了,破坏掉了呢?一种决定的因素,就是我们领导机关向地主富农采取了调和妥协的态度,这种调和妥协态度,是一种调和妥协的路线,这种路线,也可以说是向地主富农投降的路线,类似陈独秀机会主义那样的性质,他自己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为地主富农的利益,可是他向地主富农妥协,接受他的利益被他们的舆论所左右。所以调和在某些紧急关头,是有决定意义的。两个阶级在斗争要分胜负的时候,你偏在那一边,那一边有害。我们的领导机关常常不是向农民这一方面偏,不是站在这一面,而是站在中间,向地主富农偏,这样,农民运动就不能起来,农民运动就不能很好的发动,与组织起来。土地改革,农民运动不能彻底进行,结果就达到了地主富农的目的。地主富农,只就在形式上对他的实际利益有所损害,那样的土地改革,象山东实行土地改革,结果是使地主富农高兴,农民不高兴,地主富农满意那样的土地改革,农民不满意那样的土地改革,我看原因就是这样来的。

另外一条路线,是代表农民的路线,也就是中央以及华中晋冀鲁豫所实行的路线,是坚决驳斥地主富农的议论,坚决驳斥机械的调和路线,坚决驳斥机会主义路线,并且采取完全适当的组织办法,把党里面那些不守纪律的,帮助地主富农的,以至于向地主富农动摇妥协的那些人,从领导地位上撤下来,打击他们,不仅是思想上的驳斥,而且有组织上的打击,相反的拥护农民的正义行动,与正义的要求,组织上采取许多办法,坚决的提拔拥护土地改革的干部。于是他们达到了基本上彻底消灭封建、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这样土地改革,才能胜利。不这样,土地改革就不能彻底,或者很不彻底。许多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或者很不彻底,就是这些地区地主富农这条路线,还是占优势,农民路线,并没有占优势。这就是这些地区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解决的基本原因。

此外,不把党里面基本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地主富农路线与农民路线的斗争,现在在许多地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一一地主富农路线彻底肃清,彻底克服,把农民路线提起来。但是,在反对右倾肃清地主富农路线的中间或者是以后,要严格的防止左倾。就是这样反对右倾调和路线,防止左倾,把中央路线,农民路线和地主富农路线,分别开来,在思想上分界线,另外和流氓路线,左倾路线,分别开来,从思想分清界线,要与正确的中央路线分清楚。这是我们党内要从思想改变这种不纯洁的状态,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应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的党,是不纯洁的,思想上也是不纯洁的,那个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就是地主富农的反对、阻碍和破坏。党内的不纯洁,组织上思想上的不纯洁,领导上的动摇,官僚主义,这就是那个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或者很不彻底的基本的主要的原因。怎么才能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呢?那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除开思想上、组织上,不纯洁以外,还有斗争方式的官僚主义的群众路线,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要解决一一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有些地区,虽搞土地改革,是用一种强迫命令、官僚主义方法去进行的。因此,不能充分的发动农民群众,土地改革也就不能充分的完成,有些地区搞土地改革,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因此,能充分的发动和组织群众运动,土地改革也才能彻底的完成。所以这中间有思想问题,加组织问题,党内的表现,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斗争方式,组织方式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找它原因没办法解决,这个原因是不是这样,请同志们讨论一番。如果是这样,以后怎样搞好呢,采取什么办法呢?我想有这样几个办法:思想上打通,思想上不大通,就要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组织上的问题,地方给整顿一番),思想上不大通,或者没有打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纪律制裁。我看我们就有这三条:思想上打通,组织上整顿,纪律制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求得党的领导机关,在思想上、组织行动上的一致,然后进到群众中间、农民中间,求得思想上组织上行动的一致,党内的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一致了,群众中间的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就一致了。如果行动上还不一致,就强迫他一致。当着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一致了,就可以到农民群众中间求得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就是说:整理部队,我们现在要打一个大仗,要求一个革命,消灭地主阶级,把农民的队伍整编好,布置好,组织好,首先是把农民的司令部搞好,参谋部搞好,党就是他们参谋部。现在,参谋部有了问题,乱得很。联共党史结束语上讲。当着革命到了一种严重关头的时候,司令部参谋部,有了问题,有了机会主义,那么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我们的参谋部有了问题,司令部有了问题,思想上组织上不纯洁,就要把部队整编好,然后可以打胜仗,土地改革消灭地主,才能打胜仗。我们估计在这种方针下,许多干部要重新进行教育,因为现在是革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干部不重新教育,不能完成任务。我想这就是讲的第二部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



今后的任务、方针、政策



今后的任务、方针、政策,包括解放区农民群众的要求,到底是些什么要求呢?总括起来,有这样的四大要求:

第一个要求的是土地。无地少地的农民,他们为生活所迫,要求获得足够的土地。

第二是要求生产资本。无地少地的农民,不仅要求土地,而要获得耕耘土地的资本。譬如:牲口、农具、种籽等等。

第三要求是负担公平。按着负担能力,公平负担,并不是加重他们的负担,或者减轻他们的负担。

第四个是,按着民主政府的纲领,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受行政人员与我们的干部,以及不受任何人的非法侵犯。也就是他们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居住自由、人身自由……等这些基本人权要求我们确实保障。

土地、资本、负担、民主,这是农民的要求。几乎是全解放区农民的要求,这是主要的。在这四项要求中间,土地与民主是基本的要求。如果你实现了农民这四项要求,农民的土地革命才能得到胜利。并且能巩固这个胜利。而且这四项要求实现了,农民的土地革命胜利了,并且巩固了,也就,是革命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国家中间的胜利,是除了帝国主义走狗、汉奸,卖国贼以外的国家与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我想为实现这些任务,实现农民的四项要求,我们的中央,我们共产党,对于给农民有四项要求的权利,采取什么态度呢?坚决采取拥护农民这四项要求的态度。不是不拥护,不拥护就是违犯党的基本方针,农民要求土地,就保障他们的土地,农民要求民主,就保障他的民主,农民要求生产资本(农具、牲口、种籽),就保障他们的生产资本,农民要求负担公平,就得保障他们的负担公平。要坚决的拥护农民的四项要求,并尽最大的努力,为实现农民的四项要求而奋斗。这是我党的态度,是要这样确定的。要实现这四项要求,采用什么办法呢?采用什么路线?基本的路线就是依靠乡村的贫雇农和乡村的工人,联系全体的中农,及其一切反封建的分子,中立一部分富农。大家可以考虑看,这是不是妥当,中立一部分事实上劳动起家的富农我们不动他。太行有一个统计,一千八百户富农中,有八百二十户是劳动起家的,占总数的五分之二强。太行山是比较彻底的,而且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彻底的。能够中立一部分富农,依靠贫农,联系中农,孤立一部分富农。向地主阶级与一部分富农斗争。我看基本的路线就是这样,这是基本的。另外在策略上在向地主和一部分带封建性的富农斗争的时候,必须把地主与富农区别开,把中小地主和大地主也要区别开,在政治上进步的和反动的地主富农,也要区别开,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一一这叫做策略,不叫做路线。以便于集中火力,来反对那些为群众所痛恨的汉奸豪绅恶霸最反动的分子,把他们打下去,打倒。分化乡村的封建集团,使他们不能一致,集中火力打击封建堡垒、汉奸、恶霸、豪绅,只有采取这样的策略,路线才能组织最坚强的、最广大的、不会孤立农民的部队,并且能最容易的摧毁封建的阶级反抗。如果容易的取得反封建的斗争的胜利,为什么最坚强呢?因为他是依靠贫雇农和乡村的工人,所以能够组织成坚强的战斗部队。为什么最广大呢?因为他是联合贫雇农和乡村一切反封建分子,中立一部分富农与区别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进步的反动的,并且孤立了豪绅、汉奸、恶霸,所以农民的部队最广大,最容易取得胜利,不这样就不行,不组织农民的坚强的广大的部队,要打倒封建势力是不可能的。而采取其它的任何的路线是不行的,这个路线经过一年农民运动的经验是对的。这里我就讲一讲对地主的分子和某些照顾的必要,照顾有没有必要,五四指示上写的必要的,如果说完全没有必要,那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想那倒不是这样,为了分化地主,有照顾的必要,但是不是说照顾地主,就是在斗争中少打他几下,党内的思想打通,整顿组织上面已经讲过了。现在我只是讲农民运动中的任务、方针和策略。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实行农民四项要求,我们的基本的态度,要坚决的依靠贫、雇农,乡村工人,联合中农及一切反封建分子,拉一部分富农,孤立分化地主和封建集团,这个路线的目的,就是组织最坚强的最广大的农民部队,孤立地主阶级。一定要打倒地主阶级。毛主席常常讲这个问题,你们要打倒敌人,就非孤立敌人不行,任何敌人,要打倒,一定要先孤立,然后打倒他。组织好自己的队伍,为了实现这个路线,我们的政策怎样规定呢?土地改革中间,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怎样做法呢?根据这样的方针和路线,在全党的干部中间,进行思想的解决,思想的动员,对于地主富农路线,调和路线,清理一番,组织上整顿一番,把那一些反对这个路线,不愿实行这个路线的人撤换,把愿意实行这个路线的好干部提上来,团结全党,严肃党的纪律,来实现农民的四项要求,取得党内步调思想的一致。怎样一致呢?就是这个方针的一致,政策的一致。你赞成不赞成,反对赞成都由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毫不强迫,就是你既反对怀疑,你就不做这个事情,你又反对又动摇怀疑,你为什么作这个事情呢?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就这样,他反对,他怀疑,他又这样做。所以把这些反对、怀疑、动摇的,从领导职位撤下来,是完全必要的,政策是我们向农民提的意见,经过农民自己决定,或者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或者农民决定,用政府布告等等,可以表现出来。我想关于政策很简单的讲一点,一个是对地主,在清算斗争中间,根据农民的要求,要他们拿出他们的土地和公开的隐蔽的财产,和分散的财产,地窖的财产,牲畜,农具,等等。命令地主拿出来,通统的拿出来,不准隐瞒,而且也不准破坏,大吃大喝,破坏,打烂,那是不行的。要交给农民,归农会分配,农会组织委员会接收分配。还要把他们的地契,及一切财产的凭据通统拿出来。现在我看可以采取政府布告的形式,要他把东西拿出来,清算的要交出来,没有清算的也交出来,一切必须交出来,已经交出财产土地的地主,要宣告向农民屈服,向农民表示,以后我服从你们,不报复。在政治上表示屈服,不做破坏活动,在经济上完全交出他的财产,在这个条件下(这两个条件,是必要的)农民应当给地主分一份土地财产。分多少呢?依我看这样比较好,大体上跟农民一样多,货色一样好为宜。同志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如比农民多了,农民不赞成,比农民少一点,是会少一点的,事实上农民起来了,一定会少的,但是不能太少,太少了是不是也有好处了为什么分一份给他,为了他家庭的生活,因为我们不是肉体消灭地主,而是消灭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封建部分,使他不能再进行封建的剥削,不给他或者少分给他,那就做到肉体上的消灭了。分的太少,是不好的,请同志们考虑,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分的一样比较好的。同志们不要以为讲的就怎么样,可以考虑一下。晋冀鲁豫的报告是一个宝塔式的,现在把这个宝塔倒过来了,农民最多,地主最少,地主只是分一亩土地,农民分六亩土地,相差五倍(不知道这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而且地主还是分的坏地,其它的财产,农具、耕具、房子、牛马、衣服,分的更少,看情况地主家庭生活不能维持,不能维持,就要讨饭吃,又不能杀掉,又不能维持生活,那就要捣蛋。分给他一份,自然他从政治上服从,经济上交出来,或者农民收买他,或者恩赐他一点,、我想这样恐怕从长远看起来,对农民还是有利的,矛盾也就少了,在我们政策中,规定少分给他一点,是不是可以少了一分怀疑,可能的,农民起来就是不留。对地主的抗干烈属,在他不反对的条件下,而且也交出他的财产的条件下,不做破坏的条件下,服从农民的条件下,农民是会给以照顾的。比一般的地主好一点,没有条件就不行。有这个条件,照顾一下好,对农民有利,否则他们就说“过河拆桥”。对于反抗的,不屈服的;还做破坏活动的,不低头的,那些地主、恶霸、汉奸、豪绅,在没有低头以前,就是不分,我们就用这个态度。低头就分,不低头就不分。农民这样做好不好,我看是对的。没有这条件,我们还让你反动,要你做破坏,如果低头了,屈服了,宣告一下就算了。他宣告屈服,实际上不屈服,是不是有呢?还是有的。只要他宣告不破坏,他再破坏,我们就枪毙他,他就没话讲,如果分了土地,再做破坏活动,要作严格的镇压、制裁,如果他服从了,不活动,我们对他相当好,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他还不服从,就恨恨的整他一下,这样能分化部分地主,从政治上服从农民,这个办法好,能给地主一很大的教育,如不给一严重的处分,那破坏的就更多了,我们把地主用“白布”“黄布”“打榜”……各种方法登记起来,使农民知道他们是地主,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就把白党的军队登记起来,就是以农民形式登记的,监视他们的活动,是必要的,是好的。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或者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之后,我们是不是不要他们?已经进来的,我们就把他们洗刷出去,不是的,没有来还叫他们来。在他们愿意接受教育、接受工作、不进行破坏活动,这是有条件的,好好为民主政府服务,为农民服务,我们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学习机会,也把他们登记起来,以后收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机关来,要他做工作,也要争取他们,而且是可以争取,应该利用这些人,如果做破坏事情怎么办?先说清楚。

此外,乡村中的阶级成份,要重新审查。农民起来后,贫农起来后,在贫农大会,农民大会,将每个人的成份重新审查一次,党内也要查阶级。因以前的成份不可靠,各机关干部、各支部党员,都要查阶级,要他自己填表,填祖宗三代,从历史上找问题,看一代看不清楚,他可以隐瞒。要在群众,在党内,查清楚。阶级分得详也好。上中下、大中小、贫农、雇农、中农,贫农上升的中农、富农,富农地主,还有地主下降来的流氓。从地主破产的流氓,和农民破产的流氓不同,从农民破产的流氓,还可以回到劳动中去,地主破产的流氓,就不能劳动,不将地主破产的流氓清出去,就是一个大事情,不相信他,不要他站在领导的地位,流氓路线,就少了一个很大的社会基础。要重新审查成分,确定成份,而且要由群众来审查确定,不能由少数干部来搞。



整编队伍的问题



在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组织问题。在路线、方针、政策确定后,而不注意组织问题,则任何好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不能实现的。一定要依靠一个能够正确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我们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就一定要建立一个能彻底实行上地改革的组织,党要建立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党,政府要建立成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群众组织,凡是一切阻碍反对土地改革的组织和力量都要克服。有了这一点,任务、路线、方针、政策的彻底推行,就有了保障,没有这一点,则任务、路线、方针、政策都是空的。整编队伍,首先就是整编我们的党,整顿我们党的内部,从党内整起。因为现在土地改革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党内,不在党外,党外谁能够阻止我们的土地改革?蒋介石阻止得了吗?阻止不了。美国帝国主义阻止得了吗?阻止不了。地主富农阻止得了吗?阻止不了。而最大的阻碍、最大的问题是在我们党内。所以要先从党内整起。党整好了就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彻底完成,没有这一条,土地改革无论如何完成不了,所以今天我讲整编队伍,主要的部分也是讲党内的问题。

前面所讲的,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生产资本,负担要公平、适当,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四大任务,我们为了实行这四大任务,就要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建立农村的包括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就是我们实行土地改革、实行这四大任务的路线。谁破坏这路线,反对这个路线,阻碍这个路线,无论是谁,即说是我们的老子,我们也要坚决的反对。因为这是路线问题,不是什么感情问题,宗派问题,是严重的原则问题。没有这一条,就不能建立包括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没有这一条,土地改革就不能胜利。因此,有些人挑拨贫农与中农的矛盾,挑拨群众内部的冲突,强调群众内部的宗派,这就是对于我们土地改革实行的破坏,有意或无意的帮助了地主,在群众内部来帮助地主,比地主站在群众外面来反对群众危险得多。现在,最危险的敌人,是在我们党里边,在群众里边,请同志们警惕这一点。地主的代理人,不在别的地方,而是在我们党内,在群众内部。我们必须将这些分子彻底肃清。将党的内部、群众的内部、统一起来,统一战线才能建立起来,土地改革才能胜利,地主阶级才能被消灭,而且很容易消灭。因为我们内部统一了,纯洁了,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也阻止不了,就是地主站在党外面,群众外面来反对,也不成问题。一个群众大会,一声吼一一地主只压伏在地上,那有什么不得了。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党里头、群众里头、干部里头,而干部也不只是村干部,并包括高级干部,所以问题的重要,不只是在村上、区上,县上,而且是在地委、在区党委,在政治上、思想上讲,并包括中央局,因为它动摇,有官僚主义,而这些高级干部,又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要整编队伍,整编党内的队伍,整编群众的队伍,高级领导机关,下级领导机关,高级干部,下级干部,以至于一般的党员,都要彻底的整顿一番。这一个整顿一番,是很有必要的,在历史上很有必要,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整顿一番,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土地改革,而且是为了更远大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党,来更好的完成一切工作,更密切的联系群众,为了使我们的党,在某些地方的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贪污、自由主义等等现象都整掉。那基本上对一切都好,否则不仅土地改革不能完成,一切任务都不能完成。因此,我提议关于党的整顿,由上而下的整起,先从上面整,不要先在那个村子整,因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上面,各解放区,从中央局整起,我要求各解放区中央局,彻底检查一番,各中央局,首先召集中央局会议,请区党委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军队中的纵队司令、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三人中至少来一个,这个会议,人数不多,中央局委员和区党委负责人,纵队司令或政治委员,不过几十个人,在这个会议上,来检查一番,实行自我批评,首先在中央局,以至一般的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一致,在土地改革上,取得一致,这个一致,是我上面所讲的:是在中央路线之下的一致,是我上面所讲的:方针、任务、路线、政策上的一致。在整编队伍、整理党及各种问题上,取得一致。要提高全党的纯洁性,首先要提高领导机关的纯洁性。中央局内部的组织,要整顿一番。现在要提出党的铁的纪律,我们党是铁的,谁在纪律上碰一下,就要头破血流,那个敢于违反纪律,敢于在我们党的纪律上面触犯一下,就给他一个头破血流,要提出这个口号。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一致,以后行动上要取得一致,态度上也要取得一致。有同志讲,我们负责人点点头,吭吭气,都有很大关系,负责人点点头,吭吭气,可能帮助了农民或者是帮助了地主,或者撑了地主的腰,或者撑了农民的腰,可见负责人态度的重要。讲话就更重要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更重要了。所以领导必须一致,不能你这样讲话,他那样讲话,你这样点头,他那样点头,你这样吭气,他那样吭气,如果这样,那末不好的人,就要钻我们的空子,钻我们领导机关的空子,挑拨我们领导人互相间磨擦,冲突,引起我们领导人互相之间的不团结,他们就好办了。所以领导人之间必须团结,不许违犯,违犯了怎么样?一句话,实行铁的纪律,包括中央局的委员在内。我想应该这样提,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虽然我们的中央局有错误,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独占果实,没有贪污,基本上是纯洁的,他们也没有向地主通气报信,只是在政策上、思想上对地主妥协投降,无非是官僚主义和动摇。说得不好听的叫投降主义,领导机关中有一些人,对地主富农有投降主义,而这种投降主义,不是我们所讲的陈独秀那样的投降主义,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各方面已经形成一个整个投降路线。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投降主义,有许多原因,党外影响,党的内部不纯洁,受到包围,到革命转变时期一下搞糊涂了,这样的错误,容易纠正,这个不同于陈独秀那样的投降主义,也不同于抗战中的那样的投降主义,那些是难以纠正的,这点我想也应该说明白。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没有贯彻下去,首先没有贯彻到各中央局,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也没有彻底了解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而是中央要负这个责任,他们没有贯彻,你这个中央是干什么的?你写的指示贯彻不下去,你要那个负责?这是要中央负责的。中央是不是也有些动摇呢?特别是中央委员中的一部分人,象我们坐在延安的人也是有的,从电报上表示出来,比如中央征求各地意见的电报中说,征购土地,是不是地主富农要多留一点。这个虽然不是决议,是一个电报,但是也起了作用,这就坏了事,领导机关负责同志点点头,吭吭气,有很大关系,这也算是中央吭了吭气,点了点头吧。也奇怪的很,中央肯定意见下去不起什么大的作用,但是这只是一个电报,征求几个意见,问几个问题,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内部,也有这种动摇,我个人也有这种动摇,那个电报是我看过的,我同意的,在那个问题上,我也有错误。但是中央的精神与中央局的精神有距离,不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而各中央局与其他许多同志,也有区别,也有很大的距离。中央取得一致,各中央局取得一致,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没有问题的。有些动摇,即是讲是投降主义,我们估计这种投降主义容易纠正,大家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一齐改正,是容易的。谁不改就处罚谁,只要我们中央局负责同志有胆量站在群众干部和全党的面前,采取这样的态度,腰就直起来了,也硬起来了。威信也就建立起来了。犯一点错误算什么呢?共产党内犯错误不要紧,只要不是故意的犯错误,不是搞鬼,不是不老实,犯一点错误,以致政治上的错误,只要能改正,没有什么要紧,批评一下,改正一下,威信有了,中央指示就能贯彻,所以说,这事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个关系也是重大的,最负责的人,要一致思想打通,假使说,思想打不通,还是不一致,扭扭妮妮的,那是没有办法的。要组织整顿,只整下面,不整中央局那是不行的,首先要整中央局,要执行纪律制裁,命令上要求一致,点头吭气都要一致,若会后还是不一致的,要纪律制裁一番。那个党员干部不能制裁?都可以制裁。提高纪律、打通思想、整顿组织,从最高领导机关开始作起,如果中央局,区党委负责人,这一点打破了,我看到了下面,不要好久,恐怕有个把礼拜就行了,只要思想明确了,路线明确了,办法明确了,一讲就行了。然后再以区为单位,召开县以上的干部会,每一个县来三五个负责人,还有区党委各机关的干部,司令部的、政府、财政经济机关的负责干部,地委专署的负责干部,统通都来参加,开一个几百人的干部会,会上要充分的进行思想动员和思想检讨,在报告中央路线和土地会议的方针、政策之后,进行思想检讨,要详细的向他们解释党中央的路缓和精神,同时,对于中央路线、精神相反的地主富农的路线和地主富农的思想,以及调和妥协的思想,严格的驳斥一番,从思想上路线上把它驳倒,因为这一条路线,是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在党内产生了这种思想和路线,是最危险的,所以要进行思想打通的工作,要使这些干部,在思想上分界限,思想上解决问题。除此,还要作检查的工作,在思想打通以后,同时在这个会上,要进行组织上的整顿,就是对那些在土地改革中,群众运动中,反对土地改革运动及群众运动的干部,以及有地主富农路线思想的干部要批评,要他们改正,不仅在大会上讲一讲,还要具体的检查和审查一番。中央正确的路线思想,要不要执行?如果执行是错了,要不要放弃?这要他们表示态度,反对的,组织上要采取办法,给以处置,至少不能再派他去做负责土地改革的工作。如果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态度不明确,或者我们估计要他作土地改革,不能完成任务的,象这样的干部,要把他从负责的职务上,撤下来,调动他做别的工作。同时在这个会议上,可以调查一下,所有各机关负责同志中,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必须要查明确,在党内要查阶级、查思想,邯郸中央局现已进行这一运动。要把干部的阶级成份查一查,党的领导机关,必须要明确,我们自己也要了解,我到底是什么阶级成份,是在什么社会,什么家庭中,培养和长大起来的,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讲,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查阶级的时候,应该告诉所有的干部,不许隐瞒历史和阶级成份,隐瞒的叫欺骗党,先讲清楚,有隐瞒的,以后查出来,就开除党籍,公开的讲,不要紧。你是什么阶级出身的,就讲是什么阶级出身的就是了,并不奇怪的,你是那个阶级出身的,就说你是那个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讲过,那是不一定的,我们现在也不要怕这个东西,所以对所有的干部在上地改革中的表现和他的家庭成份,要查清楚,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特别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以及与地主富农有密切联系的干部,要召集他们开一次会,告诉他们在上地改革中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告诉他们,现在进行土地改革,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简单的说,就是要消灭你们家庭现有的地位,富农要受到打击,你们应该怎么样,党向你们提议,你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但是不准反对,反对的,那就是反对党,因为党就是搞这些事情,是拥护农民的,你不拥护农民,要反对农民,站在与党完全对立的地位,是不行的。因此,要告诉他们,在土地改革中,绝对不能包庇自己的家庭和亲戚、朋友,绝不能反对农民,并且要告诉他们,给家庭写信或给亲戚朋友写信的时候,应该这样写;就是要劝告你们的家庭把土地、财产交出来,不要保留隐藏,放在地窑里,搞出来了,你要挨打,因为这是违法的,也不要寄存,绝不要送到我们这里来,要完全服从农民把土地财产交出来,不要反对,而且要向自己的家庭讲,农民这样作是对的,你反对就是错的,向自己的家庭表示,我们是拥护农民运动的。不要是鼓动自己的家庭,起来反对农民运动,也不要告诉自己家庭,现在中央决定要土地改革,赶快将土地分散乒把财产隐藏起来,或者是赶快把上地卖掉,如果是农民运动起来了,你采取的方法,是对付的方法,是告诉自己的家庭如何同农民作斗争,如果采取的是这种态度,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是地主的态度,是真正地主的儿子,毫无真正共产党员的味道,这样的共产党员,要开除党籍。以前是这样的就算了,现在不追究了,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了你们,今后再这样作,就不行了。我看太行山一个文件里,有一个决定,说政府里面有一个干部,写信给他的家庭说:现在土地改革你要怎么对付,要把土地财产分散了。后来群众斗争搞起来,这封信也被搞出来了,把这封信在大会上宣读,农民都要求把这个干部调回去。当时政府支部,都讨论这个干部派回不派回?结果是派回去了,这个干部还好,他在农民大会上,承认了错误,后来给了一个处分,作了一个决定,决定也公布过,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我们从太行山区党委,在党报上,发表这样一个决定,处罚了一个干部,作了这样的事看来,他们对党内党外的阶级界限,已分的很明白。特别是宣布了后,若还有这样的地主的党员、干部就要开除党籍,并且还要公布,在党内宣传,这样我们党内才有界限。现在党内没有阶级界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大家一起,没有什么问题,一团和气,好象大家很团结。这种团结是毫无原则的。告诉你们,无原则的团结,共产党不要,那种吃吃喝喝,客客气气的形式主义团结,那个叫他是团结呢?平时一团和气,一土地改革,一谈到原则问题,就有人反对,意见不一致,也不团结了。这是不团结的党,这种团结,并没达到党内的真正团结,所以对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要把他的阶级出身查一下,把他的思想查一下,看他以前是不是搞了坏事,这个查是有必要的,因为过去我们没有告诉他,所以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我们不追究,可以原谅,这叫宽大政策,以前搞的不算,以后搞的一定要算,半斤就半斤,八两就八两,一点折扣也没有,告诉了他以后,他还不屈服,违犯纪律,这有什么办法?就没有什么办法了,这时对这些人,我们就要根据他们的工作、成份、态度、以前以后的表现,再确定他的工作,对他们要重新考虑一番,看做什么工作好,原来作比较重要工作的,或者把他调动一下,从原有的职位上调下来,这是很有必要的。今天组织上的整顿,对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要分别开来,有些还是可以作负责工作的,如有些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多年都是表现的很好,土地改革中间,也不动摇的,有些可以作一般工作的,还有必须清洗的,这些不好的,甚至很坏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已经作了很多坏事的,必须清洗出去。刚才我所讲的,不处分这仅仅是对那些与地主富农联系一下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不是讲的那些罪大恶极的,有很多人是作坏事的,杀了人的,打了人的,以前不处罚,以后再杀人,还不处罚?!不是这样讲。我仅仅是讲政治上动摇、与地主联系一下的,没有罪恶行为的,可以不处罚。有些必须清洗,要分别处理,包括县以上机关负责干部,都是这样。我们还可以定这样一条,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至少在土地改革期间,以回避在本地工作为好。过去我们强调用本地干部,现在经验证明,本地干部没有阶级观点,就使我们吃了亏。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在本地工作麻烦多的很,家庭亲戚朋友哭哭涕涕,你有什么办法?我看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到外地去工作为好。贫雇农出身的党员,还是在本地工作为好,因为与本地贫苦农民有联系。地主富农出身的,与本地地主富农有联系,贫雇农出身的与本地贫雇农民联系的,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阶级区别,这个请同志们考虑与讨论。回避在本地工作为好,这是一个原则,具体的回避法,请同志们讨论。回避在本地工作这个原则,在历史上就有的,前清时候,作县长的,不准在本地作。因此,前清作县长的,总是外省人,我们湖南的县长,都是广东人,哇啦哇啦的叫,也听不懂。历史上就不准在本县作官,为什么这样呢?大体上也是因为有人情照顾,要私情……等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决定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不在本地作官好,不是说不能作官,而是说到外地作官好,这个原则可以这样肯定。因为历史上已有经验,那么这个范围怎么样呢?我看做负责工作的,如作县长、县委书记的,以出本省为好,比如说:晋冀的干部,作县长县委书记的,可以到太行去作,河北的,到山西去作官,山西的到河北来作官,把太行山的同这里调换一下。地委的负责的干部,区党委,行政公署的负责干部,我看也是以离的远些为好,你作了行政公署的主任,虽然不在本县,你还是在本区,你在那里作行署主任,土地改革了,你亲戚朋友还不来找你?!找到你,他一方面把土地改革的政策告诉你,一方面他哭哭涕涕,麻烦的很。所以我们要告诉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至少现在与地主富农的联系一刀切断为好,当然这不是一条纪律,他不断就让他不断。因为他不断你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断,就是我们说你断也不行。所以有联系以隔离为好,走就走远一点,大家看是不是这样?也可以估计一下,如果这样调动,可能调动多少,这样作工作,是不是好?不是作负责工作的,比如作技术工作、科员之类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以回避本县为好,这也请同志们考虑。因为那些情形,我还是不大清楚。还有些经济联系,我们有些干部和机关,跟地主交伙开铺子、合作社、商店、工厂,这些经济联系,现在以断绝为好。他们的资本怎样办?就宣布没收,当果实分给农民,跟干部合伙的,一律要交出来,不交出来要受处分,跟公家合伙的,也要交出来,交给群众,以后经济联系,以断绝为妙。以后机关、商店、合作社是不是还可和地主合办呢?不准许了,同时地主也就没有钱入股了,如果地主还有钱入股,那一定还有问题。公共的经济关系,也以断绝为好,干部中间,个人的跟地主交伙的,这个也以断绝为好(特别党员干部),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此外,有一个规定,就是区村两级,不准有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党员。区村两级干部中间,使得一个地主富农出身也没有,党员中有地主富农出身的,不管好坏,应该洗刷出党。(乡村支部,不是机关支部)如果他不愿意洗刷,还愿意作一个共产党员,调出来,调到外省去,支部里,不准存在地主富农党员,特别是本地的。还有一些不是地主富农党员,和地主富农有亲戚、朋友的联系的,搞的不好,犯了错误的,也要给子批评。还有多占果实的干部,要退出来。现在证明,不仅是村干部多占果实,区干部也有,县干部也有,甚至我们的高级干部里头,也有的。地主是岳丈,地主就送到他的女儿那个地方,所有我们知道的党员干部,给地主寄存的东西,多占的果实,一律退出来(高级干部也要退出)。告诉他们,不退出,以后查出来了;要受处分的。各机关贪污的干部,要整顿一番,有证据确实贪污的要退出来,贪污的、多占果实的,退出来就完事,现在就不追究、不受处分了。从今定出纪律后,再犯的,不仅退还,也还要受处分。还有的他吃掉了,搞掉了,退不出来,这个问题恐怕也要处分一下,他究竟是吃了几顿好的,那他就要吃点苦,叫他做一做苦工、出出抗勤,抬一个月的伤兵,或赶大车去。因为他吃掉了,吃的那样肥,抬伤兵也有力气,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贪污得果实的干部,以及在政治上动摇,不坚决拥护我们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经过教育动员还是那样的,那些干部,都要在组织上,给以处理,另一方面,必须把这些可靠的,好的,坚决拥护土地改革,而且保证能够作土地改革的,群众作风好的干部,提拔起来,选择一些好干部,要这样分清界限,好坏有界线,弄清楚,思想上弄清楚,组织上也弄清楚,要选择那些立场明确的,能够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干部,团结起来,要他们担负土地改革领导工作,以及党政领导工作。在这样大会上宣布纪律,党内纪律,干部中的纪律,请你们大家拟定一条,这个纪律,或者在这里订,或者大家回去订,总之纪律是必须订的。我看从开了这个会以后,宣布了纪律后,凡是包庇地主,帮助地主富农,反对农民运动,破坏农民运动的,在党内阳奉阴违,欺骗上级,向上级作假报告,隐瞒自己的历史成份,进行两面派活动,小组织活动,侵占果实,在党内进行非法活动,以及其他的破坏活动的,在党内都应该受到严厉的处分,甚至开除党籍。整个支部合起来多占果实,封锁上面的消息,互相包庇,作假报告,那个支部要解散。纪律中间,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就是反对两面派活动。现在党内就有这种作风,这种作风很不好,他虽然心里不同意,不赞成……,但是在会上不讲,当着负责人他不讲,并且表示很好,是是是……。但是背回头来又是一套,他还是要讲的,还是反对的,他作出报告来,还是适合你的味道。这种两面派,必须在我们的干部中,党内支部中,宣布坚决反对两面泪的斗争,省委查出有这样的事情,要严厉的处罚。贪污这件事情,也要宣布纪律,贪污和多占果实是一样的(讲负担问题时还讲这个问题)。过去贪污就不处罚,所以贪污就很多,所以有的同志讲村干部贪污,多占果实,他说:他是受到上面的影响,你领导机关也是如此,现在非惩治一下不可。现在战争严重,这样的财政经济,这样的困难,天天讲节省,有那样的一个大漏洞,节省的最大漏洞就是贪污,很大的节省,就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不惩治很不好。甚至有的人就讲了,我在党内多少年,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贪污。认为多少年没有贪污,就是最大的错误,就可见我们党内的放弃领导,我们党是什么人领导呢?是贪污分子领导的,事实上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领导机关,就是不大起作用(说是表现不出他的领导作用),让贪污分子,地主富农分子领导,自己放弃领导权,占着领导位置,放弃领导权,这是不好的。有些地方,就讨论反贪污法令,总之讨论贪污多少就枪毙,讨论来讨论去,总是实行不通,结果就不要了。现在我们不讲那个枪毙,就讲贪污多少,登登报纸,把贪污多少查出来以后,可以在报纸上大字登出来,“查出某某人贪污多少”,把贪污退出来,罚两个月的苦工,抬抬伤兵,修修马路,这个可以吧?现在就不讲枪毙,就讲这些。凡贪污的,都退出来,如查出贪污,没有退出来的,罚得多一些,罚苦工、罚他两三个月,甚至一年两年,贪污十万的,罚他一个月,二十万的,两个月,贪污几千万的、几百万的,罚他一年或两年,在报纸上公布一下,枪毙就根本不去讲,我看这个算是宽大政策吧。只要退出来,就是罚一点苦工,免了你的死刑这还不是宽大吗?这些问题,行政上多处理,党内少处理,还是好。但是党内要掌握行政机关,召集各机关党员大会,机关大会;清查账目,要他退出,用群众的方式,贪污分子就是怕开群众大会,何必去讨论枪毙,枪毙那不是说空话,你就开群众大会,不讲枪毙。

现在党内有很多小组织活动,两面派活动,就党章看起来,完全不容许的,党内干部,是自由主义,有的党员,我明明知道他贪污了,但是我不讲,给他隐蔽,有的明知他多分了多少果实,做假报告,我不讲。晓得你与地主有关系,不向党报告,几个人合起来贪污,共分果实,这吗贪污小组,欺骗小组,党内有不少的小组织活动,党章上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容许有小组织活动,党员义务,有这样一条:“和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人家贪污、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包庇地主,这是违反党的利益吧?党员起码的义务,要与这些现象作斗争,他没有作斗争,他就没有尽到义务,起码做到这个是起码共产党员的资格吧,这些不整顿,那还有什么党?就没有党,就是小组联席会,我们上级领导机关,就是保证了人家的小组会合法性,欺骗上级、封锁消息,我们派工作团下去,也奇怪的很,硬是听不到消息,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联系群众,共产党员最主要义务,就是来联系群众,他们就恰恰不帮助党联系群众,党经过他们脱离群众,他们就是直接打断和群众的联系,你直接联系群众,他封锁消息。党章上共产党员的义务第三条,党员就规定有这样的义务,党员要及时反映群众里头真实情况。他就不反映群众里头的真实情况,造假的,就是不确实的反映,党经过支部联系群众,这就是没有尽了其义务,支部的任务就是帮助党,使党与群众联系起来,这就是党员的义务,也是支部的工作,他们现在搞相反的,不仅不联系,而且隔断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对于共产党致命的事情,这件事,绝不能允许的,凡有这些事情的支部,一律解散,党员一律开除。他不能帮助党联系群众,而是隔断党与群众的联系,要这个支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的支部党员?要他们作什么?所以在干部中间,党内要宣布纪律,在宣布纪律以前,犯了这些事,只要他们反醒一下,凡是那些多占的果实,拿出来以后,除非是犯罪的,不去追问,不去处罚,以后就不行了,这个要这样的。那么这些干部中间,特别讲的一个是村干部,有很多错误,脱离群众,上级要负责。任务很紧迫,强迫命令作风,是不是有呢?有的。关于强迫命令,要东西,这个也有的,的确是要领导机关负责任的,不能要他们负责任的。但是有很多问题,就不能要领导机关负责任,要他个人负责的,比方包庇地主、阳奉阴违,欺骗上级、做假报告、搞小组活动、多分果实、隔断联系、隐瞒成份,这些要上级负责呀!那个告诉他这样搞的呀!上级负不负责任呢?上级负责的,就是没有整顿,上级负责的就是没有执行纪律,现在就纠正这个错误吧。上级执行纪律,纠正错误,要反对就是拥护上级的错误。我看这一点,为了工作起见的犯了错误,凡是为了公共事业,脱离群众,犯了错误,上级负责,为了征公粮、扩兵、抗勤、太急了一点,强迫命令了一下,凡是这样引起群众不满意,群众提出来反对这个干部,我们上边应该保护这个干部,起来说:这是我们让他搞的,应该上边负责任。看是不是这样分一下,比较公道。凡是为了私,脱离群众,群众反对的,比方你强奸,群众反对,这个也要上级负责呀!你霸占人家的果实,这个也叫上级负责呀!你多分果实,这个也叫上级负责呀!自私自利,假公济私,分配抗勤不公,假说群众提出这些问题,那些私人负责,要追究。据现在的情况看,群众对于这些公共问题并不提群众提的,就是这些问题,如果你为了征公粮、扩兵、抗勤、支援战争、急了一下,强迫命令了一下,群众会原谅的,群众所要追究的不原谅的,就是你假公济私、霸占土地、强奸、贪污腐化、不公平,就是这些事情。这些问题的发展很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上级负什么责任?上级有责任就是没有整顿。今天要严格整顿,纠正这些错误吧。所以上级有责任,就是没有纠正。比方贪污果实,要上级负责的就是没有告诉他们。现在纠正的方法,一个就是你把果实退出来,现在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多占了果实,群众反对你,这是“群众错了”,党应该保护你呀!这个党绝不能保护你吧?如果党保护你,群众就说他们共产党是贪污集团,小宗派团体,背开人民,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反对他们,这个要撑群众的腰,不能撑干部的腰,撑干部的腰,就全党脱离群众,那党就成为官僚化的小团体,就成为一个宗派团体,领导上,也就是宗派领导。那么老百姓看起来,也就叫你是一个“一伙子”,“官官相卫,上下相通”,老百姓看起来,我们党真正是这样一伙子的,要被毁灭,那不行的,那对我们党是个致命的,那打不倒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伙子,打倒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蒋介石呀!但是在这中间,一个干部,群众反对他,他为私?为公?很难分。有些事情是分不清楚的,有句话:古来蛤蟆叫,你说他为公呢,还是为私呢?它那样卖力气的叫,到底为私为公呢?这个好象为公为私搞不清楚的不追究,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马虎了这一部分,但是那些明显为私的,要追究,特别是群众要追究,我们是不是拥护群众追究,还是撑群众的腰?还是撑干部的腰,把群众压下去?采取什么态度?是明显的是私的,分的很清楚是私的,不是象那个蛤蟆似的这个问题,群众要追究,是不是要追究?我想是要追究的。

在干部中间,一切党的干部,要重新审查一下,军队里面的干部,也应该调一批做土地改革工作,临时做,或不临时做,长期调出来,少数人也可以参加这个会,熟悉熟悉搞上地改革,有些贪污的地主富农出身的临时动摇的干部,要调换一下,或撤下来,甚至有的要开除党籍,除了少数的,不可救药的分子,则须清除出党以外,所有还可以教育的,只要有两个条件:服从党、服从群众,只要服从党、服从群众,愿意学习,认识错误,愿意工作的,我们热情的教育他,热情的给他工作。我们党不会放弃他,我想这一条很有必要。只要高级领导机关,与中级领导、县以上的负责干部,要在思想上打通,组织上整顿,规定纪律,对一些违犯纪律的,加以制裁,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一致,以后才能在全党取得一致,才能保证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才能保证党的方针路线正确执行。这是一点。干部会上整顿,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中央局、区党委负责干部搞好以后,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个会怎么样开法,可以以区党委为单位开,或者怎样开,你们自己去定。县以上的干部整顿后,再整理区乡干部,也开干部会,或者以县为单位,或以地委为单位,把每个区乡机关负责干部,调两三个,开个几百人的干部会,跟整县的干部一样解释党的路线,解释党的思想,批评地主富农路线和思想,并说明它是不对的,要打通思想,进行思想组织整顿,也查阶级查思想,退果实、退贪污,调动,也宣布纪律,在这以后,对所有的区乡干部,或以县为单位,也要开会,也要这样做。总之,从村到中央局,都来一个整顿。要达到什么目的,要达到中央路线之下,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取得一致,使党的领导机关,是纯洁的,有纪律的,有原则的,是明确的,又是一致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不许不一致,不一致要规定纪律制裁,这样作了以后,就保证了支部的一致,村干部的一致,只要县以上的整好了,一致了,村干部就容易搞了,县干部的贪污也退了,被占果实的也退了,村干部还不退?你有什么办法还不退?马上铁的纪律就来了,所以村干部容易解决,县里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要查阶级、成份、查思想,村干部里面,为什么不查?在他们中间,也可能有一点鬼。封锁封锁,作假报告,不过这是犯法的,他也不敢这样,现在主要问题还是在上面,不整上面,先整下面(的确有些村干部讲不整上面),这样整好整不好呢?整不好。这样开一个,这会是有点冤枉。如果这样整,我看就不冤枉,在党内自上而下的整,然后到村里面搞村干部,党的队伍,就整的个相当纯洁,相当好了,党的思想、党的组织和党的行动,就一致了。这就保证了党的领导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坚定性,一致性,正确性。这就没有问题了。

必须要有纪律,口头上一致,事实不一致,口头上服从,事实上不服从,声明以后,又犯错,就要受纪律制裁。不自觉的作错了,思想没有搞通,路线搞不清楚,因为幼稚,没有经验,犯了错误,基本上来讲,这不是纪律制裁所能解决的。我讲的这几个纪律制裁,是对明知错误,又要犯的人,一定要纪律制裁。讲了不要占果实,他还要占,讲了不要封锁消息,他去封销,这不是明知故犯吗?这要受纪律制裁。

反对两面派的斗争,要特别注意。提倡老实态度,没有就没有,不要扩大事实。有不对的事情,一定得报告,见到不正确的行动,一定要作斗争,要不这样作,就要受处罚。提倡老实,绝不要使党分歧,有个同志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贪污一现在搞成这样,贪污的倒霉,不贪污的占便宜,最大的错误,就是贪污,我们党内有这样的人,我看到几个军事干部,各方面都很好,工作很好,打仗很坚决,执行路线也很好,又有煽动性,可是他有贪污,有的贪污几回,还可以说是好干部。所以我们主张对贪污的,要多从行政上解决,少在党内解决。不开除党籍,可以登报,罚罚苦工,使他以后不再贪污,如果以后再有贪污,再登报罚苦工。保留党籍,受行政处分。我们没有纪律,两面派倒占便宜。做假报告、搞小集团、合宗派、不正派的人,就讨便宜。正派人,就抬不起头。党内有这种作风不行,一定要整过来,因为正气上不来,邪气就十足,邪气在党内做非法活动的,叫他倒霉,表现老实态度的,党就相信他。假设邪气占了上风,党是很成问题的,这不行,这是关系党的生命的事情,凡是这样,党就没有生命,就不能进行革命活动,就不能联系群众,那么在乡村里怎么办呢?村里开除,把村干部支部整顿以外,党内已经取得了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党的队伍,同时已经整编了,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已经作好了,以后干什么呢之要组织群众的队伍,整编群众中间的队伍,在这时候,应该发动贫农,组织贫农小组。教育贫农,组织贫农小组。以后,训练贫农里面的积极分子。在县里,训练区乡干部时(所有村干部和支书),同时,也训练贫农积极分子。现在的经验证明;不组织贫农小组,不组织农会,要想整顿好乡里的事情,是不行的。这个贫农小组应该是从乡村贫雇农出身的农民里面选择最好的分子,我看要有这个条件:一、要成年劳动的,真正老实的农民,不是一年只劳动一下,而是成年都劳动的。二、为人正派,和地主富农没有联系的。这是乡村的无产阶级的中坚分子。雇贫中间,也有许多不够坚定的,所以我们要选成年劳动,与地主富农没有联系的,把他们集中起来,组织一个小组,然后使党经过他们,作一些工作,了解情况,团结群众。这个贫农小组怎样组织法?我看同志们去研究,不一定一致。我看是这样,所有无地少地的全体层贫农,乡村工人,有一种会议的组织,就可以了。有的叫贫雇农会议,有的叫翻身会,有的叫无地少地的贫雇农会议,冀鲁豫的经验,是在贫雇农中间,选举代表组,把积极分子选出来,成立贫雇农的中心领导小组,这必须是贫雇农中,很中坚的、纯洁的、坚定的领导组。苏联哗贫农委员会,我们这里,也可以叫贫农委员会。也可以叫中心小组,或者叫贫农代表会……都好。看那种方式比较好实际是贫农领导的一个核心。要在这个贫民中间,提高他们的觉悟,讨论决议,要使这个贫农小组明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要向他们报告土地改革政策,使他们了解,然后以贫农为基础,成立农会。刘杰同志报告的那个办法很好,下中农、贫农,请他入会。下中农,贫农在农村中占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一半人加入了,这时候中农就来了,加入贫农小组,加入农会,要有审查,要严格一点,特别是贫农小组,要严格一些。要完全拒绝地主加入农会,富农也一般的拒绝加入农会。其他象地主的走狗、给地主通风报信的,也应该拒绝加入农会。此外,群众所拒绝的若干村干部,即是乡村的五大领袖,老百姓不喜欢,不要他们,怎么办呢了我们说一定要他加入农会,强迫命令一番,运行不行呢?不行。群众拒绝他加入,就只好不让他加入,甚至有些党员,而是地主富农,是群众所不喜欢的,也拒绝加入农会,这件事,我看有好处。这是群众帮助共产党,帮助民主政府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的一个。群众拒绝他们加入农会,帮助党,帮助政府,清洗那些自私自利的不良分子。我们应该接受农民的意见,应该感谢他们,做的很好,经验证明:只有在这个时候,五大领袖才会低头。坦白承认错误。不然他绝不低头,这里几个村的村干部,不低头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没组织农会,如果组织了农会,下中农一来(来不来由他),中农一来,只剩下几个地主富农,我们那些违犯群众利益的干部就恐慌的不得了,他们不去大家都去了,如果一去就要低头就要认错,就慌慌不安,脱离了群众,孤立起来了,在这时,党要教育他,给他们指示,你们犯了错误,群众看着你们不好,所以拒绝你们,今天不能加入农会,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以后农民会要你们的。农民也宣布你们现在不能加入农会,改正错误后可以加入,这是农民的一种宽大,农民帮助我们党教育干部,把干部整好,这也叫爱护干部。我们党爱护干部,一方面是热情的帮助教育,一方面要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得到了农民的帮助,这是个好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教育整顿我们的干部,一切可以教育整顿转变的,我们都可以教育争取。但应当是爱护的方法,群众给我们实行了一大半,一小半由我们党来作,要使他们向农会低头,向群众低头,向老百姓低头。现在我们发现许多干部不愿意向老百姓低头,认为这是可耻的,向党向政府承认错误,是可以的,向老百姓承认错误,就不可以。或者说,向群众承认错误可以,向二流子(就是农民)承认错误,就不来。这样的观点,根本不对。这不仅只是违犯共产党的观点,而且是违犯民主的观点。这就叫地主的观点,站在人民头上,这是地主富农的思想。……

农会要严格审查会员资格(有一部分要拒绝入会),这是好的,但是要防止一点,农会不要拒绝的太多,中农也拒绝加入,那就成了宗派,就不好了。农会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一句话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农会应该包括乡村一切反封建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在内,成为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农会要做到这样所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这是一般的讲,因为这里面有小孩十六岁以下的不能加入农会,还有病人,大概见乡村里头十六岁以上的成年人口,一切不剥削别人的人,除开小孩和病人,所以应该吸收一切不剥削人的加入农会。农会中间,也要有纪律,不要拿党的纪律,去代替群众的纪律,群众的纪律,要由群众讨论通过,由他们自觉的制定纪律,由他们自觉的遵守纪律,我们不要从上面拿着纪律去套。贫农小组的纪律,农会的纪律,同志们可以想,村干部、贫农小组的纪律,有些什么呢?如:为人民当长工,不包庇地主富农,不替地主富农掩藏东西,办事公道,不贪污,不自私自利,……还有许多,我看同志们可以想。而且群众自己可以提,做一个农会会员,应该遵守什么纪律?同志们自己去搞,这也不要太多,简单几条,就可以了。中心问题,就是贫农与中农团结问题。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百分之九十中,要中农全体来了,就差不多了。再就是个别的反封建分子,有的同志讲,中农与贫农之间有斗争,因之不能够联合,不能够团结一致。斗争基本在四个问题上:一个就是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改革深入,中农有点害怕、动摇,坚定性不够,另外在分配果实的时候,中农想多占。这和贫农有矛盾。再就是在领导上,贫农来领导群众,中农地位也不高,因之有争论。还有一个是在负担问题上。就是在这四个问题上有争论。这个争论不可避免,对争论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应该很好的说服,贫农必须团结中农,不团结中农,就没有百分之九十,就不能形成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不能胜利。地主阶级就会神气十足,所以贫农与中农之间,虽然有斗争有矛盾,但是这个斗争应该用正确的方法解决,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不要过分,不要妨碍团结,团结应当为主,要采取批评说服的方法,不要采取其他的方法。

此外,还有些人挑拨贫农与中农的冲突:(1)地主富农挑拨,地主富农聪明得很,他晓得你致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向你们致命的一环来进攻,地主富农挑拨贫农与中农的团结。(2)还有村干部挑拨,这些村干部,实际上代表富农,或者他就是中农来反对贫农,我们要团结贫农,他就组织中农和你对抗,这问题,是重要问题,致命的问题。不允许破坏。不允许挑拨。特别是共产党员来破坏,党员破坏这还得了?干部破坏还得了?凡是有破坏贫农与中农团结的,组织贫农与中农对抗的,这类党员干部,一律开除党籍,没有话讲。这是原则性,这个问题比贪污一点,多得一些果实,以及一些私人等问题,严重得多,所以处罚要最严格一些。党内最危险的倾向,就是闹派别组织的分子,乡村中破坏贫农与中农团结的分子,隐藏在党内干部中的那些分子。这中间一方面要与中农作斗争,另一方面,也要劝告贫农,善于向中农让步(为了团结他)。

凡是破坏中贫农团结的,是党员的开除,不是党员的坚决打击,联共党史第六(四)条的结束语中,讲过这个问题,小资产阶级的党(社会革命党)是最危险的,这个非党员、社会革命党之类,一定要坚决打击,这是联共党史几十年的经验,联共党史结束语,只有六条,这就成为一条。最危险的敌人,是隐藏在党内和群众内部,破坏贫农与中农的团结,象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三(四)的经验(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在党内团结一部分人,破坏中农与贫农的团结)有这样一条,坚决打击这些东西,同时告诉贫农,要善于向中农让步,如果不是别人的挑拨煽动,是中农大家老老实实的要求,那贫农要老老实实的让步,比如有些地方,土地很少,地主富农的土地不能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上地问题,有些说中农也要分,我看这地方要让步,要少一点,多一点,与中农的统一战线破裂了,没有了百分之九十,那么连这一点也要不到,巩固不了,半个饼子比没有饼子好,虽然没有一个饼子,但是有了半个总比没有好。

刚才讲整编群众队伍,整编的原则,就是以贫农为核心,团结全体贫农再团结全体中农,以及其他一切反封建的分子,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团结群众的队伍。这队伍叫什么名字?叫八路军?新四军?农会队伍的名字吗农会,这个反封建统一战线具体的组织形式,就是农会(农会中,有农会委员会代表会、农代会、会员大会)。队伍的编制形式,就是这样。开会就可以整理一下,开会员大会会员参加,没有入会的,就不准参加,这就纯洁了吧。地主富农以及狗腿子没有了,农会好好的讨论问题,只有中、贫农好办,内部争论不多,矛盾不多,可以一致。

此外还有贫农组问题,有同志问,贫农组到底搞好久?长期的,还是暂时的?我看历史上组织贫农团的很多,苏联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以后中国在内战时期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必须组织贫农组,团结全体贫农,再团结中农的办法,才能做的通。现在这个贫农组,到底搞多久,或者以后是不是存在下去,或者只要农会不要贫农组,是不是这样?今天不讲,不作肯定,看以后的情况怎样,就怎么样,那时我们来得及决定,来得及改变形式,因为我们长期要农会,恐怕就要长期要贫农组。因此,这一点是可能的。而我们的方针,一一共产党在乡村中,要依靠乡村工人、贫雇农,联系群众,执行政策,是依靠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执行党的一切政策。团结乡村的农民群众一一是永久不变的,只要还有乡村,只要还有农民,只要乡村中还有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就是如此。乡村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一定有,并且将来更会多,乡村里边的很多建设事业的发展,(暂时可能雇工少一点,因为分了土地,无产阶级成份少一点)会多起来的。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不变的,中心依靠乡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但是怎样依靠法、用什么具体的办法、组织形式去依靠?这可以不决定,可以随时改变。现在依靠贫农组、贫农大会、贫农团,将来是不是依靠贫农组、贫农团、或者是其他方式,是可能改变的。方针不变,形式是看情况说话。本来我们党支部,在乡村中,应该是贫农一一乡村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最进步的分子的组织,支部就是贫农组,应该是这样,经过支部比较合适。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一个困难,这个支部,不是贫农,不是乡村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最进步的分子。成份很复杂,绝大多数是中农,因此经过支部,依靠支部,事实上不是依靠贫雇农,将来可以支部是贫雇农,依靠支部,就是依靠贫雇农执行党的政策,那就成了。不是这样的话,恐怕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现在当前的问题,很难解决,我们向中央打电报请示,中央没有意见,没有办法,要我们向大家提出,请大家讨论。就是:我们现在乡村中的党员很多,一个支部一百多人,而那个乡村的贫雇农少,只有八十个,把全体贫雇农接收入党,也还是少数,怎么办呢?按党章上讲,支部应该领导贫农组,但支部中,中农成份或有八十个、一百个,而贫雇农只有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少数,不占优势,这是一个问题,依靠这样的支部,来领导贫农组,就成问题。冀热辽对这个问题有争论说:“贫农组领导支部”。这是一派。另一派是支部要领导贫农组。两派在这儿争,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提出来大家讨论,看用什么办法解决好。

这步工作做好了,一一党的队伍整编好了。群众的队伍也整好了。队伍不只是组织整编好,思想上解决问题,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问题,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又有整编好的队伍,就打仗,打仗就要讲指挥,指挥的战略战术,队伍很好,坚强、精干、强大,可是还要指挥的好,战略战术打的对打的好,打的不好,队伍使用的不好,我们还是打不了胜仗,斗争的策略,斗争的方向已经有了,一一向地主封建富农作斗争。但是打到那样的程度,向谁打,打那一个敌人,打的怎么样?解决了打的方针,一一把地主富农打的低了头,把土地财产全部交出来,就给他一份,打到这样为止。不要把地主富农统统杀掉,低了头,投降交了械,就哗俘虏,俘虏统统杀掉好不好呢?不好。投降也杀,不投降也杀,那他何必投降呢。只要放下武器(土地财产是他们的武器),一律不杀。政治上、经济上、武装放下了,、交了枪,交了械,就不杀。打到这样为止。打的方法,刚才讲,向地主富农打,是一般的讲,具体的讲,这是个问题,我们这个村打那一个,这一家是不是地主,这一家该不该打,那一家是不是富农,是不是有封建性,那一家恐怕是中农吧,恐怕打到中农吧?所以一般的讲很容易,但到了村子里就成问题,必须要具体的确定具体的斗争对象,要确定斗争对象,就应该在农会里经过讨论,要中农同意,中农赞成,要全体会员(假设是包括农会90%成年人的话)的一致。或大多数的一致。确定斗争对象,不但贫农赞成,而中农也要赞成才好。要集中火力打击大地主、大汉奸、豪绅、恶霸。剩下的普通小地主,要他看看样子,杀几个猴子看,杀几个狗看,中小地主这样一看,政府一命令公布,他就服了吧?所有的土地财产全部交出来,完全服了。这样不一定斗,不一定开大会,不一定斗他一顿,不一定打击他一下,那样才好。所有这些地主,只要是服了群众,不反对、不破坏群众运动,不隐瞒他的财产,全部交出来了他的土地和财产,就不要故意斗。一定斗一下才好那也有,有些要出气骂他一顿,这当然也可以。诉苦是很好的斗争方式,可提高群众的觉悟。这个方式对穷人是很大的阶级教育,这个方式好,清算这个方式也好,应该使群众了解这个东西,我们是有根据的,诉苦与清算,现在主要的作用是在于启发群众的觉悟,而不在于与地主斗争,使地主屈服,为了启发群众的觉悟,可以采用这个方式,采用到适当的程度为止。那么,要地主屈服,交出土地财产,现在不诉苦清算也可以交出来,我看现在可以采取政府命令布告,各级政府、县政府、专署、行政公署,这样的范围,我看范围恐怕以小为好,小了更能适合斗争的对象,大一点也好,也可以,由政府出布告,我们这地方要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现在政府决定接受农民的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所有的地主,把土地财产,统统的交出来,不准隐藏、保留、寄存。不准包庇,统统交出来,交给农民。由农民委员会分配。这样一个布告,就行了吧。等什么时候出呢?什么时候最适宜呢?要群众的队伍已经组织好了,思想上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也诉过苦了,觉悟程度也提高了,农民委员会等东西也编制好了,或者有些地方已经接收了,大部地区还没接收的时候,政府忽然来一个布告,一块接收,一块交出,这些办法可以采用,用这样的布告,撑农民的腰,群众中有些东西可以规定,替地主保存东西的是犯法的,逃跑破坏农民运动,破坏贫农组,破坏农会,这些东西,却可以规定法律,不准多得果实,所有权、使用权、不准侵犯中农,地主必须留一份,犯罪审判等等,这些东西,都可在布告上写出来。所以,因此有些同志讲,土地改革的宣传问题,“五四”指示没有写,“五四”指示后,中央有电报,“‘五四’指示暂时不要在报纸上宣传”。这个指示对不对呢?我想这个指示,一直到现在讲还是对的。不要宣传,宣传干什么?迟一点宣传好了,免得地主阶级隐藏分散财产,我们自己的队伍没有准备好,地主阶级的队伍准备好了,×××说上地改革不宣传好,象是俄人似的不大理直气壮,胆子不壮,吓倒了,地主阶级就拿这一点来吓农民,“共产党土改不宣传,不敢宣传”,那样是机会主义的了解,今天还不需要,不要过早宣传,组织还没有整理好,队伍还没有整编好,就吼!我们要打敌人,已经打的怎样了,打那一个,向那个进攻,……讲他干什么?那不是傻瓜吗?《晋察冀日报》天天报纸登上一个是整乡干部,一个是整地主,天天登,可是并没有做,我们在这儿开会,地主把土地财产什么东西都隐藏了,早就准备好了,等你在做的时候增加很多困难。最近我们几个村子里开了大会,斗了一些村干部。有两个自杀了,影响很大,我们按到了很多信,中央工委会受到了攻击,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毛主席思想,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然为什么反对村干部?我们变成了国民党,同志们这样一来不得了,我们就吓倒了,有些谣言是有作用的(××插话:有个负责治安工作的,公开的宣布不负工委的治安责任了),还有这样的党员,不负工委治安责任了,这个干部是上级派来的,负治安责任的人,如果不负治安责任了,我们在这儿没有人保护了。这怎么得了呢?蒋介石不负××的责任。这一件事情是吓人的,村干部很恐慌,我想这恐慌不一定是由于几个村的问题。这几个村的工作团是有缺点,但报纸上天天登,闹的全党恐慌,这里也整村干部了,那里也整贫农组了,还没有整,只是几个村在整,天天宣传,有什么好处呢?登的人家要反对就准备,所以这个事情,不要在报纸上宣传,而这个地区本不管报纸,报纸是另外一党,我们的党那样不统一,《晋察冀日报》党、中央局党、不负治安责任的党,不晓得有多少党,中央机关在这个地方放弃了领导权,你不领导就走开,不要站住茅厕不拉屎。要领导就领导好,不领导就离开,就要旁人来管,要管就要负责,不能说只要我这一个这样就危险,以后政府可以出布告,但是布告也不要出的早了,要等群众准备好了,贫农组准备好了,农民提出了要求,要地主拿出他的土地财产等东西,然后批准农民的这个要求,到那时候出布告,才能接受。贫农组,我看也要等我们讨论好以后,确定了原则方针等等以后再说,以前我们没有确定,就在今天也还没有做决议案,这里没有做决议,中央没有做决议,那么你天天在那里讲,讲错了怎么办?报纸上天天这样宣传那是假宣传,宣传要作真宣传,但宣传也不要过早,这是一个斗争策略问题,如何指挥斗争,指挥群众斗争,也象军队指挥打仗一样,也要指挥步兵、炮兵、工兵,还要指挥后方机关,指挥医务所、担架队等等,前方的打仗要指挥很多东西,指挥要指挥的好,如果党在这方面指挥不统一,指挥这里,放弃那里,指挥这样,放弃那样,那个动作就不统一,这是一个斗争对象的确定,政府出布告,宣传要适合适宜,什么时机提出什么口号,各方面要配合好,这是关于确定斗争对象。


来源:《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