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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近一年来的施政工作——邓子恢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会议上的报告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邓子恢
1950.02.00

[邓子恢：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第二天向大会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施政工作的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各位委员：

中南军政委员会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现在召开首届成立会议。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从此任务终了，奉命结束，谨将政府成立经过及近一年来的施政工作报告如下，请各委员予以审查和批评。

中南区包括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共有人口142,966,884人，土地面积1,145,940方公里，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是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区，也是历史上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南区是当时革命的策源地与基本区。在苏维埃革命时期，曾在中南区各省建立革命根据地（苏维埃区），和革命军队（工农红军）。抗战期间，又在此建立了广大抗日游击队，与游击区根据地：如李先念、郑位三同志所领导的中原军区，彭雪枫、吴芝圃同志所领导的豫皖苏边区，王树声、戴季英同志所领导的嵩岳军区，曾生、林平同志所领导的华南游击区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这些区域大部为国民党匪帮所占领，留下少数武装与干部在最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华南各游击区则在以方方同志为首的华南分局领导下获得许多发展。

中南全区的重新开辟，开始于1947年秋。当时刘邓、陈粟大军长驱南下，跃进中原，在北起黄河、南抵长江、西迄汉水、东至津浦的广大地区，创立了新的中原解放区，并由此扭转了全国战局，使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其后经历了许昌、洛阳、宛西、开封、睢杞、襄樊诸战役，直至1948年底，淮海歼敌大胜，中原解放区才开始形成以河南为中心逐渐走向统一的局面。1949年4月与第二第三野战军跨越长江解放宁沪抗/杭及华东广大地区同时，第四野战军亦大举南下，进入中原，解放武汉，并于六七月间发起渡江作战，历经湘赣、赣南、广州、衡宝、桂粤诸战役，全部消灭为数60万人的蒋白正规匪军，解放了除海南岛以外的全部中南大陆。由分割的中原，到统一的中原，再到中南区的完全解放，为时仅仅两年零四个月。

当1948年10月郑汴解放后，中原形势即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全区开始由以乡村为工作重心转入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统一局面。另方面，又适当全国解放战争猛烈发展。在此以前，中原解放区的行政划分，仍采取乡村包围城市的边区形式，共辖豫皖苏、豫西、鄂豫、皖西、桐柏、江汉、陕南7个行政区。各行政区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方针政策的统一领导下，适应各地不同的斗争环境，各自独立进行工作。郑汴解放后，形势为之一变。为着更能有计划地组织力量，支援战争，保证供给，稳定金融物价，促进物资交流，逐渐恢复城乡经济，同时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社会改革，乃于1948年12月发起召开中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翌年3月间在开封集会，选举政府委员21人，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当时行政区划，决定取消豫皖苏、豫西、桐柏三区，并将苏皖部分划归华东外，全区共设鄂豫、江汉、陕南3个行署，河南划10个专署，直辖中原临时人民政府。4、5月间，四野大军南下后，形势又为之一变，中原区扩大成为华中区。为支援前线，接管新区，迎接新的发展形势，乃于5月间在开封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决定取消各行署，成立河南、湖北两个省政府，并调出本府第一副主席吴芝圃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本府委员李先念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缩小机构，抽出干部，接管新区，另成立支前司令部，集中力量支援战争。至9月间形势为之再变，江西全省及湖南大部解放，江西湖南两个省政府及武汉市政府已经成立，并准备向两广进军。此时各级政府工作规模扩大，迫切要求在方针、政策、制度、计划各方面实行全区的统一，因于9月5日在武汉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除原有公安部未曾变更，照常工作外，决定恢复原来的司法、民政、交通、教育、农业等部，并将财政经济部分为财政部、工业部、商业部。另增设卫生部。现除司法部农业部外，其他各部均已建立。广东广西两个省政府、广州市政府亦在两省解放后先后成立，这就是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的大概情形。

至于这近一年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施政工作，大别之，有以下8项：

第一、支援前线

由于消灭敌军，解放人民，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所以支援前线是政府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因为去年三四月间既要供应第二野战军40万人出境，过江作战，五六月间又要接应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南下，在全区展开作战，九十月间又要供应第二野战军60万人过境，并支援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解放华南和西南。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全力全面支援前线”、“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着胜利”。支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粮草供应与军需、伤员之前输后送。为此，在革命政权建立地区，组织了各级支前机构，在革命政权未建立地区，则主要依靠随军前进的工作队和当地临时治安维持机构，统筹粮草的征集、运输和供应。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底止，供应粮食共480,241,293斤，烧柴322,788,208斤，马草118,193,268斤。马料75,469,000斤，动员民力30,329,080工（两广在外）。关于粮食供应，除由河南、湖北运送1亿7千万斤到前线外，主要依靠就地筹借。这项任务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军队向前进，土匪乘机流窜骚扰；第二、新解放区各种工作没有基础；第三、军队进展迅速，运输线长，运输量大，而运输设备由于蒋白匪军的大肆破坏，损失很大；第四、渡江作战正是青黄不接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因为粮草接济不上而推迟作战时间，并曾使日夜兼程前进的一部分部队挨饥受饿，我们对此应负责任。虽然如此，但整个支前任务仍是顺利地完成了。这首先依靠铁路员工及铁道兵团积极抢修铁路，保证了“部队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截至12月底一共抢修铁路全长2,188公里，桥梁145座。其次依靠广大农民支前热情，踊跃参加修桥筑路，计抢修公路全长12,516公里，桥梁1,293座。再其次，依靠广大民夫肩挑车运，广大船户海员日夜赶运。最后依靠后方工作人员和地方干部日夜辛劳，积极负责。各界人士多方协助。总之，在支前工作中，各方面各阶层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我们除动员和组织工人农民船户积极支前外，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统制火车、轮船、汽车、木船等运输工具，实行有计划的统一的分配，以军运为主，兼顾商运，严禁乱扣车船，浪费运输力量；第二、实行给价包运制度，所有军运，均按里程重量，以低于市价二成或三成给价，废除义务民夫制；第三、沿前进道路遍设粮草站和供应站，保证粮草与油盐之供应。设立招待所，调剂分配房屋，并收容落伍散兵病员。在此期间，除保证了作战部队的庞大供应外，还建立了荣誉军人管理机关，设立荣军学校，以收容伤愈出院及各地复员回来之残废老弱军人，并采取集中管理教养一个时期而后再分别处理的方针。现在荣校及教养院休养和学习者为数在6000人以上。

第二、接管新区

中南区6省，仅河南一省及湖北一部分是半老区，其余均是新区，全区最大部分是在最近半年中获得解放的，故接管新区成为政府工作的另一重要任务。现湘鄂赣三省均已接管完毕，两广除海南岛外亦已全部接管。计全区六省两市（海南岛除外）共辖4个行署56个专区，497个县，省辖市11个，专区辖市25个。3万人以上城市共70个，人口8,339,179人，占全区人口5.85％。由于军事发展迅速接管区域扩大，而又干部数量不足，工作经验不够，加上战勤任务异常繁重，因此，我们采取以下办法，以克服在接管中的巨大困难：（一）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首先接管城市而后接管乡村。地方接管，是以省为单位，按照政府和军区两个系统组成。政府系统是依照旧的行政区划，自上而下，从省到区，组成各级政权机构。军区系统，主要是以一部分主力实行地方化及当地人民游击队为骨干，吸收当地农民及改编的一部分游杂，组成地方武装。大中城市接管机构则是组织军管会或临时的工作委员会，按照各行政、各企业单位组成，较大的单位均派有军事代表。（二）接管机构的组成，主要是以老解放区调来干部及地下党干部作骨干，并大量吸收当地知识分子、工人积极分子参加。计由华北调给我们1万多人，东北调给8千多人，中原自己调出5千人，湖南广西特别是广东则地下党力量很大。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全区除办有中原大学外，各省都办有人民革命大学，各专区、各县也都办有短期训练班。每县平均吸收知识分子200到300人，全区约在20万人以上。（三）关于城市接管的方针：我们是依照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采取原封不动，各按系统，自上而下，派军事代表监督接管。对文化教育、财政经济部门，实行原职原薪，维持现状。对旧行政部门，则打破原有机构，对原有公务人员则分别量才录用。总的精神，是按照毛主席指示，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3个人的饭5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除企业员工外，包下来的旧军政人员约二三十万人，已分别安插或训练改造。个别地区，个别部门未按这个方针办事，大量裁员，经发现后，已予纠正。一般留用人员，经教育改造后，大多数都能改掉旧思想、旧作风，树立新思想新作风，在原来职位上奉公守法，力求进步。（四）在乡村，则采取了大胆利用旧保甲人员的方针，以便在过渡时期，稳定社会秩序，减少混乱和破坏，并给予旧保甲人员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以后俟群众发动后，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再逐步加以改造。一般旧保甲人员除少数坏分子外，也都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有些表现好的保甲人员，经过群众通过，已成为地方干部。（五）接管工作，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主要依靠群众力量，在城市依靠工人，在乡村依靠广大农民。我们一到新区，即出版报纸、散发各种宣传品、举行游行及各种政治集会，同时召开各界座谈会，普遍宣传“约法八章”和各种政策，揭破特务分子谣言，务使人民政府的主张和政策与群众见面。其次，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接管小组，使从上而下接管与从下而上相配合。再次，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如工会农协青联妇联等，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动员群众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各种活动。在接管一月后即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工人农民代表会议，对政府各项工作，进行协商、取得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依靠这种密切联系，推进政府的法令和政策。

在接管工作中，中共的地下党组织，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解放前，他们团结广大职工、学生和各界民主人士，开展了反破坏反迁移的护厂、护路、护校运动。在解放后，他们又积极发动当地群众，协助进行接管。吴奇伟、张轸、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将军的起义行动，不仅在全国政治上有巨大影响，而且也帮助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前进，大大制止和减少了敌人的破坏，为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恢复生产

我们进入新区，开始接管，就遵照毛主席指示与共同纲领的规定，面向生产，把恢复与发展生产事业，放在头等重要地位。但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反动统治及其所进行长期内战的影响，中南区工农业生产，均遭到严重的破坏。据一般估计农业生产下降30％，工业生产下降50％以上。因此，我们对生产事业的方针，在城市是尽速恢复原有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在恢复基础上再求增产与局部发展。在农村则力求保持现有农业生产水平，不使降低。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同样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一）是私人资本对人民政府政策，怀有极大顾虑，不敢放胆投资经营，怕斗争，怕没收财产，怕雇佣不自由，怕受公营企业排挤吞并，怕工人工资要求过高等等。总之，怕财产无保障，怕无利可图。因之，我们除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和各界代表会议，广泛解释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号召动员和帮助工厂复工商店复业外，特别着重采取一系列有效办法，切实贯彻劳资两利政策，如对劳资纠纷实行协商和仲裁，予以合法合理的解决。最近在各地又动员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一方面保障工人在就业、工资、工时、待遇、劳动条件及一般政治自由权利等方面的根本利益，不使受到任何非法侵犯；另一方面，又保障资本家在工资定额、劳动纪律、雇佣自由等方面的正当要求，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要求和农业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实行这些办法的结果，不但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改善了劳资关系，使资本家的顾虑逐步减少，敢于放手做生意。（二）是城乡隔离，工业品与农产品不能进行正常的交换，农产品进不了城，工业品下不了乡。这种现象，主要是过去国民党统治下城乡对立所遗留的恶果。以后城市虽已解放，但大多数乡村，仍然为封建势力所操纵，因此也造成城乡隔离现象。另一方面，我们过去处在被战争分割的环境下，以乡村包围城市，各地干部与人民，都习惯于过去对敌封锁，管理进出口交易，就地征税，各自为政的老一套办法，现在虽已转到全区全国统一的局面，但这种过时的一套，没有立即转变过来，也成为沟通城乡关系的障碍。为此，我们在接管城市同时，即调大批干部下乡，开辟农村工作，发动农民反封建，以贯彻城乡互助政策，并在9月间宣布保证贸易自由政策，发布通令，禁止各地随便限价、任意禁止出口、不许私商购货等现象，废止路条，整顿税收，简化征税手续，禁止同税重征，禁止随便留难科罚，不许乱收乱派；此外，为便利商人买卖，更允许城市伢行依法营业，只限制其佣金。几个月来，城乡关系已有极大改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已逐渐纳入正常轨道。（三）是内外阻塞，货物不能交流，以致影响原料无法采购，成品无处推销，特别是本区土产不能外销，为害最大。造成内外阻塞的原因，主要是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如铁路、公路都是破坏惨重，无法通车；航运则公营吨位仅及解放前60％，私营吨位仅及45％。此外汇兑不通也成为极大困难，我们为打通内外关系，促进物资交流，曾集中力量恢复交通，发展运输事业。现本区铁路已全部修复，京汉、粤汉、湘桂、湘赣4条干线均在去年年底全线通车。公路修复原有线路64％。航运方面则正修理旧船打捞沉船，修复码头，整理航政。他如邮政、电信，全区均大体恢复，畅通无阻，银行汇兑各处畅通。

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我们的根本方针：是壮大国营经济力量，努力恢复和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为此，曾在国营企业部门大量投资，调派干部迅速恢复生产，并发动民主改造运动，逐步实行管理民主化。一方面，对工人进行国家主人翁的教育，启发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在工人中树立新的劳动态度；一方面对工人工资采取原职原薪个别调整的过渡办法，并实行工分制，保证物价变动时工人实际收入不受影响。几个月来，一般员工生产积极性已大为提高，职员与工人，行政与工会间的关系，也日益亲密。现在大家正以团结一致精神迎接1950年的生产任务。此外，在全区逐步建立国营的金融贸易网，依靠这个网，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调节市场。如银行举办贷款、汇兑、折实储蓄、管理外汇等业务；保险公司举办各种保险业务；贸易部门管理各种特产出口，收购土产，开设各种专业与百货公司，开展农村服务等业务。其次，是推广合作事业，使之团结在国营经济周围，成为国营经济的群众基础。在城市，主要是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中，组织消费合作社，在农村中，则主要是组织供销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现正着手在各地按系统自上而下扩大建立中。此外，还注意扶助私人工商业。在这方面，主要的原则，就是贯彻公私兼顾。在供给原料、推销成品、调剂资金等方面，采取贷款、定购、代销等方式，对私人工商业加以适当的照顾和及时的帮助。同时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而对捣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和捣乱金融的投机金融业，则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取缔，以鼓励和保障正当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

上述各项，就是毛主席所指示四面八方政策的具体实施。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城市生产，大部恢复，个别企业部门的产量，并超过解放以前，如华新水泥公司产量提高169％，萍乡煤矿产量，提高19％，湖湘煤矿提高62.5％。此外新建设的军需工业，在武汉、郑州、开封、长沙、南昌、广州等处设有近代规模的被服厂、皮革厂、染布厂、做鞋厂等，计有工人4万4千余人。这是这一个时期我们的新兴国营工业。

第四、剿匪反特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长期压迫与剥削，广大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中南各省历来便有匪患，尤以豫西、鄂西北、湘西、广东之珠江、三角洲、广西山地及鄂豫皖边界、湘鄂赣边界等，土匪为患最烈。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豪绅恶霸和国民党特务，勾结土匪作为爪牙，更形成恶霸、特务、土匪三位一体最凶恶的统治势力。解放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所谓“敌后游击”政策，更有计划的派遣特务，串通土匪，勾结会门，纠合溃兵游勇，各立系统，结成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不等的股匪，到处进行杀人放火、明抢暗劫、暗害袭击、阴谋暴动等破坏活动，造成社会的混乱与不安，影响广大人民生活，阻碍政府各种工作之进展，实为最严重的祸害。为此，我们在军事上已完成歼灭敌正规军之后，即抓紧时机，布置力量，大力进行剿匪和肃特工作。经过几个月来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现在河南全省土匪已经完全肃清。湖北除鄂西南外亦已大部肃清。江西除与闽、粤、湘、浙交界的个别地区外，股匪亦已肃清，散匪则正在清剿。湖南则采取清剿与收编双管齐下办法，湘中、湘东、湘北已无股匪，湘西、湘南大股土匪亦已肃清，小股土匪，不久亦可肃清。两广因解放时间较短，现有大小股匪为数尚多，现正展开清剿中。据不完全统计：豫、鄂、湘、赣4省，从去年7月到12月底，共消灭土匪23万多人。这是中南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对清剿土匪所采取的办法，大体上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以军事围剿为主结合政治攻势，目的在剿灭股匪、打乱匪巢；第二步是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分散清剿与发动群众，目的在瓦解匪众，捕捉匪首，肃清散匪；第三步，是以发动群众清匪反霸为主，开展反霸双减的群众运动，目的在惩办匪首、打倒恶霸、杜绝匪源。而收效如此之宏之速，则是因为：第一、执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正确政策；第二、抽出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一边剿匪、一边做群众工作。在战术上采取穷追猛打，分散驻剿等办法，布成严密的天罗地网，使土匪无处可逃；第三、紧密地依靠群众，并团结各界人士，一道进行，曾把剿匪变成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第四、实行了剿匪指挥上的一元化领导，如以四八军兼赣西南军区，四七军兼湘西军区，四六军兼湘南工委，在大别山则以王树声同志为首组织鄂、豫、皖3省边区剿匪指挥部，党政军一元化，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收效极大。当然，目前土匪之肃清，只是一时现象，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土匪再生，只有在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以后才有可能，而当前剿匪的成绩，则又为实行土改准备了必要条件。

至于肃清特务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共破获敌特潜伏组39个，行动队两个，地下军案4件，捕获各种特务10,384人，缴获电台141部，严重的打击了保密局和二厅系统，部分打击了中统系统，其他什特系统如白匪剿总二处，也受到重大打击。但各系特务，在敌人潜伏阴谋指导下，实行分散隐蔽，想尽办法，企图潜入我各机关团体和民主党派内，从内部进行破坏，同时在农村中控制会门，结合匪霸，企图组织暴动、暗杀，我们仍需随时提高警惕。此外，我们曾在某些解放较早城市进行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工作，并进行户口调查，初步掌握户口动态；在解放较迟的城市，大部分亦曾进行特种户口调查和管理，这对肃特和治安工作，起了一定配合作用。

第五、农村社会改革

农村社会改革，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目的在于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束缚之下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建设创造条件，以便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农村社会改革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中已有明文规定，即“将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这个方针的办法则是“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按照新区环境和历史条件，农村社会改革的过程，一般分为准备阶段和分配土地阶段。准备阶段又分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两个步骤。剿匪的目的，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初步树立人民统治，解除农村反动武装。反霸目的，在于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打落地主阶级的威风，初步树立农民在政治上的优势，同时铲除土匪特务的社会掩护。一般恶霸，勾结匪特，横行乡里，手上掌握有乡村政权和武装，依靠他们的政治特权暴力，压榨农民，奸淫霸占，杀害人命，无恶不作，为广大农民所深恶痛恨。如果不帮助农民打倒恶霸，人民政府的主张政策，就难以在农村推行，农民更是不能翻身。减租减息的目的，在于减轻封建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适当改善农民的生活，并在分配土地以前，将农民的经济要求，暂时约束在减租减息范围之内，以免农民和干部无准备的过早的进入土改，或进行清算旧账，而引起混乱，造成损失。中南各省，尤其江南数省，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他们不劳而获，以重租暴利，盘剥农民，使农民生活陷入极端穷困。据统计，湖北租佃土地，占全部耕地40％以上，湖南占50％以上，如果不在分配土地以前减轻这种剥削，农民就难以生活下去。因此，我们在1949年9月10日即颁布新区减租减息条例，帮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目前在河南大部分地区，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湖南个别地区，农民均已掀起反霸减租运动，估计已有3千万人口卷入这个运动，今后将在更大规模上开展这个运动。有的地方先反霸后减租，有的地方先减租后反霸，有的地方反霸减租同时进行，有的地方只减租不反霸，均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反霸一般只是政治上打击，除罪大恶极者外，不作经济清算。减租从建立革命政权之日算起，旧租一概不减，其原则为一律按旧租减25％。减息则只减农民对地主旧式富农所借之旧债，并一律按月利分半计息清偿，其他农民内部的债务及商业往来债务不减。减息后并允许自由借贷，有借有还，利息由借贷双方面议，政府不加限制。

在反霸双减运动中，个别地区，由于土匪恶霸作恶多端，群众愤激，兼之我某些干部政策掌握不牢，坏分子从中挑拨煽动，曾发生乱扣乱打乱杀的严重错误。为积极领导与支持农民运动，正确执行人民政府政策，有效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效力，镇压反革命分子及一切违害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并彻底纠正和防止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曾于1949年12月15日颁布人民法庭暂行条例。目前各地农民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已及时得到纠正，一般说来，农民已能按照人民政府政策法令，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说理斗争。

在反霸减租运动大体完成的地区，农民急盼分配土地，某些开明地主，也自愿接受政府法令，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因此河南目前已在14个县正在试行土改，根据群众和干部情况，河南全省已具备实行土改及条件。中央人民政府已批准河南的土改条例，准备在今年全省实行土改，其余各省则在反霸减租运动中积极准备土改。

去年中南各省因雨量过多，堤防失修，普遍发生水灾。河南并有风、旱、虫、雹等灾。据豫、鄂、湘、赣四省不完全统计，受灾面积共21,065,905亩，占四省耕地面积9.04％，受灾人口共7,965,347人，占四省乡村人口8.46％。我们曾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新区土地改革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救济灾荒的指示和内务部的补充指示，发动和组织灾区人民，进行生产救灾。在去年洪汛期间，河南湖北境内，黄河长江两岸人民均曾在政府领导下日夜巡查，防决抢险，河南终于渡过洪汛危险，湖北溃堤亦大为减少。在受灾各省均已组成生产救灾委员会，所采办法为：群众方面，在政府领导下组织生产自救和社会互济，生产自救办法，主要为发展副业生产，种青菜，种早熟粮；政府方面，则举办水利及各种建设，以工代赈，贷款支持，并对重灾区人民拨粮救济。中央人民政府已批准拨粮2亿2千余万斤，我们自筹1亿7千多万斤，共4亿斤，作为水利及农林投资，大部分将用于灾区，我们并准备将灾区屯粮一部分换成土产。这些力量如组织得好，运用得宜，可希望做到不饿死人。

第六、文化教育

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我们考虑到新区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下，遗留有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毒害，因此必须发展人民的新闻、出版、广播、文艺等事业，广泛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现有公营报纸27种，期刊5种，人民广播台4处，共出版书籍385种，30,508,485册。人民的报纸、通讯社、广播台，在此期间，对宣传政策、指导工作、联系群众、交换经验的进行一般宣传鼓励和社会教育，起了重大的作用。人民的出版机关，则对广泛传播新文化、新知识起了重大作用。人民的文艺机关和团体，则在发展新的文艺，介绍和推广话剧、秧歌剧、街头剧、创作和教演新的歌曲，放映解放区新影片和苏联影片，出版画报、连环画、幻灯、画片等方面，赢得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新文艺推动下，对于团结旧剧演员，根据地方戏特点，进行改造旧剧，也获得一定成绩。这些都对鼓舞群众热情，提高群众觉悟，收到良好效果。

我们又考虑到军事发展迅速，工作干部缺乏，必须广泛吸收和团结青年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帮助改造其思想，造就其成为思想进步愿为人民服务的新干部，因此，在教育方面，以吸收知识青年培养新干部为主，包括中原大学（后改为华中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各省人民革命大学、军大分校，及各地所办短期培训班，统计吸收知识分子在20万人以上，这是一批新的力量。他们经过学习后，一般均能改变轻视劳动人民、自骄自大、自以为是旧的思想、旧作风，而树立为人民服务，谦虚学习、实事求是的新思想、新作风。分配到工作岗位上，大部份也能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他们的优点是热情，有上进心，与当地群众有许多社会联系。他们大都出身地富阶级，在农村社会改革中，如果他们站稳立场，通过他们，不仅可以推动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减少地主阶级抵抗与破坏，还可以联系农民。

至于一般学校教育，由于当前财政困难，教育经费比例不大，我们对旧有学校教育，是采取维持现状，逐步调整，分别改造的方针。据统计：豫、鄂、湘、赣四省现共有公私立大专校16所，学生11,920人，占解放前的74％强。中学496所，学生123,101人，占解放前的39.5％。小学在城市里大多数继续开学，农村小学，则一般都停顿。大中学生虽较解放前减少了许多，但短期训练学校所招收的青年学生则大大超过大中学生所减少的学生数目。现在，为了进行改造，各地正注意帮助教职员改造思想，熟悉新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通过青年团和学联的活动，亦正在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培养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及爱生尊师等新的学风。今后学校教育，将注意发展新的教育，创办工农中学，培养工农干部成为新知识分子，同时改造旧教育，使之逐渐走上新型正规化的道路。

第七、财政工作

在此以前的财政工作，主要是战时财政，其任务是保证军事需要，争取战争胜利。由于中南区大部分财富尚未开发，去年百万大军所需被服、弹药及电讯、交通、卫生器材等，全由东北供给，中南区只负担粮草及经常费用。今年，除解放海南岛尚需满足军事需要外，基本上已由战时财政过渡到平时财政；因此，应兼顾经济建设的需要。但是，军队的供应，要完全由中南区负担，而恢复交通，兴修水利，救济灾荒，投资工农业生产事业，也要一一筹划。因此，今年中南区的财政，在整个国家财政计划下，负担是很重的。财政状况，是很困难的，必须全区军民节衣缩食，咬紧牙关，共同来克服这个困难。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是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只要克服了困难，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我们财政的最大收入是公粮，照中央财委规定1949年的秋季公粮，到年底止，除吃用及还借外，中南区要实存38亿5千万斤，我们在去年12月开的财政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六省共征53亿，实存38亿。统计征粮数量，约当各省粮食总产量的15％到18％。征收的办法：因为新区无确实的土地调查，而需要又非常急切，无法规定统一的累进税率，只能采取按级分配制，即根据各地土地多少，产量多少，人口多少，年成丰欠等，按级分配任务，一直分配到乡与村。村征则实行通过行政（民主政府未建立地方则利用旧保甲），民主评议（主要通过农代会），账目公开与上级检查相结合。为减少各地征派不公，曾规定三项征收原则：（一）田多多出、田少少出、无田不出；（二）贫农负担不超过其收获量6％，中农不超过15％，富农不超过25％，地主不超过40％，最多不超过50％；（三）免征户不得少于20％，也不得多于40％。一般说来，中南区的公粮负担，虽比之老区负担标准21％为轻，但由于国民党的多年压榨，战争的影响，农村社会经济破产，解放后一时尚难恢复正常状态，加上某些地区遭受严重灾荒，所以各省负担是相当重的。但这是今年国家财政所必需的数目，非如此，不能渡过难关，需要大家忍痛负担，渡过此困难一年。现在各地公粮河南已全部完成，鄂、湘、二省，基本上已经完成，江西最近报告也已接近完成，两广则因开辟较迟，相差尚大，预料不久亦可以收起。由于我们缺乏确实的地亩调查，各地贫富与灾情亦难正确估计，特别是由于乡保征收，大多经过旧保甲人员，因此，区与区、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畸重畸轻的情形，在所难免。一般说来，大多数政权未改造，群众未发动，地主仍然当权的乡村，则农民负担甚重，地富则隐瞒土地（一般隐瞒30％，有隐瞒三分之二以上者），转嫁负担于农民。但少数地区，群众初步发动，或群众未发动而领导干部又比较主观包办代替者，则地富负担较重，有的超过其实际收获量50％至100％者，这种情形，在公粮征收后，应进行适当调剂。因此，我们曾于1月17日颁发贯彻合理负担，完成秋征的布告，规定了8项办法：隐瞒土地者补征负担，并酌予处罚；转嫁负担者查明补退；出租土地者按照交租减租情况规定业佃双方负担比例；地主负担超过50％以上者，作为预交今年公粮，实在无法生活者，酌量退还一部；故意顽抗不交者，依法处理；并严禁乱扣、乱派、乱打等错误行为。这一复杂艰巨工作，各地尚须大力进行。

关于税收，半年来，豫、鄂、湘、赣四省及武汉市共征收人民币1千亿元。税制在征收初期，还是暂时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税制，只取消其中反动及最苛扰的捐税，以后才逐步加以改变，对改变税制，则采取极其慎重态度，等候中央统一规定。在临时商业税征收方面，曾发生混乱现象，现已宣布在小城市凡过去未征临时商业税者，一律停征。

关于物价，去年下半年曾暴涨两次，两次都是带全国性的。其原因军事进展迅速，开支增加，而国家收入不足，因此而来的钞票发行过多，加之中南区公营经济力量很小，投机商人，容易垄断操纵，兴风作浪。我们曾采取发动群众拥护人民币，拒用银元，管理市场，取缔投机，进行黑市斗争，并大力沟通城乡关系，调剂物资，整顿税收，促使货币回笼，在大城市试行交易所与议价等办法，克服了第一次物价上涨困难。第二次暴涨我们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布置下，亦已渡过难关。从今年起，全国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目的，主要在于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由于战后财政经济困难，物价是难免不上涨的，但调剂得好，暴涨是可以避免的。几个月来，人民币的阵地是扩大了。现在，河南全省是人民币市场，湘、鄂、赣三省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沿线及腹心地区，也基本上是人民币市场，两广则由于解放时间短，除几个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人民币可以流通外，大部分市场还为港币与银元所盘踞。由此可见，银元与港币，是人民币发行的主要障碍，驱逐银元港币，巩固人民币，尚须经过严重的斗争。

为了渡过财政困难，我们曾于去年八九月间，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前方作战部队，虽在极艰苦情况下，亦每人每天节约2两米。在车辆马匹精简方面，仅中南区一级及武汉市共减少汽车57.8％，大车77.8％，马匹87.52％。今后需要继续简衣缩食，精打细算，把钱省下来，用到建设事业上去。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爱护国家财产，反对浪费贪污。据商业部统计，各贸易公司，半年多的损失约30亿元。河南一省，因粮食棉花霉烂、焚毁、贪污，约合人民币20亿元，连公粮、交通的损失，合计在150亿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除通令执行纪律外，去年12月财政会议上为克服这一现象，规定了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检查制，严选用人，开展爱护国家财产教育，并对妨碍统一管理的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进行了检讨，大家表示，一定要把人民祖国的财产保护好。

关于公债推销，中央给我们任务是3千万分，我们各地分配数目总数3千1百万分，是根据各地经济情况及解放迟早作为分配标准，一般解放早者，分配得多一些；解放迟者，分配得少一些。这是第一期的标准，到了下一期，就应有所不同。现在各地正在热烈动员购买，估计3千万分数目是可以完成，也应该完成的。

关于财政统一问题，过去是采取地方自给制度，各省除自给外，再按具体情形规定其上解任务，这在开辟初期是因地制宜的适当办法。但这种制度，在整个国家财政上是极不利的。因此去年12月财政会议便遵照中财委指示，从今年1月起，实行财政统一办法：（一）所有各省公粮、税收，概照规定任务，分别缴交国家金库与仓库保管，由中南财委秉承中财委指示统一调度，地方不得随便动用；（二）各省地方武装经临各费，从今年1月起（两广是2月起），概由中南军区后勤部统一供应；（三）各省党、政、民、财、建、教各系统用费及各项建设事业用款，则按照财政会议所规定之编制人数及中央所定供给标准，制定全年概算，实行包干，由各省收入公粮税收中，按期拨付；（四）各省收入超过数额者，规定提奖办发，交各省自行支配；（五）各地乡村经费，则由公粮中附加10％到15％，由县政府统一支配；（六）税收机关与贸易机关，实行中央与地方合一制度，统一归中南税务总局及贸易公司建制，同时又受各级财政厅与工商厅领导。不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不分国营公司与省营公司，这种财政统一制度，在中国是空前未有的，是保证国家政权统一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应该认识，这也是一种困难的建设过程与严重的斗争过程，需要各地同志体会与拥护中央统一财政的正确方针，同时要与可能产生的各自为政的盲目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作斗争。

第八、政权建设

人民政权的建设，是要达到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就要自上而下建立人民政权，同时自下而上建立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要采取适当步骤，使按级委派的过渡政权，逐步改变为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现在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建立，因此，当前最主要的步骤，就是一方面要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作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基础；另一方面，要在区乡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在省、县、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种会议，是各级政府贯彻政策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因此，也是建政中极其重要的工作。中南区自去年10月以后，解放较早的3万人以上的城市差不多都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如河南之开封、郑州、洛阳、漯河、许昌、南阳、禹县、襄城、淮阳、周口、陕州、朱集，湖北之沙市、宜昌、襄樊、老河口、新堤、宋埠，湖南之长沙、常德、岳阳、衡阳、邵阳、益阳、湘潭、津市，江西之南昌、九江、赣州、吉安、临川等，都开过1次、3次、5次。（开封已开过10次）武汉开过2次，广州、桂林开过1次。至于县各界代表会议，河南、江西全部开过1次，有的开过2次；湖北大部开过，湖南24县开过。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各地亦已普遍召开，在征粮、反霸、减租运动中，起了端正政策、提高农民觉悟的巨大作用。

关于这个工作一般分两个阶段：去年10月以前，各地对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和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大多不加重视，迁延不开。10月以后各地才开始注意普遍召开，对宣传政策，密切政府与群众联系，推动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及布置当前紧急任务等方面，收到不少成绩，博得各界人士好评，观感为之一新。但缺点仍不少，主要的缺点，仍是对于这一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认识不深刻不完整，还没有从根本上把过去以干部会为主的工作方法转变为运用代表会广泛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因此有些地方，仍把召开代表会议放在整个领导工作的附属地位，单纯视为领导上搜集群众意见的咨议机关，也有个别干部不能带头遵守与执行会议的决议，对会议的领导缺乏准备，凡事都做决议，许多事后行不通；也缺乏民主协商精神，致使会议流于形式。因此，今后必须重视这一工作，把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好，必须增强必要数目的代表，帮助加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每次会议，集中解决一两个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也可能解决的问题，并使会议决议完全付之实施。

以上所述8项施政工作，由于任务多，机构不健全，又处于新区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是很多的，希望各委员多加批评和指正。但一般地讲，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将近一年来的工作，是担负了它所应负的任务，而得到了不少成绩的。这些成绩的获得，首先要归功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政策路线的正确，归功于毛主席杰出的天才领导，归功于林司令员善于体会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图，作出正确指导与英明指挥。其次，要归功于第四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各地方部队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疲劳、不顾牺牲，圆满的完成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所给予的战略任务。又其次，要归功于中南全区人民团结一致，加紧生产，积极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政府；要归功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推行一切政策法令。还要归功于各省领导同志及全区广大工作干部，日夜辛劳，勤勤恳恳，认真严肃，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巨大困难，在工作上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最后，要归功于兄弟部队，特别是第二第三野战军，对中原地区的开辟及以后的配合作战；要归功于兄弟解放区，特别是东北、华北、华东解放区给我们以人力物力的巨大帮助。

我谨代表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向林司令员及第四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致敬！向中南区全体人民及各界人士致敬！向全区广大工作干部致敬！向兄弟部队和兄弟解放区致敬！

来源：《江西政报》，江西省人民政府秘书厅，1950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