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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在川东区重点减退研究会议上的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
谢富治
1950.12.23
富治同志的这一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决定作为区党委对前一时期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希各地很好组织传达与讨论切实贯彻为要。
一、全区8个县先后于11月上、中旬，首先开始试验减退清反工作，到目前止，这些县已经由一个乡、区发展到全县（长寿、万县、大竹）或半个县，和县的三分之一的局面。这些县内且有少数区乡基本上结束了这一工作。在这些县的经验下，其他多数县份的试验区亦已开始。
这些县的经验、过程一般的是：
（一）由一点到全面，即由保到乡，由乡到区，由区到县，即有阵地的点面结合，摸索着前进。这在干部少、经验差的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方法，这特别在开始阶段是更为必要的。反之，有些地区企图一下铺开走近路就一定失败，证明是不成功的。
（二）在步骤上，首先从整顿自己的队伍（农会干部）入手，开好干部会，训练好干部，初步的整理农会，特别是对其领导成分起码要有个底，对各阶层广泛宣传动员，召开各种座谈会，扫除阻力，争取其他阶层不同程度的对农民减退的同情与支援。接着而来的是开好农代会，特别是乡农代会，交代政策，开保的“齐心大会”或“示威大会”，初步调查登记主要斗争对象和押金，随即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大多数，向地主与恶霸面对面的，通过减退内容为主进行（大会与小会并行）连续的有准备的控诉、诉苦、讲理的阶级教育运动，以达到暴露地主，打垮地主的威风，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的目的，这是运动过程中最紧张最重要的一环。
此后，接着通过追押金、分果实，继续暴露地主和团结内部整顿内部，发现新积极分子，并拿起武器保卫果实爱护果实，将运动深入一步。
另一方面，清反必须紧紧的贯彻在减退运动之中（即密切的结合减退运动），反霸虽不是运动的主流，但也是运动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清反的先后次序，不能机械的规定，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同时暴露一般地主和斗争恶霸分子，又要有严格的区别，不能凡是大地主就是恶霸，一样的去斗。
清反所以要密切结合减退，是因为必须通过这一减退的经济内容去发动群众消灭匪根，暴露打垮地主当权派恶霸分子，同时又通过反霸这一主要政治内容和口号去支援群众的减退运动。
为了支持这一清、反、减、退运动，及时的、准确的、以群众控诉、人民法庭审判的镇压又十分必要。
（三）在群众路线与组织路线问题上：凡是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不满足和不停留在县区代表会、训练班等初期正确的、大刀阔斧的活动，而是进一步使干部深入到保户，去发现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要求、疾苦，并使之与乡农代会相结合，将任务政策领导权清楚的反复的交给农民，让群众自己利用自己的方式办法行动，就搞得好，反之，凡是干部没有将政策任务交待清楚，或者交待在不完全可靠的分子手内，在运动中又要求群众一定要按照干部自己的想法，或老区带来的，以及机械模仿的计划步骤方式方法，甚至于开会的议程，打人的样式、态度、动作、语言等去动作，为了不放心，有的更要经过几次的演习，看见不合“规矩”就指手划脚，使群众完全被动，自然就根本说不上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就注定的要失败。
任何单人独马，英雄好汉亲自出马（来凤的经验），或遇到困难时不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力量，不发动多数群众想办法是一事无成的。
在组织路线上：坚定不移的依靠贫雇，发动贫雇，和坚定不移的团结中农，并在农会的领导成分中贫雇农占主要，但必须有中农参加，是完全正确的路线。这是因为贫雇苦多、人多、顾虑小、斗争坚决，不仅将来土改要依靠他，如果今天的减退要想深入彻底也必须依靠他。认为减退阶段内贫雇不能发动，或土改时再轮班的论调，以往和现在的经验都证明是不正确的。同时团结中农，不仅是今天的减退与中农有直接利益，而且将来的土改也是只有在中农完全赞成拥护下才能顺利进行。因中农是团结90％以上的主要内容。
目前是多数地区发动与依靠贫雇不够，排斥中农的现象在个别乡村农会领导成分中也有发生。
（四）策略问题：
凡是对少数大地主恶霸分子打得准，打得坚决彻底，而对中小地主、小业主、开明人士、军烈属等，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不同程度的分别对待，则运动的阻力小，同时也只有广大的群众力量显出来，和我们的宣传动员中，统一战线工作中，说明群众减退的正义性，使他们知道群众的分别对待，是由于：有些人（小业主、小地主）退不起，有些人过去对人民有过功绩（军烈属），或过去、现在，或将来对人民利益有贡献的原故。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的分别对待，才会发生各方面好的影响，否则单纯的强调照顾就会妨害群众的积极性，也妨害了被照顾的人的进步。总之，不分别对待，阻力大，妨害群众运动；单纯的照顾束缚干部群众的手足，妨害群运。由于8个县的许多乡保，或者多数乡保是这样作的，并创造了以上的经验，故在这些地区：
（1）乡保群众开始大规模的行动起来了，如万县8个区和涪陵一个乡的统计（别的地区没有统计）有90％到100％的群众参加运动（虽然里面有一部分人是跟着走的）。
（2）表现在群众普遍对地主恶霸的一片控诉斗争的声音，能够迅速的撕破情面，打破顾虑。
（3）表现在农民的队伍扩大了，有60％到80％应加入农会的男女农民加入了农会，江北有的农民做梦梦到加入了农会。
（4）表现在农民把乡保政权拿到自己手内，并有2％到5％的人民武装自卫队保卫果实追匪根（如巴县）和热烈响应参军的号召，如渡舟区一周参军250人。
（5）表现在农民得到经济利益（虽然是极不平衡的，也不应要求平衡），如来凤乡平均应得果实，每人已得700斤，一般的区也在200斤到300斤左右，如果再加上减租，利益就更大了。农民并积极的计划或者已经将这些果实投入生产。
（6）表现在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威信空前提高，农民才真正感觉到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农村中的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亲热了，春天征粮中那种恶意和善意批评外来干部不了解四川情况的声音听不见了。
（7）封建势力的气焰也大大下降了，谣言听不到了，只听到群众的控诉声减退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8）表现在邻近地区的农民已经不能等待了，要求分配干部（来凤），自动控制地主，埋怨他们的保农会干不好、无能（如巴县）。
虽然这些现象还是表面的、初步的、不够巩固的，也不应过高估计来麻痹自己，但是可以看出这些乡保群众的积极性和运动的规模。
8个县另外一些乡保，就不是这样作的，而是另外的一条不成熟的经验、路线、办法，即是首先草率的行动，无准备的斗争。对西南局的指示“减退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体会不深刻；对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充分发动群众打垮封建势力认识不深刻；对于这个运动的成败主要是决定于广大群众，特别贫雇农在正确的政策下自觉自动的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认识不清，而在一个任务观点（急于求成）、英雄主义支配下，产生互相比赛不服气，你能搞难道我就不能搞；你快我比你还快；故和平减退、急躁简单、形式主义、代替包办、亲自出马都来了。结果是造成有的“押退”了，但群众没有发动，农会还在地富手内掌握着（江北某乡），打人捆人成为追押发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开讲理斗争大会，群众不发言，巴县一个保开会，只有2个群众发言，另一个会也开得歇台，干部指一个佃客上去诉苦，那佃客说：“我不要押金，我也没有苦诉”。
吓死的自杀的（8县共68名，没有江北）镇压的都有，但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有的地区不问大小地主，以至个别中农都一起闹起来，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有一个结果，造成那些顽抗的地主恶霸，和那些不赞成农民减退行动的人，或口头赞成实际上反对的人，以破坏造谣、反对的藉口，扩大了叫喊市场，也就是直接间接的增加了阻力。
虽然这种不成熟的经验不是8个县的主流：也是摸索过程中难免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正视与重视这些现象给运动的影响，在全区全面展开减退运动时，尽量避免这些缺点与不成熟的东西是十分要紧的。
二、根据上述情况与经验还要着重与重复说明的几个问题：
总的方面应该是：根据总的政策，总结与运用已有的具体、成熟的经验，去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放手的将运动深入一步，并逐渐的有计划的推向全面。
根据8县点的经验，这确是一场系统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运用软的硬的，内外上下，几十种办法来抵抗，来破坏分散财产，农民也采用了许多办法去对付地主。总之这场恶战如果没有80％到90％的群众自觉自动的行动起来，并不断的在行动中提高阶级觉悟，任何其他天兵天将、英雄好汉，都不可能打好这一“淮海战役”的。
必须认识，目前各县点，虽然多数群众在动，但离充分发动的距离还是很远的。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没有完全打垮也是活的事实。如渡舟有一个保，干部走了几天农会就垮了，估计别的地区可能更严重。巴县、江北地主还在耀武扬威与造谣破坏和暗杀积极分子，而追押在多数地区遇到僵局。同时地主利用我们工作中个别缺点，也开始大肆叫嚣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干部甚至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普遍产生着（如巴县）怕左怕右束手束脚，不知如何是好。这样下去当然就不可能谈到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封建势力。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这主要是：
1、准备不充分，政策交代不清楚。
2、没有经验。
故目前，大运动还没有开始，必须利用具体经验，重新在干部中交代政策，讲清政策，然后让干部群众大胆放手的行动起来。只有在干部群众明确了政策步骤，有了一定的经验，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可靠积极分子，才能提到放手，不然放了还要收回来的。
为了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封建势力，为土改生产作准备的目的，还有那些具体问题要加以考虑，与强调说明呢？
（一）强调有准备的战斗，防止急躁与任务观点，否则必然会产生形式主义，和平减退，代替包办（因群众的觉悟是走着自己的道路要有一定的时间，不可能由主观造成的），打捆等偏差，或者是为了防止偏差，而把干部群众手脚捆起来，再不就是夹生饭、吃回头草，想快，结果是慢了。我们衡量这一运动的好坏，不在于快慢，而主要看群众发动了没有，封建势力打垮了没有。
一般不准备土改的县，时间可以长一点，搞到3月底，必要时可留一个尾巴，放在春耕后或土改时来搞，这样做是为了作的彻底。因减退的题目比之土改的题目，用来打击封建势力发动群众并不逊色；某种意义上讲是更有力的武器，不能随便将这武器滥用掉。
土改确定只搞4个全县，5个县搞一个区，至多半个县，并不要搞城市边沿，不要和平速成的搞，除此以外的县一律不搞，各土改县必须拿20天时间训练干部。有的县，在有干部不妨碍减退的原则下，目前就可着手训练参加土改的干部的工作。
（二）广泛运用乡农代会，和初步改造农会领导成分相结合的方法，以及重点与附点相结合的方法。
先不要整理农会（减退后再整理）和农会整理得百分之百后再行动，都是不正确的认识。如果不初步整理农会，不大致知道领导成分中的底子，就不可能将任务很好的交给他们，于是，就只有自己亲自动手，让群众作一点，指一点形成包办代替。同时农会的最后整理好，又主要靠在运动中去考验，不经过运动的整理，是不可能完善的。
乡的农代会不能代替农会，领导上应该是二者合一。乡农代会每保大致来10人，开县区农代会不可能，保一般是开全保农民会议。而乡农代会又是运用积极分子，交待政策，让他们自己行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特别是干部少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但这里一个重要条件是，会要开好，政策交待清楚，会前会后必须有充分的工作，因会前如没有工作则派来的代表不好，会后如果他们（10人）不把保的群众发动起来，同样说明政策，那就是少数人行动。
重点与附点的结合，必须是干部的结合，与群众的结合联系起来，即主要干部在重点，放少数次要干部到附点，重点的主要会议吸收附点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也就是带徒弟的方法。重点取得了经验，附点成熟了，经过批准就开始行动，这时附点也就变成行动的另一重点，再采取同样的办法向别保推开。
这里必须防止的是二种偏向：一种是不重视重点经验（自来一套、英雄主义），一种是形式的搬运，即表面样子一样，而内容就不一样了，前者是自觉的创举，后者则成了形式上的模仿，这是有害的。
（三）控诉、诉苦、算血账、追穷根，小会大会互相结合的讲理斗争，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打垮封建势力的主要斗争形式。
地主的抵抗、拖延，这对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不好的，但我们可以更好的深入发动群众，暴露地主，简单的办法，如采用打捆方式，将押金拿出来，农民很容易了解为政府的“恩赐”或“意外之财”的思想。故押金的追收过程，必须是继续发动群众的过程，继续暴露地主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发现新的材料下继续深入斗争的过程，这是一举三得，即：1、群众觉悟提高。2、暴露了地主。3、追出押金。
认为开一次讲理斗争会，不要连续的斗争，就能解决了一切。那是幼稚的想法。
在群众运动中必须有逐步的连续斗争，连续启发农民觉悟的指导思想，否则一成僵局时干部群众事先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有寄希望在打人、杀人与上级身上，或者向地主让步（实在退不起）。正因为讲理是斗争的主要方式，经验证明不打人也可以发动群众退出押金，因此：
（1）仍然坚决不移的规定不准打人，因打人妨害发动群众。因打人造成反对运动者的藉口，同时打人并不是多数群众主张的，而因激愤打人与不打人不过瘾二者又不易区别，目前变相打人已成普遍现象，但纠正打人，不能硬性的来，必须通过群众通过干部，说明利害，群众激愤下打了人不要泼冷水，干部打人不仅要批评，有时要受处罚。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地主，而是为了农民，不是为了妨害发动群众，而是为了有利于发动群众。
（2）正因为讲理斗争为主，故押金的计算与实物的折合，即是对地主来讲，也是要公平合理的，不准少，也不要多，因农民对地主的合法利益要求还多着，有的是理，如退押46年改至40年，就很厉害，而提出不合理的计算，就不能理直气壮。但对农民应得的合法利益不变，或少算，那就是地富立场。
押金主要收现金、粮、布，土改应分配的财产不能顶替，农民的非必需品要少要。实物的计算，必须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折合计算，从群众实际利益出发，反对任务观点。
实在拿不出来的户，在自己拿出来的原则下，或法庭判决的原则下可顶替一部，除逃亡户和恶霸分子已是宣布没收外，不要农民封家抄家的搞，特别搬点破桌坏椅表面浮财，农民吃亏，影响不好，使我工作被动。
（3）小会讲理与大会讲理，应互相运用。大会的好处是声势大，影响大，但不可能深入，小会则可能深入，先大会后大会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
全县全区的地主必须是本乡本保斗争为主，全县区联合斗争，联合计算，统一分配果实同时进行。确定地主在本乡斗争，不准到外区外县外省提捕不是本乡本保的地主。只有地主住在城市，土地在一个乡保的，可以叫回本乡本保处理，但系工商业兼地主，愿拿出押金，不必一定要回斗争。
（四）清匪反霸与减退的结合问题：
二者必须密切结合，清反不是运动的主流，但是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至于谁先谁后的问题，看具体情况决定。镇压要准确及时，有的当运动热潮时不杀，热潮下去了杀，收效就不大。没有押金地区就先搞减租与反霸清匪。不要把反霸作为一个消灭地主经济的手段，这样就会扩大打击面。对恶霸地主要实行群众性的控制，配合向一般地主说明政策，指出前途，达到减少地主逃亡、自杀和分散财产的目的。那些不问大小地主，甚至个别中农，一起都关起来，是不对的，地委专署镇压了人，要经常向区党委作报告、备案，使我们心中有底。
（五）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分别对待问题：
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要掌握这一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是恰恰这一条难掌握，或者强调照顾，而忽略基本群众的发动和多数人的要求，或者只满足了基本群众的要求与发动，而忘了应当照顾而没有照顾的人，结果是不能达到团结90％而增加了阻力。
必须明确分别对待是从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不是为照顾而照顾，必须教育被照顾和群众双方，不要把照顾与发动群众，各自强调，或者二者对立起来。目前减退运动中几个具体分别对待问题：
（1）中贫农之间的退押基本不搞，应自愿的协商解决。只有佃中农退地主多，佃户又要求该佃中农退一点，应该退，这实际是间接的退地主的押。退押是为了消灭封建势力发动群众，不是为退押而退押，中贫农的内部退押，既不是发动群众，也不是打垮封建势力。
中贫农有劣迹者除匪特外，一般的应在运动中或运动后期，用洗脸擦汗的办法改造，但目前不宜多搞这一工作，以免转移群众的锋芒。
（2）小业主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形式上都不能列入地主行列，他们一般都愿将押金退出来，因他们押金少。确有困难的应按缓、少、不的原则处理。
（3）小地主，而又没有劣迹，并在经济上确有困难者，应照缓、少、不的原则行之（慢3月甚至半年都可）最近60余人的自杀中，如都是该死的那就算了，但中间是否有问题值得检查。
（4）民主人士与革命家属，民主人士本身也有区别，即大与小，真开明与假开明，或不够开明的区别。
一般的是留面子，讲究方式，经济上慢一点。上下结合，下面供给材料，上面谈话教育。影响大一点的民主人士，要干部亲自掌握，了解情况，才能主动，因他们朝内有人影响大，对之要作到合情合理，除有重大劣迹者外，不要斗争。
革命家属与烈属，要有分别，不同的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照顾。
（六）运动的最后目的必须是为了发展生产，故发展武装，改造村政权，保护果实，巩固胜利是整个运动很重要的部份。
为了生产，在运动已经结束的地区，干部应帮助和教育农民订出安家计划、生产计划；但要注意，制订这些计划，不要流于形式主义和包办代替。并且，在这些重点县，运动已告结束后，如果时间许可，还可试办农民合作社，担负农村供销任务，为农民服务，推销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并供给农民以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这样的农民合作社，可每县办一个，但不可勉强，能办则办。在选择办理这事的干部时，必须慎重、民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发展武装问题，不能采取欺骗的办法，应该公开号召宣传。参军就是参军，如参加野战军、基干团、干大队等，参加什么就是什么。同时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枪换肩应该与清匪、反霸、保护果实结合起来。地主恶霸的枪不交在农民手上是不行的，但追枪的打、骂现象却要防止。建设武装也不要光图数目大，应注意成份。
关于政权改造的办法，我同意你们刚才所讨论的意见。但其中有一个缺点是改保为村，只有序数，如第一村，第二村……等，而没有正式村名。最好就根据自然村的当地原来称呼定名。不要标新立异乱取名字。
（七）关于请示报告制度与加强通讯联络工作的问题。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加强请示报告与通信联络很重要。无论是书面或电话报告都好，都要紧。必须这样办，才可以及时了解情况，指导运动，不致出多大问题。在工作中，下面同志有问题或不同的意见，可以向上面提出，领导上必须及时答复，如果不答复，也可以“斗”他。切忌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自搞一套。这是不是叫不放手呢？我看，这倒不是不放手，相反，这正是放手。因为了解情况，才好办事，不清楚情况不好办。关于加强请示报告，中央也这样指示过，在减退运动中，中央最近就要区党委每月作一次报告，这难道是不放手吗？我想不是的！我们一月要向中央报告一次，你们更应该多作报告。关于总结性的报告，各县县委报告很多，地委的总结报告却很少（此次万县有总结报告是好的）。不总结就不能教育干部，交流经验。我们应当重视总结工作，养成一种研究总结的习惯。
来源：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