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王振林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
河北省遵化县 王振林
1951.06.19
[王振林：中共河北省遵化县委书记]
毛主席：
遵化县是半山地、半平原，是较老的地区，共十个区，六百零六个行政村，三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三人，我县对镇压反革命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以你为首的党中央所规定的正确政策与华北局、省委、地委正确领导下，及我县干部努力，群众拥护，获得了成绩；但由于我们政策水平不高，亦出了些偏差，简报如下：
（一）在逮捕五种反革命对象前，干部先学习了政策，召开了村支书联席会、干部会，打通思想，蒐集材料，并结合旧有材料，经过党委反复研究，到三月份，在统一计划、统一时间、统一行动下，两次两天，已将内地八十六名反革命分子捕获到案，后并从绥远、东北、天津、北京等地捕获了五十六名共逮捕一百四十二名。其中：特务三十六名，顽伪军政人员六十五名，道首十名，惯匪十名，反攻地富二十一名，由于我们严格了手续，并提前贯彻了政策，避免了错捕、滥捕的现象，人民情绪安定。
我县逮捕反革命情况是：
1、特务：已发现的有三种特务组织：一是剿总技术大队，以贾成果为首共五十人，这一股特务，已往经我们杀掉的有贾成果、牛成文等五人，关起来的有张久山、吴宝香等三人，在外被我军打死的有萧奎等，现仅剩袁宝山一人，在东北作工，无活动，一是东陵小组，于一九四八年在唐山成立的，共七人，经我们处死了三名，关起来四名，三是军事联络组，直属蒋匪保密局北京站，这个特务组织，于一九四七年“六六”教师节会议，连络敌机，炸死炸伤我方人员廿八名，又配合顽伪进攻，搜集我方军情，这一组织，被我处死两名，判徒刑一名，逆用的两名，潜逃没下落的两名，另外被我们控制与这一个组织有联系的特务分子三名。因此，在已发现的特务组织方面，据掌握的材料，未捕获的已为数不多。
2、惯匪：一九五○年以来，共发生路劫、抢案三十七起，经去年捕获了匪徒七十六名，还有三起土匪案，三起破线案未弄清，此次镇压反革命以来，经群众协助检举又破获两起。
3、反动道会门：主要的是大佛教，已普及六个区，共有中小道首一百二十七名，其他一贯道等是少数的，大佛教毒害人民最甚，曾于一九四八年在九、十区暴动，烧房一千二百多间，杀死干部群众四十二名，烧毁物资无数，经取缔后退道的二九八九名，集训了道首一百名，逮捕二十三名，杀掉十二名。
4、还乡顽伪军政人员和潜逃在外的共六百余人，现将有血债的已逮捕六十五人，其中主要分子如王希武（外号王大胡子），曾任伪警备队长、蒋匪警察局长等职，罪恶滔天，残杀人民百余名，其他在本地未捕者，表现比较老实安心生产；在外潜逃的尚有十余名应捕而无下落。
5、国民党党团组织：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团在遵化没发展，党的组织在一九四二年以汪广平为首（县党部书记）成立了地下组织，到日降时，发展近二十名，日降后，国民党占领时期，借敌势曾有过较大发展，但仅在城关村。
根据以上情况，除潜逃在外的及暗藏的敌人，应继续侦捕外，续捕的已为数不多了。
（二）量刑：在党委领导下，组成了联合办公室十五人，审讯组十六人，调查材料组五十一人，计八十六人。
根据政策精神，与积累、调查、审讯、检举、控告几方面的材料相对照，经一再审核研究，作出最后结案，由三月至五月底，已将二○八件案件（包括原押二十四件，追诉改判四十二件）审理完毕。上报请批死刑者一四一名。经上级批准死刑的六十一名，批回改判与经县判处徒刑者二十九名，释放管制者三十四名，转外县者六名，尚有七十八名案件请示未批回，批回处死的已分期分地杀掉五十六名。
但在量刑上，以中央三次公安会议的精神看，杀的一批当中，可死可缓的都杀掉了；甚至个别的不该死也杀了，如八区板城村高尔耕，是伙会头子，没有明显血债，二区西刘村反攻富农刘文普，过去打黑枪，后威胁农民，企图夺回房子，以上两个不应杀的已杀掉了。这是我们政策水平不高。
（三）贯彻政策：
首先通过扩干会、党代表会、各界人民代表会、妇女代表会、青年团代表会、两次社员代表会、荣军会，把镇压反革命政策结合本县情况贯彻下去，通过这些干部、代表贯彻到群众中去。各村冲要地点，都刷写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千一百多处）。
逮捕了第一批犯人后，即以犯人居住村为重点，进行深入的贯彻政策，启发群众觉悟，去掉顾虑，开展检举控诉。但仍有个别村，存在着模糊观点：如六区王迷寨村逮捕了军统特务高艳楼之后，少数干部操纵群众出保，处决后，村干又找人用担架把尸首抬回本村，并号召群众吊孝。这是因为高犯没在本地作恶，因之群众对他认识模糊。另外也有的村干，拿着惩治反革命条例，当成推动工作的工具。如二区兰村支书，为了把补助河工米收齐，就宣布说：“谁不交，就按二十一条办事！”堡子店孟家肉铺夫妇打架，老婆向夫丈说：“你去大街看看二十一条（黑板报上），有咱们的事没有？”我们抓住以上几点，到处讲，作为教育村干部的材料，澄清了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模糊观念。
在处决第一批反革命犯以前，首先分片召开了村干或群众大会，揭发犯人罪恶，结合苦主的控诉，进行讨论，并结合抗美援朝工作，以区为单位，召开了小学教员、村支书、宣传员联席会（到会一七二七人，代表五九七村），会上结合贯彻了镇压反革命政策，散会回村，举行回忆控诉的有三百多个村，教育了群众近四万人。在政策的开展上，达到了家喻户晓。
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由县委分工负责召开了四个区的临时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三百多人，事先印发了准备处决的反革命犯罪恶材料，利用活人活事经过热烈讨论，再进一步全面贯彻政策，一般的解决了以下思想问题：比如群众怕检举了反革命分子后政府不处理，有的打听已捕的反革命分子死了死不了？如果死的了，就告他几状；又解决了怕伤人怕报复的思想。同时也统一了认识！有的代表说：“反革命分子与美帝、蒋匪是一家，天下人民是一家，每个反革命分子都是人民的敌人。”并去掉了事不关己的想法。再就是提高了警惕。不仅对公开敌人仇恨，对隐蔽敌人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有的代表：“反动道首，虽然没杀过人，但他企图组织暴动，想更多的杀人呢？”并说：“暗箭最难防！过去九、十区血的教训，咱们应该记在心里啦！”
这些代表回村，都召开了干部会、群众会，结合实际材料扩大宣传，使得群众从事不关己的态度转向积极行动，检举控诉的多了。群众反映说：“加紧生产，挤出时间，好开大会去！”分三批先后处决了反革命分子五十六人，到会群众十万五千人。有的村整队来，路远的村有的套大车来。当场控诉的一百数十起，二区曹各寨十三岁的翟秀荣，两次上台哭诉其父被汉奸谷汉章六次抓捕致死的经过，台下的人落下泪来，万人齐喊：“杀！”西新店子屈老大娘七十多岁，扶了拐杖，也赶来参加控诉。
在大会上，全面贯彻了政策。宣布处死一批，关一批，放了一批，当释放时，有的群众面对释放的犯人说：“我们看看你，以后再坏，我们好认的。”
经过几次的宣传后，仅书面检举达三百余件，把长期侦察没有下落的反革命首恶分子王希武、史锡同（蒋匪县长）等，也都逮捕归案了。反革命分子感到无路可走，向我们自首的十六人，总之邪气压倒了，谣言以及破坏案件大大减少了，干部群众情绪高涨，在今年天旱地干、又没抗旱习惯的情况下，完成了四万五千亩种棉任务，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担水种的。自平分以来，农村中倒下的支部起来四四个，消极的干部起来三百四十五名。他们说：“这回政府真给我们作主了，往后工作好干了”。
但是有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被害的苦主，萌芽着杀尽灭绝的思想，要求政府把坏人统统杀掉；也有的认为这一下算是太平了。对镇压反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认识不足，在胜利面前，产生了麻痹思想。在今后工作中还是值得注意的。
六月中旬，县委吸收了以前的经验，又以区为单位的召开了临时代表会（到代表九六一名，和本区干部），把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全面贯彻下去，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普遍设立了治安委员会，订立锄奸防特公约，把镇压反革命的精神长期坚持下去，最后达到彻底消灭反革命。
来源：《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第一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印·195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