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继续猛进 注视敌情：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
叶剑英
1951.08.23

两三个月来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许多问题，须要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首先是从思想上解决。经过杜润生同志的报告、方方、古大存同志的讲话，赵紫阳同志代表分局对运动总结的报告及各部委负责人的发言之后，问题已大部分基本解决，今后如何进一步的开展和深入斗争，也更明确了。我要讲的，着重在如下几方面：

一、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表现于：全省3000万人口中，有1500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运动，其中又有720万人直接的参加了斗争，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有230万人参加了农会组织。全省所有各县都开展了运动，空白的县份是没有了，造成了一个广东空前的全省规模的农民运动大高潮。获得了斗争果实4.3亿多斤（连此次运动以前一共是6亿余斤），解决了春荒生产的困难。我们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在镇压反革命基础上，春荒严重情况下进行的，去年的寒冷是广东60年来所没有，使冬耕失收；春雨又比往年早降，秧苗的下种普遍是3次、7次、甚至7—8次，造成严重的青黄不接的春荒。但是通过运动，获得大批的斗争果实，胜利地解决了春荒。当然，也有个别地区解决得不好的，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是另外的问题。

我们不但获得了物质的果实，而且取得了政治的果实。经过运动，初步的发动了群众，斗争了地主恶霸，破获了大批特务匪徒的地下组织，收缴了近10万的武器枪枝，清理了基层，组成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广大农民队伍，向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进攻；群众的觉悟程度，比较从前提高了，农民“饮水思源”，认识了毛主席，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人民解放军，认识了人民政府，相信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是他们自己的。

可以说，政治果实的获得是主要的成绩。

获得这些成绩主要是中南局的领导，他们不但在思想上和政策上指示我们，并且派遣了许多有经验干部前来帮助我们。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又有了有经验的干部的指导，这是胜利的保证。

其次，是依靠大军结合地方。大军包了26个县，组成了6000至7000人的工作队下乡，帮助和教育了地方干部，使运动有力而正常地猛烈发展。在数量上依靠大军最多的潮汕地区，运动的发展也最猛烈，果实的获得也最多。如果没有大军，没有老干部在战场上的亲临指挥，随时调动，指出错误，进行教育，那么，偏向的迅速纠正是不可能的。其他地区依靠大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兴梅地区在这次运动中，虽然很少大军参加，但是在大军参加的东江、潮汕的影响下，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许多经验和方法同样可以获得大军的帮助。所以说，各个地区虽然依靠大军的程度不一样，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依靠着。

第三，区党委亲临战场指挥，用各种办法指导了运动。如请示报告、打电话、派人深入巡视等等，使自己与运动密切联系着。各地委、县委对此运动，也还抓得紧。这样，使发生的偏向，在很短时间内，在影响还不大的时候就得到了纠正；也只是这样——不脱离运动，才是一个好的战斗指挥员。

第四，是4万多干部的辛勤工作。很多干部下了决心，克服了语言不通的困难，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不容易的。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成绩的获得也是不可能的。

贫雇农是受封建压迫到最下层的根子，只要他们一经发动起来，是最坚决最勇敢的，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必须依靠他们发动他们。我们与贫雇农生活在一起，通过访苦串连，启发教育，扎好根子，召开农代会，壮大队伍，进行斗争，再壮大、再斗争，把这个最受压迫的最低层的人们翻过身来。这一套，对于我们老干部是熟悉的，可是，新干部是不容易理解的，经过这次的运动，大部分的干部也学会了。有些干部们心领神会的说：要先通自己，再通干部，三通贫雇，四通农民大多数，这就是证明。

第五，解放一年多来，各级党委与人民一道，辛勤地完成了支援前线、动员参军、剿匪、征粮、税收、修路筑堤、捐献飞机大炮、慰劳军队、拥军、优属、生产竞赛、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等许多的工作，群众有了初步的觉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产生今天运动的成绩，离开了这个基础来看今天的运动，就是割断了历史。

当然，运动是有缺点的。正如同志们所指出的是：运动不深入、不平衡；群众发动不够，对敌人打得不够狠；领导上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对旗鼓在先、从思想上发动群众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各地区普遍发生吊打与工作队包办代替的现象，如北江有些地区，不运用农民代表会，西江有些地区斗争果实也由工作队保管，一天到晚忙碌于称磅粮食；有些工作队依靠旧基层，在运动过程中，不了解敌人、干部、群众的情况，不了解上级指示的精神，特别是对敌人的破坏，认识不足，对敌情体会不深。这些缺点，虽然并不是普遍的而是部分的或个别的现象，但亦说明农民优势尚未树立，地主恶霸政治威风和统治仍未彻底打倒。这些缺点经过会议的批评教育更充分认识了。

二、运动暴露了什么问题

也同战争暴露一切一样，在运动中暴露的问题很多，如放手与政策问题；点与面结合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已得到适当的解决了。可是，我觉得运动中暴露得最突出的问题是：队伍不纯，敌情严重。队伍不纯，经过两个月来的运动是有若干改变的，但还没有基本的改变。就是说，我们还要为消灭队伍不纯的严重现象而斗争。

同志们，由于队伍不纯，敌情严重，敌人公开说大天下是我们的，小天下是他们的。的确，在我们的大天下中还存在着敌人的小天下；正好比一座房子，二、三楼是我们住，楼下还杂有敌人。不指出这一点，同志们就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敌人活动的花样很多，有的同志给他综合一下，共有10余种：造谣、恐吓、麻痹、包围：收买利诱；装穷诈死，拖延欺骗；假开明，故作态；分散物资，破坏生产；钻进组织，篡夺基层，进行假斗争借刀杀人；挑拨宗派斗争，转移斗争目标，袭击，暗杀，迫害，制造“自杀”事件；放毒、放火、埋伏、顽抗到底；私藏军火，阴谋复辟，煽动暴动等，办法有这么多，如果麻痹就会上当。

同时，敌人还运用合法手段打进我们内部，组织农会、青年会、妇女会、学校、夜校、剧团、儿童团等等合法团体，所谓以组织对组织。这样的合法与非法齐头并进，同时使用，以求得里应外合。形式上是配合我们各个时期的运动，骨子里却作他们的文章，使我们正确的政策无法贯彻，将斗争目标转向我们自己，以制造运动的混乱。如在西江有的地方敌人造谣说：“妇女一定要剪头发”，另一方面又说；“剪了发的不分田”，害得落后妇女剪也不对，不剪也不对；修公路时，连超过年龄的六七十岁的老伯伯，也强迫着去，假农会还规定每丁要担多少石头，扣留工资移作聚餐、购买文具的费用；搞水利时强迫群众去建筑一些用处不大、而要花很多人力物力的工程；强迫群众捐谷买课本、煤油；不论男女老少，夜夜上学，使工作队下去，要召集群众开会也找不到人——都上学去了；假农会开会时铺张浪费，凡事都要群众送礼、送旗、聚餐。

这些材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过去，我们曾说过：自从1949年7月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革命的战火就燃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把国民党反动派的防御体系打得稀烂。正如毛主席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这样的形势下，敌人知道大势已去，便准备在他们的公开统治被推翻后和我们进行隐蔽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长期埋伏、待机破坏。许多反革命分子通过各种方法钻进到我们的内部来；同时，自那个时候起，革命又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高潮，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干部，因此，我们主动的吸收了一大批；这里有些坏分子就乘机钻进来，这样，敌人一钻，投机分子一混，我们一拉，就产生了我们队伍严重不纯的现象。

既然由于队伍不纯、敌情严重而产生这样容易模糊、难于辨别的混乱现象，就要求我们同志更加提高阶级警觉性，用阶级的观点，对这些现象加以深刻的分析，不能简单的孤立的来看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思想上、组织上明确敌我的界线，分清那些是出于农民自发的斗争或是干部幼稚的行为，那些是出于敌人的破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分别对待。例如对干部幼稚、农民自发，主要是个教育问题，领导上负起（责）来，对他们所犯的偏差和错误主要归咎于领导人自己没有领导好，及时纠正并大力的鼓励群众、干部勇猛前进。但对于敌人破坏则不同，因为是敌人，我们就不能替他们负责，这就不是教育批评的问题，而是认真镇压的问题了。

既然队伍不纯、敌情严重，第一阶段又来完成，还须深入，就严格的要求我们必须整顿队伍，注视敌情，总缔经验，继续猛进。在此次运动中，发现地主阶级的企图是：夺取土地改革的领导权，迅速渡过土改关。大家知道这个领导权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基层的领导权。我们曾多次说过，广东不象华北，华北有了十几年不断的斗争历史，在斗争中不断的暴露了敌人，也不断的消灭了敌人。因此，运动在华北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大多是出于我们干部思想作风的不纯，故在华北来说，基本上是个干部教育问题；广东是最后解放的地区，在这次农民运动中才开始大量的暴露敌人，虽然这些敌人在全人口中不是多数，是少数，但这是严重的少数。应该懂得中国30年来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我们有30年的斗争经验，同样，敌人也有30年对付我们的反革命的斗争经验。我们有些同志轻敌麻痹，没有提起足够的注意，今天问题的严重就在于此。今后，必须严肃的整顿我们的队伍，在基层要整顿我们的机关、农会、民兵以及工作队，用会议学习、坦白、批评、调查研究等方法结合审查干部；进行整顿。

在运动中对于偏向必须纠正，因为任何偏向都是一种脱离群众的东西，那种“既有偏向，又不脱离群众”的论调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仅仅从现象上来看偏向，不易了解偏向的真象。因此要预防偏向，减少混乱，必须结合整顿队伍。将队伍整顿了，纯洁了，才能集中力量一致对付敌人，打倒这些残存在我们农村中——的“小天下”。

一句话：整顿队伍，注视敌人，取得经验、继续前进。

三、确定三阶段，做好第一阶段

广东的土地改革从无阶段到两阶段，又从二阶段到三阶段，这是从实践斗争中得出的经验，也是认识发展必经的过程。去年的党代会，我们曾经说过，要在1950年内准备群众，准备干部，准备办法，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可是，如何准备法，却不够具体。有些同志说，只需20多天时间，就可以发动群众，进行反霸，两个月内全部土地改革就可以完成。今年1月的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土地改革分两阶段，我们的认识仍是不深刻。经过中央的会议，学习了西南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又经过4月间的扩大干部会议后，才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的必要性。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缺乏实际的经验，只有经过多次的实践，认识才一次比一次深刻。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这样的；在阶级斗争的实践的过程中，在一定的政治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定的份量的理论，提高一定程度的政策水平，达到一定深度的认识；而运动不断的继续着，人们的认识也就不断的提高。

现在，我们要从新肯定3个阶段，并坚决做好第一阶段。4月间的会议，虽然指出了土地改革3个阶段都须付出百分之百的力量，但没有着重说明第一阶段的重要性。当然，这个阶段整个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不断的随运动而深入的过程。可是，我们要求在第一阶段内将群众基本上发动、组织起来形成队伍，因为第二阶段的斗争将更激烈、更尖锐、更复杂，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决定阶段，不能设想在第一阶段内群众尚未基本发动，队伍还没有整顿好就做第二阶段的决战，如果这样冒进便容易变成打没有准备的仗，其结果必然的要走回头路。一切贪图“闪击式’的冒进是行不通的，只有抓紧第一阶段工作，基本发动群众、整顿好队伍，才能形成一个有司令员、有指挥员、又有坚强的战斗员的队伍，在地主阶级已被削弱的基础上，进行第二阶段的划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的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决战。

目前，群众的发动只能说是初步的。因此，在今年夏征后秋收前，我们仍须集中力量，做好第一阶段的工作，个别地区要求进行第二阶段的试点，需视实际条件而定。我们预期在秋收前，全省将有1000万的农民加入农会的组织。

四、关于工作队的问题

工作队是我们的政治拖拉机，既要犁田翻土，又要播种、生根。在会议中，检讨各地工作，有些地区，表面上犁过田，但是没有翻。这是说，工作是做了，也经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而实际上敌人优势还没有打倒，这是形式主义的“走过场”；有些地区，土是翻了，但没有播下种子、落地生根，这是说没有培养农民骨干、组织农会，这是包办代替的结果。我们土地改革的工作队，既要负担犁田翻土的政治任务，又要负起播种生根的组织任务，主要是组织农会，因为“农民协会应该成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刘少奇副主席报告）。应该保证当工作队离开后，农村工作不致以无所依靠，农会能够负担起全部任务。这就是说，我们的运动不但要有政治果实，同时还要有组织的果实，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真正的达到巩固。这是—段艰苦的战斗任务。

因此，今后工作队必须艰苦深入贫雇，坚韧的组织队伍，大胆的发动群众，从斗争中不断提高群众和干部的觉悟，在斗争中培养骨干，成立农民协会。组织队伍、发动群众的过程亦即是组织、教育的过程。没有教育，就谈不上对农民思想的发动，也就不可能引导农民从低级的行动到具有政治觉悟的高级斗争。因此，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要不断的向农民宣传、讲道理，并随着农民的思想发动，同时注意并进行组织工作。对于好的要培养提拔（教育不够的要继续深入），形成核心，扩大队伍，组织农民协会，培养骨干分子当代表、当主席，主持乡政，当群众的领袖。这样，才是教育与组织的真正结合，教育不是徒劳无功的，组织也不是形式的东西。因此，在工作队中需要设置一个组织员，专任在斗争、教育过程中的组织工作。

这样，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获得更大的政治的、物质的、和组织的果实。

今后关于以反霸为主结合减租退押的斗争中，对于地主的斗争，我们采纳东江总结出的经验；要有力、有证、有底、有理、有法。有力，就是队伍要壮大，要依靠多数，声雄势壮，孤立敌人；有证，就是要进行调查，掌握材料，了解情况；有底，就是要有计划，要有的放矢，要有节节前进、节节胜利的节；有理，就是要有充足的理由，即是通过诉苦说理斗倒地主、教育干部和群众，发挥群众的道理；有法，就是要充分运用人民法庭，对顽固的敌人实行制裁。如果在斗争中我们掌握了这条经验，就既可以避免脱离群众，不致丧失社会的同情，同时对敌人的打击也能够达到狠和准。

五、领导的艺术

运动总是带着缺点或错误前进的。如果认为一个运动从头到尾可以毫无缺点毫无错误，那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运动中的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都是多少带有缺点的人。如果个人的缺点不可免的会在工作中表现，那就自然会成为运动的缺点或错误了。问题不在于运动是否有缺点与错误，而在于运动中产生了缺点与错误之后，领导者如何来处理它，即如何与这些错误进行斗争，并及时的克服它，纠正它，使运动得以健康地继续发展。为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认识：

（一）批评、建议、学习、教育的一致性。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是最好的批评方法。人们在批评中取得教育与学习，再在行动中实践自己的教育和学习，要知道，“批评是我们推动工作的动力”。譬如吊打问题，这是个不好的斗争方法，它会引导我们脱离群众，丧失社会同情，因此我们就要批评它。随着在批评的过程中，我们提出说理说法的建议来代替它，譬如提出澄海两句半说理斗争的经验。这样，我们便抛弃了旧的，学习了新的，群众与干部也懂得了吊打不是办法，只有说理说法，才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批评、建议、学习、教育一致性的具体过程。也就是说，批评就是教育；合理化的建议就是最好的批评。不要把批评看作只是指搞缺点的东西，他是带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同时批评建议又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最好的教育。总之，四者是互相结合为一体的。不这样认识，就不能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二）要认识反倾向斗争的经常性。人们的认识总是有限度的，宇宙的事物是不会一模一样重复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条件底下，情况也就经常发生出入意外的变化。因此，运动难免在前进中产生一些大小不同的偏向。须知道，一切偏向都是阻碍运动前进的东西。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就须经常地注意这些思想上的倾向或工作上的偏向，并进行反倾向反偏向的斗争，把批评作为反倾向反偏向斗争的武器，使批评成为经常性。对于思想倾向，或工作偏向，当它已经在运动中突出存在，或者还在萌芽孕育，或者有产生可能时，都要及时的提醒干部注意。譬如今后以反霸为主，结合减租退押的运动，很可能重犯吊打的偏向，我们就要打通思想预加防范。当然，只有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才能对这些倾向和偏向见于未萌，并及时的提出注意加以纠正；经验较差的，只有当倾向或偏向已开始暴露或普遍产生后才能感觉得到并进行纠正。

（三）纠偏是领导的一种艺术。没有纠偏，或有偏不敢纠，就不叫指挥，就不叫领导。司机、骑士、舵手，都是如此。当汽车、马匹在路上飞驰时，当船只在海洋中乘风破浪前进时，那些司机、骑士、舵手们都是紧紧地掌握着他的指挥工具的，发现有一点偏差，立即纠正。当运动因领导上放手而愈猛烈，但领导上同时要注意运动的掌握，要学习骑土们的驾驶，放手而不脱疆，掌握又不妨害运动。况且，正如上面所说的：运动总是带着缺点或错误前进的，一切偏向，又是脱离群众，阻碍前进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对运动的偏向都不敢纠？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纠偏，而在于如何纠，会不会纠，这是艺术。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学会这种艺术。因为运动发生了偏差，不纠是不行的，但随便纠也不行，不用力纠不行，用力太过也不行，过早不行，迟了也不行，轻描淡写不行，乱骂一顿也不行，只有批评没有建议亦不行。故要在适当的时机底下，根据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地点与条件，用适当的方法，分清偏向的性质，决定我们纠偏的态度，是偶然的还是系统的；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是干部、群众的还是敌人的；是公开的，太阳底下做的，还是隐蔽的，地下的阴谋，详细分析，分别适当处理。对系统的主要的，一发现就要纠正；是偶然的次要的就可以放慢点；是干部的、群众的要教育；敌人的要镇压。这样，纠偏就不致于象一些管家婆那样，事无大小的罗罗嗦嗦，干部也不会弄得一肚气，或束手束脚。纠偏的方式很多，电报、指示、文章、巡视、会议等都可以，问题在于领导者怎样按照不同的人、地、时、条件、性质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好象医生施手术似的，在什么情况下就用刀，在什么情下就用夹，这是考验领导者的种艺术。纠偏者的态度，应该是站在运动之中，要诚恳、要坦白，为的是使运动更好的发展。我们要反对那些对偏向采取冷嘲热讽的旁观态度，或者是敌视运动的大喊纠偏的对敌态度。

总之，学习批评，学习纠偏，是作为一个运动的领导者所不可缺少的一课。

在运动中必须有压倒一切的中心，同时，又要有不可分割的结合。各搞各的，或是单打一，都是不对的。必须有中心又有结合。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就是土地改革农民运动，一切部门的工作，都须服从它，结合着进行。同志们会问：在客观上，有没有一个可作为各部门围绕的中心，互相结合的共同基础呢？还是人们的主观要中心、要结合呢？显然，这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达到的，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与共同的要求，不是别的，就是发动群众，这是土地改革的政治要求。试想一想，有哪一个部门，哪一项的工作可以离开发动群众这个基础与这个要求呢？今天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在政治上的要求正是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掌握基层的组织，形成广大的有司令员、有战土的农民队伍，打倒封建，完成第一阶段的目的。如果当前运动的主要目的与要求是为了这个，那么组织、宣传和其他部门等等的工作，除了发动群众的目的之外，又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呢？

事实上，下面也开始学会了这一点。抗美援朝、废除旧基层所保留的苛捐杂税、拥军优属、审查干部、查分果实、征粮、清理积案、查黑田等工作都结合中心运动做得很好。为什么能结合，能做得好呢？正是因为经过这些运动把群众初步发动了。如查黑田，挤出了很多黑田；过去也挤，但挤不出，评产量也很低。现运动一经发展起来，三水有一个村就挤出400多亩，中山四区在农代会号召自报，即时挤出230亩；长洲村在土地改革后挤出黑田50%，茅湾村挤出30%，梅县夏冬乡挤出了1000多亩。象这样的工作是伸手向群众要东西的，为什么群众肯交出呢？因为，中心运动教育了群众，提高丁群众的觉悟，使群众认识了征收公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也是为了老百姓而要的公粮。又如清理积案，将人犯分送原地，通过运动，由群众组织斗争，许多案件也很快处理了。而各个部门的一系列工作又推动了中心运动的发展，这因为在许多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又加深了对群众的教育与发动，使群众进一步认识政府是为人民做事。这样，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又给予群众一定的阶级教育与爱国主义的教育，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群众进一步靠拢我党和人民政府，因而就推动了中心运动的发展。

同样，宣传与组织工作也是可以而且必须与中心工作结合的。我们常说“旗鼓在前，运动在后”，有哪一部门，哪一项工作可以不须要宣传呢？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先为我们做宣传、思想准备的工作，他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旗手。我们的中心运动一经宣传之后，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之后，就会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古代战争鸣鼓而进，呜金而退，也是旗鼓在前的。总之，运动是离不开宣传的。组织工作也是如此，运动是通过人去做的，去领导的，干部决定一切，但干部有好有坏，好的教育提拔，坏的教育批评处分，靠谁来管观?落地生根，培养干部，这些一系列工作靠谁去做呢？就是靠我们的组织部门。

因此，中心与部门的工作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不但要结合，而且必须结合，不但要服从中心，而且必须服从中心，正好比一串钱，既要有一个个的制钱，又要有一根红线，才能成为一串；而这个服从，这个结合，不仅是业务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

不过工作的安排与实施要有步骤，时间上要有先后缓急，工作也有划、轻重，有分别，有分寸，同的又要善于照顾全局，一切服从中心，围绕着中心来进行，这也是很艺术的东西，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各地委书记以身作则带动干部展开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分局，同志们回去可以根据分局对运动的初步总结，杜润生同志的报告，方方、古大存同志的讲话进行传达，并结合地方的实际和运动获得的经验来布置今后的工作；以求得在秋收前完成第二阶段，组织起30%左右的农民，然后顺利地进入第二阶段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要同志们一如过去的谦虚谨慎，小心翼翼，稳步前进，就可以使运动更健康正常地向前发展。过去，我们又放手，但担心。经过这次会议，我们就大有信心，大有希望。同志们应该带着信心回去，并告诉干部：“你们已经再不是以前那样了”；进一步改造农村，也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成为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人物，不要怀疑分局不放手，也不要怕纠编，自己要学会做司机、骑士、舵手、指挥员，在这运动中掌握政策，勇猛前进。

来源：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年—1953年）》，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