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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关于三大运动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北京市市长 彭真
1951.11.00

今天我向大家作报告，感到很为难。因为我所知道的一般学问和理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不对的请大家多批评。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没有这三大运动，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化，根本谈不上，新中国就没有稳固的建国基础。去年秋天我国的情况是很困难的。美帝国主义者越过了三八线，打到了鸭绿江边，并且将来可能会要打过江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业中心是在东北，这对于我们新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我们国内，因为我们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有宽大无边的偏向，反革命分子非常猖狂，干部成千上万的被反革命分子杀死，土匪在全国有100多万。就在人民的首都，特务分子还大肆造谣：说要割蛋、割乳房送到苏联制造原子弹。在全国，特务放火、放毒，暗杀的事件则不断发生。在新解放区，有的地区不仅是两三个干部不敢下乡，甚至十多个干部也不敢下乡，有的在一连军队保护下下乡，也曾遭受到反革命分子、土匪的袭击。同时，土地改革仅在1.6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进行或者正在进行中，地主阶级还大量存在，而且是公开地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的。

由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开展，则使中国的面貌有了进一步地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全国普遍出现了新的气象，中国的工业化和民主化就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一）关于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是一个保家卫国的运动，抗美是为了援朝与保家、卫国，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

抗美援朝是一个军事战、政治战，同时也是一个建设战。

在军事上，首先，使美帝国主义者遭受到挫败，我们把它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使他们遭受了20万余人的伤亡，保卫了北朝鲜和我们的东北的安全。其次，我们取得了与美帝国主义作战的丰富的经验。这个经验在巩固国防与保卫我们的祖国方面有着伟大的意义。我们的军队对于日本，对于蒋介石的军队摸得很清楚，但对美国则没有经验。现在已经摸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优缺点，知道了如何打败它。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达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但取得了进攻的经验，同时也取得了防守的经验。过去敌人承认我们善于进攻，但是认为我们不能防守。而事实证明：我们不但能够进攻，而且也能防守。我们在三八线守了这样久，敌人虽然发动了一连串的杀伤攻势、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但很多阵地都屹立不动，而有些阵地，敌人费了很长时间才能占领的，我们很快就可拿回来了。

在政治上，我们同样挫败了敌人。去年秋天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真是不可一世，不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蛮横不可一世，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国也是蛮横不讲道理。现在则丢丑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吵架，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战争贩子马歇尔、麦克阿瑟、胡佛、塔虎特吵得一塌糊涂。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美国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从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与发展趋势上来看），打击了战争贩子扩大战争的阴谋，增强了世界人民对胜利的信心，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了，中国站起来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的时候就真正站起来了，可是过去有些人缺乏民族自信心，总认为我们站不起来，现在很少有人怀疑了。同时，敌人总是不承认我们已经站起来，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了。这都是打出来的结果。应该指出的，如果我们不打败美帝国主义，部分人的恐美病是没有办法肃清的。患恐美病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宣传、散布恐美反动思想的，一种是受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我们需要肃清的是后一种人的恐美病。只有我们给美帝国主义更沉重的打击，才可以把恐美病连根拔掉。

这一仗，也是建设仗。去年秋天有些人认为抗美援朝了，就不能建设。事实却证明了：只有抗美援朝，才能建设。去年10月以前，沈阳、鞍山的工厂搬到哈尔滨还觉得不保险，怎能安心建设？自然，打仗对建设是有影响的，例如，有些国防费用可以用在建设上，但是一遭受到轰炸，这些建设不就没有了？

总之，不让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遭受无数次的失败，遭受到严重的打击，见到我们就闻风丧胆，和平与国防是没有保障的。国防没有保障，我们就不能放手进行建设。现在美国为什么不敢轰炸我们，就是因为怕我们。

目前的形势是敌人强还是我们强？就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与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力量对比来讲，我们强，敌人弱，并且我日益强，敌日益弱。

首先，在朝鲜战场，敌人用的兵力是主力，是美国军队的精华。而我们是部分力量，仅是朝鲜人民的力量和我们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武装力量，结果是我们打胜了。而且这只是局部战争，不是全面战争，美帝国主义的弱点如后方远、战线长、人力不足，尚未充分暴露，如果敌人敢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试问美国如何打法？欧、亚都是战场，美国分兵则被动，被我分别消灭；如果集中兵力，就要丧失土地，维持不了他们的统治。

我们现在是以劣势装备对抗敌人的优势装备。这一次美国在朝鲜，除了原子弹没有使用，其他一切武器，包括有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未使用的武器都使用了。我们则飞机、坦克基本没有使用，大炮又很少，就在这样装备悬殊敌优我劣的条件下，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不是永远处于劣势装备的，这个距离是一天天在缩短的，总有一天这个差别会消灭的，而且我们会超过敌人的。例如，一年前，我们基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当强大的人民空军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一年期间，能够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这是打出来的。假若没有朝鲜战事，我们的人民空军是不可能这样快建设起来的，更重要的是不可能具备今天这样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没有作战的经验是不成的。满清所建立的海军，因为没有作战经验，一开战很快就被日本消灭了。

现在美国自己也都承认他们的制空权受到了威胁。因此，最近的朝鲜停战谈判，不再以制空权作为要挟的藉口了，相反地，因为制空权受到威胁，竟要求以开城作抵偿。

敌人过去依仗有原子弹，现在也破产了。因为苏联也有了，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谁多谁少，但可以肯定说谁比谁害怕原子弹。原子弹是最野蛮的杀人武器，美国怕，我们怕，苏联也怕，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比我国和苏联更怕，因为美国的工业比较集中。所以，美国战争贩子一听见苏联有原子弹就慌了。

我们这样说是事实，不是打气，一个国家那里能靠打气吃饭，就连杜鲁门也不得不承认：在1954年以前不能打第三次大战。1954年之后能不能打呢？我们又不是在睡觉，而且我们人民国家的发展是比敌人快的。两年来我国的发展和建设是非常快的，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而敌人是一天比一天弱，美国物价上涨，罢工增加，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化。英国也是如此，邱吉尔刚刚上台，便在发愁。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100多年的压迫，前六七十年很倒霉，自从有了苏联十月革命，近三十多年就一年比一年好。十月革命时，世界上七个最大帝国主义国家被打倒了一个，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力量强大了。有人说，这是“偶然性”，但这偶然性也怪得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个帝国主义国家又给打倒了3个，剩下的3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英、法帝国主义七痨八伤，破烂不堪。同时又出现5亿人口的新中国，和平民主阵营的国家由一个变成了十来个。自人民中国建立后，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大大削弱了。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都起来，其他殖民地国家也要起来的。历史已证明我日益强，敌日益弱，而且还会继续证明。

敌人会不会发动世界大战？战争贩子是以贩卖战争为职业的，否则岂不要失业了？因而应该说：敌人是很想打的，而且现在已经在公开地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打起来又怎么样？打起来固然人民要倒霉，但是最倒霉的是帝国主义，一定要促进和加速帝国主义的死亡。

第一次大战死了一个帝俄，第二次大战死了德、意、日，第三次大战就轮到美国死亡了。现在是小战，是局部战争，苏联还没有动手，美帝国主义就不行，如果大打起来，全面打起来，苏联也动手，美国怎么办？因此，和平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我们要制止战争，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在全世界开展和平运动，增加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困难。

美国在朝鲜继续长打下去，保持一个紧张的国际局面，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美国所付代价太大，连麦克阿瑟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朝鲜是用美国的血在填无底洞。这是美帝在朝鲜战场上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朝鲜停战谈判得以进行的有利条件。因此，美国在朝鲜长打的可能是有的，但只要我们不断地在朝鲜给予美帝以沉重的打击，使其知难而退、被迫与我们进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二）关于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全国已有3.1亿的农业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4亿农业人口地区中，只有9,000万农业人口尚未完成土地改革。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也都进行了减租减息与反霸斗争，初步地发动了群众。

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是越来越看得清楚。中国地主与富农不过占全国农业人口10%，而占有土地则占全国耕地50%至60%或60%至70%；贫农、雇农、中农占全国农业人口90%，而占有土地仅占全国耕地30%至40%或40%至50%（中农较多的地区占40%至50%）。在奴隶主刚进到封建主的时候地主不是完全不脱离生产，不参加劳动的；而现在的地主绝大部分都是不参加生产，不劳而获的，而且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一般都很残酷，地租最少的是对半分，有些则是六四分、七三分，四川有的地主甚至将农民的全部正产物都作为地租。地主残酷地剥削农民的封建社会制度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是没有好处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束缚。地主剥削农民，农民即剥削土地。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整天在饥饿线死亡线上挣扎，是没有可能与条件施肥、开沟修渠、改良农具、精耕细作的，因此，土地和农民一样，一天比一天贫乏，最后造成了“土地罢工”，发生了灾荒。这就是中国贫和弱的根源，这就是中国落后、黑暗的根源。中国过去为什么文化不发达，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农民是要吃饱了饭才能认字的。中国工业过去为什么不发达，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缺乏工业原料和没有市场。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而过去粮食、棉花每年都不够，需要由外国输入，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耻辱。中国由于农民贫穷，国内没有市场，国外更没有市场，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争夺市场，分割殖民地而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最近有一个参加土地改革的工商界朋友，看到农民每人头上戴着一条毛巾，感叹地说：“要是4亿农民都需要一块毛巾，需要多大的一个毛巾工厂。”从此看出，广大的农民是我们最大的工业市场。

封建主义，地主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支柱。有人认为不对，说：“错了，地主连帝国主义的面都没有见过。”说这话的人，不知道军阀官僚一方面是地主的代理人，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历次都受到军阀官僚的镇压。地主占有土地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皇帝或军阀的政治制度则是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

只有实行土地改革，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化才有基础，否则，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一年来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生产力解放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去年全国农业生产增加了14%，今年增加了约4%至8%。

土地改革要不要斗争？和平进行土地改革行不行？土地改革是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是要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取消2,000万人的特权，是要把全国土地分给4亿农民，同时，也是要强迫地主由不劳而获而参加劳动生产，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这样伟大的斗争不要斗争是不可能的，而且历来的斗争都是很激烈、很凶猛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就是以野蛮残酷血腥的手段来稳固他们的统治的，在满清时代有因一句话、一个字而杀头的，有一家杀头，有祸灭九族的，也有全城被杀的。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用了800万军队来抗拒对付中国人民的革命，保护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就是明证。

凡是未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十之八九都是不彻底的，不成功的。和平分田是行不通的。北京市郊区进行土地改革比较和平，是由于周围都是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而且干部多。只斗地主，不斗富农、中农，斗地主只斗争恶霸地主，而不斗争一般地主，这样已经是和平的了，再和平就没有了，如果比这个还要和平，就不用搞土地改革了。只要不斗争错人，对一般地主留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犯错误。

要知道农民是饱受地主几千年的剥削和压迫的，一旦翻身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阎锡山压迫农民很残酷，农民痛恨他，他了解“农民起来是老虎”。

问题不是主观要不要斗争，而是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像白毛女中黄世仁的那种恶霸地主，任何有修养的人，都是要起来斗争的。

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家庭的封建剥削往往是看不清闹不清的；看到农民斗争地主很残酷，而没有看到地主压迫剥削农民比农民斗争地主要残酷千倍、万倍。

有人说：“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工商业资本家的财产，不公道。”这就是说，要不是没收地主土地不对，就是不没收工商业资本家的财产不对，两者必居其一。

这个问题要从历史的发展、要从人民的最大利益来看。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地主阶级完全是一个寄生阶级，是比条虫还坏的寄生虫。对于社会、对于生产没有一点好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需要消灭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则不然，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家不像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他们的力量很微弱，他们对于增加生产，沟通城乡贸易，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有着积极的进步作用，对于社会有贡献，中国历史需要它，中国人民需要它，谁也不能够否认它的存在和作用。对于一个阶级的方针，是根据它对于社会的作用而定的，根据共同纲领，凡不是官僚资本，凡不是囤积居奇的私营工商业都是要保护的。今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作得对，保护工商业资本家作得也对。如果今天把工商业打乱了，没收了，保证明年有一部分人吃不到饭，过去有的地方曾发生过这个错误的。

有人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使土地分散，会影响生产力。”

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与大规模的机器集体农业生产是两回事。我们破坏了封建地主的土地的所有权的集中，把它分散给农民，是适合中国目前的生产力的发展的，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一致的。无论就华北、东北与陕甘宁，土地分得结果，生产力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有很大提高。土地是否永远分散呢？不是的。在农业集体化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是要集中的，农民是不会拒绝集中的，而且现在有的农民已经正在盼望着新式农具，盼望着土地集中。

土地的集中和分散是按着社会发展自身的规律性的，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土地公有、集中的，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土地是私有、分散的，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土地是集中的。就近的来说，在封建主义，土地是集中的，在新民主主义，土地是分散的，到了社会主义，土地是集中的，这种集中是建筑在农业集体化、建筑在拖拉机等现代生产工具方面的。

增加生产，一方面靠物力条件，靠机器；一方面靠人力条件，靠组织起来。最近在山西、东北出现了一些新式的李顺达互助组织，这种组织是土地入股，有公共农具，有公共积金，有的组织还分工劳动，种粮食专种粮食，开拖拉机专开拖拉机，搞副业的专搞副业。这种组织比单纯互助变工是前进了一步。有了这种集体组织，农业集体化就比较容易了。

（三）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同样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不打倒敌人，不消灭敌人的反动武装，不推翻敌人的反动统治，革命就不能胜利；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不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和革命秩序就不能稳固，革命成功了，也会失败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有些国家建立起了人民政权，但很快就失败了。

一年来，我们消灭了土匪在100万以上，杀、关、管、赶了一批反革命分子，革命秩序巩固了，广西、湘西、福建等有名的匪区的土匪基本上都肃清了，今年冬天，全国的革命秩序可以完全稳固。以人民的首都北京来说，从今年3月起才真正地消灭了抢案，在解放初期平均每天有8案。但目前全国暗杀、放火、放毒的事件也经常发生，在山西、平原、新疆、云南最近均发现特务分子乘降落伞降落潜伏的事件。这些事实说明：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就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不能保护胜利的果实。

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用的是五种办法，就是：杀（死刑）、关（徒刑）、管（管制）、赶（驱逐出境）与缓（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镇压的对象也是五种，就是：匪首与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头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

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对于镇压反革命都是热烈拥护的，到处喊毛主席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甚至喊市人民政府万岁！县人民政府万岁！以至派出所万岁！广大人民这样热烈拥护镇压反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所没有的。河北省文安县、山东省寿县的农民一听说要对反革命分子缓刑，就躺下了三天。

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有没有偏差呢？可杀可不杀的，杀掉了；可捕可不捕的捕了，这样的偏差是有的，但是很少，至于说根本不该杀，杀错了；不该捕的，捕错了，这是很少很少的。贵州因为由于地主煽动农民诬告一农会干部，当时没有很好的审查即杀掉了，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全国是引为教训的。另外，该杀的没有杀的偏向，也是有的，但也很少。上海有一个强奸100多妇女的恶霸，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强奸了，但没有杀，引起群众不满。公安部杨①副部长到上海发现这个情况马上就纠正了。

我们杀的是哪些人呢？杀的是有血债的，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和危害国家利益到最严重的程度反革命分子。凡是危害国家利益没有到最严重的程度及虽有血债但非主犯的反革命分子，我们都不杀。但是对于虽没有血债，但恶霸行为很大，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是要杀的，因为不杀就会脱离群众。例如北京郊区有一恶霸强奸了70多个妇女，像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虽无血债，也是要杀的。

在杀人的标准上，我们是和群众有距离的。凡是可杀可不杀，我们不杀，而群众则要求杀。毛主席提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办法，少杀了一批。过去我们曾想少杀，结果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群众批评我们：“人民政府睡着了。”“人民政府有天无法。”江西的群众说我们“保护反革命，不像毛主席的队伍!”闹得全国怨声载道。

问题不在杀多杀少，而是在于该杀不该杀。凡是“国人皆曰杀”的，我们就杀。毛主席是亲自掌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的，抓得很紧。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毛主席并指示杀了就是犯错误。因而，这次这样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搞得很稳当，没有发生什么偏差，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镇压反革命最健康的一次。

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结果，全国的革命秩序巩固了。杜鲁门、艾奇逊不再吹牛中国大陆有他们的游击队了。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将来在历史上是要大写特写的。

注释：①杨，指杨奇清。

来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