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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三年来中国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薛暮桥
1952.09.00

一、三年来财政经济情况的逐步好转

中国原来是个在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接连十几年的残酷战争，中国经济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十多年战争中，农业生产大约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轻工业生产大约减少了百分之三十，重工业生产损失更重，大约减少了百分之七十。更严重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物价上升了六百万倍。一九四八年八月开始发行的金圆券，不到一年即完全变成了废纸。因此就产生了无数的投机商人，专门从事投机贸易，连正当的工商业者也不得不以主要的力量去作投机活动。整个中国经济是完全腐烂了，人民生活降低到可怕的水平。

解放后我们新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停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取缔投机活动，把工商业纳入正常状态；如何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如何恢复工业生产，发展国营工业，扶助并调整私营工商业，从发展生产中来改善职工们的生活；如何恢复交通，建立新的贸易体系，畅通城乡、内外物资交流，以保障工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从一九五〇年三月起，停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金融物价。从这年起，我们就力争财政收支平衡，使我们不需要再为财政上的需要而增发货币。为着稳定物价，我们除平衡财政收支外，还完成了两件重要工作。第一是由国营贸易机构来掌握与调拨各种重要物资，充分供给市场需要，象粮食、煤炭、棉花、纱布等类对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商品，由于国营贸易机构的充分供给，从一九五 〇年三月以来价格是一直稳定的，完全没有黑市，也用不到限制人民的购买数量。第二是由国家银行实行现金管理，所有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收支，都集中到国家银行。这样，国家银行就掌握了存放款的极大部分，有充分的力量来调节货币流通数量，稳定金融市场。

由于以上这些措施的成功，从一九五〇年三月起，物价即逐渐趋向稳定，且在一个短时期内由于投机风浪和通货膨胀时期的虚假购买力的突然消失而引起物价的暂时下落。因此过去依靠投机发财的行庄和商号纷纷停业或转业，十余年来习惯于囤积居奇的私营工商业，这时在经济好转中一般的都遇到了存货滞销和资金周转的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为此就及时地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方针，通过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一系列的措施，帮助了私营工商业克服经济改组中的困难，并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帮助了私营工商业改善经营管理。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使市场情况在新的、健全的基础上开始好转。

为着进一步调整工商业，我们于—九五〇年冬及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城乡物资交流运动。这个运动打破了因战争和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多年来的城乡交流停滞状态，使农民多余的农产品和土产品得到了销路。农民的收入增加之后，就反过来提高了他们对城市工业品的购买力，城市工业品立刻找着了广大的市场，因而就加速了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的好转。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曾经发生过的工业品滞销的现象，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了。这一经验证明，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的主体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的拥有四亿以上人口的农村市场，是推动中国工业前进的雄伟的动力。

与上述措施同时，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以无比的热情，取得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在经济战线上亦以同样的热情，在工矿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合理化建议和增产节约运动，在农村中进行爱国丰产运动，而获得了同样伟大的成就。今年上半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更替我们今后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以上情况，使我们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达到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工业农业生产已经普遍恢复并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物价已经完全稳定，财政收支已经完全平衡，去年全年物价仅上涨了百分之十三点八，从去年十月份起物价就更加稳定，且有轻微回落。今年上半年我们主动地、合理地降低了上万种日用工业品的价格，物价总指数降低了百分之五上下。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占台湾，我们不得不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加紧进行国防建设的严重情况下，我们国家仍然平衡了财政收支，稳定了金融物价，并且从财政上每年付出大量的资金，全面恢复和部分发展了经济文化事业，今年在“三反”运动以后，国家机构所需经费又有大量节减，所以今年的财政收支不但完全平衡，而且能够拿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投资于国家建设。这在我国的财政经济史上，显然是一个空前巨大的成功。

二、三年来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半上下，一般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了。如以一九四九年的产量为一〇〇，那末一九五一年的粮食产量为一二八，一九五二年粮食的预期产量将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上下；一九五一年的棉花产量为二五二，一九五二年棉花的预期产量将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两倍上下。这就是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将要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棉花将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超过一半以上。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增长着。中国虽然是个农业国家，但解放前还需要从外国转入大量的棉花和粮食，现在这些东西已能完全自给，不需要再由外国供给了，并已能挤出部分粮食帮助邻国解决困难。

中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土地改革，这使全国的贫苦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过去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三千万吨粮食的地租，现在都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收入，其中大部分投入了再生产，农民的生产情绪也因此而大大地提高了，到处都展开了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运动，其次是政府供给农民贷款、肥料、新式农具、改良种籽、杀虫药品，特别是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以合理价格收购农民各种剩余的农产品和土产品，避免投机商人中间剥削，这些措施在发展农业生产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前年开始的淮河水利工程和今年的荆江分洪工程，按其规模和完成的速度来讲，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在世界上亦是少见的。这些水利工程使几千万农民免除了水灾的威胁，并保证了广大地区农产的丰收。在这同时，各地农民开始按生产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合理使用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这也显著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现在全国参加劳动互助组的农民已达百分之四十以上，老解放区则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且已组织了四千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使农民的购买力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显著改善，中国农民受尽封建剥削压迫的困苦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年来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个别产品外，均以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我们的重工业生产是大大地提高了，从解放以来，煤和电的产量增加了一倍上下，钢铁的产量增加了七八倍，其它重工业产品也有显著的增加。今年这些重工业产品除煤炭外，均将超过，甚至远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轻工业的发展同样也很显著。如已在轻工业中最占重要地位的棉纱为例，一九五一年的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二年的预期产量可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二，将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增加将近一半。此外造预业的产量三年来增加了两倍，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其它轻工业产品也有很大。纸显著的增加，就连最困难的卷烟工业，今年的预期产量也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将近一半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我们的工业已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逐渐达到独立自主。过去我们向外国供给煤和矿砂，自己很少炼钢和制造机器，轻工业的原料如棉花、烟叶、小麦等则依靠外国供给。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基本上改变过来了。

在交通运输事业方面，三年来也有同样显著的进展。特别是铁道的恢复和修建，更以惊人的速度在进展着。在一九四九年我们紧跟着人民解放军所解放的地区修复了全国的主要干线；接着就加强旧线路，修建新线路，提高运输效率，三年来修复和加强旧线路一万余公里，修建新线路一千二百六十七公里。象四川人民盼望了四五十年仍没有动工的成渝铁路，解放后以两年的时间完成通车；天兰铁路也已经全部完成，十月一日即可通车；天成铁路也已经开始修建。这些铁路和即将继续修建的铁路，将把资源丰富的西北和西南地区连接起来，为今后的工业建设打下重要的基础。

工业生产和交通事业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发展，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三年来政府的财政情况虽然相当困难，但仍紧缩其它开支，对国营工业和铁道建设作大量的投资；对私营工业则大量加工订货，使它们可以不顾虑原料供给和成品推销而放手发展生产。政府在工业建设方面的投资正在逐年增长中，今年我们经济建设的投资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半。三年来国营工业和若干私营工业均进行了民主改革，改善了经营管理；从去年起更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广大工人群众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正以无比的热情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提出各种合理化的建议，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去年全年全国有二百三十余万职工参加了爱国增产运动，今年正在继续开展。这样热烈紧张的悄况，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能想象的。

由于工业生产和交通事业的迅速恢复，工人的生活已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严重的失业现象亦正逐渐消灭。三年来政府已普遍地调整并提高了工资（各地区和各业的一九五二年的平均工资，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至一百二十），颁布了工会法与劳动保险条例，从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起，所有一百人以上的工厂中已普遍地建立了劳动保险制度。最近又颁布了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准备全面地、积极地，而又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解决失业问题。政府正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建筑工人宿舍，开办医院、托儿所、疗养院，改进安全设备等措施。在国营工厂中，工人选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生产管理委员会；在私营工厂中，工人也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去与资方协商如何恢复生产，调整劳资关系。

三年来我们的国内贸易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了，这新的基础就是国营贸易、合作社和私营贸易的分工合作。解放前我们的城乡贸易系统已在战争和通货膨胀中完全破坏，解放后我们用大力来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帮助农民推销其剩余的农产品和土产品，并向农民推销城市的工业品。这样就不但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为工业品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城乡贸易逐渐畅通，一九五一年的国内贸易额比一九五〇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二年预期可比一九五〇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因此不但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贸易大大发展，私营贸易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我们的国际贸易在以美国为首的封锁禁运政策的限制下，仍然是继续发展的。一九五一年的进出口总值仍比一九五〇年大为增加，一九五二年预期将有更显著的增长，美国封锁禁运的结果是在我们的进出口总值中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比重大大降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所占比重大大增长；后者已在进出口总值中占百分之七十上下。其次是我们从七十余年的入超转为进出口的平衡。当然，这完全是美帝国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

三、中国经济性质的改造

解放前的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统治和压榨着；解放三年，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已经完全改变了，首先来讲帝国主义，它们曾经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并掌握着中国最重要的工业生产。解放后我们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允许外资企业在服从中国政府法令的条件下仍然继续经营。但外资企业向来是依仗帝国主义特权而发展起来的，随着这种特权的消灭，它们便因经营腐败大部分感到难于维持，在美国对我封锁禁运并冻结我们的国外财产以后，美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大部分已受我政府管制，其它外资企业也因封锁禁运而遇到更大的困难。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时代，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现在我们已在四亿二千万以上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可在今冬明春全部完成。两千余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制度，即将全部消灭。全国约有两千万地主除极少数恶霸及居住城市者外，都与农民一样分得一份土地，进行劳动改造，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逐渐从封建地主变为劳动人民，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又一个巨大的变化。

最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已被全部没收下来，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三年来我们的国营工业在政府和广大职工共同的努力下，其总产值增加了两倍以上，因此国营工业现已占有优势，或占重要地位，在重工业中国营约占百分之八十上下，在轻工业中国营约占百分之四十上下，其中若干主要部门国营约占百分之五十上下。在近代化的交通事业中，铁路完全是由国家经营，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国营约占百分之六十上下。国家银行三年来有着更大的发展，现已掌握着全国存放款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加上公私合营银行则占百分之九十八至九十九，三年来私营行庄出于其经营的不合理，已被逐渐淘汰。国营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现在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约有百分之九十上下已由国家经营。在国内市场上，国营贸易在批发贸易中已占优势；在零售贸易中，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贸易今年占计亦将占有全部零售额的百分之三十上下。因此国家已有充分的力量来掌握市场价格，并通过价格的调节来指导私营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

虽然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私营工商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帮助下，也是在恢复和发展着。根据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八个大城市的统计，从一九五〇年一月到—九五一年十二月这两年中，私营工商业实增了九万二千余户，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特别是私营工业，三年来有很显著的增长，其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上下。私营工商业不但正在恢复和发展，它们且正逐步地进行调整和改组，其中有利于国计民生且属国家和人民所迫切需要的部分正在迅速发展，反之则被逐渐淘汰。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正在日益加强，一般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绝大部分都接受了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甚至订立了长期包销合同，正向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迈进。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则正以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而得到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与扶助。到今年六月止，全国已经有三万六千多个合作社，社员一亿零六百余万人；这些合作社都是在解放后新建立起来的。去年合作社的零售额，已在全国（包括公私商业）零售总额中占百分之十；而合作社对农产品的收购额则占国家（不包括私商）收购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显然，合作社已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了。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到现在中国不但再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且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了，我们有着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它掌握着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并确立了它对其它几种经济成分的领导地位。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日益需要国营经济的领导，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它们逐渐通过加工订货等类方式，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这与过去的盲目生产显然不同了，国营经济并通过合作社而领导着分散的，为数更多的个体经济，使它们也可能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这样就便我们有可能来进行计划的经济建设，并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建设，稳步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四、今后的经济建设工作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不久，毛主席曾昭示我们要在三年或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力争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去年毛主席又昭示我们要在三年（一九五〇——一九五二）中间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现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的任务，已经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完成了。三年来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国家经济恢复和改造的工作，今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已经普遍地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而且大部分已超过这个水平，财政收支已经完全平衡，物价已经完全稳定。因此我们经济的恢复和改造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全国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久即将开始，全国人民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挥我们勤劳和坚毅的精神，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力争我们国家的工业化。

由于我们有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且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我们的兄弟般的帮助，因此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的经济制度是进步的，但我们在技术上还是落后的，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近代化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现在还低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要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还要经过全国人民相当长时期的努力。首先我们必须利用我们丰富的资源，大规模地发展重工业，以树立工业化的基础。为着开发西北和西南的丰富资源，必须大规模地修建铁路，改善交通运输工作。同时为着保证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并保障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我们又必须发展某些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经济建设需要大批技术专门人材，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须跟着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重心，围绕这个重心来发展各种经济文化事业。

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因我们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我们工业化的时间将是相当长的。过去三年的成绩虽然十分伟大，但今后的建设工作，其任务不言而喻将比过去更为繁重。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对于我们来讲还是一件新的工作，为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还有待于努力学习。全中国人民将要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按照国家总的建设计划，集中全力为工业化而奋斗，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而奋斗，我们将从胜利走向胜利，完成历史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来源：《学习》195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