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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报
刘少奇
1952.10.26
一
主席并中央：
十月廿四日斯大林同志接见我们。陈、饶、稼祥、师哲[2]参加，富春[3]因汽车未赶到没有参加。联共马林可夫、布尔加宁、贝利亚[4]参加。斯大林同志说：他们委员会的工作还很忙，所以其他同志没有来。斯大林同志已看了我写给他的信[5]，在这封信上我提出了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何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制订宪法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都根据主席意见在信上作了若干说明。此外，还提了日本共产党的问题，越南和印尼的问题。斯大林同志首先根据我信上提出的问题逐项予以答复。
(一)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刘问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土地国有化问题有何指示？斯说：土地国有问题在东欧各国也曾提出。我认为土地国有现在不能实行，如实行，农民不会了解，农民会认为分给他们的土地，国家又拿回去了。东欧各国也没有实行土地国有。波兰、捷克实行了禁止土地买卖，这个办法农民还是能够接受的，这就前进了一大步。但实行这个办法也必须谨慎。东欧另一些国家还征购了富农的土地，交给农民使用。价格由国家规定并付给，但价格不高，以后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即属于国家。这个办法人民也还是能够接受的。东欧各国都没有采取土地直接国有化的办法。刘问：中国将来是否也可采用这样的办法消灭富农。斯答：应分作几个步骤来进行。可先用累进税[6]的办法来压富农，然后使雇农离开富农，加入集体农场，同时使富农将土地或者售给国家，或者交给国家，自己跑开等，但这要在农民反对富农的基础上才可实行，否则，不要着急。苏联过去对富农采取了剧烈的办法，把三百多万富农迁移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都组织了集体农场。我们采取这种办法，是因为有广大的土地，同时农民对富农极为不满。中国不必采取这种剧烈的办法。苏联情况与东欧各国和中国的情况都不同。东欧国家开始是集中力量对付地主，没有去消灭富农，在地主消灭后，当然有一个阶段要去对付富农。东欧各国现在还没有消灭富农。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十二年才消灭富农，而地主则在十月革命时都被消灭了。
(二)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斯大林同志先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即国会。刘答：是国会，但更接近于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不过有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斯说：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暂不召开，而开政治协商会议[7]。但政协不是人民选举的，这是一个缺点．对外来说，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加以攻击，人们会不大了解。关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问题，斯问：你们是否预计在1953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刘答：我们预计在1953年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8]，而没有预计开代表大会。斯同意我们的计划所说要准备的宪法。但他又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是反映人民的呼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反映人民的呼声，所以是以人民选举出来的为好。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二
我前次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信曾说到：我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9]，待将来资产阶级问题解决，进入社会主义时再来制订宪法。斯大林说：同意你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廿八日我问斯大林同志应准备的宪法，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斯答：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刘说：在共同纲领初制订时，人们曾经怀疑我们是否真要实行共同纲领，但三年来我们真正实行了共同纲领，因此共同纲领在人民中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如果我们在今后两三年内制订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但是再过七八年以后，我们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订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似乎是有些不好。在我这样解释以后，斯大林同志说了一长篇的话，并坚持他的看法。其大意如下：
如果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中国的和外国的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我同意你在信中所提出的意见把共同纲领改变成宪法——基本大法，这种宪法自然是一种粗制品，但有一个宪法，比没有要好。在宪法中，你们可以规定这样的条文：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但这种权利如果政府不愿给外国人，可以在实行时不给或少给。这些事实，都是在中国存在的，并不妨害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我认为这样作，对你们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考虑。因为我不大了解中国的情形，上次谈话时我没有展开肯定地讲这个问题，今天因为你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把我肯定的意见告诉你们。斯大林同志继续说：对中国国内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障。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例如：
你们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苏联[10]，英美就知道要谈旅顺口问题。有了其他党派，政府要向其他党派负责，国家重要问题就不能不和其他党派商量，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他们知道了，等于英美也知道了。你们的计划如事先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很不利的。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时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各党派在选举中如落选了，你们不应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济上和他们合作。刘说：中国其他党派有些害怕选举，因为人民不选举他们而要选举共产党员。斯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情形，但这并不妨害你们在组织政府时任用一些其他党派的人。我对中国情况不熟悉，这样作不知是否还有困难？请诸同志考虑。刘说：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制订宪法，我想是没有特殊困难的。斯说：那你们这样作是比较要好些的。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印度有宪法并已实行选举，因此，尼赫鲁[11]就可以说印度是民主的，而中国是不民主的，蒋介石说：中国进行选举，条件还不成熟。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阿尔巴尼亚是落后的，现在也有了宪法并实行了选举，中国不应比阿尔巴尼亚落后。波兰最近进行了选举，选民投票者有百分之九十五，杜鲁门[12]当选总统时，才得票百分之四十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选民没有投票。
最后，我答应将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报告我们党中央和主席。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刘少奇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苏联访问和休养。十月二十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设想，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十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刘少奇将两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形分别用电报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本篇一是十月二十六日电报的前两部分，本篇二是十月三十日电报。
[2]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师哲，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政治秘书。陈毅、饶漱石、王稼祥三人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师哲为翻译。
[3]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
[4]马林可夫，亦译马林科夫，指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当时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指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布尔加宁，当时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指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当时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5]指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给斯大林的信。见本书第525—530页。
[6]累进税，税率随纳税人的收入或财产价值的递增而递增的税。分“全额累进税”和“超额累进税”。前者对全部应课税的收入或财产价值累进计征，后者仅对应课税的收入或财产价值超过一定数额部分累进计征。
[7]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见本书第531页注释[3]。
[8]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推迟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举行。
[9]共同纲领，参见本书第531页注释[6]。
[10]指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二日访问苏联。
[11]尼赫鲁，当时为印度政府总理。
[12]杜鲁门，当时为美国总统。
来源：《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档案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