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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如在西安市“五反”运动动员会上的讲话
西安市市长 方仲如
1952.02.05

各界同胞们，机关干部同志们：

伟大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在西安市已经展开了。从最近市级各单位干部中间已经坦白或检举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由于不法商人的拉拢、引诱、行贿而陷入贪污泥坑者，在税局、银行、贸易公司、信托公司等单位是极其严重而惊人听闻的，其他单位的情况也是不太好的。总之，干部的贪污绝大部分是被不法商人拉拢、引诱、行贿所陷害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向革命进攻的具体表现。如（一）群利营造厂包修东关南关的市场，为了偷工减料，包工头郑子立便百般地向工商局市场管理科监工干部陈志民进行引诱。先请陈志民吃饭、洗澡，后来陈志民的父亲来西安，郑子立又殷勤招待，请的洗澡，请的吃饭，并替陈父还了一些欠债，陈父临走时，又拿了些路费；陈志民患眼病时，郑在德华斋买了一付眼镜借给陈，当陈病好送还郑时，郑子立又说： “咱俩还讲这些，你们常在外面工作，留着挡挡风”。就这样，这一个意志不坚定的干部，被奸商套住了。在修建合同签订后，又帮助包工头郑子立补领石灰款800万元，验收市场时只得马虎了事，将明知偷工减料、不合建筑合同的市场接收了。（二）全盛德为了达到歇业和转业目的，引诱工商局的李仲仁，用红高乐香烟招待呀，拉朋友关系呀，打听家庭情况呀，并通过李仲仁的父亲和他的老婆，送了不少礼物、被面子、衣料子等。结果李仲仁只得想办法，让不合歇业条件、转业条件的全盛德歇了业，又转了业。（三）北关银行办事处苗志仁，被奸商拉去打牌，奸商给其垫上赌资，结果输了，还不起，便听了奸商的话，和奸商勾结起来，偷盗国家财产。（四）市信托公司黄善庆被奸商引诱吸毒，奸商借给钱600多万元，给奸商送情报，最后以至完全当了奸商的俘虏，成了奸商住公司的推销员。（五）又如大家在报上见到的奸商汤敏拉李玉成下水的例子，不但是引诱，到后来竟然变成威胁。又如南关屠户曾8次向干部进行诱惑。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时举不完的。

奸商勾引干部下水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办法，这些手段，是很卑鄙的，很毒辣的。他们从装烟、倒茶、吃便饭、看电影、请客、看戏、论朋友、讲交情、拉关系、认乡党、过节送礼、遇事借钱，到公开行贿，甚至用女色、用毒品来麻醉干部，从要求照顾到讲条件、讲价钱，最后直接威胁，以达到大量盗骗国家财产的目的。

因此，干部贪污的基本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腐蚀作用，特别是不法奸商无空不入的向国家和工人阶级进行极猖狂、极险恶的进攻。正如习副主席在分析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什么那样严重时指出，最基本的原因是，两年来资产阶级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实行猖狂的进攻。资产阶级在两年中千方百计的行贿、偷漏税款、谋取非法暴利、盗骗国家资产，真是丧心病狂。习副主席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我们西安市的实际情况。因此，必须坚决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对他们这种不法行为，依法给以制裁！

我们从最近工商界自己坦白、检举暴露出来的一万数千多件行贿案件来看，这一万数千件，还只是初步暴露出的一部分。这些材料中的30%是讲了一些不痛不痒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其余则是：（一）讲小的不讲大的。吃饭送礼一类的问题一大堆，有的把暴露出来的材料，还打上保票，说什么朋友交情，礼尚往来等，不能算干部贪污，也不算自己行贿。（二）有的只是迹象，而无内容。（三）大部分说自己行贿和勾结干部是出于不得已。（四）只是个别觉悟了的一些工商业者，勇敢的真诚的坦白了自己的行贿行为，并检举了受贿者。因此可以知道暴露出来的这些情况是极不够的。但仅从这些极不完全的少数材料来看，不法奸商用在行贿上的人民币达64亿余万元，面粉6千余袋，白洋万余枚，黄金数百十两。此外如布匹、自行车、手表、钢笔等等，种类繁多，数目不少。这仅仅是不法奸商用于陷害干部、盗窃国家资财的钓饵，国家人民的财富，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将是数倍数十倍甚至是数百倍于此数。

如果把解放以来西安市不法奸商盗窃国家人民资财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将是更加巨大、更加惊人的数目。不法奸商盗窃国家人民的财产的方法，实在是花样多得很，他们贿赂税工人员，偷税、漏税。在和国家进行交易时，用各种欺骗手法，盗窃国家资财，窃取经济情报。在承受国家委托加工定货或工程修建时，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抵好，以少说多，以假冒真。甚至他们互相订立工程密约、承揽密约，窃取高额利润，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他们继续违法经营，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散布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组织等等。总之，他们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他们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抵抗与取消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他们这种进攻是何等猖狂！何等厉害！他们口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但实际上却在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他们口喊“遵守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违背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正确政策。他们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办法走向旧的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就是说要在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顾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第四不能容许牟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的利润。第五不能允许行贿、欺诈、偷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昕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拿我们西安市的工商业对照，我们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正当经营呢？还是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而非法经营牟取暴利呢？关于公私兼顾问题。他们要求和国营经济分家，他们的意思是，国营经济领导城市，私营经济领导乡村；国营经济供给公家，私营经济供给私人，这是无原则的分家思想，这不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的公私兼顾，各得其所，这不是在从国家最大多数人民利益、最高长远的利益原则下，照顾私人利益。关于劳资两利问题：我们这里有些资本家认为工人不配同资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开劳资协商会议，有的资方还虐待和打骂店员、学徒，对店员、学徒任意作威作福。他们在人格上还没有把工人、店员、学徒同他们平常看待，更谈不上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关于计划经济问题。我们要求私人工商业者，核实资金，建立真账，以便有计划地指导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但我们这里的奸商们却偏要搞几套假账，虚报盈余资本。我们要求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开业转业必须根据市场的需要有计划的进行。但是他们却偏要贿赂直接管理开业的干部，进行盲目经营，这与直接实现国家总计划的领导，是违背的。关于不允许牟取暴利的问题，我们要求私商实现明码标价，但是他们却明标暗不标，用标价的手法欺骗买主，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牟取暴利。我们要求他们依照加工订货合同或建筑合同，取得一定的合法利润，但是他们却偷工减料，破坏合同，牟取暴利。我们要求他们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营业，但是他们却贩制毒品，囤积居奇，倒贩金银，牟取暴利。关于行贿、欺诈、偷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我们的要求、希望他们进行正当营业，取得合法利润，但是这些奸商们却偏是用这些卑鄙手段，损害干部，盗窃国家财产，净做些违法乱纪的勾当。就我们这里已经坦白、检举、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以上这些都是说明西安市的不法奸商们，不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当经营，而是直接违背着共同纲领，违背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违背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违背着周总理的指示，而进行着贪图暴利的损人利己的犯罪行为，这种勾结干部贪污，借以盗取国家巨量财产的犯罪行为，是我们的国家法律绝对不能容许的，是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西安市的正当工商业者，特别是店员、学徒难以容忍的。

同胞们！对这些诱陷干部贪污，败坏干部品质，盗窃国家财产，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法奸商和他们的犯罪行为，哪一个爱护祖国的人民能不切齿痛恨，坚决反对，要求消灭这种犯罪行为呢？如果让这种犯罪行为继续存在和滋长，那么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将无法保障，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可能，我们国家的革命前途，将不堪设想。这是关系国家、人民命运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在西安市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彻底反掉这种暴利思想、不法行为，这是我们西安市的一个政治任务。由于我们要坚决反对不法奸商的罪恶行为，于是就有坏分子破坏，就有谣言出现。有些造谣分子说， “三反”运动的箭头，已经转向我们工商界了，不得了，政府的政策变了，我们工商业者没有前途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是出于幼稚无知的胡说，或者是不法分子的破坏，我们都必须对这些胡说八道加以批判，向群众解释清楚：我们所反对的是奸商的暴利思想和不法行为，这些暴利思想和不法行为严重的损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反对这些不法行为正是要保护我们的共同纲领，我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政策，不再被奸商的不法行为所破坏，正是为了保护国家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正当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也就是为了正当的工商业者，能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中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如西安市工商业者，你们从西安解放的二、三年中间感觉到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工厂，你们的商店，一天比一天扩大了、繁荣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国家的每一项政策，每一项法令，都是引导着你们向发展的道路上、向繁荣的道路上前进。你们都知道西安市工业的生产额和商业的交易额，1950年比1949年有很大增加，1951年比1950年又有更大的增加，那么，1952年将会比1951年更加繁荣。我们还可以肯定的预料到明年（1953年）比今年的生产和贸易情况将会更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西安市工商业繁荣发展的情况，不仅是与年俱增，并将与日与月同进。新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西安市工商业的前途同样也是繁荣的。我们看物价稳定了，农民分配上土地后，购买力逐渐提高。国家的工业建设在不久的将来要由恢复转向有计划的发展。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了，帝国主义再想用各种侵略手段摧残我们中国的工商业者，已经是不可能的。同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在互惠平等的条件下，和我们通商贸易。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公私工商业发展和繁荣的有利条件。西安市的私营工商业者是能够发挥自己对国计民生和私人都有利益的积极作用的。私营工商业家合理经营所得到的正当利润，国家法律、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不仅不反对，而且是保护的。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真正变了的是不法工商业者，不遵守国家的政策。希望全市工商业者积极动员起来，劝告自己认识的同行同业的不法商人立即坦白，并检举揭露所有不法奸商的一切罪恶行为，为工商业的繁荣前途而斗争。

同胞们！妨碍我们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还有几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说法，像天津日报社论中所说，“干部是革命的，工商业者受的教育少，只能有60%的执行政策，不能要求工商业者100%执行政策”，“行贿是习惯，自古已然”， “行贿是迫不得已”， “行贿和受贿不能同等论罪”。这些都是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说法，来原谅自己，来替自己解释。以上这些说法，都是阻挠运动开展的谬论。

阻挠运动开展的另一种说法是，“请干部抽一支烟，喝一杯茶，吃一顿饭，就能算是有罪吗？”普通的烟茶应酬，当然不能说成是行贿、犯罪行为。但是应该反对的是不法奸商通常引诱干部下水，都是有意识的从招待干部烟茶开始的。今天又以烟茶应酬无罪来阻挠自己进一步的坦白、悔过，这显然是错误的。西安工商界最近坦白的案件中，有30%是以茶烟应酬等葱胡蒜皮小事敷衍塞责，以掩饰和代替自己更大犯罪行为。

有些商人说自己没有违法舞弊的事情，何必检举别人，得罪人。这是一种置身运动之外，旁观者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你是国家人民的一份子，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就是你自己的损失。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完全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你检举奸商和他们的罪行，这是对国家人民有利的事，是对不法奸商本人有利的事，这正是“君子爱人以德”的表现。对于自己来说，积极参加这个运动，是千载难逢的改造机会，如果失掉这个机会，思想得不到改造，今天你纵然没有做下犯罪的事，但能保证将来的行为吗？所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改变这种观点，积极参加运动，才是对的。

另外，不法奸商为了阻挠运动的开展，还与贪污干部订立“互不坦白、互不检举”的口头合同的办法。干部坦白了，奸商也随着坦白了，干部坦白的多，奸商就坦白的多，干部坦白的少，奸商就坦白的少，奸商坦白的内容和数量，正好是干部坦白的内容和数量。有的奸商不断告诉干部，威胁干部，不让干部坦白，怕干部坦白后暴露奸商的罪行。我郑重告诉这些奸商们，你们阻止干部坦白的行为是罪上加罪。谁再胆敢阻挠干部坦白，国法一定会落到他们头上。我们规定，凡是商人与干部订有互不坦白协议，在干部坦白之后商人才坦白者，商人不能以坦白论，而应以逼迫认罪论。反之，如果商人先坦白，干部后坦白，则干部以逼迫认罪论。

不法奸商阻挠运动开展的另一种行为，便是引诱拉拢店员、学徒，或者欺骗威吓店员学徒，或者开除解雇店员学徒，或以小恩小惠收买店员学徒，或利用店员学徒的父母、亲戚，纵容店员学徒回家，或以加工加时等狡诈手段，达到不使店员学徒暴露自己非法行为的目的。这种手段是人民所不容许的，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店员学徒所不能接受的。店员学徒他们会以国家主人翁的立场、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坚决彻底揭露奸商的罪行。一些不法奸商想用这种办法度过这一关，避过这阵风，把自己的罪行隐瞒下去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这是自绝于国家和人民的。我再郑重地向奸商们宣布：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有希望、前途、光明的大道。这条道路就是要你们迅速、彻底，一次向政府坦白、悔过。我要求你们一次坦白清楚，但准许补充坦白。凡自动坦白者重罪减处，次罪轻处，轻罪免处。如非自动坦白，而是被检举暴露者，加重处罚。凡自动坦白漏税者，只补1951年的漏税额，如非自动坦白者，而是被检举出漏税者，除补交解放以来所有漏税额外，并照章罚款。凡自动坦白盗窃国家财产者，照数赔偿，如是被检举出来，除赔偿外，还加重处罚。凡自动坦白窝藏官僚资本、反革命财产者，交出不究，被检举出者交出重罚。证据确凿，顽不坦白者法办。压制检举，实行报复者严惩，对检举有功者，功大者奖励，功过相等的将功抵过，功小的将功赎过。罪大恶极者严惩，并没收其财产。坚决斗争，甚至法办那些阻碍运动开展的街盖子、行盖子，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第一条道路，叫坦白悔过的道路，这是毛主席治病救人的道路。我希望一切尚未坦白的不法奸商，争取这个最好的机会，洗清自己身上一切毒素，重新做人，经营正当工商业，获取合法利润。这是你们应当走的唯一的光明道路。否则你们将后悔莫及，自己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第二条道路就是不坦白的道路，是没有前途、自寻死亡的道路，走不通的绝路。现在干部、店员、学徒、工人、市民和一切正当的工商业者都已经发动起来了，都已经积极参加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伟大运动中来，都向一切不法奸商的犯罪行为，进行围剿。你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也参加到这个伟大的斗争中来了，这是天罗地网，任何一个罪犯，都不要幻想逃出这个天罗地网，迟早你们会落到这个网里。因此，请你们（非法奸商）仔细地考虑，与其被检举暴露，遭到国家法律的严重惩办，不如早点自动坦白，卸掉沉重包袱，解除精神痛苦，减轻甚至免除了法律的制裁，而又为政府、人民所欢迎，对于自己又有光明前途，何去何从，应该当机立断。

西安工商界自从解放后，曾在交纳税款、认购公债、捐献飞机大炮、参加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等方面，对国家的贡献都有显著成效。工商界本身政治觉悟的提高，和营业的改进，也有显著进步，这次在三反运动中间，工商界已经坦白检举贪污、行贿案件一万数千件，这虽是运动的开端，但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上这些成绩我们应有正确的估计，但妨碍我们国家建设向前发展的暴利思想，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在西安市工商业中很严重的存在着，这是当前我们国家、人民的大敌，也是工商业中正当工商业者的大敌，不消灭这个大敌，我们便不能前进。工商界同胞们不能迅速消灭这个大敌，不仅不能继续保持工商界的成绩，也无法进一步搞好自己的业务，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西安市工商界的同胞们是不甘心落后的，你们一定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决策，热烈拥护毛主席的号召，迅速、彻底完成反对行贿、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任务。

同胞们！在工商界进行“五反”运动中要迅速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是要靠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关心，参加这个巨大的政治斗争运动，特别是店员、学徒和全体工商业者，一无例外的全部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市各界代表会协商委员会，市店员工会，市工商联，民主建国会西安分会的主任委员及各委员，应迅速、大力、充分发动全市人民，特别是店员、学徒、正当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反对不法奸商的暴利思想和不法行为，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我们要依靠群众，来完成这个严重的革命任务。我在这里预祝这个斗争的伟大胜利。

来源：《西安“三反”“五反”运动》，西安：西安市档案局，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