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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胜关于目前劳资关系问题的讲话
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刘长胜
1952.05.00

[刘长胜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这是他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劳资关系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海的资产阶级是比较强大而且最有势力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很脆弱的。解放前比较大的资本家都逃到香港、台湾去了。他们在上海经营无信心，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跑了，丢下企业、工人都不管。当时我们号召工人尽力护厂，没有解决的问题等待解放后再讲。那时的劳资关系很坏。解放后工人很兴奋，与资本家争议很激烈。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分别对待，一个一个地解决，不是一行一业的解决，因此经过一个时期，这种情形稳定下来了。“二六”轰炸，上海的工商业受到一时的影响，资本家对生产、经营又失去了信心，又有一批逃走了，大约有二三百人，还有一些就隐避在上海。那时的劳资关系又紧张起来。政府就调整了公私、劳资关系，并号召工人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工人们自动减薪，降低伙食费。有的轮流返乡，有的留职停薪。工人作了很大的让步。大批工人失业，政府就包下来，救济他们，这样减轻了资本家的负担，照顾了资本家。抗美援朝运动后，政府大批的向资本家加工订货，上海的工商业就渐渐好转，赚了很多钱，尤其在去年更多，那时的劳资关系也缓和，劳资纠纷也减少并渐渐走向正常。

从解放后至“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前，我们对资本家作了让步，照顾他们的困难，这是对的，但有些地方我认为是迁就了他们，他们有困难，应当帮助他们解决，但在每一次的让步中，没有抓紧时机对他们进行教育。不是说要教育他们，使他们的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应当对他们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否则他们就认为我们非依靠他们不可。上海的工业基础较好，设备较完善，技术水准高，分工也很细，如做一支牙膏就要十几个厂联合做才成，有的专制盖头，有的专制管子，分工很细。这样的情形好象很好，其实这种情形不是资产阶级有意识做的，而是在盲目生产中造成的，因此上海的工业过去是很杂乱的。譬如政府向他们加工订货，因为数目大，期限短，就没有好好考虑，不择厂商包给一个大的单位，而他们呢还要转包给中小型的工厂去做。这样上海中小型的工厂、作坊建立了很多。那些未接受加工订货的但规模好的工厂却无工作。因此加工订货没有使上海较具规模的好的工厂发挥起来，而发展了一批乱七八糟的小工厂。小工厂的设立，我们也没有好好审查，他们是否应该设立，设立了有何益处，有何害处，都未曾想到。如果加工订货的数日减少或没有了，大、中、小厂都要叫了。因此我们没有抓紧这一时机改造上海的工商业，在思想上教育资本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五反”运动以来我们加工订货的面扩大了，大、中、小工厂都有份，现在一般中小工厂都很满意。

解放前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自己跑了。“二六”轰炸时资本家有困难，工人自动减薪，帮助其克服困难。但当资本家赚钱时就不照顾工人的福利。

“五反”以来，上海的工人与资本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有意识地组织起工人予资本家以打击。他们心里很怕，但还要装腔作势。全市的店员发动起来，政府把工商联的“四反”工作接过来，由政府直接领导“五反”运动，宣布了四项规定。这些对资本家的压力很大，再加上第一期74户典型试验，高级职员的归队，所得税的限期缴纳，那时又逢淡季，“三反”后政府机关开支紧缩，工人积极检举，再加上政治上的攻势，资本家感到很恐慌，还想用关厂解雇等老办法企图把劳资矛盾转为工人与政府的矛盾。但是我们宣布了四项规定，他们就不敢了。可是关的仍旧很多，我们就救济工人，继续参加“五反”与他们斗争。同时，“三反”以来各地来了许多干部，找老板谈话、开会，忙得资本家整天开会，十分恐慌，自杀的人也有一批。职工们与他们划清界线，高级职员归队，对资本家的威胁很厉害，这时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

“三反”“五反”中把资产阶级的丑恶暴露出来。大厂有许多是有敌产、偷漏税、逃避资金问题，工人们很愤怒，发现自己辛苦工作的结果都给资本家独吞了，非常不服气，劳资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中型的工厂赚的钱也不少，但他们没有把利润再投入生产中去，只有极少数的如包福记钢铁厂发展了，×××、××ד五反”后拿回来一批资金。小型厂店在“五反”中也有一、二毒，但他们自解放以来一直保持着封建剥削的情形，老板对职工、学徒很残酷。“五反”把小型厂店的职工也解放了，因他们受压迫较深，所以斗争很激烈，劳资关系也就特别紧张，资本家难于应付。

我觉得有一问题须提出，劳资关系今后应有一个新的内容，若搞得好，上海的劳资关系可能稳固的前进。经过“三反”五反”劳资双方对党的政策有了认识。在老板方面再搞五毒很不容易，工人也觉得老板再有五毒，自己也有责任，今后要监督资力。过去劳资间主要矛盾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不好，自私自利，与五毒俱全，而对工人的政治地位不够尊重，搞好生产是要的，对工人福利则不管。今后的情况不同了，可能有新的发展，搞好生产成为劳资双方努力的目标，因为这样对大家有利，大家光荣。劳资间的日常争议象过去的情况可能变成次要的了。毛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将成实际行动了。总之，经过“五反”可以把过去不正常的劳资关系扭转过来，但是这还需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才能达到。

关于公私问题，资本家在叫嚣，工人也有些意见。过去我们向工厂加工订货很松，现在却很紧，而且太紧。过去资本家拿了我们80％的定金做生意，赚了很多钱，而且出品粗制滥造，当然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加工订货大杀价，有的货物还要用显微镜检验，资本家口里虽不说什么，可是心里在叫苦。从李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沪后就可看出。资本家们在“五反”中似乎受了“委曲”，再加上现在利润较少，不能再赚暴利了，所以对生产失去信心。资本家受到严重打击，这是事实，也是必要的。但现在的问题，并非是打不打的问题，而主要问题是工人过左的情绪尚未澄清。“五反”以来我们号召工人起来斗争是对的，但工人的政治水平与阶级觉悟程度不同，要求不一，各有其所反，尤其是大厂的工人与小厂的工人有很大的区别。大的工厂情况较好。开过劳资协商会议后，较快的转入生产，劳资关系缓和而正常。中小厂，尤其小的工厂情况较严重，如：有的地方打老板的也有，要老板娘烧饭给工人吃的也有，在工作时出去看戏，以前老板对工人的态度不好，现在工人就照样的表演一番了。如福涛金笔厂老板从张家口汇来一笔钱，50万元，会计不给他，他晚上竟砍死会计，砍伤两工人，自己剖腹自杀。这种情形都出在小厂、小店中。有一小店老板竟偷工人的救济米。有一理发店老板自己出去摆理发摊，对店里的工人不负责任。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今后的劳资关系问题，应采取什么办法，现我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讨论。

1、普遍召开工人、职员、高级职员、老板会议。广泛解释政策，分析问题，提出办法，发挥其积极性。工人、职员、老板分别开会。现在有许多人欢喜开会，我们可以集中来开，由负责同志直接跟他们讲话。过去一般人听有关政策的报告，都是传达会，传达人威信不高。有的地方根本未去传达。现在，不只市的范围多开这样的会，而且在区的范围内同样的召开，要多多的召开。

2、普遍的召开劳资协商会议。过去开得虽然不少，但争议多，变成了斗争会，解决问题少。今后劳资协商会议主要内容是如何搞好生产，对打消资本家的顾虑也很重要。现在有许多好例子，如有些厂请资方开会，资本家起先以为又要斗他了，后来感到这个会很满意。凡开好劳资协商会议的工厂生产也一定有进展，如荣毅仁对申新九厂工人积极生产很惊奇很满意。

3、工人监督生产。这个问题上海正在做典型试验。我以为目前可以不强调形式上的监督，而是通过工人积极的生产起监督作用，不求形式的而求实际的监督作用。要组织积极分子研究老板过去的五毒，以防止将来再犯，这就起了监督作用。现在大部分工人要求搞好生产，有的因怕失业，也有的则因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要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通过合理化建议方法向老板提意见，搞好生产中就可同时实现监督生产，不必要成立生产监督委员吊会。另外要保留老板的三权，而且要他们好好的执行。否则对我们不利。

4、搞好高级职员工作。这问题目前也很严重，成为劳资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号召他们归队以后，还要好好地巩固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既然回到工人的队伍里来，但又是管理者，工作时就要发生矛盾。因此工会要好好帮助。工厂仍要管理，否则生产搞不好，故大家应研究一下，要建立一个新的管理制度。做好高级职员工作是真正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线，搞好生产，监督生产，对将来的民主改革有很大的作用，做好对高级职员的工作与做好对资产阶级团结工作与统战工作有很大关系。高级职员归队后，在生活方式上不能要求过急，这主要是思想问题，而且他们自尊心很高，应慢慢地解决。这虽是工人阶级内部问题，但很重要，他对推动老板搞好生产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要研究怎样发挥高级职员的积极性。

5、加强工会工作。上海工会工作做得不够，在“五反”中发现有些工厂的工会干部是资方派来的内奸，有的被资方拉过去利用。今后要加强区办事处的工作，加强工会与工人密切联系的工作，统一派遣工作队、工作组下厂。加强领导工作，区办事处主任要参加区委。区办事处经常召开工人会议。主任、副主任要由能力强者，并能正确掌握政策的同志来担任。其次大量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业余活动。今后政府部门对小型厂店的开设要仔细研究，是否适合，有多少资本，不要开了二三天就关门。对规模象样的工厂要大力支持，发挥其作用。

今天劳资关系还是有些紧张的，工人左的情绪必须扭转过来。老板的积极性必须发挥起来，使他们对生产起着积极作用。但这要工人领头向前走。第二要加强小厂工作，对好的需要的工厂要支持，不好的工厂就让他垮掉。大力发挥好厂的作用。关于商业方面正在研究。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