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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
1953.04.23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稿的第三、第四部分]

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

目前农村情况正处在土地改革已经结束，集体化还未到来的过渡时期，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村生产力已从封建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和发展起来了；但农民绝大多数还是靠人畜经营。靠人工灌溉而不是机器灌溉，用旧式步犁而不是新式机器，靠人工肥料而不是化学肥料，是小生产小私有者的生产关系，即所谓小农经济，而不是集体化经济。已经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农民，也还是在小私有的基础之上组织起来的，也还是靠人畜经营，新式农具是很少的。正因如此，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的条件限制了它、约束了它，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必须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是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困难。

2、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

3、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如耕作法、施肥法等等。

不帮助农民解决这三个问题，生产就不能发展。在目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的这些困难呢？当然，国家要大力帮助。几年来国家确实用了很大的力量，如大批贷款，兴修水利，提供新式农具、喷雾器、杀虫剂，有些地方还派了飞机去杀虫，等等。但国家的帮助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全部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那么靠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有两条道路，两种办法：一种是旧的办法，旧的道路，让个体农民向富农高利贷者去借贷款，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农产品，结果就增加富农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的剥削对象，让农村资本主义无限制泛滥发展。这就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破产贫困。这是旧道路，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新道路，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的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毫无疑义、第一条道路，旧的道路是富农所欢喜的，是富农要走的道路，也是在小农经济中生长起来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所要走的道路，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条道路。而我们党的任务在于领导农民走新的道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帮助农民运用国家帮助解决当前的问题，克服生产困难、减少自然灾害，促进生产；另一方面也就是在互助合作过程中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为明确做准备。准备什么？

第一，准备群众：互助合作的结果，生产的困难解决了，生产提高一步，并逐步给农民以集体主义的教育，逐步培养起集体劳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这就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没有这一条，将来的集体化是很困难的。

第二，准备经验：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就需要实行集体经营的管理办法，管理大型经济的办法，如何组织劳动，如何记分，如何分配，如何订计划等等。大家在互助合作的发展过程中，就会摸索出一套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来，积年累月慢慢摸索，由小到大，总可摸索出一套经验，这就为将来大规模集体化准备好经验，否则一旦实行大规模集体化，就会茫无头绪，一团槽。

第三，准备骨干：经过互助合作，培养出许多互助组的组长，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他们今天是小的互助合作社的领导者，而将来的集体农庄也就由这些人带头，他们就是集体农庄的领导核心。一切组织没有骨干是不行的。今天不培养好，将来组织那样大的集体农庄就会群龙无首。所以，互助合作既解决了今天的问题，又解决了明天的问题，既解决今天农民生产的困难，使生产提高一步，又为将来集体化准备好群众，准备好经验，准备好骨干，将来加上拖拉机，就可以搞机械化的集体农庄了。当然到那时也还有困难，还要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但准备工作做好了，将来就可水到渠成。

由此可见，互助合作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

现在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两种偏向存在：一种是自流等待，就是等待集体化到来，认为目前好像不必要搞互助合作，搞了好像没什么意思，要等到将来拖拉机出来才搞。这种偏向的坏处，就在于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不去教育农民，不去组织农民，不去进行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偏向之所以发生，就是忽视了互助合作在今天和将来的作用。另一种偏向就是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计划贪多贪大，盲目要求高级形式，这种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有三：

一、过高估计互助组合作社的性质，不了解互助组合作社是具有两方面性质的，是过渡形式，而把它看作与社会主义完全一样。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包含有单纯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社会化了，不了解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之上的，实现社会主义还要有工业化条件。

二、不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前进过程，工业化并不那样快（拖拉机到一九五九年才能有一万架），可是我们的同志急了，要五年就合作化。去年提出的五年计划高了一些，事实上办不到，主观客观都办不到，结果压下来了。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的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所以毛主席说要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讲清楚，他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急了。

三、不了解互助合作是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没有它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

由于以上三种思想根源就产生了急躁冒进，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两种偏向今天都存在，一般说新区容易产生放任自流，老区容易产生急躁冒进，但老区纠正了急躁冒进、反过来也可能出现右的偏向。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理由何在呢？

第一个理由，首先要认识到今天大搞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战争勤务动员集中多少兵，多少伕子，多少大车，非限期完成任务不可，不这样不行，一切服从战争。搞互助合作就不能也不需要用这种办法，它是改造经济的斗争，只能采取稳步前进的办法。

其次和土改不同。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问题，是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克服小农经济之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关系也是农民内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主要是贫雇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贫雇农在互助合作中要揩中农的油，中农却要牲口，农具多分红，多占便宜。这不是对敌斗争，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所以互助合作运动绝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今天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社，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说不服怎么办？那就等待他的觉悟，一定要自觉自愿，照顾双方。

第二个理由，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

1、一切为了增加生产，根据生产的需要。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一再指出这一问题，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力问题。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进一步要求再发展，再增产，就不仅要求季节互助，而且要求全年互助，不仅要求搞农业互助，而且要求搞副业互助，多搞点钱。生产要求提高了，组织形式就改变了，就自然进到常年互助，常年互助办好了，就自然要求更提高一步，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搞合作社。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2、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用群众的切身体验教育群众。这是群众运动的基本规律。要群众起来，不仅是靠我们宣传教育，还要靠大多数群众自己的切身体验。当然宣传教育是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完全靠宣传教育解决问题。群众经验过了，不仅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自己做了，确实有好处了，相信了，就会来了。我们搞互助合作，由低到高，都要根据群众的切身体验，不能只照我们的理想。

3、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合作社不能一下子发展那么多、那么大，没有这许多干部，管理几百户几十户的农业生产，并不比管理几百人的工厂容易。现在我们有些合作社把区级干部，县级干部拖死了，干部一走合作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办合作社，要看干部条件，要看干部的能力。干部没有这样多，干部能力弱，不能胜任就办不好，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从主观要求出发。

第三个理由，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要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发。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燥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的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不能怪他们。

今天的互助合作，对于农民小私有者，—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适应他们，适应就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

第四个理由，要从工业化的进度出发。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么快，一下就能把国家工业化，大约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打下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集体化速度须与之相配合。不能急，太急了集体化搞不好，就要影响粮食生产。这样，反而会影响工业化的前进。

第五个理由，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动运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的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均须切实防止急躁冒进。今年大体来说，是继续巩固的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要发展一些，但必须稳步前进。下面干部要看上级，上急下更急。关于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速度，中央已有指示，要从各方面加以约束。首先在数量上，原计划五年组织起来的数目达到总农户80%，可能还多了一点，最好再约束一下，老区发展到70%至80%左右，新区发展到50%至60%左右。年度计划怎么定，由各大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合作社的发展，原来计划老区是45%，新区12%，现在还要压缩一下，老区五年发展30%－40%，新区6%－10%，有些地区还可更低一些。合作社社员户数，也要稍加约束，大概是十五户到二十五户，以不超过三十户为宜。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生产工具和干部情况，都不能过大。现在也有一百多户而办得好的个别社，但要靠县级干部经常帮助，能有多少个县级干部呢？它既然办得好，有成绩，有条件，当然不要改了，大的当然比小的好，问题是群众觉悟程度，干部领导能力。按目前条件，一般是搞的过大了反而妨碍生产，有些过大的社维持不下去了，必须改变。有些合作社基本上办得好但有些毛病，应当整顿一下。现有的合作社，不是一切都办坏了，如果认为一切都坏都要解散，那就是走极端的办法，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妨碍生产，群众有意见。总之，公式主义不分析具体条件，是要不得的，必须分别对待，分别处理。从数量上约束一下，做得好的，超过一点也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从互助组合作社质量上加以约束，在内部的做法上加以约束。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问题，基本是贫农与中农的关系问题，对中农要照顾，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候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对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的中农、富裕中农企图把牲口大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雇农吃亏。在对待组内社内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等价互利的原则，但也不能那样理想化绝对化，必须认清主要是贫雇农与中农的关系问题，要双方兼顾，逐渐做到更加合理。合作社的公共财产是要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渐积累的，不要积累的过快，一下子搞得过多。因为公共财产积累的快了，就会影响社员收入。社员入社是为了多打粮食，多分红，多收入，改善生活。公共财产多了，收入少了他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就很难持久。因此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要加以约束，要慢一点，稳一点，发展慢点没有坏处。但不是说不要，公共财产是要的，要根据群众自愿，收入得多，在增产中抽出一部分积累公共财产是可以的。今天收入并不多，增产也不多，公共财产搞多了，必然脱离群众。

此外，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共产主义，今天办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坏。斯大林也批判过苏联的农业公社，苏联还行不通，我们更行不通。苏联现在还是共同生产，分开消费。我们的合作社必须是按土地，牲口、农具、劳力来分配。分到粮食由个人自由支配。共同消费一定要纠正。

最后有的地方提出：“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当的，行不通的。农村中有三种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的，集体劳动才搞得好，一种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还有一种是单干较互助好的，如喂鸡、喂猪、种点蔬菜及其他家庭副业劳动。那些集体搞，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农民的自愿而定，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要通通集体支配了，如果他自己连冬闲和农事闲隙时间也没有一点活动自由，那是不行的，会使农民生活上极不方便，生产上也有妨碍，一定要遭到群众反对。

目前农村中某种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党在农村中已得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贫雇农，土改后仍未上升为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定，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认为要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中央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两种都要照顾。为此，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还必须：

（重）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相对地固定负担。

（3）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

这三个问题，主席指示了很多，所谓“确保私有制”是不对的，因为对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要积极加以改造的，农民现在的这种私人所有制必须逐步由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怎样”确保”呢?不能确保。这是总方向，不能怀疑动摇，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些时间才能完成。对农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随便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机关修房子，占了农民的地，就一定要给农民适当的代价，要把他们安置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不能马马虎虎，造成农民的恐慌。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好，就闹了许多乱子，如河南修飞机场，修水库，没有向农民很好宣传，也没有给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骚乱。

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二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其次是负担问题，大家提的意见很多，问题大致上也解决了，公粮负担的任务去年是三百四十八亿斤。中央己决定不再增加，并因今年有灾荒，故按去年水平再行减免。查田定产不搞了，没有查田定产的地方，如广东、广西可以结合土改采取简易方法，来核实田亩固定产量。过去查田定产偏高偏低的地方，要根据群众的反映，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太高的可以适当减低一点，低的可以加一点，但不要加的太多，也不要再来普丈普详。

税率问题。中央已同意东北华北照旧实行比例税，不改累进税。今年的事情很多，乡村干部也不强，不要再变了，经常变化工作不好办。富农的经济目前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老区一般不过百分之一左右，也不必急于用累进税的办法去限制它。

解决公粮入仓问题，既要使国家调拨粮食方便，又要使农民交粮方便。不便于国家调拨是不行的，但是群众交粮的道路很远，交粮误工很多，人畜伤亡，使农民又加一层送粮的沉重负担那也是不对的，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只照顾一方面是不对的。因此，设仓时要照顾两个条件：第一要看交通条件，而交通条件各地不同，故不能做一律的规定。第二要根据各地公粮的调拨情况，有多少要调出来，有多少要就地处理，这也是各地不同的。因此，中央给财政部的指示中说，不要规定全国统一的办法。如东北现在的办法既便于国家调拨，又便于农民交粮，就可以不变了。—般说来仓库有三种：一种叫大仓库，设在交通沿线粮食集中，准备调运的。一种是中等仓库，按区设置，大区一个区设三个四个，小区设一个，两个目的在做到使农民交粮方便，一天来回，不要在那里过夜。区仓库收下来然后再向交通线调运。还有一种是偏僻的山区，那里粮食根本不易出来，可在乡设立小仓库，这三种仓库，由下面因地制宜，上面不要限制太死。除此之外，还需解决粮食储备和调运组织问题。耕牛保险，棉田保险，薄一波同志说：以后不搞了，过去搞的看群众意见，群众愿退就退，不愿退就续保。至于强迫推销书报等等，中央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指示里己讲得很清楚，这些东西有的是下面执行的毛病，下面干部太弱，也有的是上面各部门考虑不周的，有的本意是好的。这要加以分析，那些停止，那些可用。

其三是限制富农发展，允许富农存在。一条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条是让富农泛滥发展的道路。两条道路，走那一条？我们走前一条，这是总路线，

但今天的问题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动摇的。这个改变了，那么进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是要很艺术的。下面讲讲所谓“四大自由”问题，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关于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则应有正确的处理：

（1）雇佣问题。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2）借贷问题。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国家没有这些钱去帮助农民完全解决困难，他就要借贷。规定几分利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业之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3）租佃问题。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允许鳏寡孤独烈军工属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4）贸易问题。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泛滥发展。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一方面其中有些偏向，有些过去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贸易公司合作社发生困难了，今天就要想法解决。但这决不能恢复过去的情况，不准私商下乡，我们一切包下来，如木料过去是完全控制的，只准卖给木材公司，农民自己的木材砍下来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经过批准，这怎么能行得通，但现在全国木材是否可让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还要经过一定的市场管理，所以贸易自由是有控制的。

这样做就是对富农发展有所限制，总的是要限制，特别是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主席对这些问题说得很明确。我们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摇摆或者是总的方向发生动摇，如对农民的私有制度不加改造，让富农无边的发展，或者是限得太死。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方向前进。

第二，必须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做出好的榜样来。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过程当中，当然不可避免有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和一部分中农会动摇的，恐慌的，完全要一个都不恐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急躁冒进，象现在某些地方的作法，引起相当多的农民发生恐慌，不安心生产，则是不利的。我们说把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稳定下来，绝不是说要把互助合作运动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运动办好，在农民群众中真正起教育示范作用。当然要通通办的很好，一个都不办坏，也是不可能的。一个运动当然有参差不齐，我们应求得少出偏差，少出问题。有个别同志认为，好象目前这样紧张，似乎连两条道路的宣传都要不得了。这是错误的。必须宣传两条道路的对比，是大多数人破产好呢还是大多数人富足好呢？这必须教育农民。我们是稳步前进，不是稳而不进，甚至连宣传都停止了。这样并不能稳定群众情绪，必须把互助合作办好，确实做出成绩来。走这条道路，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的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所以决不要因为目前农村中某种紧张情况而停滞不前。但不要急躁冒进，要说通积极分子，有些合作社确实太大的，领导不了的，应该分开来；某些合作社不够条件的要改组；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合作，只是挂个牌子的干脆不要；基本上办的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帮助它巩固下来；有些办的好的就帮助它前进，这个工作搞得好，就可以在农村中树立榜样。

第三，农村中新的建设工作要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我们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好事，但办的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来做就急了，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结果使好事变成坏事，成为农民的负担，这就不是量力而行。农村要不要做建设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兴修的，但盲目的打井，不该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有些事情本来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要他们负担太多，任务太大，负担不起，就不好了。我们应该从当时当地人民的需要与可能出发，量力而行。首先应该估计国家财力，量国家之力。有许多事情是要国家出钱的，那就要量国家之力。国家财政主要是要搞工业，工业是重点建设，这样用在农村的钱当然就不能那样多了。其次，要估计农民的负担能力。在农村中有许多事情就是国家出钱也还要靠农民出力的，如象修水利，要农民派工，按照受益户派工、派粮、派款，要动员农民来搞，因此必须估计人民的负担能力。又比方林业部的造林，当然要动员农民来做，那就要估计人民的力量，估计农民究竟有多少时间，多少力量。不量农民之力，好事就会变成坏事，群众就会埋怨。再次要估计干部的能力。我们乡村干部很弱，县的干部也不强，什么事情都要他们来做。所以也要量干部之力而行。

第四，还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关内各大区反映，牲畜及大农具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只达到80%，小农具增加了，大农具并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很瞄得注意，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第一步要求得恢复，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劳动力，不从生产工具方面设法改善，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稳固的。

生产资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马。要想各种办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种。其次是大农具，犁、耙、水车，还有肥料。必须奖励农民增加生产资料，添购耕牛，添置农具，增加肥料。目前新式农具不多，化学肥料，豆饼也不多，主要还是旧式农具，粪肥、草肥、当地的花生饼、菜子饼、茶子饼。各大区、各省、各县要想办法奖励农民增加和改善生产资料，并应在税收方面，贷款方面对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手工业多加照顾，因为解决目前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还要靠手工业，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因此对手工业的扶植，帮助手工业发展，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最近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社论，又把湖北的手工业代表会议消息登了，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几项建议也登了。这是主席亲自指示刊登的。中央对这问题也发了指示。必须积极扶助手工业，扶助农民所需要的手工业生产，否则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无人生产。手工业中有一部分是要垮台的，如迷信品制造业。但是制造农具、肥料的手工业，在十年之内是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发展的，从各方面去照顾它，发展它，帮助他们解决原料困难，推销他们的产品，给他们适当的贷款，税收方面也照顾一下，使他们发展起来，农具肥料多生产出来，这是发展农业生产所必要的。

各省、各县、各专署都有些地方工业，其中有大的，一般是小的。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也是很注意小工业的。因为国家大工业是解决钢铁、汽油、大型机器，有许多东西，十年到二十年内，还是国家办不到的，不能不让给小工业。所以各县，各专区、各省、各大区应很好研究如何使地方小工业与当地生产结合，制造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各省、各专区办的小工业都应面向本地推销。本省本县的销路是靠得住的，为本省、本县的农民服务，市场是比较有把握的，原料也比较容易解决，不要盲目靠外销。各级党委的财委，必须领导地方小工业为当地农民生产服务，与当地生产结合。这一方针实现了，对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就有很大帮助。扶植手工业，使之存在发展，加上地方小手工业为当地农民生产服务，这样就可逐步解决农民生产资料的困难。此外，由国家推销新式农具，农械、农药也还是要做的。过去新式步犁，虽然有一部分是“挂犁”，但也有一部分是适用的。过去的毛病是不顾当地具体情况，不管群众要不要，计划从上面来，不是从下面来，对下面分配任务，硬派，变为强迫命令了。过去推销的新式步犁，有些确是挂在那里，如果因为不懂用法，那就帮助他们学会使用。如果有些地方就是根本不适用，不能用，就只好收回来。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办理。杀虫剂，喷雾器也是如此。另外区里县里要有技术指导站，有修理站，如没有修理站，新式农具农械用坏了不能修，搁置起来，就是很大的浪费。还有农贷，十万亿，低利贷款，数字很大，要好好使用。乡村里发展信用合作，有的地方先成立信贷小组，有的信贷小组与互助组结合起来，由信贷小组发展成信用合作社，国家银行和乡村中的信贷小组、信用合作社，结合在一起与高利贷作斗争，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金的困难，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这次各大区同志反映说，过去转弯转的太急了。现在中财委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只卖不收，怕积压，结果卖亦卖不出去，有些生产品需要收的还是要收。主席说可以“办短期仓库”，不是长期。几年积压，推不出去，国家也负担不起，短期积压，季节性的，必要的，还是应有的。合作社亦是如此。

有些土产，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货，但可以开辟国内市场。在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大区与大区之间，可以组织交流。这很重要。不把农民的土产推销出去，他的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也就会影响其再生产能力，影响农业生产。各地党委应注意对各贸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领导。当然，贸易公司合作社有自己的系统，业务上它有它的单独系统，党委不能过于干涉，但业务与方针政策是有联系的，不能离了方针政策光讲业务。过去各级党委事实上对贸易公司、合作社过问不多，一方面不懂，一方面亦没有过问。农村工作部要帮助各级党委注意研究对各地贸易公司与合作社的领导，研究价格政策。

贸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广与农民的合同关系，这是我们要把千百万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的重要方法之一。过去所执行的预购政策，实际上就具有合同性质。但农业生产还是靠天吃饭的，合同订的多，考天爷不帮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执行，所以这种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方面经验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渐吸引农民到国家的计划经济轨道中来。

做好这五项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安定下来。

来源：《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6)第2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