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邓子恢在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
1953.11.02
[本文是1953年11月2日、3日邓子恢在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记录稿刊印，作了部分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在大会讨论之后，邓子恢根据代表们提出来的问题，作了解答报告。该解答报告作为附录刊于本文之后。]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这是主要的，本来二中全会时就已确定了，在最近半年内更明确起来。我亲自参加中央会议，亲自听到毛主席多次的指示，将我体会的精神向同志们谈一谈。第二个问题讲粮食问题，这是当前农村工作转变的关键。第三个问题讲农村工作问题。
第一个问题：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
同志们在报纸上已经看过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在5月间提出来的，在工代会时刘少奇同志讲话中提出来：目前我们是处在新的时代，由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现在就是过渡时期。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做过渡时期。我想同志们都清楚的，中国革命分子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头一个阶段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工作，准备下一阶段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头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经结束了，已经完了，过去了。
什么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这在七大时已经确定了。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到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基本结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革命成功了。
这个阶段很长，从“五四”运动开始，从1919年到1949年，整整革命了30年，都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当时没有提反官僚资本主义，提反买办阶级，也就是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了30年，如果加上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有百把年。“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共经过了100多年的斗争，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中国人民作了多大的牺牲，到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了！大功告成了，帝国主义被我们赶出去了，当然还没有完全打倒，但在中国的势力已经出去，再经过这三年来的工作，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财政已经接管过来了，反革命分子搞掉了，帝国主义的间谍，虽然也还有，基本上肃清了，台湾虽然还被帝国主义占领着，但弹丸小岛，无关大局，这任务完成了。封建势力被打倒了，经过三年来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封建势力已经被消灭，残余也被肃清了，城市经过民主改革，城市的封建势力也打垮了。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过去的买办阶级，阶级消灭了，财产被没收了，政权摧毁了，武装被解除了，隐藏的特务也基本被我们肃清了。
头一阶段的三大任务已完成，革命大功告成，这一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已经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过去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现在不是了，那是老话，不要再提了，不要拖泥带水，新民主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老早已过去了，1949年就基本上结束了，经过三年工作，到去年已经完全结束了，因为残余也肃清了，这一点必须明确。
这个过去没有这样提，这是今年5月毛主席提出来的，当时也还没有那么明确，经过6、7、8、9几个月，更明确起来。毛主席说过好几次：不要拖泥带水，现在已经不是新民主主义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名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功，任务已经完成，时期已经过去了。同志们要明确，我们过去是不明确的，以为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不是的，新民主主义是旧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什么？过去叫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三个敌人，这已经过去，现在是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今天搞什么呢？是不是还搞新民主主义？还搞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不是的！这是老口号，不提了！现在是新口号，要搞社会主义了。在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时期总的奋斗目标。
同志们都看过联共党史吧！第七章二月革命后，列宁1917年4月4日到俄国，发表了四月提纲[2]，他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当时情况有些不同，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列宁在四月提纲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要来第二次革命，十月革命，把资产阶级政权推翻，重新夺取政权。他们要来十月革命，是因为二月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
我们情况不同，我们到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就已经取得了政权。我们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已经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了、巩固了，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这和苏联当时情况不同，不用再来个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已经在我们手里抓着，跳来跳去也跳不出我们掌心，何必革他的命呢？不需要革命手段。
这里我们对两个阶段一定要划分清楚。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是第二个阶段，目标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我们的政权已经建立、巩固；同时，中国资产阶级与俄国不同，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他们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资产阶级力量很大，一贯的反共反人民，拥护希特勒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其中依靠帝国主义的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已经被打倒了，剩下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的。他们力量不很大，过去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自压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他一定的革命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长期不是反共反人民的。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有三个历史时期的合作，第一是大革命时期，第二是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是反蒋。他们也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和俄国不同，与东欧也不同。他们反共反人民，拥护希特勒。所以，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与苏联办法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整个时代一定要分清。
为什么叫做过渡时期呢？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已经过去，而社会主义又没有完全实现，还在建设的过程中，还在中间，所以叫做过渡时期。毛主席说：好像轮船过河一样，从浦口到南京，浦口好比新民主主义。我们已经离开浦口下船，向南京过渡，南京就好比社会主义，我们离开北岸走向南岸，但还没有到；在河当中坐在渡船中，还没有上岸，所以叫过渡时期。旧的阶段已经过去，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新的阶段又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过渡时期。
苏联从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3]到1929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过渡时期。我们的过渡时期和苏联当时新经济政策基本上相同。为什么他们叫新经济政策，我们不叫新经济政策？我们没有什么老，也没有什么新。苏联在1918年至1921年时，帝国主义进攻、白党暴动，国内战争、国内环境遭到极端的困难，曾经实行过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完全消灭私有制，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除了留给农民吃饭的粮食外，全部收集，供应城市、军队、战争，曾经实行过军事共产主义。到了1921年，看看不行了。1921年，帝国主义已经打败，国内战争结束了，白党消灭了，又正在闹饥荒。这时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对资产阶级，本来完全没收，五个人以上都没收了，没收得差不多了。到1921年，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办法，对农民取消余粮征集制，采取征粮食税的办法，把吞下去的又吐一点出来。
我们今天只没收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一点不动，连头号资本家，像上海的荣毅仁，这样的纱厂大王，也不动，未动他分毫。我们还没有吞，所以不用吐，吐不出来，没有东西吐。我们对农民从来没有采取过余粮征集制，只收公粮，有时公粮收得多一点，农民负担重一点，参军、出民夫、劳役、为了支前。在过去在山东所谓“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其实只是表示精神而已，表示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一切为支援前线，实际上什么倾家荡产？只不过交些公粮，参军，就做这些事。我们到现在也还是收公粮，所以我们不叫新经济政策。总之，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没有达到，没有完成，叫做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搞什么？搞社会主义，总目标搞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期搞社会主义？这过渡时期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呢？有三个基本情况：
第一，政权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仅已经取得了，而且巩固了。这话不是吹牛皮，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基础上、思想上都巩固了。特别是抗美援朝，将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搞得不得下台，反革命也基本肃清了，政权巩固了。
第二，国际环境对我有利。我们这个时期与苏联当时不同，苏联那时是孤立的，只有一个国家，周围都是资本主义包围，帝国主义进攻，相当长的时期都是孤立的，没有兄弟国家。而我们今天，是处在以美帝国主义的阵营一天天的削弱，一天天的分裂，一天天的孤立；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平民主阵营则一天天的强大，一天天的团结，一天天的取得世界人民的拥护。
抗美援朝为什么敢打？敢出兵？1950年当时出兵时，很多人担心，口里不敢说，心里有些怕，认为中国革命刚刚成功应该埋头建设，何必自己出兵惹祸，但毛主席却下了决心：就是要出兵，要打！不打就长他人志气，就是示弱，表示我们没有力量。现在看起来，毛主席当时真有远见，他分析情况说不怕，坚决出兵。当时判断：我们和帝国主义打，可不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即使引起世界大战也不怕。如果不打，朝鲜如果失败了，一下就直接进攻东北，进攻我们的工业基地，那将引起更大的麻烦，长期的麻烦，战也不好，和也不好，还有什么办法建设？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三年战争打下来，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真是纸老虎。当然这个纸老虎并不是真正的用纸糊的，还相当有力量，力量还相当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要签字停战呢？和谈拖了一年多，为什么最后不得不签字停战呢？还不是军事上政治上失利了。今年7月27日签字，如果今年7月他不签字不停战，再过半年年把，美国的战线就要全部崩溃了。7月中旬，我们发动了攻势，仅仅一二天内就突破他20多公里的战线，20多公里宽的阵地，什么据点、工事等等完全打垮。这样的攻势再来他几个，美国的战线就将全面崩溃，所以这一仗打过后，他赶快签字！军事上、政治上失败，直接引起他内部争吵，分成两派。一派要打，要轰炸东北；一派不要打，打不得，惹得苏联出兵怎么办？不仅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分裂、争吵。这样引起仆从国家英国、法国等也不赞成他，甚至公开对抗，不赞成在朝鲜再打下去。英国在今年5月就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开四大国首长会和苏联谈判。
为什么英国、法国这些仆从国家与他不协调呢？因为美国在朝鲜打败了，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天天在压迫他们，政治上、经济上压迫他们，内部矛盾很激烈。因为我们胜利，美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出来了，他野心勃勃要统治全世界，继承希特勒，面目暴露了，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他。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大转变。
世界基本形势变化有三个转变关键：第一个关键是十月革命胜利，把资本主义世界突破一个大缺口。第二个关键是反对希特勒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把东欧许多国家解放出来，打败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德、意、日，英国打伤了，法国打垮了，六个帝国主义搞掉四个半，消灭了三个，打垮了一个，打伤了一个，剩下一个半。一个美国，半个英国。第三个关键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解放了，中国将近六万万人口，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加上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将近九万万人口。全世界多少人口？二十四万万，我们和平民主阵营就占了三分之一有余。正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
就是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考验。抗美援朝以前，党内有些同志有点恐美病，在党外，老百姓、资产阶级那恐美病就比较普遍，恐美、崇美、亲美。抗美援朝胜利了，恐美、崇美、亲美的思想基本上被打破了。党内、党外，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基本上没有了，有只是个别的，大多数是消灭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现在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人识破了，看出美国的力量不行了。不仅英国、法国看出来了，就是殖民地国家也看出来了，美国不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朝鲜这样一个小国家内就把他打垮了。总之，国际形势很好，很有利，和苏联当时不同。
第三，国内经济条件，我们现在是五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五种经济成份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个体经济，农业、手工业。这五种经济同时并存，从三、四年以来情况看，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天天发展，优越性显示出来了，生产力高了；另一方面，私人资本主义有相当发展，农民个体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个体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发展起来，土改后农村新起的资本主义也有相当的发展。
私人资本主义与个体农民的自发势力有相互结合的趋势。城市资本主义通过商业投机、高利贷等与农民自发势力结合，这里就有盲目性，盲目性也就带来了破坏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积极性，也有不利的一面，今年这种情况很明显，加上我们在财政、金融、贸易工作上有些毛病，更加助长了这种盲目性的发展，这对社会经济不利。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对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是对抗的斗争，虽然可以和平共处，但斗争很尖锐，都想争取个体经济。资本主义想把个体经济拿过去，我们就想把个体经济拿过来，形式上和平，实际上不和平。
今年上半年这两种制度斗争表现很明显，我们稍微停一下，他们就起来；我们一起来，他又下去了。像天平秤东西一样，这边加个砝码这边下去，那边起来；那边加个砝码，那边下去，这边又起来。此起彼落，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毫不客气，表面上客气，经济斗争不留情。表面上五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实际上两个制度、两个阶级斗争。今天是过渡时期，理论上说，我们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事实上说，也非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不能再犹豫不决，不能再停留在旧阶段，要迅速进人新阶段。
过渡时期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搞？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所有的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归社会人民所共有。这与私有制度是对立的，所以要社会主义就不能让私有制度与社会主义长期同时并存，必须消灭私有制。一个时期同时并存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我们一方面要发展社会公有财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要用各种办法改造私有制度，因此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实现这总路线的具体任务有两个，一个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叫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叫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不够，要建设；一个是私有制，要改造，使之社会化。必须完成这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互相关系，相辅而行，互为因果，相互配合，不能偏废，不能只要这个不要那个。当然主要是头一个，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社会主义要工业，要机器，所以单纯搞农业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不巩固的。没有工业，光靠农业去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对的，是梦想，不可能走到社会主义，永远也不可能。必须要工业化，有工业基础。现在我们工业基础太少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时，工业比重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量43%。我们现在的工业比重，国家统计局有两个数字，一个是28%，一个是24%，24%比较可靠一点。这就是说我们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四分之一还不到，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不是工业国，工业比重四分之一还不到。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很不牢靠。所以头一个任务，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工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过去我们提国家工业化，现在变了，叫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国家还有资本主义在内，我们的工业化要国有的，不要私有的。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东西，要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要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现在的资本家也不愿拿钱出来办什么新工厂，只有国家投资，一切由国家来搞。这是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决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关键，目标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做到，这是主要的一环，看你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第二个任务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而是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逐步实现的。农民、手工业者、资产阶级都是私有制，三种都要改造，使之社会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从私有改造为公有。
私有制度有盲目性，其共同点就是为私人利益打算，有利可图就干，无利可得就不来。资产阶级是这样，农民、手工业者也是这样，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必然在生产上产生盲目性，价格高就生产，价格低就不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民需要而服务，有计划的生产，有计划的供应，有计划的推销。农民、手工业、资产阶级他们就不为人民需要服务，而是为自己，有利就干，没利就不干。他们就不能接受我们的计划，资产阶级还要破坏我们的计划。过去我们要农民生产这个、生产那个，结果都做不到。农民是按照自己的可能和需要来生产的，要原谅农民，他不是不肯接受计划，而是暂时的不能接受计划，因为他靠此为生，如果一年跌下去，三年还爬不起来。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谈到个体经济暂时还不能接受国家计划；资产阶级则破坏国家计划。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你要涨价，他偏要跌价，你要跌价，他偏要涨价。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对私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旧的三种私有制度都要改造，无例外，都不能长存。
但三种私有制度是不是可以一概而论？不能，三种私有制度，实际上是两种性质。一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资产阶级的；另一种是农业，手工业，是劳动人民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相提并论。私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剥削得来的，不是劳动起家的，他盲目性大，对计划的危害性也大，与社会主义是对抗的。这种矛盾是对抗的，对这种私有制度的改造，采取的办法是国家资本主义。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过渡的办法，最后是什么呢？结果叫做国有化。
我们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不是将企业国有化吗！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同一企业中的经济联盟、经济合作。如公私合营，慢慢要变成国营，最后要成为社会主义，不是永远合营，要使其成为全民的财产。
另外农业和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基本不同，虽然形式相同，危害相同，但本质不同。他们的私有财产是劳动起家的，不是剥削来的，虽然其中也有个别的有轻微剥削，如中农、富裕中农有点轻微剥削，但他们也被别人剥削一些，所以基本是劳动起家，是劳动人民，财产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其危害性与盲目性比资产阶级要小，小得多。他们也愿意接受计划，但是暂时还不可能接受计划。因此，这种私有财产的改造的最后是使之合作化。合作化就是集体化，不是国有化。他们的生产资料不没收，一件不没收，永远不没收是肯定的，而是变为合作农场，变成集体的财产。
这点我们有些同志不清楚，农民们也不清楚。我们一些同志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一说就是吃大锅饭呀！这是错误的！苏联到今天也没有吃大锅饭。斯大林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到，农业合作化有三种形式，一种叫共耕社，一种叫集体农庄，一种叫农业公社。只有农业公社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吃大锅饭。这是高级形式，但是现在还不能用，就是到共产主义实现初期也不能吃大锅饭，只有生产集体化。消费是公开的，有些消费也可以合起来，像医院可以合起来，学校要合的，有的地方在共产主义社会时也可能办公共食堂。现在喜欢搞也可办，我们现在不是也办有公共食堂吗？你吃1000元[4]的也可以，吃500元的也可吃，你愿意买200块钱稀饭几颗花生米也可以，消费总是比较自由的。
我们过去用过供给制，供给制是共产主义，那是没有办法不得已的。供给制并不好，同志们大家都尝过这味道。军队没有办法，只有吃大锅饭，不能一个人一个小伙房。机关干部就不同，有了老婆、小孩子，都不愿吃大锅饭，何况农民呢？你是南方的，我是北方的，你要吃大米，我要吃馒头，你要早吃，我要晚吃，你要吃甜的，我要吃辣的，各说各的好，都不愿吃大锅饭。真正要吃大锅饭，那是好久好久以后的事。我看至少要100年，要到你们的孙子，我的曾孙的时候，可能就普遍起来。你们现在却去宣传什么吃大锅饭，太早了！现在是提倡共同生产，个别消费，农民、手工业，是改造为公有财产，将私有制改为合作制。这点要向农民讲清楚，我们向农民宣传要用中国话，我们是中国人吧！不是苏联人吧！是向中国农民宣传吧！不是向苏联农民宣传吧！那就要用中国话，不要讲什么集体农场，就讲合作农庄，宣传社会主义，不要讲吃大锅饭。
社会主义就是办大生产合作社，将来就叫合作农庄，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现在还是半社会主义，因为公共财产还不多，土地还是私有的，牲口、大农具也还是私有的，土地还是分红，或对半分、或四六分、或三七分。将来社会主义因素逐渐扩大，共同财产逐渐增加，劳力分红逐渐增加，土地分红逐渐减少，最后土地不分红了，就是公有了，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和国家财政不同，不是全国人民所有，只是小团体所公有，一个社、一个农庄或几十户或几百户所共有，所以叫合作农庄。农民的私有财产最后是合作化，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最后是国有化，不能将资产阶级财产也去合作化，他是剥削来的。农民的财产就不能国有化，他是劳动来的。
将来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要将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那时再说，这个时间还很长。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在共产主义初期还有买卖。共产主义高级形式，是用产品交换制，而不是金钱买卖。在物品交换制再过一个时期，到处都有北京饭店一样的房子，这比农民自己的房子好，那就都搬到新的好房子里面去，旧的就不要了，也不必没收。现在你没有东西代替，就不要去国有化。现在还只是小范围的公有，还不是大范围的全民所有。
这就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已经成功；现在进入社会主义，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但又还没有到达，这就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总的目标总的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有两种，对两种私有制度，采取两种不同的改造办法。一种是剥削得来的，危害性大的资本主义的财产，经过国家资本主义使之国有化；一种是农民、手工业，是劳动起家的，经过合作社使之合作化。国有的经济力量一天天地壮大，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国有化的东西就多了；再将农民、手工业的变成合作化，最后没有私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
这要多少年呢？是不是明年明天就实现？是不是毛主席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实现呢？不行的，这不能下命令的，要经过好多年，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或者更多一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去这个只对县委书记们讲，这次谭政委[5]说现在可以告诉老百姓，15年左右，或者更多一点时间。
为什么要三个五年计划？因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打下基础工程了。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至1959年我们工业化的程度就大体等于七七事变前的日本。日本到七七事变前，已经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只有七年赶上它，比它快，到1959年底1960年即达到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化水平，另外还有八年，再经过这八年的建设，工业化就像个样子了，三个五年工业比重可以达到60%～70%，很像样子了，那就成了工业国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绝大部分甚至所有的都要国家资本主义化，有部分慢慢成为国有。
资本家的改造快些，毛主席提出三年至五年要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当然不是全部公私合营，只是将大的基本的改造过来。农民的改造要慢一些，中国过去没有合作的习惯。苏联过去还有公社制度，他们在1921年至1927年七八年中合作化发展很快，到1928年拖拉机已经有八万多台。我们现在还1000台不到，自己也不能造。合作社刚开始，老区早一点，有的办得好一点，有的办得不大好。我们的农民多，占人口80%，全国六亿人口，农民有四亿九千万。同时苏联当时的工业基础强，革命时即有43%的工业。我们不同，所以中国农民合作化时间要长一些，做得好15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当然还不能全部，可能还有些个体农民，苏联现在还有个别的个体农民，不愿意我们不强迫。总之，工业化也好，国有化也好，合作化也好，国家资本主义化也好，都要15年左右，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要看当时情况，也可能还早一点，也难讲。这不是算命摆八卦，这主要看我们的工作。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决定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只有实现工业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才谈得到社会主义。只有实现工业化，全国人民生活才能大大改善。只有完成工业化，才可能有近代化的国防，巩固国家的独立。现在我们的国防是不是近代化了呢？是近代化了，陆军、空军、海军都有了，装备强起来了，不是过去小米加步枪了，什么都有了近代化设备，应有尽有，问题就在于没有国防工业。飞机有了，最新式的最好的喷气式轰炸机也有了，但不能制造，连一架教练机也不能造，只能修理；有很多坦克，不但有中型的，而且有大型的，但一辆也不能造。汽车多得很，但一辆也不能造。这说明我们近代化的国防还不牢靠，没有国防工业，所以工业化主要就是搞重工业，主要是国防工业。
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农业机械化，我们有几百台拖拉机，但是一台也不能造。几百台拖拉机又顶什么用呢？全国土地很大，现在有耕地15万万至16万万亩，一台拖拉机管2000亩地，全国有8万万亩地可以机械化。8万万亩不行，福建的山田就不行，共有8万万至10万万亩可以机械化，另外还有可耕地很多。东北、西北、新疆有很多可耕地，发展起来需要很多的拖拉机。现在我们才开始设计、定计划，建立第一个拖拉机工厂，到1959年才能年产15000台拖拉机，还有抽水机和其他的农业机械。没有工业化，农业的改造也就慢、困难。只有工业化，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过去的工农联盟靠土地改革，现在的工农联盟靠合作化，将来的工业联盟就靠工业化，要有大量的东西供应农民，没有足够的东西供应农民，工农联盟就不能进一步巩固。没有工业化，也不可能最后消灭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差别，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最后要使农业工业化，农业使用机械，消灭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差别，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所以工业化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也是全体人民、农民的最高利益。工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央下决心排除一切困难，争取今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
我们怎么实行工业化？用什么办法实行工业化呢？方针已定，计划也已经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工业要机器生产，就要自己能制造，有制造机器的工业。现在我们的机器还要靠外国进口，从苏联、东欧，还有一部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靠外国进口靠不住，要国内能制造机器，也就是要有机械工业。我们现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就都是搞重工业。制造机器要有原料，就是钢铁，很重要。
我们现在搞三个钢铁中心：鞍钢、大冶、包头。这是第一步，以后还可能要搞几个。还有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从现在到1959年，7年中间集中力量办141个工厂，都是这些大家伙。发展重工业是主要的，一定要搞好，只有搞好这一步，下一步才大力发展轻工业。
当然，现在也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现在全国有500万万纱锭，供不应求，准备发展到800万万纱锭。人民的需要第一是吃饭，第二是穿衣，所以轻工业要适当发展，但轻工业发展得不能太多，多了重工业的钱就没有了。重点放在重工业，轻工业适当发展，适应人民需要。重工业不容易拿出来，投资比较久，轻工业快。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我们走苏联的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搞重工业，先打下基础，轻工业只适当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发展交通、铁路、轮船、汽车，主要是铁路，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发展铁路的重点在西南、西北，因为那里交通不便。
工业化以工业建设为重点，是不是其他的都不要了？不要是不行的。工业化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建设工作来配合。首先，要有农业的发展来配合。工业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为工业发展首先要原料，原料哪里来？农业生产。没有棉花，哪里有纺织业？没有木材也就没有造纸业。工业发展要有市场，我们的市场是不是像帝国主义一样，向国外向南洋倾销？不是的，主要在国内，国内主要是农民。农民占人口80%以上，农民购买力提不高，工业化就糟糕，东西多了，卖不出去。所以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准备原料、市场和安定的环境，农业不发展农民生活不好，要出乱子，工业化也不太平，化不下去。
其次，为了配合工业发展，必须有地方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今天轻工业的发展还很少，800万万纱锭不够，不够人民做衣服、帐子、被子的需要，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生产发展了，钱不是放在家里，是要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而国家集中力量搞重工业，轻工业发展不大，拿什么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呢？现在轻工业是适当发展，大大不够。工业品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将来更加供不应求。农民买不到东西，拿着钞票有什么用？没东西卖给农民，我们也就没办法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和原料，所以要适当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补工业品之不足。实际上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70%－80%要靠地方工业和手工业，而不是大工业。福建更加如此，交通不方便，工业品运不来，省内手工业多，福州就是个手工业城市，农民的农产品当中，很大部分也是供应地方工业、手工业做原料。因此，与工业发展相适应来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补国家工业之不足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是很必要的。
有些同志认为要工业化了，搞经济建设了，地方工业和手工业没有前途了，将来反正要被大工业打倒。大工业是大生产吧！成本低，物美价廉，地方小工业如何比得过？手工业更没有前途！这种想法对不对呢？一半对，一半不对。一半对，百把年以后会是对的，一半不对，是现在不对。明天对，今天不对，将来对，现在不对。我们是讲现在呢还是讲将来呢？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讲现在，从明天着眼，从今天着手。未来之事，现在不要杞人忧天。当然，有的手工业品是没有前途的，像迷信品，现在就没有前途了，有的还有一些销路，不过很快就没有前途的。有的手工业品，将来交通发展，也将被大工业代替。但有的手工业，永远也代替不了的，像福建的漆器，我看机器就没办法代替。中国的手工业有几千年的历史，殷朝时手工业就很不错了，像象牙雕刻、福州漆器这些都很好，这些东西可以吹吹牛皮哩！这些是要长期存在的，漆器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成为国际上的东西了，苏联、东欧这些国家都很喜欢。
当然我们现在不说国外，说国内，拿什么东西给农民？所以要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不能说工业化了，其他的就不管了，这不是工业化，而是破坏工业化。以工业为重点，也得看什么地方，从全国来说，工业化是重点，有些省份就不是，像宁夏、青海，搞什么工业？西藏搞什么工业？福建，又搞什么工业？有工业也摆不到这里来，这是国防前线！台湾还没有打下，要有工业也只是小把戏，主要的还是农业、手工业。广西前些时候讨论国家工业化，也强调以工业为重点，精神好不好呢？精神可嘉，但方法不对！老老实实将农业、手工业搞好，这就是最实际地配合国家工业化。
一切问题都要看时间、地点、条件，离开了这些，正确的也会变成错误的，马列主义也会变成非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按实际情况办事。过去我们有的地方搞地方工业也有些偏差。中南什么钱都不用，房子都不盖，节衣缩食，来办工厂。这热情好不好呢？办工业好不好呢？这也是热情可嘉，但是方法不对，因为只想办大的，想向省外倾销，不是为本地农业生产、人民需要服务。结果办起来，第一是原料不足，第二是产品销不出去，最后是关门大吉。本来没事，自找麻烦。华北也有个笑话，办糖厂，制糖的原料是甜菜，甜菜还没有种，糖厂就办起来了，只好关门大吉。这都是方法不对头。
地方工业必须确定为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需要服务，必须礁定这条方针，这方针不确定，想赚钱想和大城市、上海那些名牌货对抗，包倒霉。地方工业的基本任务都是补大工业之不足，为当地、当时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服务。任务是这一条，不是为赚钱，赚钱只是第二任务。赚钱也要赚，但第一条任务是为人民需要服务。离开这一条，就是错误的。福建的情况不清楚，可能没有这些情况，因为几年来还有战争。福建也可以办些工厂，主要解决农民生产资料问题，也要节衣缩食，有些钱，办些工业为福建农业生产和人民需要而服务。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结果就不免徒劳无功，或者劳多功少，事倍功半。眼睛要看本省，这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马列主义。光看大城市，靠省外的销路市场，这种忘我精神并不是马列主义。
现在谈资产阶级改造问题。我们要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今天只谈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其他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放在第三个问题农村工作中一起去讲。
首先谈对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就是追求利润，唯利是图，他不是为人民需要服务，而是为自已的利益服务，有利可图有利可得他就干，市价好他就积极增产，市价不好，他就不干。他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用损人利己的方法来达到取利的目的。因此，他的生产是盲目的，经营是盲目的，价格高，就增产，价格低，就减产。做生意也是，价钱好，就赶着贩货来卖，价钱低，他就不卖了，这是和社会主义对抗的。因此，私人资本主义必须改造，必须将这种私有制最后改造变成国有。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古今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没有例外，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如此。
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有所不同，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黑里面还带点花，有点不同。因为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除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一般的资产阶级，在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他还有一定的革命作用，与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三个时期的合作。今天，它在人民民主政权管理之下。今天我们的政权，虽然有资产阶级参加，但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今天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在人民政权直接管理之下，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这和国民党时期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完全可以掌握。
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软弱性，他们对帝国主义、地主、官僚资本主义来说是软弱的，但对我们来说，也是软弱的。我们把脸一板，眼睛一瞪，他就吓坏了，软下来了。但是他也很调皮，我们稍微放松一点，他尾巴又翘起来了，翘起来也没关系，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容易对付。我们今天政权已经巩固，不像苏联当时二月革命没有取得政权，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也不像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红军将他们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在广大农村中没有基础。我们不同，我们是首先占有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所以当我们取得了城市时，政权就基本上巩固了。
因此，我们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不采取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办法，不采取一概没收的办法，一刀切断的办法，一口吞的办法；鲸吞，连皮带骨一起吞下去的办法。我们采取中国式的改造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过渡的形式，逐步做到国有化。我们也仿照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当时他们是租借制、租让制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来说是和苏联一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在同一个企业中的经济联盟，经济合作。这方面，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是一样的。但是也有区别，方法上不同，苏联是先吞后吐。他们在十月革命时即将大的资本主义企业没收了，五个人以上的都没收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有的15人以上的私人企业也没收了。先吞下去，装不下去了，再吐点出来，就是用租借、租让等办法吐出来。
今天我们没有吞，也就用不着吐，而是在半路上插进一脚，或者公私合营，或者加上订货，或者代购代销；如果说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改造资本主义是用鲸吞的办法，那我们今天所用的就是蚕食的办法，像蚕吃桑叶一样，今天咬一口，明天咬一口，最后把一片桑叶吃光。这个话不要去对资本家说，这是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讲的。采取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过渡的办法改造资本主义，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旦没收，派人去接管，就是他们快，不过吞了以后要再吐点出来。我们现在不吞，慢慢地一口一口吃完它。
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三种形式：高级的是公私合营；中级的是加工订货，你只管制造，买卖不要管，原料、成品都由我们包，订合同，给你手续费；低级的是部分加工订货，或只订货不管原料，或部分加工订货，部分自购自销。对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也有几种形式：高级的是公私合营，低级形式是代购代销，如粮食商。现在全国很快的就都要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全国的粮食工业，碾米厂，面粉厂，只许加工，不许自己买卖粮食，粮食商业，都不许自由买卖，都须变成国营的零售店，只许卖，不许买。国家给你粮食，指定100或200户由你销售规定价格，规定分量，按照这个代国家销售，不许私自收购，不许多卖也不许少卖。这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吗？粮食小贩，运点粮食，可不可以？可以，允许你卖，但只许卖给我国营公司，不许卖给老板，要查到你卖给老板，就要处分你，还要处分老板，这是非法。你私相授受，私自买卖，该当何罪！像过去办小偷一样，不但要办小偷，还要办窝家。木材的经营也是如此，大批发商不许搞。我们在水口设收购站，在福州等主要市场也设收购站，私商采购运来的木材，都得卖给我。你到山上去采伐去收购，我不管。这样私商正像鸬鹚捉鱼一样，头上套了一个圈子，捉了鱼，小的可以吃一点，大的都要吐出来。
过去我们用完全消灭私商的办法，不对的，我们还代替不了，农民不满意。现在我们采用两头松中间紧的办法，取消大的，使小的为我们服务。我们既然还不能完全代替，为什么不用他们呢？可以放手地用。对商业是不是公私合营。过去说不要公私合营。毛主席说：像上海永安公司、先施公司这样的大商业，很大，设备很好，房子很好，为什么不可以公私合营而一定要叫他关门呢？可以合营。福州南台一些大商店也可以公私合营。不过商业的公私合营不要太多，只搞一些大的、好的、有决定性的，其他一些小的，就让他自生自灭。交通事业也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办法，铁路是没有，完全由国家掌握，汽车、轮船，现在没有私营的。长江流域汉口这些地方，私人轮船还很多，可以搞公私合营。我们不去管他，慢慢搞垮了，船坏了，还是我们吃亏。汽车也是。这样，有的可以代运，慢慢地再公私合营。渔业也可以公私合营，福建的情况不很清楚，在广东、浙江，有些有近代化设备的渔业资本家，也可以公私合营，帆船的渔业资本家就不必去合营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渔业等，都可以搞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办法很妙，作用很大，有两种作用：一种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最后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以后，盲目性、破坏性就没有了，价格上不会捣蛋，生产、买卖按照我们的计划，这样就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消灭其盲目性、破坏性，第二步再变为国有，那要很多年。国家资本主义中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开始时不一定都如此，可先搞加工订货、代购代销，慢慢再发展为公私合营，有条件的也可以一开始就搞公私合营，其他的就先搞加工订货、代购代销。这也不是全部，要看主观条件，干部条件，工人的觉悟。
另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付小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的自发势力。譬如，华北种棉花，棉花价格高一点，就到处都种起来了。浙江种黄麻也是，黄麻价钱高，到处种起来了，这样就挤掉了粮食的耕作面积，影响粮食产量。我们棉花、黄麻生产都有控制数。棉花今年是7500万亩，不能太多，多了影响粮食产量。但是你要种，他不种，你不要种，他偏要种，农民也是不听话的！他暂时还不能听，他是根据自己的要求生产，不根据我们计划生产。你硬要他种，他就阳奉阴违，口里答应种！种！结果还是不种。
要支配农民的生产，有几个办法。主要的是依靠正确的价格政策。如果棉花价格高，种棉花划得过，千算万算种棉花上算，他就要种棉花。你叫他不种，他也要种，你又不能抓他坐牢，不能说他犯法，只有用价格政策来指导。你要减产，价格降低一点，你要多种，价格就要提高一点，像福建现在种荔枝的很多，因为我们收农业税一亩荔枝和一亩稻谷一样的，但荔枝价钱比稻谷价钱高，赚钱多三倍，农民当然要种荔枝，要禁止是不行的，所以荔枝的农业税要提高。第二要依靠合作化，生产合作、供销合作都办起来，和农民订合同，使其纳入计划。第三，要把资本家控制起来，没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前，国家的规定价格私商就不管，棉花你买八千，他就九千，你买九千，他就一万，给你捣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后，他就不行了，价格掌握在我们手里，他们就不能捣蛋。农民做买卖，就是和国营公司、合作社，还有就是和私商，将私商抓过来了，就好了。
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箭双雕，改造资本主义，又改造小农经济，使农民逐渐走上国家计划轨道。资本家就像无缰之马，国家资本主义就好像缰绳，我们把缰绳一拉，脚蹬子一踏，叫你往那走，就得往那里走。没有国家资本主义，资本家就好像无笼头的马一样，到处乱跑，控制不住。这个工作很重要，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对这工作很注意。
如何实现国家资本主义？依靠谁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第一，依靠国营经济，你没有国营经济，或者力量不大，贸易公司办得不好，控制不了他，那就会乱。要依靠国营经济去领导，国营经济企业中，必须派得力的干部。福建的情况不了解，我在过江西时了解了一下，上饶国营贸易公司的干部就很不行，成份不纯，思想糊涂，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去领导资产阶级、改造资产阶级？国营公司干部的力量必须加强，成份不纯要改变。
第二，依靠工人阶级，有国营经济的领导，还得依靠企业内部的工人，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站在国家方面，监督老板，执行合同。要依靠企业内部的党员，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没有党员是不行的。有工人阶级还要有先进部队，总要有几个党员，或者一个支部，没有党谁来领导？
第三，对资方要策略，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政策，基本上是合作的，但必须同他斗争。灵活地运用策略。要和资产阶级合作，基本的关键要使他有利可图，有利可得。他就是追求利润，唯利是图，有利就来。有的地方，从企业单位来说，是赚钱了，但分不到红，这样有利可图，有利可得，他怎样也不肯干，这也就不能合作。但给的利太多也不行，中央规定大约在企业纯利中，约有四分之一给资本家作为利润，这叫四马分肥。如一个企业赚纯利1000万（除了开支，税收等等），有30%多是给国家的所得税（营业税除外），30%多做企业的公积金，15%是工资福利，另外给25%也可以多点，也可以少一点，看具体情况，作资本家的分红。有时利润可以不止25%，可以给27%、28%，甚至30%，但这分红要慢慢减少，今年30%，过两年可能就只有25%，再过几年可能只22%，再过几年20%，再过几年10%，5%，最后就只有鸡蛋一个，鸡蛋一个不就成了社会主义了吗！
总之，对资本家斗争要策略，要慢慢将他变为国有，又要照顾他的利益，目前使他有利可图，有利可得，利又不得太多，也不得太少，看各地具体情况。这次中央开会时，有资本家问他们分红还能分多少年？这个我们不答，他们只怕明年就不许他分红了。开始毛主席说三年到五年基本上完成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他们脸色也变了，以为三年五年就完蛋了。后来解释，三年五年是最少的，可能还要多一点，不是全部公私合营，还有一部分加工订货、代购代销。也还不是全部都搞，只是大的主要的行业，公私合营，也还是给他们分红。这样就放心了。再说将来自己当厂长、经理、工程师，儿子女儿上学、工作，不要你养，生活资料有保障，资本家听了就很舒服，当然也有的不舒服。
第四，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必须巩固工农联盟。不能巩固工业联盟，要改造资产阶级是不行的，让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就不妙。要农民跟着我们走，不能让他跟着资产阶级走。必须巩固我们的党，党一定要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马列主义的党，克服党内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在搞土地改革时，党内要克服地主思想，今天地主思想没有了，危害最大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看见资产阶级苦一点，就帮他叫喊，这种人必须纠正。另一种倒并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有与资产阶级共同的思想。这在财经部门很容易发现，像银行、贸易公司、农场，发现不少，就是唯利是图单纯营利观点，不为人民需要服务，不顾人民生活，不顾市场需要，只管赚钱，有钱赚什么都可干得出来，没利，他就不干。赚钱不一定为自己，但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这种思想必须纠正，不纠正，我们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分别？
这是不是说凡是赚钱都是资本主义思想呢？不是的！国营经济应该赚钱，不赚钱国家工业化就没有资金。但如果只管赚钱，不顾人民需要，不顾市场，不管人民死活，就是资本主义思想。贵州有一个团，占用民地几千亩，修一个近代化的操场，使1000多户农家无家可归。你在搞什么近代化、正规化的操场，几千人快给你化死了。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建设观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国家修铁路，修公路，造房屋，必须占用群众的土地，要不要占，还是要占，但是如果不必占的而多占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占用了不给钱，钱给得少，无家可归不好好安置，只图自己方便，不顾人民死活，就是资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反对，不然，我们与资产阶级没有分别，党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粮食问题
首先讲粮食问题的重大关系。粮食问题一方面是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粮食问题又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们！大家知道，土地改革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大大增长，这是事实，各地都如此。土改后农民积极性提高了，有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粮食生产大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商品粮食的发展不能与粮食的产量相适应，粮食产量发展很大，商品粮食发展不很大。道理很简单：农民种了粮食，他首先要吃，过去农民穷，就把粮食卖出来，现在不那样穷了，就不那样急着卖，首先把自己的肚子装饱。过去，南方的农民是“地瓜半年粮”，有的地方一年到头吃地瓜，福建有所谓地瓜县，地瓜专区。北方农民是“糠菜半年粮”。肚子里装地瓜、装糠、装菜，有时还装草。现在不装了，或少装了，现在要装大米了。如果每个农民每天吃一两[6]粮，全国全年的粮食消耗就要增加100亿斤；多吃四两，就要增加400亿斤；多吃半斤，就要增加800亿斤。粮食产量增长没有消费量增长快。农民生产了粮食不卖，吃掉了，这是问题产生的一个方面。
问题产生的另一方面，城市、工矿区的人口增加了，经济作物区适当的扩大了，工业发展了，这些地区人民要吃饭。因而商品粮食的需要量也加多了，加上灾区救济，加上还要出口，还有支前，抗美援朝。每个地区都如此，土改前，粮食问题不大，土改后一年两年还没那样大，三四年，问题就一年年严重。就是商品粮的供量赶不上粮食需要的增长，粮食生产的增长与商品粮食增长的比例不是相适应的。因此产生了粮食战线上商业投机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粮食调剂得好，没有中间的囤积居奇，没有待价而沽这些现象，我们全国粮食是不会不够吃的。去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275亿斤原粮，打个七折牛，折细粮2500亿斤左右。全国人口打他六亿，每人每年平均有420斤细粮，够不够呢？够的。基本上够的，其他还有菜、地瓜四斤折一斤也算在内，基本上可以够吃。
问题就在于大家看苗头，粮食供应不足，需要量增加，看着粮食涨价，秋收时便宜，第二年春夏之间涨价，奸商就囤积居奇；秋收后拼命地收粮食，囤粮食，低价买进，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高价卖出，从中获取100%甚至200%的利润。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比较富裕的农民有粮食不卖，待价而沽，准备明年三四月卖。中农以上，特别是富农不仅不卖粮食，而且还收购粮食。这样就引起城市居民、工人怕明年粮食涨价，怕没有粮吃，本来一月买两次或两三天买一次的，现在尽量设法买进够一年吃的粮食，这就造成了人心恐慌和粮食市场上的波动。因此，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采取紧急措施，而让自由市场发展下去，任其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争先抢购，那就必然引起粮食市场上的恐慌，人心惶惶，必然造成明年粮食大涨价。
有些地方今年已经涨价。粮食涨价的结果，必然引起所有物价波动，首先是副食品，如豆腐、豆芽、青菜、鸡蛋、猪肉、牛肉等价格要涨价。这些涨价，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工资亦必增加，工资一高，劳力价格高，劳动产品的价格就高。这样下去，影响国家财政，机关、部队支出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增加，财政就会有亦字。再下去，就影响到我们建设。财政有赤字，不够开支，各项建设的投资就要缩小，影响到国家财政、建设各方面的整个计划；另方面要影响到人民的生计，首先是那些粮食不够的贫苦户吃亏，城市工人、贫民、买粮食的人吃亏。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加以改变，发展下去，就要影响国计民生。不仅是工人、贫农、贫民，最后影响到中农。中农也有缺粮的，就是不缺粮，其他的东西贵了，副食品、工业品和生产资料涨了价，中农也要吃亏。这样，一方面影响国计，一方面影响民生。影响民生，不是影响少数人民的生活，而是影响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得到好处的，却是那些投机商人和农村中的富农。因此，结果不仅影响国计民生，而且将促使农村资本主义和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在各地情况都有这种现象，拿钱囤粮食，做粮食投机生意，不搞生产。城市商业资本大大发展，农村中商业资本也发展，造成城市商业资本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力结合，阻碍了我们对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农民的改造，影响了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和农村的合作化。不只是影响了当前的国计民生，而且影响国家前途。这样，我们叫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了一句空话。
像有的地方，粮食投机发展严重的地方，互助合作就不搞了。他不互了，因为搞一年粮食投机生意，比一年互助合作好得多，他还搞什么生产，不搞了。这不是影响国家大计吗？中央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看出了问题的基本关键，看出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危害。问题就在于有自由市场，有自由市场才能囤积居奇。
中央看出9月里情况不对头，8月份就开始不对了。北京、天津两市粮食有供不应求的现象，首先面粉供不应求，再加上今年灾荒，更促成粮食问题严重。所以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主席在天安门找我、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几个人谈这个问题，认为要采取断然措施，从基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要消灭粮食上的自由市场，基本的问题是自由市场的存在。有计划的收购和供应，没有自由市场，我们的粮食是够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要影响城市的社会化与农村的社会化。解决得好，就可以极大地打击投机商人，还击城乡资本主义向我们的进攻，大大限制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农村中的买卖，主要是粮食，农产品中粮食占60%－70%，30%－40%是副业生产。如把粮食控制起来，基本上消灭自由市场，那么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慢了。因此，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农村中，是农村工作转变的关键。这就是中央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紧急措施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因。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要采取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这是根本转变农村工作的关键，这是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农村社会化的党的总路线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你赞成党的总路线要搞社会主义，而你又不赞成采取这种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反击城乡资本主义向我们的进攻，那就不可理解，自相矛盾。如果你赞成党的总路线要搞社会主义，要搞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你就必须赞成这样做法。这是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解决粮食问题的具体办法：
中央在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中，讲得很清楚，解决粮食问题总的一句话，首先是在粮食战线上消灭自由市场。具体办法四条：
一、农村实行计划收购。
二、在城市、农村缺粮区和经济作物区实行计划供应。
三、严格管制粮商。
四、在中央统一计划之下，由中央地方分工负责。
这四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少一条，不能分裂开来。不能只有一条不要其他，不能只做三条，丢掉一条。要四管齐下，缺一不可。首先在农村中实行计划收购，要拿到粮食。手上没有粮食，什么计划都是空话。粮食在哪里？在农民手里，私商也有一些，也要拿出来，但主要在农民手中，所以必须同农民要，连征带购，首先是收公粮，全国计划今年除灾荒减免外，共收310亿斤细粮。有些地区不交粮食，交经济作物，也有部分收贷金的。今年原则上不收贷金，但总还有些。
中央估计今年实际收粮275亿斤，不够，还要向农民收购431亿斤，这样国家共掌握706亿斤。国家大概掌握700亿斤粮食在手，那就完全有把握了。全国大、中城市5000万人口，小城市、大集镇也打他5000万人口。共一亿人口计算，一人一天平均一斤，一年365亿斤。再打算400万人口的灾荒区，6000万人口的经济作物区，共一亿人口，每人一天平均十两，少则半斤，他们总还有些粮食、蔬菜，不必要给那样多，农民的肚子也可大可小，你给他每天二斤，也吃下去了，每天给十两半斤，他也够了。一年200亿斤，总共供应565亿斤。这样还有140亿斤，除去40亿斤出口粮，20亿斤救灾，20亿斤抗美援朝，中央还有60亿斤的机动粮，怕什么！但如果没有拿到700亿斤，胆子就不大，牛皮不敢吹。拿到700亿斤，可以拍胸脯有把握！牛皮吹得下。
如何拿到呢？首先要拿到粮食，一是征，一是购，征是征收公粮，购是计划收购。过去叫征购现在不叫了，因国民党搞过征购，怕引起农民恐慌，现在我们叫计划收购。是否要强迫收购呢？对农民不要强迫购，要号召农民把粮食卖给我们。对哪些人要强迫呢？对那些囤积居奇的城市投机粮商、农村富农才要强迫，要他们把囤积的粮食完完全全的拿出来，过去吞进去的都要吐出来，吐得一千二净，但还是给你钱。对一般农民主要采取宣传教育动员的办法，但也不是像过去一样的自由收购，而是有一定的分配任务，全国共购341亿斤。
分到福建省多少，有一个任务数，省分到县，县分到区，区分到乡，按各地具体情况。粮多多购，粮少少购。任务分配到乡以后，乡开人民代表会，大家商量，哪些人要购，哪些人多购，哪些人少购，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可以订出个章程，看一户有多少人口，种多少地，产多少粮，除了交粮、吃的，可以购多少。要有一种章程，不能毫无控制的空评。
章程中央不能统一规定，省、县也不能统一规定，由乡规定。因地制宜，什么事情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要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群众有办法。如果有的地方，经过一般动员，大家都愿意拿出来，就不必民主评议了。如果有的地区，民主评议后，大家没有意见，也就不必订章程。如果一般动员不起来，评议后群众相持不下，议论纷纷，你也嫌多，我也嫌多，就要订出一个章程。
总之，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区各村群众不同的觉悟程度，工作基础好坏及当地粮食多少的情况决定。不要公式主义。原则上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对大多数农民不能强迫，对少数为富不仁的囤积居奇者，他已孤立，大家对他不满，可以带有强制性。这是基本原则。一般说，购粮的对象，主要是中农、富裕中农、富农。为了便于说服中农，使中农舒服些，也可动员贫农购一点。动员卖粮的贫农说：“我粮食不够，但我还卖一斗，我卖一斗，你卖多少呢？”这样，其他的农民就无话可说。如果贫农说粮食不够，可以对他说明年还是要把粮卖回给他的。
要使农民卖粮，除宣传教育外，最主要的是粮食价格要适当。价格高了，国家出不起，低了，农民吃亏，价格政策中央正研究。中央规定几个大体的价格，各地大体已定下来了。要对农民说清楚，现在把粮食卖给国家，粮食统统掌握在国家手里，保证明年粮食不涨价，也保证明年其他物价不涨。因此，粮食统购统销，不仅对贫农有利，而且对中农有利。不要以为统购统销只对工人有利，对农民不利，工人有利，农民也有利，对大多数人连中农、富裕中农都有利。只有对少数囤积居奇的富农不利。不要以为把粮食收来对工人有利，对农民不利，这是替农民打算，不仅替贫农打算，也替中农、富裕中农打算。
第三个办法就是要有东西卖给农民。农民拿钞票没有用，要买东西。现在我们东西不那样多，因此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工作要做好，为了收购粮食，要组织工业品、手工业品大量下乡。农民需要的东西，工人不一定要，凡是农民需要的东西，要大量下乡。东西不够时，宁可某些东西、某些工业品在城市暂时脱销。如果宣传教育好，价格适当，再加上保证工业品的供应，这样收购粮食就比较容易。但要有个依靠，依靠农村中的党员、团员，依靠乡村干部，依靠土改和互相合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依靠贫苦农民，依靠这一系列的人，团结大多数的群众，走群众路线。
中南、浙江各地反映：农民愿意存实，把粮食存在供销社，现在不作价，不拿钱，什么时候要钱，什么时候算账，这个办法可以采用。这就是决议中指出的一次交粮，分期付款，因为农民总不相信。我们说明年粮食不会涨价，只涨一点，就是季节差价，你将粮食放在家里也会损耗，老鼠吃、虫蛀，水分也会减少，这一点季节差价一定要有的，就只涨这一点。但农民不相信，就怕明年粮食涨价吃亏，愿意存实。这样也好，粮食我们拿到了，钱又不要，只要合作社记笔账就行，不是记钱账，记粮食账。这个一次交粮，分期付款的办法有利无害。
计划供应：即在城市、工厂矿山、经济作物区、灾区这些地方有计划的供应。类似日本的配售。今年河南灾荒时也实行配售，叫做计划配粮，解决了问题。这个办法必须与统购同时进行。如果一方面农村中计划收购，一方面城市又自由交易，这样1000亿斤粮食也满足不了。因城市又可流回乡村，永远满足不了。如北京、天津去年一年只销30亿斤，今年两个月就销了7亿斤，粮食到哪里去了呢？有的流下乡去了，一部分是城市里囤积起来了。如果不实行配售，粮食永远供不应求。因此必须计划供应与计划收购同时进行，不仅大、中城市必要，小城市和较大的集镇也必要。如1000人的集镇将来有力量，千人以下的集镇也要搞，因这些地方粮食依靠农村供应，农村粮食给我们拿来了，我们不供应，他哪里去拿粮食？自由买卖是满足不了的，不计划供应，永远供不应求，粮食问题永远是紧张的。计划供应是新的东西，共产党没有搞过，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都未搞过。今年河南也是短时期，灾荒严重时搞了一二个月，以后也不要了。因此共产党对这个新东西要很好研究，要慎重。但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可以学的。这是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办法：严格管理私商，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这就是说消灭粮食的自由市场，不准私商经营，对他们说统购统销没有你的份。但这里是否把全部粮商都取消呢？不是的，大部分可以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中央决议就讲了。
第一种粮食加工厂只准加工订货，你给我碾米，我给你多少手续费，不准收购粮食，不准私自出卖粮食，如果查出你自由买卖，轻者罚款，重者没收，再重者杀头。
第二种粮食零售店，只准卖不准买，只准为我们卖。但是否所有的零售店都包下来呢？不是全部包下来，原则上把大部分维持下来，改为代销店，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其中一部分用不上的，让其转业改行，或者由几家粮店合起来一个零售店，派人监督。这样国营粮食零售店和私商粮食代销店共同担负国家城、镇的配售任务。
第三种小贩，只准卖给国家，不准卖给私商，查出卖给私商，处分小贩，并处分收购者，主要处分收购者，如过去处分小偷一样，主要处分窝家。因为做小贩的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开始时要采取说服教育，如教育不行才处分，窝主多系商人，因此要处分。窝主不买了，小贩无处可卖，只好卖给国家。
第四种卖零食的，如油条店、面店、茶楼、酒馆等，按过去一天平均销售量供应，不够也算了，只准向国家粮店或国家指定的粮店购买，不准私自收购，查出私自收购，要处分。
第五种禁止跨行跨业，如油店、酒店作粮食买卖，干脆不准，有些棺材店也卖粮食，告诉他老老实实卖棺材，不要卖粮食，查出来要处分。
农村小集镇怎样呢？市场设粮食交易所，除农村与农村、农户与农户之间自由交换、有无互通的以外，其余出卖粮食的人必须进交易所，不进交易所就依法论罪。这样就管制住了。但对农村与农村、农户与农户之间互通有无不要干涉，这干涉不了，徒劳无功的，干涉了农民反抗。有的同志怕粮食收购起来都被搬走，不会的，中央规定在中央统一计划下，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征收和收购的粮食并不是要全部拿出来，如中央只要福建两亿斤大米，其余你们自己掌握管理。
因此今后各级党委必须当粮食之家，我们过去只当财政之家，不当粮食之家。今后要当财政之家，也要当粮食之家，不能再当大少爷。过去大少爷没有钱向爸爸要钱，没有吃的向爸爸要吃，今后要自己当爸爸了，有大爸爸、小爸爸，都要当家。财政之家要当，主要当粮食之家。因此各专署、县、区、乡都要心中有数，多少人，多少土地，产量多少，除自给自足外，能够拿出多少，都要心中有数，不能马马虎虎，搞不好要打破头，饿死人的。这是不是会产生地方主义？只顾自己，明明足够，硬说不够，这是不行的。这就不是马列主义，是地方主义，是粮食山头。但如果本来是够的，突然遭遇灾荒，粮食不够了，这完全由中央负责、华东负责、省负责供应。因为中央还有60亿斤的机动粮，完全有把握，所以不要有地方主义，但也不是光听中央调，自己不打算。中财委调多少，就多少，说东就东，说西就西，自己心中无数，结果今年出乱子，首先华东出乱子。现在分工负责，不要再出乱子，要自己心中有数，有把握。福建也要心中有数。总之各级党委、党政干部都要心中有数，都要当家。这就是四个办法。
在农村实行计划收购；在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缺粮区实行计划供应；对粮商进行严格管制；中央统一计划下，中央与地方逐级分工负责。这四条办法是相连的。是否有困难呢？因为这是新的东西，没有搞过，没有经验。但是否有办法？有办法。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比扩军更容易得多，扩军要命，现在只是要粮，难道还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困难吗？不会吧！比1943年太行灾荒时困难吗？比1947年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时倾家荡产支援前线，要出兵，要出大车，要出民夫，要出粮还要困难吗？没有那样困难的，现在好多了。只要我们下决心非办这个问题不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事情一定可以办好。但也不能盲目乐观，这次开这样大的会就是首先要把方针路线弄明确，下定决心，研究一套办法。
第三个问题：关于农村工作
一、农村工作中的基本任务。我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农村工作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农业增产，一个是合作化[7]。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改善农民生活，才能配合国家工业化。因为工业化首先要有饭吃，其次要原料，还有广阔的市场。农业生产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南方；像福建不仅有粮食，还有山材，有地上、水里、山上三方面的出产。但主要的是粮食生产，这是人民生活的主要因素。全国来说，去年产量3200亿斤，今年比去年略多一些，有3300亿斤，明年估计3500亿斤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增产30%，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达到年产5500亿斤到6000亿斤，那时我们的粮食就够了。
照中国人说法，大口小口，一年三担六斗。这是指老秤，现在新秤比过去少，扛个八折，一年一个人要850斤谷子。全国六亿人口，共需5100亿斤，再加上牲口吃粮，还有出口，还有蒸酒、熬糖，达到年产5500亿到6000亿斤粮食以后，中国粮食问题就可以初步满足人民需要了。现在只是勉强够吃，还不能满足。苏联现在平均一人一年1300斤粮，我们要四个五年计划，生产9000亿斤到一万亿斤粮食才有可能。其次，农业增产要增产棉花，当然这在福建不多，但龙岩也有些。再就是增产蔗糖，现在不要太大发展，但要保持。
总而言之，农村工作的任务是要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一切工作围绕着这一环。工作做得好，首先表现在增产，不然好在什么地方呢？农业增产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为工业化服务，农业不增产，天天讲工业化，就是空谈。像福建不是空喊工业化的问题，而是要老老实实把农业生产搞好。这是第一位，搞好了，就是配合国家工业化。
第二个任务是合作化，是跟着农业增产这条任务而来的。用什么办法达到农业增产呢？办法不外两条：一个是扩大耕地面积。东北、西北、内蒙古一带土地很多，全中国还有一半土地未开出来。南方也有些荒地，可耕地，但不多，据说华东还有3%，中南有8%，福建恐怕也有些，像受摧残的老区，另外海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但总之数量不大，是有限的，全省2200万亩土地，增加1%不过20万亩，增加3%，也才60万亩，充其量希望不大。所以主要的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过去800斤的产量，现在要提到1200、1400。主要的增产方向要放在这方面。但现在不管是扩大耕地面积，或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一）必须帮助农民，解决农民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要增产必须要有牲口、肥料、农具，没有这些东西还用手耙？那不可能吧！那么现在农民生产资料足了吗？不足。就是在富庶地区，亦还有5%的贫苦农民。虽然在土改以后，相当的解决了问题，土地有了，基本生产资料有了，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有的生产资料不足，有的劳力不足，这也是生产资料不足，所以困难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增产是空话。
（二）必须帮助农民克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虫灾、风灾、兽灾。还有人的灾害，像疾病、死亡、大肚子、大脖子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怎样增产呢？在福建特别是水利问题，我们的稻田，水利第一，水利问题不解决，再深耕细作也是空的。当然也有的地方水利问题不大，但地瓜县为什么不能种稻子呢？大概是水利问题吧！恐怕如果解决了水利问题，就可以把地瓜县变成水稻县了。当然这些地区还要种地瓜，因为地瓜产量大，种水稻不一定吃得饱。全国方针现在还不强调种细粮，第一先求吃饱，然后再讲吃好。维他命可以不要那样多，吃不饱可是难过。但是这些灾害要完全消灭还不可能，现在的目的是尽量减轻灾害。像福建的台风，再过100年恐怕也不能解决，但事先预防，适当减轻灾害，应当总是可以的！
（三）帮助农民逐步改进农业技术。深耕细作、选种、除虫、稀植，密植、合理施肥等都是。这需要有原来农民的生产经验，再加上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就可以增产。适当密植，太密了不行。株与株间，原则上是七七、八八，七寸见方或八寸见方的方形密植，太密太宽都不行。各地土壤不同施肥也不一样，要研究，帮助农民解决具体问题。
这三大问题谁来解决呢？国家要不要负责？国家要负责，但今天国家的力量还不大；生产资金不足；国家可以放农贷，但数量不多。今年农贷10万亿，真正直接到农民手里的是四万亿，平均一人一万元，才抵过去四毛钱，这不顶事，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技术改进要科学，现在米丘林[8]不多，我们的农学院有些教条，没完全同群众结合，帮助农民不够。克服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大规模地改造大自然，他们社会主义36年了，我们才开始嘛！过去在这方面我们硬是有些冒进，那是空想，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忘记了今年是1953年，如果到了1963年还可以，相差10年时间就不对头。因此，国家不能解决，究竟靠谁呢？靠农民自己解决。
靠农民解决有两种办法，一个是靠农民个人，他有什么办法？只有老办法。牲口、农具、肥料不足，只有借贷，结果出现高利贷。高利贷不是张主席[9]一张布告可以禁止的，明没有暗有，农民受高利贷剥削；另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农产品廉价出售，甚至有些地方，今年相当普遍的卖青田，受商业资本剥削；再没法就受人雇工，出卖劳力。结果，扩大了放高利贷的市场，扩大了商业资本剥削的市场，扩大了剥削劳动力的市场，造成相当部分农民日渐贫困化，最后破产。一年借贷，三年脱不了，这是个体农民最大的弱点。个体农民靠自己的办法就是贫困，而另方面却使少数富农剥削致富。这叫老路，叫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多次暴动，就是因为没脱离个体农民的状况，所以当革命之后，土地租税减轻，债务取消，农民得到一定好处，总有一个时期的稳定，但过了二三十年以后，慢慢贫困的农民多起来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又发展起来了，贫苦的农民破产下去。
大概农民每隔100年暴动一次，从秦朝开始，周期性的暴动，周而复始。现在土改是不是彻底了？少数不彻底，一般说彻底了。但是，有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问题呢？没有。有的贫苦，劳力不足，遇着天灾人祸，生小孩，这些问题都吃不消。所以靠农民自己解决只有使农民走上被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的老路，逃不了，不可避免。因此，走老道路过一时期就要恢复土改前的老样子，结果大多数人贫困，受剥削；大部分土地产量减少，少部分增产，平均产量降低，这可断言。因此，此路不通，不能再走这样的老道路。
那我们采取什么办法领导农民呢？要采取新的办法，即合作化、社会化。经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手工业合作，农民依靠互相合作的力量，依靠集体的力量互相帮助，就可以解决三大困难，发展生产。这就是现在党所提倡的，也是早在延安时代毛主席提出来的。农民第一次组织起来打倒地主，分土地，第二次组织起来，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达到发展生产，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合作化。
组织起来，三大困难就可以同步解决，如牲口，不可能也不需要每户都有，一头牛可耕20亩到30亩地，每户都有30亩土地吗？没有。福建每人平均二亩地，五口之家才十亩，所以采取互助合作的办法，人工换牛工，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就解决了。口粮、肥料也都可以互助解决。兴修水利，防止自然灾害也靠互助。今年旱灾不是靠个人而是靠大家解决的吧！因此，走这条新道路，加上政府的帮助，就可以逐步增产，使大部分人增产，大家富裕，共同发展；走这条道路，农民就不受剥削，靠互助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缩小富农的剥削，缩小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办法，也是农村增产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新道路，有的农民还不熟悉。过去有许多人了解，我不明确，合作化是不是为机械化服务呢？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讲粮食增产采取旧的办法不行了，必须改变耕作方法，用拖拉机个体农民不适合。因此，集体化为机械化服务，认为不机械化，集体化的作用不大。我们到1957年才生产拖拉机，去年还没有，所以认为合作化不要那样忙这观点不对，现在明确起来了。中国机械化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的，像福建绝大部分地方不能机械化，东北、西北、山东、淮河以南一带可以有条件的机械化。山区用拖拉机的就不多，水田如何使用拖拉机也还是问题需要具体研究。
总之，相当大的地方不能机械化。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机械化不能机械，是有条件的，但合作化、集体化是无例外的，可以机械。所以这一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道路，又和总路线刚刚配合。
二，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个是旧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斗争是十分残酷激烈的，虽然不是动刀动枪，但是很激烈。
同志们对农民的本质要认识，农民的本质是什么？农民有两个特点：
1、农民是劳动者，是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因此农民是革命的，我们过去依靠了农民，打倒了敌人，取得了天下。农业、工业是相互依存的，工业化不可脱离农业，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巩固工农联盟，离开了农民谈工业化是空的。因此对农民的私有财产不能像资产阶级一样国有化，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2、农民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不认识这一点，把个体农民当做集体农民一样看待，过多的干涉他们，这样计划，那样计划，要农民种这个，要农民种那个，不顾农民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特点引起农民很烦恼，很反对。福建的情况也许好一点，毛病不大，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也许没有那么厉害；山东就有拔棉苗，要棉花除劣去杂的结果农民起来暴动！
正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靠几亩地为生，所以和资产阶级有相同的地方，打算盘打得厉害，要钱。同志们清楚，农民说大方也大方，说小气也真小气。土改中分果实，分得不公些，就哇哇叫，争得很凶，多分一双筷子也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所以农民与资产阶级有共同点，他也很喜欢四大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雇佣自由、租佃自由，不愿意受干涉，受限制。所以，不懂得这一点，样样统购，要遭到农民反对。去年我们调整商业，说是缓和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如说是缓和与农民的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照顾到农民的特点，到处都是合作社，不用经济的办法，而用行政命令，把什么东西都统得太死了，不适应农民的特点。要适应农民的特点才能改造农民。
正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那么过去的工农联盟，靠什么？基本上是打倒敌人，分配土地。这里，我们和农民的利益是共同的，打倒地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农民正需要这样，利益结合起来了，因此工农联盟巩固了，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还靠分配土地？不行了。列宁说过：我们过去用来争取农民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重新争取农民要用新的口号，新的一系列的办法。土地改革已经成功，农民都已成了小生产者，再用老口号就不行了，要有新的口号。
现在要用什么新的政治资本新的口号来争取农民呢？建筑在什么利益基础之上呢？共同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刚才我已说过，走哪条道路呢？要发展生产走旧道路是不行的，只有合作化的道路，大多数农民富裕的道路，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这就是新的联盟的基础。走旧的道路，让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一些贫困的、破产的农民就会埋怨我们，说虽然土地改革了，还是老样子，共产党还是没有办法，对我们失望；剥削起家的富农对我们就会不怀好意，怕我们共他的产，反对我们。这样工农联盟就会破裂。
这点，同志们在实际工作中总会有体会的，凡是土改后，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得顺利、快些的地方，工农联盟就好一些；凡是互助合作慢，自流的地方，工农联盟就差一些，农民放青苗多的地方，也就是互助合作运动不好的地方，农民对我们也就有意见。新的工农联盟就依靠这个，合作仍一定要搞好。当然，我们还有10%的落后乡，主要是土改还不彻底，封建势力还未完全打垮，在这些地方，基本上不是土改问题。而在土改已给彻底或基本上彻底的地区，就主要是互助合作。工农联盟就只有走这条道路，党的总路线的提出很适时。
但这和农民是有斗争的，农民有满脑子的思想，从他祖宗三代就是这样想的。想发财，想把生活搞得好一点，想把家中弄得富一点。分了地他还想再富裕些。用什么办法？他就看他过去的亲戚朋友的样，他们是怎么发财的，不外是放高利贷，商业投机，做买卖，雇工，再进一步就是出租土地。他也就照这样做，当然现在出租土地的一般还不多。这些事不仅富农做出来的，中农只要有点办法也都这样想。想这把戏，这样做。这就是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所谓自发势力，就是盲目的，他也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但是习惯了总想发点财。列宁说过：习惯的势力是最可怕的。因此需要向农民进行教育，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如果按照农民的习惯，他就会走他的旧道路，我们要他走合作化的道路，开始办合作社农民大都是观望的。你说好，他却要先看看再说，因此这里就有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不仅是对富农的斗争，也是对全体农民的思想斗争。
三、如何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去冬今春各地都有些急躁冒进，贪多贪大、贪高。强迫命令的结果，产生了很多形式主义的合作社，表面互助，实际上一点也不互助。你强迫命令，他敷衍了事，反而妨碍了生产，再加这个计划，那个表格，农民很讨厌。因此中央发出三大文件[10]，要注意从小生产者的特点出发，固定负担等。
现在看起来，中央三大文件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然农村会出乱子，今年灾荒也很难渡得过。三月发出文件，四月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收到很大效果，所以能使几十年来所未有的大灾荒还不减产。
但是不是又有些自流的现象呢？有。这是纠正过左偏向中很自然产生的右的偏向。你搞也好不搞也好；人家搞了，还硬不批准。这就是纠正偏向中另产生的偏向。加上财经贸易系统的毛病，如贸易公司“泻肚子”，财政上条条款款，把地方搞的死死。这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今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商业资本发展，市场繁荣。当然这基本上是农民购买力提高，商人积极性也有提高（主要是过去统得太死，调整商业效果很大）。但城市资本主义发展很大，农村商业投机发展，农民自发趋势通过商业投机与城市商业资本勾结，形成这时期城乡资本主义高涨，大大影响互助合作运动，影响农村社会化。特别是在粮食战线上向我的冲击，这说明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非常尖锐，像天平一样，你低了，他就高。所以我们要高，我们高起来了。这是两种制度、两个阶级的斗争。
现在我们必须趁机反击，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倾向，推进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必须采取的办法：
（一）采取紧急措施，集中解决粮食问题。中央决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是不行的。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在开会讨论总路线、总任务问题，主要是具体讨论这一中心，抓住此点向城乡资本主义反攻。
（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农村社会主义主要是合作化。因此要展开宣传攻势。粮食问题中央不准备登报，但报纸上不宣传不等于口头不宣传，要大张旗鼓地同农民说清楚。过去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要把农民都变成无产阶级，不使他们富裕。我们要讲清楚，不是不要农民富裕，不是要穷困化，我们要农民富裕，但是不赞成少数人富裕。赞成多数人富裕，赞成依靠劳动富裕，而不是靠剥削富裕。怎样使大家富裕呢？合作化。公开批判旧道路，宣传新道路，用实际例子，大大宣传社会主义。这样，80%－90%的农民都会赞成我们，不愿意少数人富裕。
过去我们宣传有毛病，指个体农民是小台湾，走杜鲁门道路，这就把农民吓坏了。小台湾的路是殖民地的道路，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怎么叫小台湾呢？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告诉农民，我们第一步是分地的吧！互助组、合作社是多打粮食的吧！要大张旗鼓宣传粮食问题，告诉农民这是合作化、社会化的一部分。不要再去宣传大锅饭那一套，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就是共同生产、分开消费。过去宣传得不对，你不宣传，坏分子就还是给你宣传那一套共产共妻，扰乱人心。我们的宣传要讲得清楚，讲得好，什么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啦，不要去讲，你讲，农民听不懂还要误会。
（三）把互助合作办好。互助合作要发展，同时必须办好。光吹牛，办不好，人家不相信。昨天张主席去看的郑依姆合作社从去年13户增加到了38户，因为办得好，多打粮食，谁不愿意来呀！这是最实际的宣传。
（四）要把供销合作社办好。生产决定一切，但不进行供销合作化，不进行商业合作，生产也搞不好。因为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首先向商业资本发展。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要使供销合作社把农村买卖第一步做到60%。农村中，国营贸易一般不搞，主要靠供销合作，第一步做到60%，第二步发展到80%，那时我们就天下太平了。
这建设很重要，要大量发展。它与城市消费合作社不同，城市消费合作社一般不要向社外做生意，如果发展太快，把小商小贩挤掉，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会形成大批人失业，政府救济不起，要背包袱。农村不要紧，不要顾虑挤倒农村小贩，我们发展起来怕什么？打败他，他生意不好，不做生意，参加劳动，是正中下怀，这批人可以种田，我们正需要这批人转入劳动建设。但是在宣传时不要用政治喇叭，鼓吹我们明天要消灭资产阶级，要在实际工作中老老实实的去竞争。我们不提倡交易自由，但也不要轻易去取消它，这是不可能的。粮食问题是特殊的，全统起来要把自己害苦了。
（五）把信用合作办好。每个乡不可能都有银行代办所，因此要在每个乡结合互助组、合作社或单独成立信用合作社或信贷互助组。只要办好了，再加上银行的低利贷款，就可以逐步限制农村高利贷，最少也可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六）银行、贸易公司应与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紧密结合，明年我们准备“放青苗”。过去宋朝不是有王安石的青苗法？那不错，他结果被地主打倒了。当然我们不是剥削农民，而是预购农民的生产品，这样可以慢慢把农民小生产同国家计划结合起来，克服盲目性，同时可以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免受商业资本、高利贷的剥削。当然，我们不叫“放青苗”，而叫预购合同。
（七）必须结合整党建党。在新区特别要强调放手发展党，过去新区发展党一般都是太慢、太少。像福建1300万人口，农村人口约1100万人，农村党员才15000名，即1000人中只一个半党员，这是不是太少了。当然开始尚未土改，那时慎重一些是必要的，现在经过这几年剿匪、反霸、减租、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各种运动，你看这是多少运动呀！你说这些运动中就看不出一个党员？控制过严是不利的，一切工作不能靠天上的马克思，要靠地下的马克思。做工作不靠党员还靠马克思在天之灵？因此，我建议新区要放手发展党员。现在再不发展，土改中一些党员对象因没有教育，也会起变化的。有的干部调来调去，哪个是真积极分子也摸不清了，过几年还发展个什么？现在可以放手，而且必须放手。如果说当时可以稳，再稳可就不行了。
迅速放手发展党员，是不是就可以拉伕？也不是的，还是要按照手续办事，慎重是要的，慎重到不发展可就错了。过去缩手缩脚，主要是因为八条。八条对不对？对，完全对。没有八条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第二国际，谁反对，谁就是机会主义。但真正讲起来，他们这些人也还不大很够。同时，那些投机分子谁嘴上也会讲八条。今天我们共产党是在朝的党，他会说“我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还不是说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不服从组织”。哪有那样的傻瓜？所以我说要有四条基础作为根据：1、成份纯洁，主要是雇贫农，起码中农，地主、富农不要，个别地富子弟是另外的问题，亲身剥削的总不该要。我们不是唯成份论，但成份却起很大作用。2、斗争坚决，在各种运动中不妥协，不怕死，不动摇。3、工作积极。当然有些不积极是因为“五多”的关系，那是另外的问题。4、有群众信仰。把这四条联系起来，可以入党，再加上教育，就够上八条了。当然这教育是长期的，是在斗争中教育，以四条为基础，八条为目标，这四条加那八条叫“四八制”。这四条是主要的、实际的，那八条是表现形态。
建党必须结合斗争，结合工作，不能孤立进行。离开运动单纯发展，常会出乱子。几十年来的经验，和平发展是不行的。因此全靠工作队的办法值得研究。训练班中发展的办法可以不可以？也可以。但这只是办法之一，根本还要靠区委、支部。党员发展党，是义务，是天经地义的，不犯法，不要全限于几个组织员。区委干什么？还不是要靠乡支部。这乡还没党员时，区委可以指定这个乡的支部发展那个乡的党员。训练班发展党员也全要经过区委、支部。福建农村现有15000名党员，我的意见，第一步可以发展到5万，第二步发展到10万。福建有25万团员，可提一部分过来，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也可大大发展。只要不搞拉佚，不搞集体入党，就好，就有利无害。对农村支部不要估计过高，不能对农民党员有过高要求。农村工作可说是靠人海战术，一个乡只一个党员很难起作用，一个乡有五个到七个党员那就不同了。
最后，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认识农民的本质，一方面要保护农民利益，一方面又要改造他教育他。保护农民利益应分清什么利益，投机取巧的利益，富农的利益也保护他？当然不。我们只保护农民正当的利益，贫苦农民、劳动农民的利益。这句话不要含糊的提。当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还要照顾到个体农民的利益。
四、农业生产上互助合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合作化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这是农村合作化的主要环节。农村主要搞农业生产，这是今后地、县、区委的主要任务，农村工作的好坏，就看这一工作。省委以很大力量来搞这一工作。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主席说：地方党委做什么？主要搞农业生产。基本一环是互助合作，只有把合作化搞好，农业生产才能发展，才能巩固工农联盟，配合工业化，才能完成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
今冬明春各地要广泛地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福建搞得不错，参加的户数占总农户50%，占了半数的农户，这很好。能不能说够了？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再进一步。这次会议要订出发展计划，今冬明春要发展多少？中央准备明年四月间再召开一次会议，检查互助合作的发展情况。你们现已有50%，能不能发展到60%以上？可研究。今年四月间原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到占总户数60%，现在看来，那计划偏小。你们占50%，其中是否有形式主义？也可能。但一般说来，经过克服急躁冒进之后，有也不多。今冬明春你们可进到60%以上，但这也不是各地一样，还要看具体情况、工作基础。原来办得好的，可多发展一些；原来办不好的，就不要多发展。
总而言之是要发展。心中有个大致控制数，各专区、各县都要有控制数，但是不要平均主义和公式主义，不要到处60%。可发展而不发展叫右倾，不能发展这样多而勉强发展叫“左”倾冒进。辩证法从量变到质变是有分寸的，超过这个分寸就是“左”右倾。同志们不要怕冒进，也不要怕右倾，问题在于脚踏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订出计划，就不会“左”也不会右；不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凭自己脑子里想，这样不是“左”就是右，不错也是凑巧。是否实事求是，是测量干部能力强弱的标准。
其次要及时提高。临时互助组搞好了，条件够了，进一步提高到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办得不错了，条件具备，群众同意，再进一步提高到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也要提高，原来没有公共财产的，办好了，大多可以分的钱多了，可多留一点公积金；如果生产不好，收入少，那就少留一点。要看具体情况，不能平均主义。
中央的指示一般应由低级到高级。没有条件而贪高，贪半社会主义的名称，互助组没搞好就办合作社，赶时髦，图个人光荣，好表现自己，这叫党性不纯，是立场问题。不是从群众生产打算，而是拿农民的生产问题开玩笑。“左”倾经常由此而生。不切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勉强抬高，装高，这也叫不老实。毛主席解释不老实的第一项表现就是装。总是提高要实事求是，可能高的就提高，不可能高的就不要提高，不可能提高而勉强提高是急躁冒进，可以提高硬不提高是右倾。要逐步提高，但不是说今年要提高就所有都提高一级。
第三，有计划、有步骤、有控制地发展合作社。合作社是农村合作化较高的形式，现在叫半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子，只是土地不分红，按劳分红，或是土地分红的比重很少。现在土地还是分红，有的对半分，有的四六分，有的三七分。土地人股这种合作社是在私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土地、耕牛、农具都是私有的，公共财产不多。但为什么私有的又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因为里边还有一部分公共财产。将来公共财产越来越多，到最后土地不分红，农具、牲畜都是公有财产了，那时就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苏联有三种集体农庄，一种是完全机械化，一种是半机械化，一种是以人工为主；苏联也有二三十户的农场，因为有些山区里一村只有二三十户。
合作社现在叫半社会主义，将来只要公共财产慢慢多，最后土地不分红，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这东西，不要去想吃大锅饭。机械化不机械化是另一回事，机械化叫社会主义，半机械化也可以叫社会主义。福建恐怕绝大部分不能机械化，山田肯定不能用拖拉机，小型拖拉机尚待研究。福建省有150个合作社，搞得不错。如后屿乡郑依姆合作社，由13户发展到36户，今冬明春有条件还可发展。如果有条件发展而不批准，自发的就很多，听说现在已有200多个，要我们批准。自发的办好了，不批准没有理由。
毛主席说许多事不要批准的，群众自己会干。你说中国搞共产党，闹土地革命，谁批准的？老天爷批准？不批准还不是干，党领导群众一干就起来了。有条件，群众要干，你不批准，这会不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当然，也有些是假的，群众不要干，干部自己要干，没有群众基础就不能批准。现在你们有150个合作社，如果那200多批准了，加起来共300多，如果办得不错，群众满意，明年可估计到有很大发展。我算了一算，可以发展到500个或500个以上。现在全省只有两个县没有，至少要发展一个到几个。已有的县，考虑在重点区每区办一个，有了一个，放在那里，办好了，到明年冬可能的话一乡办一个。这样计划也就合乎实际情况，不是平均主义的，有的县办一个，有的大部分区都办一个，要看具体情况，不能贪多。
一般运动经过临时互助到常年互助到生产合作。群众运动的规律一般是由低级到高级，不要跳过这个阶段，没经互助就搞合作。特殊例外是有的，什么事都有例外。如福建有没经过互助就搞合作的，但那是复员军人。他们过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回来就搞合作当然可以，不能机械，不能说不许合作只许互助。但是个别的例外，是不是能代表所有呢？不一定，不能就此做出决定，说凡是复员军人都可以不互助就搞合作。因为复员军人本人经过共产主义，而家中还有老婆，有叔伯，不一定都能合作。这例子是个别的，个别不能推到一般，一般的是由低级到高级。又如个别单干户直接参加合作社也可以，当然允许，不一定要他先参加互助组。不能以个别代替一般，也不能用一般限死了个别。如发展党员，地主、资本家一般是不能发展为党员的，但个别特殊的也可以发展，有的现已当了共产党的干部。一般中有特殊，辩证法的规律也是如此，有一般性的矛盾和特殊性的矛盾。
经过常年互助具备一定条件，互助组办好了，组员习惯集体了，同意了，并且有了领导骨干，即可转为合作社。合作社和互助组不同，因为生产关系改变了，土地入股，生产分工，有统一计划，因此要有得力的领导干部才行。临时互助转到常年互助容易，常年互助转到生产合作就比较困难。毛主席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就是因为生产关系尚未改变现在有许多地方，县委委员亲自领导合作社，开始没经验是可以的，但到每区一个社，哪有这样多的县委委员？县委也不一定比农民领导得好，有的县委一走社就垮了。开始办第一个社，派一个县委去领导是必要的，县委也需要从中取得经验，但县委领导是过渡办法，基本是依靠培养当地骨干。今年办的社就应依靠当地干部领导。如山东诸县吕鸿宾社，他为人公道，能干，正派，生产上是个里手，雇工出身，跑过江湖，到东北当过工人，初中文化程度，1948年开始组织互助组时是18户，1951年转为合作社，头一年只3户，3户起来，当年冬季发展到7、8户，第二年发展到17、18户，去冬今春发展到59户，今年春夏之间退了9户，还有50户，所以说办一个社有他的发展过程，也要有领导骨干。
骨干主要是两个条件：一是公道，大公无私，德性好，不贪图小利不自私自利，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党性也是如此；一是有才干，我们同志经常把才干理解错，认为要能说会道，能说会道这仅是才干之一，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表现在实事求是。有的农民不会说不会写，但很实际，懂得调查研究，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会解决问题。我们考查干部不能只看能说会道，不要吹牛皮的才干。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里想到冲口而出，这种才干不好，是表面的。
第四，互助组、合作社的户数是大是小，是多是少？一般原则由小到大，初搞时或办得不好时，户数少一点好。开始办三五户或七八户，办好一点才十几户到二十户，原则上合作社暂时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不要贪大。由单干户转上临时互助组，转上常年互助组，直到合作社，有可能发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如评工、计分、农具合作、人工牛工对比、先耕后耕等等。个体农民没有的问题，一互助，全出来了。遇有新的困难，户数少，容易解决，解决不好，影响生产不大；户数多很难解决，解决不好，影响很大。如山东有个合作社，户数太多，管理不好，搞得很乱，影响生产很大。
一般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不论是互助组也好，合作社也好，总是由小到大，由无到有，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这是不可推翻的发展规律。因之，初办时一般小一点，慢慢扩大，不要一下子贪大。大，好不好？好，将来要大不要小，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有步骤地由小到大。从小搞好，问题发现了，解决了，生产搞好了，再进一步扩大，就好了。有了经验，有了条件，可以扩大，而硬不许扩大这是右倾；没有条件扩大而贪图扩大这是冒进“左”倾。大不算“左”，也不算右。今天一般说还是不要再扩，因为是新东西，一般停留在二三十户即可。但个别的如郑依姆合作社，现在36户能不能算大？不能，如果群众愿意，有经验有条件，将来发展到50户、100户都可以。现在36户可分为三个组生产；吕鸿宾社50户是分为四个生产队，包耕包产，这样有组织，有生产队长指挥就好搞了；发展再大，组织要更严密。
国营农场一般分为场、区、队三级组织，现在的合作社分为社与组、社与队两级就够了。大可以搞，但要有条件：群众拥护，有经验，问题一般都提出来了，并得到解决，有领导骨干（不仅有社长，而且有几个左右手和好的小组长、队长）。打生产仗和指挥部队一样，是要战胜自然的，组织严密很重要；如果一个连队只有连长，班排长都没有，打起仗来像赶鸭子一样，一定打败仗。你们全省有150个社，如果今年办得好，可再扩大，但户数不要扩得太大，个别的可大些，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
第五，互助组、合作社内部的纠纷要正确处理。互助组、合作社经常会发生内部纠纷，我认为基本上是中贫农内部的关系问题，一般正常的现象应是中贫农合作。全国现有四种类型：1、以雇贫为骨干，为领导核心，占优势，并能照顾和团结中农，这是比较健康的；2、以雇贫农为骨干，占优势，但不善于团结中农，天天揩中农的油，越揩中农情绪越低，中农天天想退社，这是不大健康的；3、中农为主，贫农为配角的；4、索性分开组织，兵对兵，将对将，福建有，东北也有。我认为第一种是比较正常、健康的，是正常状态；雇贫农占优势不善于团结中农，合作社就不会长久，因为常揩中农的油，经过一年、二年，第三年你用绳子捆他也不会来了；以中农为领导的，常揩贫农的油，也很难长久；第四种虽然也有办好的，但一般不大正常。兵对兵，因为贫农自己困难比较多，难解决，公家也无力全照顾，照顾太多了，它会孤立。中农对中农的互助合作，以发展生产是好的，但比较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和做买卖、商业投机等。
互助组、合作社内部纠纷，主要是中贫农关系，要善于处理这种关系，做到双方照顾，大家满意。如人工、牛工计价问题，牛工过低中农吃亏，过高贫农吃亏，要顾此又顾彼，不能只顾一方，要兼顾政策。合作社土地劳力分红比例问题，有的对半，有的四六，有的三七，这个也不能死板规定，要看土地多少、好坏，参加社后土地生产情况。一般在入社后经土地投资加工，土地生产率逐年提高，如原来一亩产400斤，入社后升至450、500斤，后来到了六七百斤。这情况主要是靠大家劳动得来的，不是原来底子好。这样，土地分红比例随着土地生产量逐年提高而降低是可以的。反之，如果办得不好，土地生产没有提高，或提高得很少，你也要逐年降低土地分红，必然使得一些土地多劳力少的农民不满，要退社，这就必须照顾。因此土地分红的减少必须根据土地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而定，逐年变化，不能死板。合作社中中贫农关系的主要关键在于土地、劳力分红的比例，搞不好，不是伤害贫农，就是伤害中农，结果散伙，闹个不欢而散。
合作社粮食打得多，分得不多，农民也不来。公共财产多，投资多，生产虽多，人家还是不来，因之投资不能摆阔气，不能向赔本的国营农场学。有的合作社虽然投资不大，增了产，赚了钱，但这一扣、那一扣，办这办那，公积金、公益金、托儿所等等，一扣二扣，扣没有了，这样有利可图，无利可得，农民也不干，因为他拿粮要吃饭的呀！今年春季有的社的冒进现象就是这样，在华北、山东、西南有些社还没得利，又是公积金，又是托儿所、公共食堂，全办起来了。这是知识分子的一套，结果使合作社背上一身债而干部还拼命支持他，要多少款，贷给多少，甚至有的欠债二亿，十年也还不清，背上了个大包袱。
这叫做温室之花，办不好的，公家的钱一还，包垮。有的社把农民的牛、羊、鸡、鸭，大小农具什么也折价归公，这也作价，那也作价，结果合作社背上一身债；归公的牛养不好，病的病，死的死，瘦的瘦，这样的社不垮台没有天理，这也是冒进。
这些现象今年春天纠正了，把牛归还个人养，大农具公家跟你租，小农具自己带来，公有财产慢慢积累，而农民就是最欢迎多打粮食的，这样他就来了。否则，不垮台就不是马列主义。
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了，剩下主要是土地分红和劳力分红问题，这是中贫农关系的基本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影响社的生存。地、县、区委要掌握，究竟分多少？对半、四六或三七，要看各地各社的具体情况，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定出不同办法，求得大家满意，不能靠多数表决。如果贫农占优势，手一举，中农就吃亏，吃亏就要退社，所以要全体满意。当然事事做到人人满意是很难的。一两个人退社也是难免的；但总要民主管理，民主协商，不能干部包办，要像政协一样，经过会外协商，会上全场举手。这不能和土改分田一样，二改是“意外之财”，稍有不公，关系不大，总算分到了；这就不同了，这是自己劳动所得，你将他乱分一起，那他就要骂开了。农民是小私有者你不能以干部水平去估量农民，你认为小，在他却很大。但是否每个社员都照顾得到，照顾得好呢？困难户怎么办呢？像那些鳏寡孤独户，土地不多，劳力没有，就应从公积金中照顾，大家社员同意了，大家帮助他，不要由干部指定。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关键是领导问题。华东还注意训练干部，是好的。在冬季农闲春耕未到以前，对互助组长、合作社长要进行训练。方法上或开训练班或开代表会，总结经验，交流经验，批判缺点，提高一步这就是教育。粮食工作恐怕要依靠他们，也可用开代表会的方法向他们说清道理。
附：在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解答报告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建省委办公厅整理）
这次大会讨论得很好。讨论中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省委同志还要我向同志们解释解释。我想讲这样几个问题：
一、过渡时期社会性质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最多，我想这问题可能将来会有解释。我对这问题，现在也没有把握，听毛主席发言，现在是过渡时期的社会，是过渡时期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阶段是过去了，革命已转入下一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来说，用不着革命，一方面是建设，一方面是改造，无所谓什么革命了。
那么现在的社会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达到。因之，有人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外，可以这样讲。问题是社会天天在变，逐步在改造，社会主义经济成份逐步增长，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逐渐削弱、逐渐减少。所以毛主席称之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照周总理的说法，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这对外讲是好些。我们对这问题不要机械地了解，不在乎那几个宇，体会了精神就好了，不要咬文嚼字。
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份天天在变，现在国营工业占50%，商业方面，国营公司加上合作社，批发和零售总起来也占优势，占60%多。当然各地情况不同，两广私营商业比重占得多，华北、东北我们占绝对优势。国营经济天天增加，私营经济天天减少，农村中也天天在变，互助合作天天增长，个体天天减少。这样天天改造，改造到什么时候基本完成？大概15年，三个五年计划。那时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就基本上改造过来了，留下来的也是小把戏，个别的。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叫做社会主义？我看那就差不多了。第一个七年，我们就赶上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时的工业基础，六七年中基本完成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多两三年，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我看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叫了。现在能不能肯定地说时间呢？不能！还要看我们的工作，还要看斗争，还要看比赛谁跑得快，谁发展得快。
所以，社会天天在变，现在来说，把过渡时期叫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可以，但不能同1949年以前一样的看法，也不是1952年以前的了。1949年解放以来，年年在变，1949年开始土改时，还没有什么国营，经过1950年、1951年，情况大变了，1952年“三反”、“五反”，情况更变了，1953年、1954年、1955年，情况要变得更大。中国社会上五种不同的经济成份，天天在变，所以一般地叫它为过渡时期最适当，为了便利向党外人士的解释，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社会方便些。如果认为15年才算结束新民主主义，那样了解，就太机械了些。
二、对商业资本的改造问题
商业资本一部分要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一部分要排挤掉，在时间上也可能快一些。但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我想要讲清楚。商业有几种：一种叫大批发商，一种叫中批发商，一种叫小批发商，批发商有大、中、小之别；另外有零售商，也有大、中、小之别，如上海先施、永安是大零售商，肩挑、小贩、小铺均为小零售商。原则上对我们危害性最大的是批发商，尤其是大批发商。他们操纵市场、投机取巧、捣乱破坏。零售商对我们危害不大，不能操纵市场，投机倒把的危害性小些，并不是没有一点危害性。因此，中央对商业改造的方针，首先是采取把大批发商挤掉或把它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对的。首先排挤大的，其次才搞中小的。
但大、中、小批发商中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营农村土特产，有利于城乡交流；一种是贩运工业品。这两种首先挤掉后一种，对那些经营土特产的要另外研究，如果我们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目前还不能代替它而把它们挤掉，不是害死自己吗？害死谁？害死农民。害死农民，就是害死工人。因为农民土特产卖不出去，就削弱了我们工业品市场。所以对经营土特产批发商应看情况，如果我们不能代替它，就不应挤掉，如果能代替，就可以排挤。
还有一种是进出口的，如厦门、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一些进出口商人，这类能否同国内市场一律看待呢？不能一律看待。因为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一些货我们买不到，可以利用他们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买到货，因之对进出口商人要小心一些。现在事实上，它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了，我们有一部分做不了的交他们做，叫他们代销，他买来东西售给我们，外汇交给我们。这样就和代购代销一样，所以对进出口商人不是采取盲目排挤政策。
对商业的改造，原则上是首先排挤批发商，尤其是大批发商。有一种我们不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与工厂不同，有一种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如代购代销，这得视情况，不是所有批发商都挤掉，也不是所有批发商都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有一部分是代销代营，有一部分公私合营，有一部分叫他关门，把店员工人接受过来，资本家让其改行政业。看具体情况，怎样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中小批发商原则上挤得慢一步，因为数量太大，只要大批发商抓到，中小批发商的危害性就不大了。但中小批发商也要慢慢改造过来，或挤掉或变成国家资本主义。
至于零售商，其中乡村集镇零售商和城市零售商不同。对乡镇零售商，我们农村供销合作社可以代替它，能代替多少，就挤掉多少，消灭多少。这关系不大，因为挤掉后，他们家在农村，可以改业，可以种田，可以搞副业，可以搞其他劳动。小城市零售商和乡村集镇零售商就不同一些了，实际上等于农村集镇（有的集镇也有一万人）。至于上万人或几万人的城市，那排挤零售商就稳一点，不要排挤那样快。
至于大城市，如福州、厦门等中等城市，零售商数量很大，如福州市就有二万多户零售商，这些人将来要不要消灭掉？排挤掉？要的。慢慢由国营商店和消费合作社来代替。但这些人你把他挤掉了怎么办？挤掉了生活问题、就业问题如何解决？他有一个肚子不能割掉呀！有肠有胃还要吃饭。他要就业，那有什么业可就？我们计算一下，工业发展一年可以吸收多少工人？每个五年计划才能吸收三四百万工人，加上其他才算五六百万人，然而我们中国人口一年增加1000万人，生的多死的少。人口增长超过了工业发展，光靠工业的就业，就很难解决问题。那么，城市小零售商哪里去就业？工业吸收不了（只能吸收一部分），那就是要救济他们，不然成了叫花子，讨饭，流浪街头巷尾，扰乱城市秩序，这样人民政府就要救济了。
同志们！这救济了他们，就救济垮了工业了。去年9、10月间，全国各地城市哇哇叫，惶惶不安。为什么中央于去年11月来一个调整商业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商业社会主义化前进得太快太突出，工业、农业社会主义化前进得慢，结果就是城市大批失业人口要求就业，无业可就就得养起来，谁出钱来养？还是国家。国家的钱还不是那么几个钱，救了他们就搞不了工业，就没有了工业化，这就背上包袱。列宁论到国家资本主义就讲了：有些人想要我们担负城市失业人员救济的包袱，实际上是破坏我们工业化。所以大中城市零售商是逐步的挤，要谨慎。
中央对国营、合作社零售贸易的发展是有控制的，去年是30%左右右，明年稍有发展，零售可占总交易额35%，这样每年逐步发展。为什么要控制？因零售商资本小，最容易受打击，最容易受消灭，消灭掉后无业可就要背上救济的包袱，现在就有些地方把他们放在国营农场里不能工作也得安置他。所以对零售商排挤是要慎重控制。我们是要逐年的发展，让他多活几年有什么害处？对我们危害性大的是大批发商，它可以投机取巧，捣乱市场，零售商对我们危害性不大，它的力量小（也会与我们斗争）。我们要“两利相兼取其重，两害相兼取其轻”，要避重就轻，危害性大的先挤掉。
现在谈到零售商将来是否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小零售商一般不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干什么？要背包袱。要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是一部分大批发商、土产商人。我们不能代替他，他又要捣乱，好，我们就同他公私合营或代购代销，按照我们所规定的数量、价格、规格办事签订合同。粮食零售商可以代销。对零售商，我们国营做不了的，个别的可以代销，一般零售商则不搞代销。批发商也不是都搞国家资本主义，一部分是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另一部分让他改行，这也是有步骤的。毛主席的意见，商业改造需三年、五年，或多一些，看各地情况。东北、华北就不用三年、五年，华北土改时就打掉了很多，商业力量小。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就不同，福建也在南方，但像崇安商业力量不大，就可能快一些，福、厦、漳、泉四市本来商业资本大，是商业城市，这些地方时间就长些，一省之内时间也不一样。大家不要机械了解，三、五年到处一样照搬，这样是叫做一般化、公式化，叫做主观主义，也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
整个私人商业是要消灭的，现在不叫消灭，叫做改造，改造者消灭之别名也，消灭讲出来人家会吓倒，改造讲出来人家莫明其妙。将来大部分私人商业资本让它自生自灭，大部分改行改业，转入生产方面，一部分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先下手的是大批发商（对土产商人要小心），对中、小批发商要慢一步。这在中央财经会议上已经决定了。零售商就要特别小心，搞得不好就背上包袱。
三、农村中的富农问题
农村中富农怎么办？中央尚未提出这个问题。同志们看过联共党史，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30年斯大林就提出消灭富农，从经济上消灭富农制度。中国是否到什么时候也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呢？这个问题中央未提过，毛主席未提过。据我个人的看法——有时毛主席讲话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意思——中国的富农与苏联、东欧的富农不同，首先要把这本质弄清楚，情况弄清楚。不要都按联共党史办事（我们的总路线、方针与苏联是一样，办法不完全相同），不是完全照抄，不是教条主义。同志们在电影里看过，苏联的富农势力很大，土改对富农经济没有动，因为苏联、东欧国家革命前是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富农经济势力大，这同旧中国富农不同。
旧中国富农是半封建的，南方和北方都一样，农村中富农有多少雇工？雇多少？雇一、二个就算大了。中国富农的发财主要是高利贷、商业资本，一部分收租，很少部分雇长工、短工，还有一部分是半地主式富农。这与苏联、东欧国家富农不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富农自己经营农场，雇长工、短工很多，当然也放些高利贷，但资本主义经营力量比中国富农大，这是事实。因此苏联富农土改未动。
我们中国富农正因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高利贷起家为主，商业资本剥削，还有地租，部分雇工。因此对高利贷土改时就“改”掉了，出租部分土改时征收了——征收是好听一些，但也无代价拿出来，拿出来没有事，不拿出来就有文章做。土改时反剥削，算剥削账，华北和这里没有退押，中南、西南退押退得哇哇叫，光湖南一省退押退租退了10亿斤粮食，广东超过了10亿斤，重庆一市资本家兼地主退押、退租退了1000亿元，包括地主富农都搞掉了。旧富农剩下的虽力量比贫、中农大，同苏联比则力量就不算很大了。因此我们国家保存富农经济，还允许其存在发展，但其力量不大。新起家的富农（土改后中农上升为富农，少数是贫农起家上升中农再变富农）是少数的，如果我们不发展互助合作，过三年、五年、八年，新富农发展就很快，农村资本主义就发展了。
现在农村中旧富农受过打击，胆子还小。胆子大的是新富农，土改时他参加，是功臣，他老资格。但如果我们互助合作正常发展，不是让他自流，各方面处理得好，新富农发展就不快，就生长不起来，要生长起来也是少数。问题是看我们社会化、合作化程度如何。合作社搞得好，资本化就慢；合作化搞得慢或不好，资本化就快，这是两条道路的比赛，看谁赛得快、好。这得靠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经过十年、十五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合作化，80%或90%户参加互助合作，剩下10%左右单干户，那富农剥削这10%单干户，能发多少财？剥削分量不大，剥削程度不高，如果信用合作、农贷办得好，高利贷当然就发展不快，放不出去。如果我们贸易公司、合作社明年开始放青苗，哪个农民还向富商放青苗？即使有，也是少数，即使放，也不能赚那么多钱。如果互助合作办得好，自己组织起来搞副业，大部分不出卖劳动力，他要雇工剥削劳动力的数量就不大了。
这样，高利贷富农不能发财，雇佣劳动力富农不能发财，我们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市场控制了60%—80%，富农的商业投机可能会投一下，但不能发财，他的剥削阵地一天天在缩小，他剥削谁？没有剥削对象了。没有。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合作化，农村社会化，这个运动搞得好，搞得不很慢（当然也不能过快，首先是搞得好），团结了多数，解决了大多数农民的贫困问题，大家都富裕起来，没有了剥削对象，这样中国土改后新起富农发展就不大。但是否不能发展？还要发展一些，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新的富农就不大，将来以贫雇农基础为核心，团结中农的互助合作搞得好，过一段时期完全巩固了，团结一致了，觉悟也高了。那时富农的钱没有地方用，牲口多，没处用，土地多雇不到工。那时，好吧！富农你也来参加互助组吧！牲口、土地都带来，这可以不可以？我想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巩固了，他来参加是有利无害的。现在可不可以？现在一般地不要地、富参加。因为自己还没有巩固。难道你说这些人就这样进步？他们嘴巴甜，也会讲漂亮话，说什么“人民政府真好，过去我是死脑筋，现在我觉悟了”。不要相信他们假进步的话，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
前天我到郑依姆合作社去看，他们内部也有几户不满意的。如果再让富农进来，更会挑拨离间，那是自找麻烦。现在我们不要他来，内部先纯洁一点好，等我们制度和领导核心巩固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党员发展好了，那时可分散地、个别地吸收富农，甚至地主。是否所有富农都吸收？要看情况，一般都可以吸收，个别的至死不觉悟的，那不吸收。对富农经济，土改时限制了一下，现在互助合作又限制了，将来吸收它参加互助合作，这样就将富农经济在互助合作化中“化”掉了。何必提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那就多此一举。所以我个人看法，不需要有单独阶段来消灭富农。
当然，在互助合作化中，富农有反革命分子，那反革命就按反革命办罪，不是按富农办罪。因此，中央新提口号中，对工业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它；对商业一部分搞国家资本主义，一部分让它自生自灭，排挤掉。对农村富农没有提出单独口号，还是用合作化来“化”它，不必搞国家资本主义。
同志们，不要教条主义，联共党史可以看，不要按联共党史照抄，要看中国条件和具体情况；也不是全国都按东北的例子，东北快一些。现在吸收地、富参加互助组了，各地要看各地具体情况。
四、土地国有的问题
本来那天想讲一下，因时间长，怕讲得多。现在有同志提问，是否将来土地国有？这是哪里学来的？也是看了联共党史，教条来的。中国是否实行土地国有？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这不是我在这里造谣，我不能乱说。从毛主席一、两次讲话中和我到南、北农村所了解的大体情况看来，中国大体上不实行土地国有。中国农村并不需要土地国有。
所谓土地国有，就是永远给农民使用，只是不给农民出卖、出租、还传给儿子等权利，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所有制。土改法颁布不久，如现在又来颁布土地国有，这就必然引起农民怀疑。他不了解什么叫做国有，以为又把土地收回。这样宣布土地国有，对我们害处多，没有必要，将来土地经过合作化，农民土地私有制就变为合作社土地公有，这是必要的。但要有一个过程，必须是农民自愿的，要经过一个时期。如那天所讲的合作社土地分红将来慢慢做到不分红，那就完全社会主义化了，土地就归公有。这就自然地由农民土地所有制逐步经过农民自愿合作化，经过若干时候，逐步变为农民共有，合作社社员共有土地制。可以用这办法改变土地私有制，不要通过政府法令，以激烈的革命手段取消土地私有变为国有。
我记得毛主席两次讲到中国不需要经过土地国有。虽然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我看大体上可以定下来。现在全国各地对土地买卖、私佃都是局部的个别的限制，地主流氓所分得的土地只准自己种，不准出卖、出租。贫农土改后遇疾病、死亡等情况，需要出卖、出租土地，应该允许，不能禁止。但我们对贫困农民出卖或出租土地应尽量帮助其解决困难，使其不至把土地卖掉。他们是否愿意出卖土地？不会愿意的，土地叫做“子孙饭”，谁也不愿意卖它。所以对贫困农民的困难，应以贷款、互助合作等方法帮助解决，减少其土地出卖或出租，不是限制他。至于某些因贫困到外地作工或外迁，要出卖土地，不能禁止。这就达到土地不出卖或少出卖，不出租或少出租。各地都是这办法，这叫做局部或个别的限制。
我们考虑经过几年后，互助合作搞得稳当、好，参加户数占多数，我们有把握帮助解决一般农民贫困问题。那时是由省（或县）政府公布法令，凡土地买卖要经区乡政府批准，即采取普遍限制的办法。我想也可能，没有坏处。这得看情况，这是第二步。最后一步又经若干年，绝大多数农民参加互助合作，那时有必要国家通过法令禁止土地买卖，这就与国有差不多了。
闽西在1929年、1930年就实行土地国有，土地不准买卖、送人，每年调整一次，叫做“生者再分，死者抽回”，实行了好几年，农民当时赞成这制度。但年年调整，土地不固定，农民有时不肯多下本钱，所以现在不用。当时也没有宣布叫做国有，有只是不许买卖，将来最高也只是法律禁止买卖。什么时候？现在不要去想他，以后再看具体情况，像打扑克牌一样，看人家出什么牌再出什么牌。
同志们，这个问题，只在这会议上讲，只讲到县委书记和县长。你们不要向区乡干部讲，不要向农民讲。如果讲了就麻烦，农民会问什么时候土地国有，一问你们就要解释，这就麻烦了。如果农民自己问起来，你们只说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农民所有权。将来合作化，也是农民自愿的对农民有利的，不是取消所有权。
根据记录稿刊印
注释
[1]1953年5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他说：“我们祖国现在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
[2]1917年2月（俄历，下同），在彼得格勒的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局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推翻沙皇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成立了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从而结束了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随后，俄国各地工人士兵纷纷响应，推翻沙皇地方政权，建立苏维埃。这就是俄国二月革命。同年4月4日，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以后，在布尔什维克党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不支持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要求，给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计划。
[3]1920年年底，俄国国内战争结束。鉴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合恢复和发展苏维埃经济以及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根据列宁的提议，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在土地国有的情况下，允许农民自由支配纳税后剩下的产品；在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允许一定限度的私营经济存在，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贸易自由，大力发展商业，以便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得名。
[4]旧币，当时的100元、1000元、10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分、1角、1元。下同
[5]谭政委，即谭震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兼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6]当时为老秤，一市斤为16两。下同。
[7]1953年7月2日，邓子恢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题目为《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刊登于1953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8]米丘林（1855—1935），苏联著名的园艺学家，他在长达60年的园艺科研实践中，辛勤探索，坚忍不拔，培育出350多个果树新品种，为苏联的林果业作出重大贡献。
[9]张主席，即张鼎丞，当时担任中央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
[10]三大文件是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195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3月16日）、《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195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
来源：《邓子恢自述》,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