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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关於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1954.11.08

自从在“红楼梦”一书中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胡适派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被揭露以来，已经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极大注意；首都文化学术界正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与批判。为此，记者於日前访问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郭沫若院长对文化学术界讨论“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表示异常关切，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郭沫若院长认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不仅仅是对於俞平伯本人，或者对於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郭沫若院长希望文化学术界能够很好地来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他说：“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於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的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於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

他说：“五年来，我们在思想斗争上、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曾作了不少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是存在缺点的。首先是批评和讨论的风气就不够旺盛。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作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相形之下，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常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我批评，彷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是不是真正如此呢？是不是敌对的思想就已经完全肃清了呢？显然不是这样。三年以前进行的‘武训传’的讨论，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那时没有把这一讨论广泛地深入到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去，讨论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应该是继‘武训传’以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又一次暴露。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文化学术界并不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问题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郭沫若院长接着分析了胡适的反动哲学的遗毒对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郭沫若院长接着举出一九五一本报“学术”副刊发表朱东润研究屈原文章的事例来加以说明。他说：“‘学术’副刊曾经先后以六期的篇幅刊载朱东润研究屈原的文章。朱东润研究屈原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是胡适的一套，我曾经在‘学术’上写过文章批评朱东润。但有许多老朋友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反而说我作的‘太过火了’。研究屈原的专家对於朱东润的见解没有反驳，对我的见解也没有支持。我至今都引为诧异。”

他进一步指出：“几年以来，文化学术界由於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大家得到很大好处，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但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虽然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却并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这些人讲起话或者写起文章来，却惯於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和摘引毛主席的话来装饰自己。这些人真正是作到‘全身武装’了，可惜就是思想上没有武装起来；这种人正像京剧‘甘露寺’中的贾化一样，顶盔贯甲、刀剑在身，一旦听到吴国太喝令传贾化，这位‘全身武装’的将军立刻就下跪求饶了。我们现在不是也能够看到许多贾化式的人物吗？”

他说：“为了使得这一次的思想斗争很好的展开，我们一定要首先纠正和批评那种自行缴械的投降主义。绝不能放松这个思想斗争。我们需要团结，但团结也是需要斗争的。同时还要充分的开展自由讨论。一般来说，我们对於批评是不大习惯的，一讨论就会变成吵架，一批评就要骂人；这使大家多少对於批评有些厌恶，避免讨论，害怕批评。这都是要努力来克服的。在自由讨论中，要打破崇拜权威的思想，‘大人物’与‘小人物’要一律平等看待，在真理面前，对任何权威都不应该客气。在讨论中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凡是有共产党员出来讲话的，有人就不加考虑的一概认为是对，这是一种市侩的习气。实际上，服从党的领导并不等於是服从每一位党员个人的意见。党员个人的意见并不是没有错误的，一个人尽管不是党员，只要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出了问题，同样可以出来批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客观的，虚心的，实事求是的，他们热爱真理、反对主观和武断。只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如胡适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断’家。胡适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穿了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按照胡适的‘理论’，人们就可以任意地来‘大胆假设’一些胡说，去挖空心思想‘求证’；故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是用来证实他主观地假设出来的东西而已。马克思主义者和这种唯心论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点，既然自由讨论是为求得真理，因此在讨论时，就应当有批评，也要有反批评；对於即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不应当轻视。在学术讨论上是不能允许‘无原则地少数服从多数’的。要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同时也应当允许少数人坚持自己的主张。正确的主张往往是由少数人开始，而终於把不正确的定案推翻。”

郭沫若院长非常重视由这次“红楼梦”的讨论而揭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即忽视和阻碍新生力量成长的资产阶级的老爷态度。他说：“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在我们文化学术机关中一般对青年都不够重视；不去爱护和培植新生力量，反而对新生力量采取排斥和轻视的态度，这无论对文化学术的发展，或是对整个国家建设事业都是极端有害的。这次写文章批判俞平伯错误思想的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他们的年龄都只有二十多岁，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三十年，当他开始进行研究时，李、蓝两位同志尚未出世，但他们勇敢地而且正确地揭露了俞平伯的错误。这一件事实使我们深深感到，新生力量是多么蓬勃，我们又应当如何努力来爱护和扶植这种新生的力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是极犀利的武器。只要你的思想、立场、方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的，就可以在短时期内接触到所研究的问题的核心，假如不是这样，那就如俞平伯先生一样，尽管研究了三十年，那就只好是‘愈研究愈糊涂’了。”

郭沫若院长最后强调说：“自由的学术讨论是非常必要的。文化学术界应该把这种讨论充分展开，并使之经常化。要在自由讨论中，培养充分的自由讨论的精神，树立起一定的制度，并要加意扶植新生力量。这样才能够肃清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这样才能够使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下断地向前推进。”

（编者按：本文转载时，曾经郭沫若院长略加修改。）

来源：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