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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
刘少奇
1955.10.11

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2]以及根据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决议草案[3]和陈伯达同志的说明[4]，完全同意关于召开党的八次大会的决议草案和邓小平同志的说明[5]。

我觉得各位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都很好，很多同志对农业合作化问题说得很正确，很生动，使人听了十分高兴，给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6]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奋斗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中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尖锐地批判了农村斗争中的右倾思想，并就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规模和步骤作了全般性的规划，从而就可以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有准备有计划地迈开大步，去实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我们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这个革命，就它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比民主革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得多的革命。民主革命是要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曾经是一场长期激烈的武装斗争，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农业、手工业及其他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消灭富农阶级，并消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要永远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所将引起的变化，是社会历史上的根本大变化，这个变化是过去任何革命都不可比拟的。这个革命在我国虽然不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而是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由上而下地领导劳动人民进行斗争的方式，即通过像在宪法序言上所说的“和平道路”去进行的[7]，但它终究是一场激烈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我们正处在这场斗争中间。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早已到来，农村中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但是我们有许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却还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在领导这个革命的斗争中就表现了信心不高，决心不够，劲头不足。另有一些同志则在斗争中表现了不可容许的犹豫和动摇，甚至被群众运动吓昏了头脑，从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在目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表现得特别明显的。这在目前的革命运动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坚决地彻底地纠正这种错误，如果不正确地系统地规定当前斗争的方针和具体办法，那我们党就不能坚定地一往直前地领导群众把这个革命推向前进，那我们党就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脱离群众，那就要使当前群众的革命运动失去党的正确领导而引起混乱。正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这种紧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他的其他指示，恰好是及时地、全面而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所作的又一次大贡献。

我想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应该从这一次事件中再得一次深刻的教训。今年春季，在我国的农村中发生了谣言的大风潮，首先是说“粮食不够吃”，“饿死人”，“耕畜大批死亡或饿倒不起来”，“农民不积肥，生产情绪消极”，总而言之，是粮食统购统销“糟得很”。后来又说“农业合作社办多了”，“大量农民是被强迫人社的”，“农村紧张主要是合作化冒进了”，“很多合作社岌岌不可终日，无法维持，与其勉强维持，不如解散的好”，总而言之，合作社也是“糟得很”。当着这些叫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我们首先判断关于粮食问题的叫喊是不真实的或者绝大部分是不真实的，而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有些怀疑，但是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发现了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至指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但是有些同志却坚持说这种叫喊“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坚决要求中央采纳他们的方针，中央否决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这股谣风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的。现在展开在大家面前的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情况却完全同这种谣风相反，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社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同志们！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同是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完全相反的两种说法呢？而且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还表现在我们一些忠实的同志之间呢？

早在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就完全正确而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所谓“糟得很”和“好得很”的问题。[8]当时是在民主革命中，当着农民革命运动形成了伟大的高潮，起来要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的时候，地主阶级和反动派为了反革命的目的就制造一种谣风，搜集农民运动中的一部分缺点加以夸大，到处奔走相告，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当着这种谣风从一切有农民运动的地方袭来，在城市中在革命队伍内充满了这种谣风的时候，我们党内有许多人以陈独秀为代表就接受了这种谣风的影响，也以为当时的农民运动真的“糟得很”，也是抱着“无穷的忧虑”，并且跟着叫喊“农民运动过火了”。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考察之后，却勇敢地无限热情地写出报告说，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毛泽东同志尖锐地驳斥了关于当时农民运动的反革命的谣风，但是陈独秀等人却仍然坚持说这种谣风“是有事实根据的”，坚决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否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结果是把当时的革命高潮引导到失败的地步，使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取得了胜利。从此，我们党就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增强了我们党对于反革命谣风和机会主义错误的识别能力和抵抗能力。以后在历次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阶级和反动派虽然照例都要制造这种谣风，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没有经验的同志也在一定的时候接受这种谣风的影响，但到底再也没有动摇我们党的领导方针，我们党一直把民主革命领导到了彻底的胜利。

现在地主阶级已被打倒，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农业合作化正以不可抵御的形势向前开展，在这个时候，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农业合作化的目的就制造一种谣风，搜集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部分缺点加以夸大，到处奔走相告，说粮食统购统销“糟得很”，农业合作社也“糟得很”。不幸得很，这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农业合作化的谣风却又一次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他们也以为合作社真的“糟得很”，抱着“无穷的忧虑”，并也跟在这股谣风后面叫喊“合作化运动冒进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而是在英明的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所以我们党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加以正确的分析，揭露事实的真相，迅速地把这股谣风打回去，并把受这股谣风影响的同志挽救过来。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所有的同志必须深深地记取这一次的教训。在革命进入紧要关头时期的这种动摇，在以前是不能允许的，在以后也是不能允许的。

在民主革命中，在农民问题上有这样的谣风，党内有这样的动摇，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农民问题上为什么也有这样的谣风，党内也有这样的动摇呢？

大家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除了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个问题以外，就是农民土地革命问题。农民的土地革命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牵涉的人们最多。震动的范围最大，影响最深。因此，赞成民主革命或者反对民主革命，是以对待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态度来划分界线的。在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展的时候，有许多反对革命的人并不急□急于表示反对革命，另有许多人则还表示赞成民主革命，但到了农民运动发展起来的时候，就不仅原来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反革命分子都必然要来集中地反对农民土地革命，而且包括那些从前表示赞成民主革命但不坚定的人，也有的退缩了，有的公然起来反对革命了。这就是当时反对农民土地革命大谣风的来源。当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由于他们对农民革命的精神准备不够。缺少同工农革命群众的联系，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分析这种谣风，所以他们在这种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表现了不可容许的动摇。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党总路线的主体，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大工业，才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改造我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但是农业合作化这个问题，在实际上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当前阶级斗争中决定谁战胜谁的基本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比起上地革命问题，牵涉的人们更多，震动的范围更大，影响更深。因此，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目前主要的也是以对待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态度来划分界线的。一切口头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在实际上是否能够为社会主义而坚决奋斗，都必须在农业合作化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并在这个运动中接受考验。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人民政权的手中，广大群众拥护着我们的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并不一定直接表示反对社会主义，甚至也不直接表示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但他们却时常借口农民问题来同我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说，或许你们共产党旁的什么都行，会打仗，会搞土地改革，会管理政权，会稳定物价，甚至也会搞工业，但是你们面对着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基层干部没有能力，可能要犯错误。他们希望我们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新问题上，即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陷于失败。因此，当着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说服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大批大批地加入合作社的时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派别和资本主义分子都必然要来集中地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就是最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反对农业合作化那股谣风的来源之一。但是我们有些同志，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不够，没有用心倾听在农民中占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的意见，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分析这种谣风，所以他们在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紧要关头，表现了不可容许的动摇，而且有些同志虽然在农民土地革命的时候是并不动摇的。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新的农民问题上，也动摇起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从这里应当得到一种严重的教训：共产党员要善于分别社会上各种人的意见，在听到各种叫声的时候，要注意各种叫声的来源，要注意是什么人在叫，是代表什么人在叫。如果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叫。有余粮的人叫，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叫，我们听到这种叫声，就要小心，不但不应当跟着叫，并且要在研究之后加以揭发，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最近在粮食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作的揭发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吸取这一次的教训，那就更要增强我们抵抗各种谣风和错误意见的力量，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动摇。

这次争论在表面上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快慢问题，但实际上是关于方针性的问题。现在方针性的问题既已解决，速度问题也就解决了。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全国最大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将是今后两三年之内的事。当然，运动是不平衡的，高潮在各个地方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些地方一个高潮过了，也可能出现一段间歇，再来一个高潮。群众可能走得很快。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报告[9]中所提出的速度。这真是一件极为可喜的大事。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解决城市资产阶级的问题还不是怎样困难的事。而最严重的问题则是教育农民。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后三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就是说，把我国五亿农民基本上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在解决教育农民这个最严重的问题上大进一步，这真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我国农业合作化一般是分作这样三个步骤来进行的，第一步普遍组织农业劳动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普遍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提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在教育和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来说，这三个步骤中的第二个步骤是带有决定性的。因此，如果能够在今后三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那就决定性地把我国农民基本上引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上了社会主义这只船，就有可能在几年之后使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提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并且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在若干年之内再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技术改革，从而完成教育农民改造我国农业这个最严重的历史任务。

为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伟大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口号，这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各级党委根据群众的各种条件，并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定出分批分期发展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有关事项的全面规划，又在运动中加强党的领导，才有可能既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错误。又防止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

有几位同志说到在新解放区一样能够大量地发展合作社，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现在新解放区的工作，大体上可以赶上老解放区的工作，在许多主要工作部署上现在已经没有特别的必要来区分新老解放区的不同了。虽然在工作部署上经常注意各种地区的不平衡性还是必要的。在老区发展合作化运动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但新区也有它的有利条件，正如有的同志说过的。新区离土地改革完成的时间较短，贫农较多，由贫农和下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比较少，新富农也比较少，因而合作化的发展可以较少地遇到土地改革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抵抗力。我们在老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由于平分土地的结果，原来的富农经济被消灭了，一九五〇年以后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也削弱了富农经济，这对于发展合作化运动是有利的。现在看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就有计划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是有利的，拖的时间过长并不利。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

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给农村党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对于许多工作，我们必须及时研究，及时转变，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但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它所牵涉的不只是农村工作，而且要牵涉到许多经济部门和其他的工作部门。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要同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以及随着合作化的高潮而必然到来的生产高潮互相配合起来，争取工作上的主动。

应该了解，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是一个伟大的变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又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各个部门的工作同志，在这些伟大变革面前都必须考虑改进自己的工作，都应该想一想：自己的领导工作是否赶不上需要，是否落在群众的后面，是否也有右倾的思想。在实际上，我们有许多工作部门都存在着需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改造的工作问题。例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手工运输业、小商小贩等等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城市中的住宅和蔬菜副食品的经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财政税收、金融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工作如何按照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并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加以调整和改造的问题，在国营企业中如何贯彻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如此等等。总之，每个部门都应该着手研究并提出自己工作的全面规划，以免使自己的领导落在群众的后面。有同志说，我们的任务很多，是否领导得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第一，我们说的全面规划，当然要依照问题的主要和次要，作先后的安排，而不是不加分别地什么都挤在一起；第二，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组织在近几年来已经有很大的加强，各部门能够领导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第三，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已经或者可能大批地产生出来，我们的工作有了依靠。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应该说：领导得了。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应该走在群众的前面，不应该落在群众的后面，应该加快工作的速度，而不是“慢慢来”，一切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应该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得到启发，而不应该把这看成同自己的工作无关。我们相信，在农业合作化有了全面规划之后，各部门的工作都作好自己的全面规划，将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七届六中全会，指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这个会议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月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该发言稿上批示：“请即印发给大会各同志。”

[2]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所作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

[3]指《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正式通过，于同年十月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4]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5]指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见本书《对邓小平关于召开“八大”的决议草案说明稿的批评》(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注释[2]。

[6]总路线，指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毛泽东将过渡时期总路线概括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个学习和宣传提纲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并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出。

[7]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说：“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8]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15－16页。

[9]这里指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一九五五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档案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