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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宪在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关于本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草稿）（节录）
浙江省委常委 吴宪
1955.12.10

[吴宪：1954年4月至1956年底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今年10月的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曾经通过检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研究怎样正确地处理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但这次会议，在下面几个问题的分析上，存在着片面性的毛病：

第一，对目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不全面、不具体、不实际。我们分析了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的形势，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三反、五反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经过这次激烈的斗争，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目前的形势是国家已经能够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阶级已经越来越孤立，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节节抵抗，但是节节败退，其阶级内部也越来越分化，而且是越来越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分化。由于资产阶级已经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就不得不向工人阶级屈服，不得不走上我们党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

我们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的分析不全面，我们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经没有民主革命时期的那种革命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这些分析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目前仍有积极性的一面，必须充分利用它的积极性，一直到这个阶级消灭，这一面，没有特别加以强调。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刻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处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没有深刻认识中国民族资产是软弱的，它革命是软弱的，反革命也是软弱的；同时，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官僚资产阶级早已被我们消灭，现在留下来的只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所谓中、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时，不能忽略它的积极性一面和充分利用它的积极性的重大意义。

第二，我们批判对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妥协，被资本家所腐蚀，放松和放弃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领导，以及不依靠工人群众等右的偏向，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三反五反斗争之后，在党内发生最多对工作危害较大的是那种以“左”的形式出现而实质上是右的偏向。我们没有将这种偏向与明显的右的偏向区别开来，没有着重地反对这种以“左”的形式出现而实质上是右的偏向，而笼统地把右的偏向当作目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中一个主要的偏向来反对，这是不对的。几年来，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处理资产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上，浙江党是贯彻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和历次指示的。但是，党内有过右的和“左”的偏向。右的偏向表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做无原则的妥协，没有同资产阶级划清界线，被资本家所腐蚀。但这种偏向主要是在三反五反斗争以前。在三反五反斗争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主要的偏向，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而实质上是右的偏向。主要表现在：不少同志对于经过三反五反斗争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全面，他们对资产阶级除了消极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缺乏认识，他们对于党采取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缺乏信心，不少同志就企图用“挤垮”的简单方法去代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所以在工业和商业方面，本省都曾经发生过只顾国营和合作社的发展和前进，不愿意统筹安排公私商业的偏向。1954年7月中央要求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零售阵地上原地踏步，我们不但未能原地踏步，反而前进了很多。这种偏向直到今年春才纠正。但这种“挤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尚未彻底澄清。有些同志在贯彻执行党的赎买政策安排资产阶级分子和分配企业盈余方面，是不够认真不够严肃的，目前仍有1千多个批发商没有得到安排。不少同志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是积极的，但是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少同志因为怕失去立场，就怕同资本家接触，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既不向资本家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不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一般的对资本家是批评多，鼓励少；个别同志对资本家只有批判，没有鼓励，以为这样才显得自己的立场坚定。上述的“宁左毋右”或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放任自流的倾向，在表面上看是“左”的，在实质上却是右的，是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上存在着悲观主义。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偏向。

另一方面，有些同志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取得教训。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阶级界线不清。个别同志请资本家参加支部会，甚至委托资本家传达党的决议，丧失党的立场。某些同志对不法资本家破坏改造和违法的行为，丧失了警惕性，处理不及时，不严肃，缺乏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有些同志因为怕资本家叫嚣，怕资本家有意见，发生了无原则的迁就和放任的现象，个别地区，将私营企业中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资本家去掌握，放弃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领导。同时，对于依靠工人群众的监督也注意不够。这些严重的缺点，都是对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不利的，必须加以纠正，但这种偏向不是目前的主要偏向，把它当作主要偏向来反对是不对的。

必须明确，在三反五反斗争以后，在党内发生最多对工作危害较大的是那种用“左”的形式出现而实质上是右的偏向。不把这种偏向当作主要的偏向来反对，就不能很好克服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现象，就不能克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悲观主义；另一方面，就可能助长那种以“左”的形式出现而实质上是右的偏向的继续发展。结果，就不能使全党伺志正确地了解党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方法，就不能更好地动员全党以生气勃勃的主动的积极的态度去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第三，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片面性的分析，由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特点认识不足，因此，我们忽视了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问题上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几年来各地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已经收到很大的成效。通过教育，使资本家认识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势所必至”，而且是“理有固然”。现在全省参加经常性学习组织的工商业者有9876人，经过学习，使得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进一步地分化，进步分子增加，落后分子减少。例如，根据温州市在参加学习的280个资本家中政治分化情况的调查：参加学习前，进步分子占20％，中间分子占45.7％，落后分子占34.8％，经过学习，进步分子占37.5％，中间分子占47.9％，落后分子占14.6％。所以，我们浙江的情况，证实了采取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充分有效的。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加以总结采取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的经验也没有加以强调。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缺乏高度的自觉性。因为我们没有很好接触实际，分析全面情况，就不能很好的辨别事物的主流方面和非主流方面。因此，领导也就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很恰当地在什么时候强调什么问题，批判什么问题。会议的这些缺点，由于得到中央的指示而及时纠正。但是，我们必须从这里吸取教训，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和领导水平。

这次会议，在肯定几年来改造工作的成绩很大的基础上，批判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抓得不紧的现象，要求认真地加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领导，要求明确阶级斗争、党的领导和依靠工人群众等三个根本的观点，这些都是正确的。会议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暴露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大家都接触了思想，经过这一次的争论，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去学习和领会中央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