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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在浙江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杜润生
1955.04.08

[这里节录的是杜润生报告的第二部分。]

（一）浙江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是有很大成绩的，成绩是必须看到的，必须保护的，必须发展的。但是要保护发展成绩，就必须注意克服缺点，在任何地方，这一条都是同样要紧的。

（二）现在到了生产季节，一切工作都要为着生产的需要，脱离了生产就脱离了群众，脱离现实。以前我们解决生产问题，一般的采取依靠互助合作阵地，帮助单干农民克服困难，完成春耕播种，而特别着重于技术和经济方面。今年这些方面仍然需要，但今年有一个新的因素，如果解决不好，生产就不好进行。这个因素就是农村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是，这几年发展社会主义，农民作为一个私有者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这种紧张是不可避免的，估计会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应尽量采取缓和的态度，不能任其自流。二是由于我们执行社会主义政策时的过急倾向和主观主义所引起的，这种紧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对这种紧张必须采取极其坚决的态度，最快地解决，拖延是不利的。

我们执行社会主义政策有哪些问题呢？中央指出全国范围内有两个因素：①统购统销：统购粮食超过界限，增加和中农的紧张，统销工作没有做好，粮食供应不合理，造成和贫农的紧张。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确定购粮全国不超过900亿，这就是政策界限，超过了就是人为的引起紧张；第二，确定统销数字，把这个数字给乡，发动群众力量，让群众讨论。②合作化：有些地方发展太快，政策混乱，它的影响比粮食问题更为深刻、广泛，因为粮食问题涉及的是做买卖问题，而合作化涉及的是所有制问题，是农民的财产问题。为此中央提出将步子放慢，当前要停止发展，转入巩固，端正政策，社数人数合理减少。

浙江是不是紧张？一说突出的紧张，理由是合作化由6%发展到20%几，粮食担子也比较重，再加其他因素如统购补课、超额增产，土改扫尾、清算富农等，有触犯中农生产积极性的情形；二说是一般的紧张；三说基本上不算紧张，是某些地方紧张，某些地方不紧张。对这三种情况，请大家好好摸一摸，如果有紧张我的意见估计得严重一点比估计得轻微好。因为估计轻了，会产生麻痹思想。

紧张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一个工农关系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党的根本政策问题。工农联盟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为前提，这是总纲，要牢固地记住。反过来讲，发展社会主义又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前提，中央一再提出，工农联盟是不可动摇的政策，如果工农关系紧张，社会主义就搞不好，因为我们国家80%是农民。工农关系紧张表现出来的农民不满，生产消极，不愿扩大生产了。卖牲口，杀猪，这是农民对我们的严重警告。我们在警告面前麻木，就会引起更大的问题。社会的紧张一定反映到内部来，上层埋怨下层，下层埋怨上层，互相埋怨。

（三）目前的问题是要抓春耕生产，而更重要的是抓政策，把可以避免的紧张缓和下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积极性增加一分，生产也会增加一分。

抓什么政策？要抓统销政策。把粮食数字和群众见面，实行合理供应。但要注意过去没有抓现在必须抓的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合作。就是要把合作社巩固起来，把它办好。假定有的合作社发展较快，政策上很乱，这怎么抓呢？浙江的合作社多不多？有的说多了，有的说不多。我想多不多有一个标准，就是现在敢不敢宣传自愿政策，如果敢宣传就不多，如果不敢宣传就一定多了。多是什么意思呢？①超越领导的能力；②超越群众的觉悟；@超越社会主义思想的控制，结果良莠不齐，有的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或者均产主义。除了数字过多还有一个内部经济政策问题，土地报酬、渔林入社的报酬等，如果事先缺乏准备，就很难贯彻。如果有这个问题，首先思想上应该肯定，我们过去发展合作社是有成绩的。第一，准备虽然不足，但有准备；第二，领导经验虽不足，但从1951年就试办了；第三，贯彻阶级政策有问题，但有一定成绩，在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提高了群众觉悟。共产党不仅承认成绩，而且承认缺点。承认了缺点就主动了，有办法巩固成绩了。浙江合作化的问题也许多了点，快了点，有些乱。

（四）假定是多了点，假定是有些混乱，怎么办？现在有三条办法：

第一，一哄而退。这个办法显然是不好的，它否认成绩，看不到前途，容易脱离愿意合作化的积极分子和贫农，所以不行。

第二，尽量维持，尽量巩固。这个办法好处是：1）可以多维持几个合作社；2）没有什么大冒险，内部没有纠纷。坏处是将来有大批合作社减产，造成紧张。尽量维持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以成为一条道路的，缺点就是平均使用本来就不多的力量，旧的生产秩序改变了，新的秩序长期不上轨道，使该巩固的不能巩固，将来不能发展，把好社都变成坏社，会大减产的。如果赞成这条道路，第一，要集中力量，至少三社一人；第二，要有钱，不大量投资就大量贷款；第三，要做极其艰苦的工作，向社员说清楚，请他们留一留，然后再决定。

第三，全力巩固，坚持收缩。集中力量去巩固，有多少算多少，一定办好，一定增产。对可办可不办的如果它愿意自动转组，就让它转组；如它不愿意自动转组，就有计划地在一定限度内维持一部分（数量不要太多）；其他的愿意解散就解散，愿意转组就转组。同时减少一部分不自愿留社的社员，减少到“办好”的限度。这个办法好处是：1）能集中力量，真正把能够办好的巩固下来，把过去的成绩确实保存下来；2）稳定社会生产，恢复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政策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以后好办事；3）为下一篇文章作准备，使下一步运动能健康发展，不致长期搞夹生饭，长期作善后工作。坏处是：1）很难掌握界限，说不定一部分可合作可不合作的不合作了，可办可不办的不办了； 2）有一些积极分子不好下台。

但是，现在不能没有方针，没有方针就叫自流，自流的道路是最危险的道路。假定我们选择后一条方针——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它的困难有几条我们要有所准备。

1．干部（包括积极分子）的思想问题，主要是舍不得，其实是不好回头。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承担责任，首先中央农村工作部有责任，邓部长反复要我讲清楚。发展快了，我们规定的60万个社多了些，改造落后乡的要求急了些，对情况估计高了些，超额增产劲儿大了些，逐级都要承担应负之责。乡干部也要对群众说：“合作社是好的，强迫命令是错的，我强迫命令错了，你参加合作社是好的，如果你不愿意可以退出去，愿留咱好好办社。”第二，“已经搞起来了，怎么退呢？退乱了还不是将错就错”。现在搞掉的是虚假成绩，而不是真实成绩，我们一定要保护真实成绩，但如果维持虚假成绩就不能维持真实成绩，退即是为了巩固成绩，是胜利的退却，不是失败的退却，是为了发展合作化，是为了使运动更加健康。第三，“积极分子怎么办？贫农怎么办？”积极分子的作用就是联系群众，要让他们回过头来，不要继续骑在虎背上，要和群众恢复联系，他过去会领导群众前进，进得太快脱离了群众，要退到和群众靠近的地方，那他还是积极分子，如果有的社只剩下贫农一定要办社，我们应当帮助，但不能以强迫中农为条件。第四，“事情难办”。是难办。难就难在巩固和转组，抓哪一头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把自愿互利政策和群众见面，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第五，内部容易不团结，引起一些纠纷。解决这个问题，要划清是非界限：发展合作社是对的，不自愿不互利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对的，缺乏准备工作是不对的；正常的必要的收缩是对的，一哄而退是不对的；宣传农民有退社自由是对的，强追农民退社或造成退社光荣是错误的；步子迈大了退一步是对的，本来正好，闻风而退是不对的。考虑这些问题时要权衡利弊，“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

2．关于群众方面：积极分子与我们没有矛盾，不自愿的群众与我们有矛盾，现在“宣布”自愿，矛盾就统一起来了。对退社的农民不要限制他，而要亲切地帮助他。另外，贫、中农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把政策与群众见面后，中农说几句讽刺话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时候，互利的政策不能动摇，要说服贫农和积极分子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让一点，将来就会大有好处，照顾中农不能使贫农吃亏。要善于和双方商量，贫农有困难要另想扶助办法，如另给贷款等。办事情要合情合理。

群众已办的社春季生产合作了，转成组会有许多争议，办法只有一条，即和群众商量。

（五）假定我们采取第三条方针，假定全省从5万多个社减少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巩固工作是极其艰苦的，必须花最大的力气。因为从小农经济变成公共经济是一个深刻的革命，斯大林说过，小农经济时代每个农民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自己当自己的家，现在成了公共经济，就要依靠领导。如果我们不负责任，让他自流，就有显著的减产危险，就会影响以后合作化的发展，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缩小。有了合作社，这是工作的起点，并不是工作的终点，现在真正的工作才开始，因此今年就需要有重要的措施，全省要抽调一批干部，把这些社管起来，而且要采取做一段总结一段的办法，因为新事太多，非如此不可。搞合作社最主要的问题是培养骨干，今后办合作社必须先准备好骨干，骨干要靠从日常工作中挑选和培养，不要只靠短期培训。

（六）最后，不论解决什么问题，第一把生产搞好，一切从生产的需要出发，一切从生产增长的利益出发，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特别注意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搞好。为了搞好生产，就要把当前的紧张情况缓和下来。第二，要认真的巩固成绩，严肃的纠正缺点，要肯定工作一定是有成绩的，并不是一切都错了，要肯定成绩，发扬成绩，保护成绩，也要严肃的纠正缺点。第三，要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争取以后运动健康的发展。为下一篇文章准备材料，不仅从当前出发，还要从今后出发。第四，全党团结一致，是非界线划清楚，正误界线划清楚，利害界线划清楚，划清楚这些界线，我们就能做到远见卓识，实事求是，既勇敢又慎重了。

（原载《浙江合作化史料》1986年6月第4期，文字上有删节）